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單身社會’的演進過程，并為潛在的變革做好準備，可能是當前更務實也更為重要的事情。”

近日，《中國青年研究》2023年第9期的一篇文章分析稱，對于“單身社會”的擔憂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有意愿進入婚姻卻不能的單身青年。這部分人群不僅包括受到婚姻擠壓，面臨著高額婚姻成本而無法負擔的弱勢群體，也包括受困于滯后的家庭性別分工與激烈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女性。如何解決既有的性別、年齡與單身歧視，改善個體的生活處境，是面對初婚推遲、人口形勢變化需要直面的問題。

二是正處于單身狀態的青年人。如何避免因過分原子化而導致的相互孤立，這不僅需要增強單身青年獨自生活的能力，還需培育出彼此支持的公共文化，使得單身青年可以依賴各類場所與多元服務展開社交，從而滿足其內在的聯結需求。

三是單身青年內部的社會分化。既有文獻指出，我國越發同質性的婚姻匹配模式，正在強化當前的財富不平等，并持續抬高婚姻的準入門檻。弱勢群體或將承擔社會向下流動的不利后果，并加劇社會不公平與社會階層固化的風險。

“單身社會”被西方學者用以描述“單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來越多并逐漸趕超核心家庭數量”的現象，當前，我國單身青年規模的大幅增長已經引發了社會對其未來生活的關注，并激起了對更宏觀的家庭婚姻制度的討論。

基于歷次人口普查數據以及大型調查數據，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家庭與性別研究中心的教授李婷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鄭葉昕認為，中國向成年過渡的生命歷程呈現日益多樣化的形式，越來越多的青年選擇晚婚、不婚以及獨立居住，使其處于單身的時長在生命周期中不斷拉長，但影響個體化進程的因素在不同人群中作用強度不同，差異性與共性并存。

具體而言呈現出以下七大特征：一是單身青年人口規模逆勢增長，其中35~49歲年齡段增長幅度最大（男性相較2010年上漲30.80%，女性上漲122.42%，總規模達到1370.47萬人，其中女性比重為同齡男性的35.98%），這是婚姻不斷推遲、結婚率持續走低的結果。

二是單身青年總體的人力資本與城鎮化水平持續升級，但在宏觀社會環境與微觀社會經濟地位作用下逐漸分化，呈現出“被動單身”與“主動選擇”并存的情境，且極化加劇。

三是單身青年的就業狀態和就業質量整體弱于青年總體，體現了就業對婚姻的促進作用，但該作用主要體現在35歲以下的青年中。35歲以上單身青年就業質量存在兩極分化，但整體水平逐漸接近于青年總體，表明“主動選擇”型單身青年比重的增加。

四是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處于單身狀態，單身青年的財富狀況整體較青年總體差，對應著其較低的未來信心、主觀收入與地位認知，彰顯出單身青年相對弱勢的社會心態。

五是在居住方式上，單身青年獨立性提高，單人立戶水平上升，但存在城鄉分化。城鎮單身青年變得更加獨立于原生家庭，但農村單身青年反而在居住上更依賴原生家庭。

六是單身青年在生活態度上呈現“弱家庭、強自我”的特征，向成人過渡的生命事件發生延遲，其閑暇生活更加豐富，也更關注自我的提升。

七是單身青年社交網絡與朋友綁定更為密切，但也存在以家庭為代表的強社會關系支持的潛在脆弱性。

中國是否已經滑入“單身社會”?

該文認為，如果縱向對比，可以看到一些支持性的證據，例如，我國單身青年的規模逆勢增長，幾乎所有年齡段的單身青年比例都在上升，青年處于單身的時長翻倍，且單人立戶水平也在提高。但如果橫向對比，2020年我國45~49歲處于單身狀態的青年占比仍然很低(僅為2.98%)，即便擴充到35~49歲占比也僅有4.5%，遠低于同期的歐美以及同屬東亞文化圈的韓國和日本。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現階段單身青年規模的上升，其主要動力還是婚姻的推遲。

換言之，由于青年從成年到進入婚姻的時間被不斷拉長，群體層面處于單身狀態的青年規模和占比均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以日本和韓國2020年的平均初婚年齡為參考，我國的婚姻推遲還將持續，并將進一步推高單身青年的比例。但需要看到的是婚姻仍然是中國青年當前的主流選擇。文章稱，不可否認，婚姻觀念在青年群體中正在發生漸進式變化，青年開始更多審視婚姻對個體的意義，強調對婚姻精神價值的追求，但婚姻在中國仍然沒有從整體上去制度化，即結婚還是絕大多數青年重要的人生選擇。因此，即便單身青年的規模持續上升，中國離嚴格意義上的“單身社會”—單身成為個體不容忽視的選擇的社會情境—還有一定的距離。

李婷等人表示，單身青年內部存在極大的異質性，形成“被動單身”與“主動選擇”的分化，經濟弱勢、輿論失語的青年與積極構建自我價值和親密關系的青年并存，同時有更多個體游離于這兩類情境之間。考慮到我國個體化進程背后動因的復雜性，應警惕過分原子化下青年人內部的相互孤立，同時為受困于多元交叉壓力的青年人提供支持與幫助，以避免社會階層固化等潛在社會不公平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