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嗆人生》

今年年初A24出品的網劇《怒嗆人生》曾在網上掀起過一股討論的熱潮，大家紛紛表示，這不就是在演我的精神狀態？故事的起因非常簡單，結束購物回家的途中，兩位陌生人之間發生了一場路怒事件。但這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卻沒有被簡單化解，兩位主人公都深深的感覺到被冒犯，事件愈演愈烈，最后引發了一場災難性的鬧劇。

這個看似荒謬的故事，播出后卻引發了很多觀眾深層的共鳴。很多時候，在疲倦的工作和生活中周旋時，或許一點小事就能讓我們失控。除了對《怒嗆人生》中男女主角的高度共情，現實生活中還有不少現象都證明著，我們面對外界刺激，正在越來越敏感。比如，大家已經開始習慣，網上沖浪發評論時，記得解釋一番，避免因為冒犯到他人被杠。再比如，在很多社交平臺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momo”這一匿名ID，試圖用這樣的方式來避免被看見，以及被冒犯。

社會層面上對個體的敏感性更加包容是一個好的現象，但對于個體來說，不斷擴大的對“被冒犯”的恐懼，也許也反映出當下個體安全感的缺失。哲學家諾貝特·博爾茨曾針對這一現象尖銳的指出“高度敏感意味著，一個人遭受的痛苦越來越多，盡管這些痛苦是沒有什么來由的。”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周濂，在他的作品《正義的可能》中，也討論了相關問題，并試圖和我們一起尋找關于當下的答案。

為什么越保護越脆弱

最近陪女兒打羽毛球，深感這是一個技術活兒，每個球都要喂得恰到好處，而且態度必須積極向上，要隨時送上鼓勵和肯定，比如“好球！”或者“真棒！”。每當此時，我都會一邊痛恨自己的“喪權辱國”，一邊想起 J. K. 西蒙斯（J. K. Simmons）在《爆裂鼓手》中說的臺詞——“再沒有哪兩個詞比 good job 更有害了”。

《爆裂鼓手》右側為J.K西蒙斯

西蒙斯飾演的是一位魔鬼指揮家，為了激發出學生的最大潛能，經常在排練場上破口大罵，不惜砸碎學生最后一點自尊心。作為教師兼家長，我堅決反對這種高壓教育的做法，但是另一方面，我始終覺得這句臺詞并非沒有道理。年輕人渴望得到來自“重要的他者”的承認，這會給他們帶來安全感和自信心，可是如果承認來得過于輕易，很可能會適得其反，因為“過度保護”培養出“嬌慣的心靈”。

為什么越保護越脆弱？是什么樣的教育導致了孩子們的認知扭曲？這是喬納森·海特和格雷格·盧金諾夫（Greg Lukianoff）在《嬌慣的心靈：“鋼鐵”是怎么沒有煉成的？》（以下簡稱《嬌慣的心靈》）一書中最初的問題意識。海特是我特別欣賞的一位美國心理學家，他的前兩本著作《象與騎象人》和《正義之心》都是從小處入手、大處著眼，借助于大量的實證數據和案例，從道德心理學出發去審視更為宏大的社會政治議題。這本書也不例外，看似在探討互聯網世代的脆弱心理，實則是在分析美國校園的抵制文化以及愈演愈烈的政治兩極化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的原標題是《嬌慣的美國心靈》，中譯本刪去“美國”二字，或許是在暗示這是“環球同此涼熱”的共同難題。當然，我們萬不可被“嬌慣”一詞誤導了思路，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今天的孩子都不再是傳說中的“小皇帝”，從小到大，他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大多數孩子并沒有一個輕松的、隨心所欲的童年。也正因為此，在海特和盧金諾夫看來，問題首先出在家長、老師和學校管理者這里，是他們在教育過程中陷入到不自覺的謬誤里，讓年輕人養成扭曲的思考方式，進而變得脆弱、焦慮以及更易受傷害。具體說來，存在三種正在廣為傳播的錯誤觀念：第一，脆弱人設的謬誤：凡是傷害，只會讓你更脆弱；第二，情感推理的謬誤：永遠相信你的感覺；第三，“我們 vs 他們”的謬誤：生活是好人和惡人之間的戰斗。

以“脆弱人設的謬誤”為例，雖然地球人都知道“溫室里的花朵”是一個貶義詞，但是為人父母者卻常常忘了這個常識，只要孩子遠離視線、脫離保護，就會忍不住地開始胡思亂想，哪怕理性告訴你，發生壞事情的概率微乎其微，還是會不由自主地設想最壞的可能性。作者相信，正是這種保護孩子的“良好意圖”與夸大危險系數的“錯誤觀念”，導致了孩子的脆弱心理。

《怒嗆人生》

“安全”概念的擴大

更嚴重的問題在于，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安全”這個概念悄然發生了“概念滲透”，從“身體的安全”演變成“情感的安全”。作者指出，在 20 世紀后半葉的美國，安全通常指的是身體的安全，要求汽車必須配備兒童專用座椅，移除一切可能造成意外傷害的危險源。

可是在進入 21 世紀之后，安全的內涵與外延卻從身體拓展到了情感。2014 年，歐柏林學院向本校教職員發布指導章程，要求在與學生交流時，教授應該使用這名學生所認同的性別代詞（例如，對那些不想被稱之為“he”或者“she”的學生，就要用“zhe”或者“they”），否則就會“在課堂上有損甚或危及學生的安全”。

顯然，這里出現了不恰當的概念滲透，校方錯誤地將安全與情緒混為一談，進一步地，在評估創傷時把受害者的主觀體驗變成了關鍵標準。雖然這些舉措有助于保護少數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尊嚴，但是另一方面卻不恰當地強化了受害者心理。

與“情感推理的謬誤”直接相關的是“微侵犯”概念。所謂微侵犯，指的是那些微弱的或隱蔽的侵犯舉動，比如，“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簡單且隨意的口頭或環境上的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無意的”。正如書中所言，一旦將“無意的”蔑視列入微侵犯的概念，完全基于聽者之感受來定義何為蔑視，就會鼓動聽者以最大的惡意去揣度他人。從這個角度出發，哪怕說者無心，聽者也會格外在意。試舉幾例，當有人說“這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度”時，聽者完全可能把它理解成一種嘲諷：莫非我是一個浪費了所有機會的失敗者？再比如說“這份工作應該給最有資格的人”，這難道不是在赤裸裸地否定我的能力，傷害我的自信嗎？

美國政治學家馬克·里拉（Mark Lilla）舉過一個類似的例子：“課堂上的對話過去是這樣的：我的想法是A，我的論據如下。如今換成了這樣的說法：以A的身份發言，你的想法B讓我感到被冒犯了。”顯然，前一種對話模式讓人們聚焦理性與邏輯，通過提交更好的論證來說服對方、理解彼此，而后一種對話模式則把身份作為標準，把重點放在情感的傷害與冒犯之上。當身體的傷害蛻變成情感的冒犯，當說話者的主觀意圖讓位于聽者的心理影響，就會導致書中所說的“懷著恨意的自我保護”心理模式。

調查顯示，2017 年，有 58% 的美國大學生認為，“要融入大學這個社群，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我不能接觸到那些冒犯或觸犯到我的觀念”。海特與盧金諾夫對此深感不安，他們認為，一些學生易燃易爆炸，動輒抵制某些講者的觀點，或者公開羞辱他們，“而真要說出來原因，也就是某些芝麻綠豆大的小事，即他們認為沒有照顧到自己脆弱的心靈——因此傷害了正在呼吁示眾的學生，甚或是傷及這些學生所代表的團體”。

暴力的邊界

發生“概念滲透”的詞匯除了“安全”還有“暴力”。海特與盧金諾夫指出，在安全主義的文化還沒到來時，“暴力”一詞就是指身體的暴力，但現在卻被用來指代一切冒犯性的言論，“無論何種言行，只要有人將之理解為‘對社群弱勢成員造成負面影響’，不管其本意如何，都可以被稱作‘仇恨言論’”。按照“言辭即暴力”的邏輯，仇恨言論就是暴力，因此最正當的反應方式就是以暴易暴。

“我們 vs 他們”的認知謬誤一旦植入心靈，就會編碼成為這樣的認知圖式：“生活是在好人和惡人之間的戰斗”。2020 年的美國大選讓無數朋友割袍斷交，對于大選結果信者恒信之，不信者恒不信之，歸根結底都是這種認知謬誤惹的禍。芝加哥大學前校長漢娜·格雷（Hanna Gray）曾經指出：“教育，就其本意而言，不是要讓學生感到舒適；它意在教會學生如何思考。”我特別認同這個觀點，因為在觀念和思想上冒犯學生而非取悅學生，才是大學教育的應有之道。

當“嬌慣的心靈”變成“封閉的心靈”，怎么辦？針對前文提到的三大認知謬誤，海特與盧金諾夫提出了三條心理學原則：第一，時刻應對挑戰（而不是消滅或回避任何“感覺不安全”的人和事）；第二，將自己從認知扭曲中解放出來（而不是總相信最初的感受）；第三，更善意地理解他人，發現現實生活中的復雜（而不是基于簡單的“我們 vs 他們”的道德圖譜，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他人）。

一定會有人說，這些原則既卑之無甚高論又沒有可操作性，到底有什么實際的幫助呢？對此，我的回答是，所謂常識就是那些人們了然于胸但又常常熟視無睹的道理，心理學家幫助我們了解這些認知上的盲點與誤區，但是他們并非先知和巫醫，無法開出藥到病除的靈丹妙藥，所有的改變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認知扭曲導致的心理疾患，只能通過點滴累進的日常努力才能逐步地改善之。

《怒嗆人生》

或許是為了回答上述質疑，作者在這本書的末尾附上了一個“認知行為療法指南”，列舉了 17 種扭曲思考的類別，包括以己度人、小題大做、過度概括、二元對立、想當然、苛責自身以及責怪他人等條目。其中，責怪他人的定義是這樣的 ：“將他人視為你負面情緒的根源，拒絕擔負起改變自我的責任。‘我現在心情這么糟糕，都要怪他’或者‘父母造成了我所有的問題’。”昨天打球的時候，女兒對我發出靈魂拷問 ：“我發的球，為什么你總是接不住，你發的球，我都能接到？”我頓了一頓，告訴她說：“那是因為你發的球很差，我喂的球很好。”

“你要成為那堆火，渴望著風。”

就是這樣。

原標題：《我們的情緒，為什么越保護越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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