瘦死的駱駝沒馬大：一戰前夜軍備廢弛的沙皇俄國

[美]巴巴拉·塔奇曼著張岱云等譯

2018-10-18 14:17

俄國巨人像具有魔力似的迷惑著歐洲。在軍事計劃的棋盤上面，俄國以其地大人多而被視為龐然大物。盡管它在對日一戰中丟臉出丑，但是只要想起俄國“壓路機”，法國和英國就感到心寬膽壯；而德國人因害怕在他們背后的斯拉夫人而提心吊膽，寢食難安。

瘦死的駱駝

雖然俄國陸軍積弊甚多，聲名狼藉；雖然把拿破侖趕出莫斯科的是俄國的嚴冬而不是俄國的陸軍；雖然在克里米亞之戰中，俄國陸軍曾在自家土地上吃了法、英兩國的敗仗；雖然土耳其在1877年的普列文防御戰（Siege of Plevna）中已經挫敗俄軍，只是后來因為眾寡懸殊而告失利；雖然日本已在滿洲打敗了俄軍；但是俄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仍然流傳一時。哥薩克騎兵沖鋒，殺聲震天，兇悍殘忍，在歐洲已深入人心，所以報刊的藝術家們在1914年8月能夠置身俄國戰線千里之外而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工細筆刻畫出這樣的畫面。人們對俄國軍隊已形成一個概念，那就是哥薩克加上不虞耗盡的數以百萬計的身強力壯、馴服聽命、視死如歸的莊稼漢（mujiks）。俄國陸軍為數之大，令人咋舌：平時兵力為142.3萬人；一經動員征召，便可再增加311.5萬人；此外還有一支200萬人的地方軍和可以征召入伍的后備力量；因此可供使用的兵員總額達650萬人。

在人們的腦海中，俄國軍隊是個龐然大物，開始時不免臃腫遲鈍，但是一旦充分動員起來投入行動，它一浪接一浪永無窮盡的人海波濤，不論傷亡多大，都會不屈不撓，前仆后繼，滾滾向前。自從對日作戰以來，軍隊里便開始進行整頓，肅清其顢頇無能、營私舞弊的現象，并且據信業已取得成效。法國政界，“對俄國日益強大的實力，驚人的資源、潛力和財富，具有非同尋常的印象”。愛德華·格雷爵士于1914年4月前往巴黎和俄國人談判海軍協定時，便注意到這一點并抱有同感。他對普恩加萊（Poincaré）總統說：“俄國的資源非常富足，就是我們不去支援俄國，時間一長，德國人也要山窮水盡的。”

在法國人看來，第十七號計劃能否勝利，向萊茵河進軍能否所向披靡，將是他們民族存亡所系的大事，也是歐洲史上的關鍵時刻之一。為了保證他們能突破德軍中路，他們的既定目標是要俄國人牽制住一部分同他們對壘的德軍。問題在于要使俄國人在德、法兩國各自在西線發動攻勢的同時，在德軍后方發動攻勢，也就是說，盡可能在接近動員第十五天行動。法國人跟別人一樣深知要俄國在十五天之內完成動員和集結部隊，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要求它于動員第十五天以手頭已有的力量開始作戰。他們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叫德國人從一開頭就得兩面作戰，以削弱他們所面臨的德軍優勢兵力。

1911年，當時身任陸軍部參謀長的迪巴伊將軍奉派前往俄國，去給俄國的總參謀部灌輸必須奪取主動的作戰思想。在一場歐洲大戰中，一半的俄國軍隊得集中用于對付奧地利，而用于對德作戰的部隊，在動員第十五天也只有半數可以準備就緒，盡管如此，圣彼得堡在精神上卻是雄心勃勃、躍躍欲試。俄國人正因他們的軍隊蒙垢而急于重振軍威，同時對計劃的全部細節又抱著一種船到橋頭自會直的態度，所以便同意跟法國人同時發動攻勢，這自然是大膽有余而細心不足。迪巴伊得到了俄國人的承諾，一俟俄國的前線部隊進入陣地，不等全軍集結完畢，就在動員第十六天發動進攻，越過東普魯士的邊界。“我們應該對準德國的心臟打擊，”沙皇在雙方簽字的協議上聲言，“我們兩國的共同目標必須是柏林。”

要求俄國盡早發動攻勢的協議經過兩國總參謀部之間一年一度的會談而愈形牢固加強，這種總參謀部之間的會談正是法俄同盟的一個特色。1912年，俄國總參謀長日林斯基（Jilinsky）來到巴黎； 1913年，霞飛將軍前往俄國。到這時，俄國人已經完全受制于沖動的魔力。自從兵敗滿洲以來，他們確也需要一雪出師敗績的恥辱，因軍力孱弱而自慚形穢的心情當然也需要謀求振作之道。格朗邁松上校的演講集譯成了俄文，備受歡迎。俄國總參謀部因為領受了光華熠熠的“殊死進攻”的理論而神采飛揚，所以其諾言也就一再加碼。1912年，日林斯基將軍承諾將用于德國前線的80萬人在動員第十五天全部送達，而不顧俄國的鐵路與此項任務顯然不相適應。1913年，他又把進攻的日子提前兩天，不顧俄國兵工廠的炮彈生產能力不到估計需求量的三分之二，而步槍子彈生產能力還不到一半。

盟國并不因俄國軍事上的弱點而牽腸掛肚，雖然英國派到日本軍中的軍事觀察員伊恩·漢密爾頓（Ian Hamilton）早在滿洲時就曾對這些弱點寫過不留情面的報告。這些弱點表現為：情報工作很差，部隊不知隱蔽，不知保密，也不講求行動的敏捷，缺少斗志和主動性，缺少良好的將才。每周為《泰晤士報》撰文評論日俄戰局的雷平頓上校，由于他在評論中所形成的看法，把他的專欄文章匯編成書獻給了日本天皇。盡管如此，英法兩國的總參謀部卻仍然認為，它們需要關心的只是促使俄羅斯巨人行動起來，而無須考慮他如何發揮作用。但這談何容易。在動員期間平均每一個俄國兵的輸送里程是700英里，為德國兵的4倍，而當時俄國每平方公里的鐵路只及德國的十分之一。作為防范入侵的國防措施，俄國的鐵路軌距有心造得比德國為寬，法國人提供巨額貸款資助增建的鐵路又未告成，所以要俄國人達到同樣的動員速度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俄國人答應派往德國前線的80萬人在動員第十五天只有半數能進入陣地向東普魯士猛撲過去，不論其軍事組織如何之糟，預計都會對戰局造成極大的影響。

派出大軍在敵國境內打一場現代戰爭，乃是一種充滿危險而又萬分復雜的行動，需要作一番嘔心瀝血的精心組織，在鐵路軌距寬窄互異的不利條件下，尤其如此。但在俄國陸軍的特點中，井井有條、一絲不茍，并不顯著。

由于耆齡老將過多，軍官團形成了頭重腳輕的局面，他們最鍛煉腦力的工作是斗紙牌。不顧體力條件而讓他們忝居現役軍職，為的是要保全他們在宮廷里的恩寵和權勢。軍官的任命和擢升，主要依仗有社會地位或是有錢的靠山。他們當中固然不乏英勇干練的軍人，但是那個制度卻不利于把最優秀的人才推上最高層。他們對于戶外運動的“怠惰和不感興趣”使得一位英國武官為之愕然。他訪問過阿富汗邊境附近的一處俄國邊防軍的駐地，使他大惑不解的是那里居然連“一個網球場也沒有”。經過日俄戰爭以后的大清洗，大批將校不是呈請辭職便是被迫離職，清洗的目的是為了拂除凝聚在上層的陳年積垢。一年之間，因為不稱職而退役的將官達341人，這個數目接近法國陸軍的將官總額，而作同樣處理的上校也有400人。盡管在俸金和晉升方面有所改進，但1913年軍官缺員仍達3000名之多。日俄戰爭以后，雖然在清除陸軍中的積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無奈俄國的政體還是那個政體。

“這是個愚不可及的政體，”其最精明能干的捍衛者，1903年至1906年間出任首相的維特（Witte）伯爵便是這樣稱呼它的，“它是集怯懦、盲目、狡詐、愚蠢于一體的大雜燴。”這個政體的統治者是個高高在上的君主，他在施政用人上只存一個念頭，即把他的父皇傳給他的專制皇權妥加維護，勿使缺損。此人一無才智，精力也不充沛，又未受過負此重任的訓練，他依靠的是一批朝貴幸臣，他心血來潮，執拗成性，還有那輕率浮躁的專制君主的奇思異想。他的父皇亞歷山大三世別出心裁地故意讓這個兒子在三十歲以前得不到一點親政治民的教育，不幸的是老皇未能算準他自身的陽壽，死的那年尼古拉才二十六歲。新沙皇如今四十六歲了，這段時間里他什么東西也沒有學到手，他給人的那種冷靜沉著的印象，究其實不過是麻木不仁的表現—頭腦過于淺薄，思維毫無深度。報告俄國艦隊在對馬（Tsushima）海峽全軍覆沒的急電送到他的手中，他看過后便往口袋里一塞，繼續打他的網球。1913年11月，首相科科夫佐夫（Kokovtsov）訪問柏林歸來，前來覲見報告德國的備戰情況，尼古拉跟往常一樣全神貫注，目不轉睛，“直視我的兩眼”。首相報告完畢，相對無語好久，“他才如夢方醒，神情嚴肅地說了句，‘愿神的旨意能完成！’”。科科夫佐夫終于曉得，其實他是聽得不耐煩了。

這個政體賴以支撐的底部乃是一支遍布國內的秘密警察，京城的各部局，外省的大小衙門，他們都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弄得連維特伯爵也不得不把他自己寫回憶錄所需的筆記和記錄逐年寄存在法國一家銀行的保管庫里，以策萬全。還有一位首相斯托雷平（Stolypin）在1911年遇刺身死，后來查出，兇犯竟是秘密警察，他們故意下此毒手，制造事端，好嫁禍于革命派。

在沙皇與秘密警察之間，充當這個政權的支柱的是一大批文官（Tchinovniki），他們是一個出身于貴族世家的官僚與官員的階級，實際上行使政府職權的便是這批人。他們無須向憲政機構負責，只有沙皇的獨斷獨行可以撤換他們，宮廷里鉤心斗角成風，皇后又猜忌多疑，沙皇聽從讒言，也就動輒罷官削職。大局如此，英彥俊碩都難以久安于位，有一個托詞“體弱多病”而辭官不就的人引起了他的同僚喟然興嘆，“在這年頭，人人都體弱多病”。

民怨接近沸點，終尼古拉二世一朝的俄羅斯，國無寧日：災禍頻仍，屠戮不絕，出師屢敗，民不聊生而相繼舉義，終致釀成1905年的革命。維特伯爵當時曾向沙皇進諫，若不俯順民心，畀予憲法，就須厲行軍事專政，以恢復秩序。沙皇迫不得已而忍氣吞聲，采納了前者，這純粹是因為擔任圣彼得堡軍區司令的先皇的堂兄弟尼古拉大公拒不承擔軍事專政的責任的緣故。大公這一次坐失機宜，從此便永遠得不到那些極端保守的皇權主義分子的寬宥，同樣得不到那些波羅的海地區的具有德國血統和傾心德國的王公大人，那些黑色百人團—“右翼無政府主義分子”—以及作為專制政權頑固堡壘中堅的其他反動集團的寬宥。他們覺得，曾經一度結成三皇同盟的三個帝制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比起西歐的民主國家來，德國更其是俄國的當然盟國。許多德國人也是這樣想的，就是德皇本人有時也是這樣想的。俄國的反動派別把國內的自由派看成他們的頭號敵人，他們寧要德皇而不要杜馬，這種態度跟日后的法國右派如出一轍，他們寧要希特勒而不要萊昂·布盧姆（Léon Blum）。只是由于戰前二十年間德國自身咄咄逼人的氣焰愈演愈烈，這才促使沙皇俄國一反初衷去跟共和政體的法蘭西結盟。到了最后關頭，德國的威脅甚至還把它跟英國結成一伙，但就是這個英國，使俄國對君士坦丁堡可望而不可即已達一個世紀之久。當今沙皇的一位皇叔—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Vladimir Alexandrovich）大公曾于1898年說過這樣的話：“我希望活到能聽見英國臨終時的咽氣聲。我每天向上帝熱切禱告祈求的就是這個！”

弗拉基米爾一流人物主宰了這個完全保留著尼祿遺風的宮廷，朝廷命婦都從一個無知的拉斯普京主持的午后降神會（séances）的刺激中恣意作樂。但是俄羅斯也自有其一批杜馬中的民主派和自由派；自有其虛無主義者巴枯寧（Bakunin）；自有其皈依無政府主義的克魯泡特金（Kropotkin）王子；自有其“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關于這個階層，沙皇曾經說過，“我最討厭這個詞！我但愿下一道詔令，讓科學院把這個詞從俄語詞典里刪掉”；俄羅斯也自有其一批列文，為自己的靈魂，為社會主義，并且也為俄羅斯的土地，內心備受煎熬，此恨綿綿無盡期；自有其一批絕望的萬尼亞舅舅；自有其獨特氣質，促使一位英國外交官得出結論，認為“在俄羅斯，人人都有點兒瘋瘋癲癲”的，就是這氣質，一種叫做“斯拉夫魅力”（le charme slav）的氣質，半是無所用心，半是無所事事，一種19世紀末的頹廢氣氛（fin de siècle），這種氣氛有如一片薄霧籠罩著涅瓦河畔的那座城市，世人只知它是圣彼得堡，而不知它是“櫻桃園”。

弄臣當道

就備戰的情況而言，只消舉出一個人來便可以代表這個政權的全貌了，此人乃是陸軍大臣蘇霍姆利諾夫將軍。他是一個年逾六旬的矮胖子，詭計多端，游手好閑，尋歡作樂，他的同僚、外交大臣薩佐諾夫（Sazonov）對他有個評語：“要他干工作固然很不容易，可是要他說句老實話那就簡直難如上青天。”1877年對土耳其的一仗中，蘇霍姆利諾夫是一員驍勇的年輕騎兵軍官，榮獲圣喬治十字勛章，所以他深信不疑，那次戰役中學到的軍事知識都是永恒真理。

他曾以陸軍大臣的身份出席一次參謀學院教官的集會，會上居然有人對諸如火力要素對馬刀、長矛、刺刀沖鋒的不利影響之類的“新花樣”有興趣，他對此斥責了一通。他毫不在意地說道，他聽不得“現代戰爭”這個詞兒。“過去的戰爭是這樣，現在的戰爭也還是這樣……這種種玩意兒都不過是邪門歪道的新花樣。拿我本人來說，二十五年來我就沒有看過一本軍事手冊。”1913年，他把參謀學院的五名教官撤職，為的是他們都堅持宣揚什么“射擊的組織與實施”的異端邪說。

蘇霍姆利諾夫的智慧，因其輕浮而顯得狡黠機靈，也就失去了他的混沌純樸的本色。他身材不高，細皮白肉，生就一張貓兒臉，蓄著一把整齊雪白的胡須，全身媚態十足，近乎奸詐，他既要存心巴結沙皇那樣的人物，這些人也就無不入其彀中。在旁人眼中，例如在法國大使帕萊奧洛格（Paléologue）眼中，他的形象“使人一見便會產生不可信任的感覺”。內閣大臣的任免，全憑沙皇的一時興致，蘇霍姆利諾夫之所以能得寵而不衰，靠的是一套諂媚迎合和曲意承歡的功夫，說點兒湊趣討好的故事，來幾下滑稽逗趣的動作，小心不去議論正經大事或不快意的話題，再加上小心侍候那位當時的“御友”拉斯普京。因此緣故，事實表明，什么營私舞弊和尸位素餐的罪名，什么鬧得滿城風雨的離婚丑聞，甚至連轟動一時的間諜丑聞，也都對他的地位毫無影響，他仍好官我自為之。

1906年，蘇霍姆利諾夫迷上了一個外省省長的二十三歲夫人。他千方百計栽贓誣陷，策劃離婚，甩掉那個丈夫，娶了這個絕色尤物做他的第四任夫人。他生來是個懶坯，從此以后便越來越把公事推給下屬去辦，用那位法國大使的話來說，“把他自己的全部精力專門用來跟一位比他年輕三十二歲的夫人盡享魚水之歡”。蘇霍姆利諾夫夫人喜歡向巴黎定購時裝，出入豪華的酒樓飯館，舉行盛大的筵宴舞會。為了滿足她揮霍浪費之需，蘇霍姆利諾夫及早施展了虛報開支之術而財運亨通。他按每天24俄里騎馬視察的費用向家報銷旅費，實際上他的出巡都是乘坐火車。他的貪污所得，數字已屬不小，加上他對股票市場的行情又能得到幕后消息而增辟了一個財源，六年之間他在銀行里存入了702737盧布，而他這六年的俸金一共是270000盧布。他的生財之道還包括他的左右親信給他的孝敬，只要他簽發幾張軍事通行證，送幾張參觀演習的請柬，或者其他形式的材料，那些人便會借給他款予以報答他的盛情。其中有一個奧地利人，名叫阿爾特席勒（Altschiller），蘇霍姆利諾夫夫人離婚所需的證據便是此人供給的，他以摯友的身份出入陸軍大臣的府邸和辦公室，在這兩處地方，文件都是四下亂攤的。1914年1月，此人離境之后，真相暴露，他原來是奧地利派來俄國的間諜頭子。還有一個更為聲名狼藉的米亞索耶捷夫（Myasoedev）上校，盛傳他是蘇霍姆利諾夫夫人的情夫，此人不過是邊境上一個鐵路警務處長，居然擁有五枚德國勛章，并蒙德皇邀往離邊界不遠的羅明滕森林（Rominten）皇帝行獵別館赴宴。毫不足奇，米亞索耶捷夫有從事間諜活動的嫌疑。他在1912年被捕受審，但是由于蘇霍姆利諾夫親自干預而宣布無罪并得官復原職，直至戰爭開始后一年。1915年，由于他的庇護人終于因俄國的屢戰屢敗而被罷官，他又再次被捕定罪，以間諜罪被處絞刑。

蘇霍姆利諾夫在1914年以后的運道頗不平常。他先前之所以能夠與米亞索耶捷夫上校同時幸免被起訴判刑，純系沙皇和皇后的庇護；最后，到了1917年8月，沙皇業已遜位，臨時政府淪于土崩瓦解的境地，他也墮入法網。在當時千瘡百孔、一片混亂的局面下，他的案子名義上雖是叛國罪，而審訊的內容卻大都是舊政權的種種罪惡。檢察官概述案由，把這種種罪惡歸納成為一條：俄國老百姓被迫作戰，既無槍炮又無彈藥，對政府完全喪失信心，這種絕望心情散布蔓延，無異瘟疫，“后果極為嚴重”。經過一個月轟動一時的聽證，他貪贓舞弊、荒淫縱欲的具體情節都真相大白，蘇霍姆利諾夫的叛國罪是洗刷掉了，但是他“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罪無可逭。

他被判處終身苦役，只過了幾個月就被布爾什維克黨人釋放，隨即前往柏林定居，直至1926年病故。1924年他在柏林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并題字獻給德國的廢帝。他在序言里聲稱，俄國和德國這兩大君主政體由于在戰爭中互為仇敵而同歸于盡，只有兩國言歸于好才能使兩國的君主復位親政。這個見解使那個流亡在外的霍亨索倫皇室的廢帝感觸至深，他便寫了一個題獻，把他自己的回憶錄回敬給蘇霍姆利諾夫，顯然是由于受到勸阻，這個題獻在公開出版的本子上并未刊用。

從1908年到1914年擔任俄國陸軍大臣的便是這么一個人物。他代表了反動派別的意見，并得到反動派別的擁護，對德備戰工作該是陸軍部的主要任務，但在他主持下并不是那么一心一意搞的。日俄戰爭的奇恥大辱之后開始的陸軍改革運動，已經取得進展，他卻立即把它草草收場。總參謀部本來已被授予獨立建制，以開展現代軍事科學研究，可是1908年以后又重新隸屬于陸軍大臣的管轄，而且只有大臣一人能覲見沙皇。總參謀部被削去了自主的權力，從此便得不到一個能有作為的領導人，甚至也沒有一個第二流角色能有始有終地領導下去。1914年以前的六年間，一共換了六個總參謀長，影響所及，作戰計劃也就休想是系統周密的了。

蘇霍姆利諾夫雖說把工作全部推諉給屬下去辦，卻容不得別人有什么主張。死抱住那一套陳腐過時的理論，忘不掉年代久遠的戰功榮譽，他一口咬定俄國過去的失敗，只是由于司令官的錯誤，而不是由于訓練、準備和供應各方面的不足。他頑固不化，堅信刺刀勝過子彈，所以根本不肯花費氣力去興建工廠，增產炮彈、步槍和子彈。沒有一個國家在軍需品上是準備充分的，這是各國軍事批評家們毫無例外地事后得出的結論。如英國的缺少炮彈后來竟成了一樁有損國家聲譽的丑聞；法國從重炮直到軍靴的不足，在戰爭開始前就已是丑聞。但是，在俄國，蘇霍姆利諾夫甚至連政府專供生產軍火的撥款也沒有用完。俄國在開戰時每門大炮只攤到850發炮彈，對比起來，西方國家每門大炮則有2000到3000發炮彈的儲備，而蘇霍姆利諾夫本人也曾在1912年同意過一個折中辦法，給每門大炮儲備1500發炮彈。俄國的一個步兵師有7 個野戰炮連，德國的步兵師卻有14個。整個俄國陸軍有60個重炮連，而德國陸軍則有381個。戰爭主要取決于雙方火力的較量，而蘇霍姆利諾夫對于這類告誡則一概嗤之以鼻。

皇族宗室里唯一的“男子漢”

他厭惡“射擊的組織與實施”，但他更為反感的，就是那位比他年輕八歲，又是代表軍隊中革新傾向的尼古拉大公了。大公身長1米98，體態挺秀，相貌英俊，山羊胡子，穿的一雙靴子高及馬的下腹，算得上是風度翩翩，儀表堂堂。對日戰爭以后，他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主席，負責改組陸軍。該委員會的宗旨和布爾戰爭之后的伊舍委員會一樣，不過跟它的英國樣板有不同之處，它問世不久便落入了官老爺們的手中，淪于死氣沉沉的境地。反動派別對這位大公又恨又怕，恨的是他插手了那篇憲政宣言，怕的是他深得人心，所以到1908年便把國防委員會撤銷了事。他是一個職業軍官，在日俄戰爭中曾任騎兵總監，全軍現職軍官，他幾乎無不熟識，因為他身為圣彼得堡軍區司令，他們奉命履新時都例須向他報到，他便成了軍中最受欽佩的人。他之受欽佩，主要倒不是出于他的特殊勛績，而是由于他的身材、儀表和風度，是這些喚起了士兵的信仰和敬畏，是這些在他的袍澤中贏得了傾心敬慕，但也引起了嫉妒憎恨。

他對待部下，不假辭色，甚至粗暴，不論軍官小兵，他都是這樣，宮廷圈子外面的人都把他看作皇族宗室里唯一的“男子漢”。從未見過他的農家出身的士兵，都津津樂道關于他的傳聞軼事，把他說得神乎其神，成了一個專與“德國幫”和朝廷里的壞人壞事作斗爭的神圣俄羅斯的捍衛者。這種輿情，此響彼應，但絲毫無補于他在宮廷內的人緣，尤其是在皇后面前，她本來就因為他鄙視拉斯普京而恨透了“那個尼古拉”。“我對他絕不信任，”她寫給沙皇的信中說，“我看穿了他根本不是聰明人，他連侍奉上帝的人都要反對，可見他做的事情得不到上天的保佑，他出的主意也好不了。”她還無休無止地數說他搞陰謀詭計，要迫使沙皇遜位，并且憑借他在軍隊方面的深得人心，由他自己登上皇位。

沙皇對他心懷疑懼，使他在對日作戰期間未能成為總司令，因此也成全了他事后沒有遭受譴責。今后再有戰爭，勢必非要讓他出馬不可，戰前制訂的計劃中就已內定由他出任對德作戰的前線司令，沙皇本人預期將親自擔任總司令，而由一位總參謀長指揮作戰。大公曾經數次前往法國參觀演習，并且深受福煦的影響，他也跟福煦一樣懷有必勝信念；他還受到盛宴款待，究其原因，除了人所共知的他的仇德情緒之外，同樣也是由于他的雍容豪邁的風度，使人一見就有此人是俄國威力的象征之感。法國人都津津樂道大公的隨從科茨布（Kotzebue）伯爵的一番議論，這位伯爵說過，他的首長認為，只有把德國徹底粉碎，并把它重新分割為一個個小邦國，讓它們各有一個小朝廷去快快活活過日子，才能使全世界有希望在和平中生活。大公的夫人阿納斯塔西婭（Anastasia），和嫁給大公的弟弟彼得的她的妹妹米莉姹（Militza），對法國的熱忱也是毫不遜色。她們兩位同是黑山國王尼基塔（Nikita）的公主，她們對法國的愛慕是和她們天生的對奧地利的仇恨成正比例的。1914年7月下旬，在一次皇室的野餐會上，帕萊奧洛格稱之為“黑山的夜鶯”的這兩位大公夫人，過來與帕萊奧洛格聚在一起，絮叨起這場危機。“戰爭要打起來了……奧地利要輸個精光……你們將收復阿爾薩斯―洛林……我們兩國的軍隊要在柏林會師。”姊妹倆一個給大使看了一只鑲寶石的小匣，里面盛的是洛林的泥土，另一個告訴大使她在自己的花園里種上了洛林的大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