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市公安局交警總隊每周公布的本市新增“電子警察”的數量和點位，引起市民關注和討論。

記者根據“第4焦點上海交警微發布”公眾號發布的相關信息粗略統計：今年7月24日到9月10日，上海增加了911套“電子警察”設備。業內人士介紹，這些“電子警察”是根據違法數量、事故情況和道路狀況等因素，經過綜合考量后設置的。

不僅是上海，相關數據顯示全國多個城市都在增設“電子警察”。究其原因，“電子警察” 能較好解決警力不足的問題，提升執法能力和效率，也大幅降低了交通事故率。

但是，越來越多的“電子警察”使得交通管理者過于依賴技術，以及可能存在“以罰代管”，引發公眾擔憂。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對“電子警察”的監管曾存在空白和盲區，導致亂象滋生。

那么，“電子警察”能代替交警嗎？如何避免出現“以罰代管”的情況？

誕生和發展

如果“電子警察”還是“最初的模樣”，或許不會有這些擔憂。

1997年，第一臺膠卷式“電子警察”，在深圳福田區的新洲路紅荔路路口開始運行。這個路口在當時是一個偏僻的路口，闖紅燈等交通違法多發，由此頻頻造成交通事故。

首套“電子警察”，通過拍照來固定機動車闖紅燈的違法證據。啟用不到兩個小時，一卷36張底片的膠卷就拍完了，當天更換了3次膠卷，拍了100來張車輛違法的照片。

現在看來，這方法有點“土”，但開創了國內非現場執法的先河，對交通違法行為起到了震懾作用，該路口的交通事故數量明顯減少。

三個月后，公安部要求全國23個城市和有條件的中小城市，推廣深圳交通監控系統查處違法的做法，“電子警察”開始走向普及。

彼時，對“電子警察”的監管還處于空白，直到2009年4月，《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理程序規定》施行。根據規定，“電子警察”位置要向社會公布，許多城市首次公開相關數據。當時，深圳、北京、上海的電子警察數量遠超國內其他城市，分別是2178個、1958個、1740個。

之后幾年，城市的機動車保有量和人口密度不斷增加，交通安全管理難度隨之加大。為彌補警力不足的執法短板，在各個城市的交通違法和事故多發路段，“電子警察”作為執法輔助力量被廣泛使用。

街頭的“電子警察”（本文圖片均由海沙爾拍攝）

經過迭代更新，“電子警察”越來越智能化。2016年，“聲吶電子警察”問世——一旦有車輛鳴笛，系統會自動探測鳴笛位置，識別鳴笛車輛車牌號，并將聲音轉換成特殊波紋采集，留存證據。一年后，復合型“電子警察”亮相上海街頭，一臺設備能同時抓拍13種交通違法行為，科技感十足。

管理對象也不再限于機動車，行人闖紅燈、非機動車闖紅燈和逆行等交通違法行為，現在同樣能被識別、存證。

到今天，“電子警察”正在走向大數據時代，數據匯集和處理能力愈發強大，在交通違法的研判、交通肇事案件的偵破、車流量的統計等方面，都能提供精準、動態的信息支撐。

對交通管理者來說，“電子警察”能抓拍過去難以發現、難以取證的違法行為，比如機動車不禮讓行人、未按規定使用燈光等，為一線執法力量提供了輔助和支撐，促進了交通管理精細化、智能化水平的提高。

廣大駕駛員也習慣了“電子警察”的存在，行駛于警察不在場的道路上，被督促著時刻繃安全、守法的弦。

擔憂和監管

隨著應用技術的進步和設備成本的降低，每年上崗的“電子警察”越來越多，一些問題開始出現。

近年來，個別地方的“電子警察”產生“天量罰單”現象，執法部門出現過度依賴“電子警察”的情況，產生“以罰代管”傾向。這背后，既有設備不合規的因素，也有設置地點不合理的誘因，更有不合理的執法理念、執法方式在作祟。

一名法律界人士指出，“電子警察”監管空心化問題長期被忽略：“法律的剛性約束缺位，給了‘電子警察’濫設亂設的空間。”據他觀察，一些地方公安機關在設置電子監控設備時，既不進行事前的實地勘察，又不對其進行合理性論證。“如此一來，由‘電子警察’衍生的‘天量罰單’亂象，自然在所難免。”

要規范“電子警察”的輔助執法行為，首先要有法可依。2021年修訂的新版行政處罰法，對電子技術監控設備的質量要求、設置、使用和程序等作出了全面規定。其中要求，電子技術監控設備記錄違法事實應當真實、清晰、完整、準確；行政機關應當審核記錄內容是否符合要求；未經審核或者經審核不符合要求的，不得作為行政處罰的證據。

“設立‘電子警察’需要遵循法治化的要求，關鍵不在于數量的多少，而在于其設置與公開、相關證據的固定與審核、執法程序等應當遵守規范，受到約束。”在華東政法大學行政法教研室主任曾剛看來，這一規定具有操作性和約束力，有助于解決“天量罰單”等問題。

盲區依然存在。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一些規則仍未明確，尤其是“電子警察”的設置合理性并沒有細化規則。“什么叫合理，這存在自由裁量空間，各地標準都不一樣。比如在某個路段設‘電子警察’，有沒有必要、誰來論證審批，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一名一線交警告訴記者，實踐中，“電子警察”的設置點位會綜合考慮違法數量、交通事故數量及路況設施等因素，也會組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交通、交警和技術監督等部門開展聯合檢查，對設置不合理的設備進行重新布局或調整，并充分聽取征求市民意見，對設備進行合理布局。

在記者采訪中，也有人認為，在上海這樣的城市，相較于數量龐大的機動車、非機動車和行人，“電子警察”的數量“還不夠”。“加大‘電子警察’的投入是必要的，很多人在路上還做不到自覺，靠警察哪里管得過來？”一位市民對記者表示，支持增設“電子警察”，功能也要拓展升級：“尤其是外賣、快遞的車子，應該用‘電子警察’嚴格管理。”

街頭的“電子警察”

教育和處罰

上海公安交警部門并非首次公布“電子警察”相關信息。實際上，這是法律早就規定的需要公開的行政信息。然而，對于這一做法，人們也有不同看法。

多數市民認為，公布“電子警察”信息更有利于駕駛員遵守交通法規。有市民表示，相關部門在設置“電子警察”時并非隨意而為，而是針對區域道路條件和多發交通違法行為：“比如違法變道多發路段，駕駛員知道有‘電子警察’肯定更守規矩，從客觀上減少了違法。”

而認為不應該公布的市民則表示，不知藏身何處的“電子警察”才能起到震懾警示的作用：知道哪些路段有抓拍何種違法行為的“電子警察”后，就有意識地“守法”，但在沒有“電子警察”的路段卻違法依舊。在他們看來，教育才是真正形成良好守法習慣的根本，“要讓一代人從小就有守法的意識，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交通陋習”。

不同觀點的交鋒，實際指向了更深層的問題：盡管“電子警察”實現了高效處罰，卻并未完成高效教育。

處罰與教育常被看作是執法的“兩條大腿”。一些業內人士認為，對交通違法進行查處和處罰只是一種管理手段，目的是為了教育交通參與者，從而實現維護道路交通秩序、提高通行效率、保護交通參與者人身財產安全及其他合法權益。

從這個角度來看，“電子警察”顯然有所欠缺。比如被抓拍的交通違法者，事后收到違法信息，大概會抱怨兩句“運氣太差”“下次要躲開攝像頭”，卻并不一定真正能將交通規則和安全意識內化于心。

更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地方的交通管理部門將“電子警察”與交警現場執法畫上等號。“‘電子警察’不是解決交通違法現象的靈丹妙藥，需要和道路狀況、交通標志設置等多種方式共同起作用。”曾剛指出，將“電子警察”視作處罰工具，而無視道路狀況、路設缺陷等因素，無疑背離了用科技賦能交通安全管理的初衷。

人工和智能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像上海這樣的超大型城市的交通安全管理，包括交通執法的糾處，更多向科技借力是大勢所趨。越來越智能的“電子警察”，無疑是重要的輔助管理手段。

實際上，廣泛使用“電子警察”并不意味著民警解脫，恰恰相反，“電子警察”抓拍的違法行為全部需要民警在后臺進行核實、確認。這一工作量隨著“電子警察”的增加“呈幾何級增長”。

當然，評價交通安全管理的成效，不能單以交通違法糾處量作為依據。更不能以“電子警察”等智能設備的安裝密度，甚至創造的罰款金額大小作為評判。

“只有把能交給‘電子警察’的交給它們，才能解放警力去管理那些‘電子警察’沒法管理的‘疑難雜癥’。”業內人士認為，在合法合理的機制保障下，廣泛使用“電子警察”并不會帶來交警的依賴和倦怠，反而能真正把力量用在“刀刃”上。

比如，隨意變道一直是高架上多發的交通違法行為之一，也是不少駕駛員痛恨的違法行為。早在2016年，上海公安交警部門就在7處違法變道多發的高架路段設置了“電子警察”，一段時間后，相關路段的違法變道數量顯著減少。與此同時，交警部門也堅持依據違法數據、市民建議等信息，科學調整高架道路的標志標線，從源頭優化交通組織，減少交通安全隱患。

抓拍違法停車的“電子警察”警示牌

“對執法部門來說，增設‘電子警察’后，更重要的是能否從更多的違法數據中發現管理短板和風險隱患。在大數據技術的支持下，這應該不難實現。”法律界人士舉例說，比如一個路段平均每天違法幾百起，顯然不只是司機的原因，更應該反觀：道路指示牌設置是否醒目、道路標線標識是否明晰、交通信號燈設置是否合理……

個頭小小的“電子警察”，承載了大大的期待：它既關系執法公信力，也關系治理能力和水平，更關系每個交通參與者的切身利益。也因此，規范“電子警察”的設置和使用，讓其在法治軌道上規范運行，才能更好保障交通安全、維護各方權益。

（原題為：《上海新增911套“電子警察”：能代替交警嗎？如何避免“以罰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