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日軍偷襲之后，太平洋戰爭爆發。在這期間，美國陸軍為了對外戰爭的需要，在哈佛、斯坦福、芝加哥等25所知名大學都開辦有“陸軍特別訓練班”課程，英文為Army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簡稱ASTP）。但是美國政府立即發現，國務院及軍方中真正懂漢語和中國問題的專家實在太少，一些高校中的年青美國漢學家，如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康乃爾大學的畢乃德、芝加哥大學的柯睿格等人， 還要集中到華盛頓為軍方收集、分析情報。于是，當時的許多中國留美學者開始在陸軍特訓班中承擔重要角色。比如，趙元任主持哈佛大學的特訓班工作，鄧嗣禹主持芝加哥大學特訓班工作，另外一些中外知名學者與漢學家，如胡適、費孝通、金岳霖等人，也參加了授課；周一良與夫人鄧懿、楊聯陞等人參加了助教工作。隨著這些學者傳記、回憶錄和日記的公開與出版，為我們還原了許多相關的歷史信息。

一

當時，美國在大學開設“陸軍特別訓練班”課程，其目的是要訓練將要被派到諸如中國、日本等地區任職的指揮軍官，教他們學習各國的語言，同時學習各國的歷史、地理與社會情形。此外，美國政府在哥倫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設立海軍語言學校，在弗吉尼亞的夏洛特設立陸軍語言學校等。培訓的時間由6個星期至17個月不等。

太平洋戰爭前，美國許多大學的漢語教學內容，主要是為了培養漢學家而開設的古代漢語，注重古代漢語的閱讀和語法分析，忽視其在生活中的應用。很顯然，如果采用戰爭前各大學的漢語教學方法，將無法滿足戰爭需要。為此，那些承擔教學任務的中國學家們不得不改進漢語教學方法，他們嘗試對學員強化語言訓練，在教學中注重現代漢語的聽力與口語表達。接受過訓練的美國學生，就能被派到所學語言的區域去開展工作。

哈佛大學受美國陸軍委托，1943年開始舉辦中文、日文培訓班，趙元任先生當時負責主持中文訓練班的工作，主要助教是周一良的夫人鄧懿，正在讀博士學位的楊聯陞由于表現突出，而受到趙的特別賞識，在中文部二十余位助教中，特別為他申請了一個講師的職位。后來，楊聯陞還曾協助趙元任編寫過一本《國語入門》的通俗讀物。

關于楊聯陞在ASTP授課的經歷，1944年3月14日楊聯陞致胡適的信中說：“哈佛的海外政治學院遠東組在風雨飄搖之后，裁剩下了一百四十人（舊五十，新九十）。還夠忙一陣的。壞學生差不多都走了，以后大概可以教得快一點兒。”1946年4月，北大明確胡適出任校長之后，他曾很想和鄧嗣禹一同回北大任教。1946年4月5日，楊聯陞在寫給胡適的信中列出了自己的簡歷：1943—1944年曾任哈佛大學海外政治學校任講師，教課5學期。后來他還去了聯合國做過一陣子翻譯，然后哈佛又聘他回去任教，楊聯陞遂留在哈佛教中國史。自1948年起，他長期擔任《哈佛亞洲學報》中國部分的實際負責人和聯絡人，并長年撰寫書評。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回憶錄《畢竟是書生》一書中，也提到了他在哈佛陸軍特別訓練班的這段經歷。他說在1944年畢業前夕，因參加哈佛的

ASTP工作，推遲了論文的寫作。因為哈佛當時的日本學專家賴世和進入軍隊工作，負責ASTP日文班的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便將在哈佛自己培養的弟子周一良，留校擔任日文班的助教。賴世和是一位廣受日本人敬重的學者，后來曾出任美國駐日本大使（1961—1966年）。

1943年10月中旬，應邀來哈佛講演的外聘中國學者是費孝通。邀請費孝通來演講的人是哈佛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二

當年，美國有一項稱為“國際教育和文化交流計劃”的援助項目，它始于1940年，最初只是針對拉美國家。珍珠港事件爆發后，美國加強了對中國抗戰的援助，首次在西半球之外增添了對華關系項目，邀請中國在教育、農業、工程、社會學等諸多領域的學術精英去美國進行學術交流。從1943年到1947年，中國共有26位有名望的知識分子，分四批應邀訪美。第一批的人員中，除了費孝通，還有金岳霖、蔡翹、劉乃誠、張其昀和蕭作梁等6人。

1942年11月，美國駐華大使高思代表美國國務院，在通知中國教育部的同時，正式向中國六所大學校長發出邀請函，請求他們各推薦一名教授赴美講學。1943年1月底，這6位人選最后確定：西南聯合大學哲學教授金岳霖，中央大學生理學教授蔡翹，武漢大學政治學教授劉乃誠， 浙江大學歷史地理學教授張其昀，云南大學社會學教授費孝通，四川大學政治學教授蕭作梁。這幾位都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除了張其昀、蕭作梁外，其他4位都在國外受過教育，英語流利。其中金岳霖和蔡翹都曾長期留學美國，金于1920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蔡于1925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劉乃誠和費孝通則是倫敦大學校友，分別于1930年和1938年獲得博士學位。在這6個人當中，年紀最輕的是費孝通，時年32歲。

1943年6月—1944年7月期間，費孝通在美國做了為期一年的學術訪問。當時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任職于美國國務院文化關系司，負責費孝通的北美旅行。費正清作為高思大使的特別助理，也曾為推進此項目的實施做了大量工作。他在《費正清中國回憶錄》中記載道：“到1943年底，美國國務院文化關系司邀請6位教授前往美國，在我的督促下，哈佛燕京學社為6位教授每人贊助1000美元，其他8位教授每人500美元，共計1 萬美元。美國學術團體委員會也按同一方針組織了類似的援助活動。”

1943年6月，鄧嗣禹(右）在芝加哥大學接待第一批到美考察的著名學者費孝通（左）、金岳霖（中）

費孝通的主要留駐單位是哥倫比亞大學，他在哥大見到了社會史家魏特夫和人類學家林頓（Ralph Linton）。林頓讓自己的一位研究生幫助費孝通完成一部英文書稿。帕森斯當時實際負責哈佛SOA（海外管理學院，School for Overseas Administration）的事務，利用這個機會，邀請了費孝通和魏特夫去演講。

在這個學院的秋季課程表上列出了兩次費孝通和帕森斯一起上的課：10月11日費孝通和帕森斯一起上“中國的鄉村社會”；10月18日費孝通和帕森斯一起上“中國的鎮”。費孝通在哈佛期間，也和社會學系的教授們有所接觸，只有帕森斯對他比較熱情，其他人均比較傲慢和冷淡，這使得費孝通對哈佛社會學系感到十分失望。他在哈佛還接觸了遠東系、商學院的一些教授，但他在1943年10月21日寫給費慰梅信中抱怨說，哈佛漢學家們比較空虛和迷失于過去，而只有商學院的瑪約（Elton Mayo）和懷特黑德（T. North Whitehead）對他的研究很感興趣。他在遠東系接觸的漢學家應是魏魯南，魏不關心當代中國，甚至不通現代漢語。當時在哈佛求學的楊聯陞、周一良等人似乎和費沒有接觸，楊在給胡適的信里沒有提到費的來訪。

在接受漢語培訓的數千名美軍士兵中，日后最為學界所知的是明史專家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他的中文名字取自《論語》中的“克己復禮”。牟復禮在他2010年出版的英文回憶錄 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介紹，當時來哈佛ASTP遠東組做講座的校內學者包括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沃德（Lauristan Ward）、華爾納

（Langdon Warner）、魏魯南（James Ware）、葉理綏，以及校外學者胡適、費孝通、魏特夫等人。他的中文班主講教授是趙元任，主要助教是周一良先生的夫人鄧懿，但他和擔任日文助教的周先生也有來往。牟復禮的ASTP經歷對他個人的職業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他后來作為美軍戰略服務處人員參與監督京津冀一帶日軍投降之事。抗戰結束后他進入金陵大學歷史系學習，后來在華盛頓大學獲得中國史博士學位，最終成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的奠基人。

耶魯大學受美國陸軍委托，在1943年成立遠東語文研究院，創始人和第一任院長是金守拙（George Kennedy），采用的是拼音法教學， 所用的第一本教材 Speak Chinese (中文口語)由金守拙、赫德曼（L. M. Hartman）編著，1944年由亨利·霍爾特（Henry Holt & Co.）出版社出版，留美學者房兆楹曾為該書撰寫過序言。之后又出版了練習會話的教材 Chinese Dialogue（華語對話），整個耶魯大學漢語教材的系統便是以這兩本書為基礎發展下去的。

二戰期間，房兆楹受美國陸軍軍部之聘，在耶魯大學ASTP班教美國軍人學習漢語。他和美國學者霍克特(Charles F. Hockett)合作，在金守拙、赫德曼出版的《中文口語》的基礎上，將此書擴充到兩冊本的漢語口語教材，列入美國“陸軍部教育手冊”（War Department Education Manual），于1944—1945年在華盛頓出版。這個漢語口語課本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1976年、1980年再次印行。

三

芝加哥大學是較早接受美國陸軍委托，在大學開辦ASTP課程的學校，培訓時間從1942年8月開始，到1944年4月結束，比哈佛大學開辦的時間要早半年以上。芝大1942年下旬成立東方研究院，創始人和第一任院長是鄧嗣禹（兼任遠東圖書館館長）。在他的回憶文章《美國陸軍特訓班給予吾人學習西語的教訓》中（載筆者2014年出版的《家國萬里：鄧嗣禹的學術與人生》一書），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芝加哥大學開辦的課程，當時稱為“中國語言文史特別訓練班”，由鄧嗣禹負責并兼任班主任工作，芝大的美國著名漢學家顧立雅（H. G. Creel）先生也曾參與授課。培訓的目的，是要求受過訓練的學員，了解中國的文化與習俗，能閱讀中文報紙，并能用中文演講，以便今后更好地開展工作。

顧立雅最初沒有被政府借用，而是留在芝大負責培訓項目，1943年他的授課內容結束后，他也來到華盛頓，作為中國問題專家服務于美軍情報部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才返回母校。

鄧嗣禹在回憶文章介紹，芝加哥大學的特訓班課程分為兩部分，一是語言學習課程，二是地域研究課程。語言學習課程每周上17小時的課，采用的教材由鄧嗣禹與顧立雅共同編寫，如《中文報刊歸納法》《中文報刊歸納法：翻譯與選擇練習》。有關口語方面的教材，也是采用鄧嗣禹自編的教材。在此基礎上，1947年他根據培訓班的教案，整理出版了《社交漢語與語法注解》（Conversation Chinese with Grammatical）， 由楊聯陞撰寫序言。在此基礎上，1965年他又出版了《高級社交漢語》（Advanced Conversation Chinese）等書，在美國都成為暢銷書，并多次再版。據1980年來華參加“中美漢語作為外語教學學術討論會”的耶魯大學黃伯飛教授撰文介紹，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在80年代中期以前，所用口語教材都是采用鄧嗣禹的這套教材。

芝大特訓班講授的地域研究課程，當時每學期有10個小時。第一期學習地理，教師為芝大地理學系各教授所擔任，程序是先講遠東地理， 然后相當詳細地講中國地理；第二期講中國歷史，從北京猿人講起，到最近的時事為止。凡是中國文化、美術、政治哲學等內容皆需要講述。第三期講是有關中國社會組織活動內容，注重近百年來的情景，并增加討論課的內容。第四期是地域學習的課程，整合前三期所學內容為一體，請人類學專家將中國文化做綜合介紹。

除此之外，在這一年當中，他們每周還有兩小時的時間，學習歐洲歷史、地理與政治的內容，使學生不僅了解中國的知識，而且對于世界也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本校的授課教師中，有用中文演講的，專門講中國風俗的內容；有談論時事的學者；還有介紹中國的舊劇作或書畫的學者。除去聽演講內容之外，學生必須看課外參考書，數量要求為每周約100頁。同時每月對學生有一次小考，每期有一次大考。

鄧嗣禹在回憶文章中，提及“一年中文訓練的成績，使金岳霖先生大為詫異”。受訓的學生儼然成為“中國通”。這是因為當時金岳霖也在芝大，并通過鄧嗣禹與ASTP班的學員有許多接觸。

1943年6月，金岳霖與費孝通、張其昀等6人集中到重慶辦理訪美護照，并參加了5天的集訓。在這期間，作為國民政府的最高領導，蔣介石曾會見并宴請了各位教授，并向教授們贈送了自己的像片，這對于6位教授都是莫大的榮譽。集訓后，他們由重慶飛往美國，作為期一年的訪問與講學。

8月5日—7日，來到美國兩個月之后，金岳霖與費孝通一行被邀請到芝加哥大學，參加了題為“不可征服的中國”的論壇，到會的有美國學者四十多人。6位華人教授從自己熟悉的領域，向聽眾演講與介紹了中國抗戰以來的情況，并與參加論壇的美國學者、學生展開討論。這些演講和討論文稿經過整理之后，結集為《來自不可征服中國的聲音》（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一書，1944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

金岳霖訪美期間，在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均參加過學術交流活動，但在芝加哥大學停留的時間最長。在芝大東方研究院，他用英文完成了《道、自然與人》一書。金在書的序言中寫道：“無論這部著作是否值得撰寫或發表，它畢竟使我有機會感謝美國哈佛大學、感謝芝加哥大學，特別是感謝美國國務院。”可惜這本書當時沒有能在美國出版。

1943年，金岳霖還曾用英文撰寫 China Philosophy (《中國哲學》) 一稿，作為為在華美軍講課的講稿，曾少量油印，1980年在《Social Science》（《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首次刊出，后譯成中文在《哲學研究》1985年第9期發表。

1944年3月至4月，第四學期中國歷史文化課程，是由鄧嗣禹代表芝大，聘請胡適先生講授《中國思想史》課程十余日，時間安排是每日講演一次，每周有五次的時間，胡適也是芝大當時唯一的外聘學者。具體細節，我們可見胡適出發之前（1944年3月22日），寫給王重民的信函：“我二九日去芝加哥看看他們的藏書，順帶為鄧嗣禹的兵官學校作六個演講。四月十三日可東歸。”胡適在信中所指的“兵官學校”，即是芝加哥大學當時開設的ASTP“中國語言文史特別訓練班”。胡適演講的具體時間，可界定為1943年3月29日—4月13日。這段經歷目前在《胡適全集》《胡適年譜》中均屬于被遺漏的內容。

這期間，胡適居住在芝大的教職員俱樂部，業余時間他喜歡有人陪同他聊天，而且古今中外無所不談。胡適之前曾長期在北大任教，1938—1942年期間又出任過戰時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所以關于民國初年的事，他知道幕后背景與個人底細，這些內容在普通書中是不易看到的。胡適口才相當好，他可以從早談到晚，而且滔滔不絕、娓娓動聽，所講的故事大多使人久聞不厭，畢生難忘。后來，胡適在收到講課費的支票后，曾回信表示感謝，并多次稱鄧嗣禹為“鄧老板”。1946年6 月，胡適受聘為北大校長后，聘請鄧嗣禹擔任北大歷史系教授，講授中國近代史。鄧嗣禹于7月到中國湖南，回老家省親之后，8月中旬赴北大歷史系就任。

鄧嗣禹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及“楊振聲先生看見我的學生給我寫的中文信，使印度的檢查者看不出他的雙關語的牢騷，致楊先生說他們的中文有中國初中畢業生的程度”。鄧嗣禹在回憶文章中感慨道：“學一年中文，他們能會話，能演講，能口譯，能筆譯，能看淺近的書報，能寫簡單的書信，總算是不錯了。回想我們學英文甚至學中文進步的遲慢，真是有天淵之別。”

當時，任職于西南聯大中文系的楊振聲教授，是由美國國務院邀請的第二批6人訪問學者之一。楊振聲（1890—1956）北京大學國文系畢業，1918年與進步同學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任編輯部書記。1919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歷任武昌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清華大學教務長、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青島大學校長。1938年任西南聯合大學常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中文系教授。

1944年7月，楊振聲隨同廈門大學的薩本棟、南開大學的陳序經、嶺南大學容啟東、中央研究院的汪敬熙、金陵大學的陳裕光等6人，前往美國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大學演講與訪學。當楊振聲來到芝加哥大學時，芝大ASTP班的學員已經結束課程，奔赴中國抗日戰場。他們并沒有忘記在芝大的師生情誼，時常用中文寫信給鄧嗣禹，匯報他們在當地工作、生活的各種情況。

（本文摘自彭靖著《塵封的歷史——漢學先驅鄧嗣禹和他的師友們》，壹嘉出版，2018年。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