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俄羅斯被踢出國際金融領域的SWIFT（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系統后，2023年9月1日，國際航空業的SITA系統也宣布退出俄羅斯市場。

SITA概況與制裁的淺層影響

早在互聯網出現之前，11家歐洲航空公司于1949年創立了國際航空電信協會（SITA）。經過70余的發展，SITA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航務動態電報網絡，覆蓋全球約200個國家和地區的2500余家航空業主體，其中650家航空公司系SITA會員，全球95%的機場使用SITA系統。俄羅斯航空（Aeroflot）早在1959年便已成為SITA合作伙伴，時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簽署了相應協議。

SITA系統主要用于航空公司、機場、空管等航務主體之間的動態信息傳遞，其信息傳遞格式為SITA報文，包括起飛報、降落報、延誤報、取消報等動態電報，以及飛行預報和飛行放行電報，此外還有出票電報、貨物倉單電報、旅客中轉報等等。每架飛機須在飛行前（領航計劃報發布前）在SITA系統內提交飛行計劃，包括運行安排、航路、航線、空域、機場、時刻等內容。

當然，飛行計劃也可通過傳真或當面提交，但SITA系統為信息傳輸提供了更加便利、更具互操作性和協調性的方案，各航空公司的用戶終端通過集中器連接至SITA干線網絡，SITA服務器中樞再向系統內國家發送相關信息。總之，SITA系統廣泛服務于航空通信、航班操作、邊境管理、移動應用、數據分析等領域。

SITA的退出意味著俄羅斯與他國之間的航務信息傳遞效率將大幅降低。俄羅斯飛機飛往國外機場、外國飛機飛往俄羅斯時，雙方航務主體不得不尋找其他替代性方法互通信息。如果溝通不順，包括存在有意或無意的溝通延遲、拒絕溝通等情況，那便意味著雙方飛機無法降落在對方機場。但即使溝通順利并獲得降落許可，旅客下機、行李提取、邊檢等程序的行進效率也會大打折扣。

SITA退出并不意味著俄羅斯飛機被完全封鎖在本土。因為俄羅斯仍為國際民航組織（ICAO）和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成員，也簽署了《芝加哥公約》（《國際民用航空公約》）和《華沙公約》（《統一國際航空運輸規則公約》）等國際航空公約，俄羅斯飛機仍有權飛越他國領空。

因此，SITA退出俄羅斯可以視作對俄羅斯的“軟封鎖”，即俄羅斯依然在國際航務網絡中，俄羅斯與其他國家各個航務節點的信息傳遞權利和路線并未被切斷，但這個網絡中最高效的、用戶量最多的信息傳遞工具——即SITA本身不再允許俄羅斯使用，俄羅斯不得不使用其他低效的替代方式聯絡，而如果其他國家的航務節點不愿使用替代方法，那么俄羅斯便可能在操作上被事實上封鎖了。

這對于普通旅客最直觀的影響包括俄羅斯航班信息可能會從接入SITA系統的航旅平臺消失，出入境速度可能大打折扣，某些目的地的航班可能臨時甚至永久取消。

目前，俄羅斯正加緊與友好國家建立替代性信道，俄羅斯航空業向國產通信系統遷移的工作也在加速進行。據俄交通部信息，由數字技術企業組成的專門從事數字產品進口替代的“工業能力中心”（ИЦК）已經研發出俄羅斯國產的航空服務平臺，該平臺使用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和聯合國的EDIFACT通信格式，并已引入俄羅斯國內外的5家航空公司和39個機場以及特定國際航班。此外，俄羅斯國家技術集團開發的Leonardo和OCR公司的TAIS訂票系統亦已投入運營。

SITA技術生態與制裁的深層影響

盡管如此，SITA系統的退出對俄羅斯的影響可能更加深遠，因為SITA已建立了一整套技術生態。

首先，技術生態依賴內部軟硬件的技術支撐。從技術本身即內生態上看，航空通信技術在SITA“技術族系”里繁育和發展。其技術迭代和上下游技術之間存在融合、承接和嵌合關系，技術的結構和功能具有一定傳承性和相對穩定性，信息技術快速迭代帶來嚴重的跟隨依賴效應。

例如，SITA Zamna利用區塊鏈技術優化護照、簽證、健康信息等旅客數據的驗證和處理方式；SITA Smart Path利用生物識別技術實現值機、托運、邊檢、安檢和登記的自動化、非接觸化和無縫化；SITA Safety Line提高燃料使用效能，減少碳足跡；SITA PAX Check以非接觸式數字方式檢查旅客證件；SITA Flex通過智能設備隨時隨地完成值機……

總之，SITA正不斷利用創新技術，提高航務流程一體化程度與安全性，引領整個行業的數字化和低碳化轉型，縮減信息處理時間和相關基礎設施，簡化邊境例行檢查，提高旅客數據安全性。

其次，技術生態也與外部環境共生，從技術-社會關系即外生態上看，技術的發展與演變是在社會中實現的，技術的開發、設計、生產等并非單向線性的機械過程，而是要求技術與社會的協同和匹配[1]。SITA退出俄羅斯市場意味著俄羅斯供應商被排斥于SITA產業鏈的供給關系之外，俄羅斯的技術經濟文化、政策和國家創新體系等社會環境不再能夠影響SITA技術生態建構。

總之，SITA并非僅僅在航空信息技術領域擁有核心技術壁壘，而是建立了技術生態壁壘，即一個跨足多方的技術和信息網絡，強調多國、多實體、多技術的合作性、協調性、互操作性與可持續性。

俄羅斯可能會因SITA的退出而錯過由SITA引領、其會員國共同推進的技術進步機會，錯過SITA框架下與航空業趨勢、問題和創新有關的信息共享機會。若俄羅斯依靠自主技術開發和創新來滿足航空信息技術需求，那么SITA的退出則會可能導致俄羅斯的技術標準與SITA標準不一致，從而影響兼容互通，與SITA技術生態的連通可能涉及大量復雜的人工改寫工作，并出現安全漏洞。

如果一國在技術生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那么排除它可能導致技術生態中的一些部分無法正常運作，進而影響整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但俄羅斯在SITA技術生態中并未如美歐、中國、阿聯酋等航空產業樞紐那樣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將俄羅斯排除出SITA系統，并不會對SITA技術生態穩定性產生較大影響。

技術帝國主義 vs 技術民族主義

事實上，技術全球化背景下，技術生態一旦形成，意味著幾乎不存在某種單一技術或社會力量能夠直接對其國際技術組合進行“畢其功于一役”式的有效沖擊。技術生態的建立即是“技術帝國”的建立，蘊涵著相應的技術霸權。

類似帝國統治世界的邏輯，作為技術生態構建和演化主導者的“技術生態主”亦統治著技術空間。帝國通過武力、政治、聯姻等手段擴大勢力范圍、管制貿易流動并塑造國際秩序；“技術生態主”通過壟斷關鍵技術、制定技術標準、建立合作網絡等方式塑造全球技術規程和信息流動秩序。帝國疆域內的勞動分工根據地域稟賦形成；技術生態也由各具比較優勢的專業化技術和組織構成。帝國疆域內經濟發展不平衡；技術生態各參與者也面臨技術不平等。帝國之間進行軍備競賽；不同“技術生態主”之間也競相投入資源爭奪領先地位。帝國將自身文化和價值觀引入其擴張的領土；“技術生態主”通過技術平臺和應用將自身文化價值觀灌輸給其他技術生態參與者和用戶。帝國掠奪殖民地的自然和人口資源；“技術生態主”則以數字殖民的方式掘取和收集他國數據資源。帝國壓迫殖民地并激發民族主義反抗，“技術生態主”的霸權行徑也導致技術民族主義的興起……

經濟全球化在過去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及其塑造的輿論氛圍雖然降低了技術民族主義的可見性，但近代歷史表明，技術民族主義高漲多發生在大國地緣政治博弈和新技術革命的活躍期[2]。此次俄羅斯的例子再次印證了這一規律。

冷戰結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貌似在全球化語境下實行著技術全球主義路線，但其內核實則卻是日本學者山田墩司（Atsushi Yamada）所說的“新技術民族主義”[3]，即技術生態參與者通過全球性技術閉環實現民族利益。正是這些披著技術全球主義外衣的技術民族主義者構成了技術生態的帝國主義。

反觀俄羅斯，其當代民族主義濫觴于蘇聯解體后其試圖融入西方遭到遇冷以及西方試圖將其矮化和降級之際。今天俄烏沖突中的瓦格納集團兵變也根源于俄軍政內部保守民族主義與激進民族主義之爭。未來，不止于先前的對外政策或社會思想領域，西方對俄從實驗室合作的中斷，到經濟社會中的產業撤離，從操作系統的停更，到資金、民航通訊空間的軟封鎖，使俄羅斯政治無論走保守還是激進路線，對抗技術生態帝國主義都將成為俄羅斯科技發展的主線，俄羅斯技術民族主義意識和技術民族化程度將水漲船高。

“斯普特尼克時刻”vs“加拉帕戈斯現象”

在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及地緣軍事的多重壓力下，憑借不小的市場體量、深厚的科技稟賦和悠久的航空業體系，俄羅斯打造出自主航空通信系統的難度不大，其技術民族主義可能展現出“斯普特尼克時刻”那樣驚人的爆發力。但研發系統易，構建生態難。類比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針對計算機操作系統所說的，“操作系統的成功關鍵在于生態系統，需要搭建起完整的軟件開發者、芯片企業、終端企業、運營商等產業鏈上各個主體共生的生態體系?！?/p>

因此，若要打破西方技術生態壁壘、打造自主技術生態系統，需要俄羅斯釋放自身核心資源、能力和價值信號以提高自主技術生態的吸引力，降低自主技術生態的門檻以爭取到早期參與者，打入其他生態系統以彌補自身劣勢并搜尋潛在參與者。東南亞、南亞、中亞、中東、非洲等非西方地區中的軟硬件技術或人口大國或將成為其關鍵支撐。

否則，即便有能力自給自足，其航空通信技術生態恐將“加拉帕戈斯化”。在俄語中，“自給自足”叫作“aвтаркия”，這個詞同時還有“閉關自守”和“經濟封閉”的涵義。正如生物學家在加拉帕戈斯群島所發現的，由于資源匱乏和競爭不足，孤島生物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進化，大型動物幾代之后會進化得更小、而小的會變得更大。進入автаркия狀態的技術生態雖然擁有絕對技術主權，但其發展則面臨較低的天花板。

日本較早使用“加拉帕戈斯化”這一概念形容其制造業過分專注于獨立發展，但面對適應力和競爭力更強的外國產品時出島便死的局面。俄羅斯科學院物理數學家謝爾蓋·葉格列夫已然在俄羅斯大科學裝置領域發現了“加拉帕戈斯現象”，即它們在愈加封閉的條件下發展，得到的資源愈來愈少，來自外國同類產品的競爭愈來愈少，大科學裝置的產出和轉化愈來愈少[4]。葉格列夫不無憂慮地說，“這些裝置將成為像沙皇炮、沙皇鐘那樣大而無用的象征?！?/p>

（華盾，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澤林，中國南方航空公司飛行總隊飛行員）

注釋：

[1]孫恩慧,王伯魯.“技術生態”概念的基本內涵研究[J].自然辯證法研究,2022,38(03):36-43.p.37

[2]Atsushi Yamada, “Neo-techno-nationalism: How and Why It Grows,” Columb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Online, Vol. 123, No. 17, 2000, p. 30.

[3]余南平,戢仕銘.技術民族主義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分析——以全球半導體產業為例[J].國際展望,2021,13(01):67-87+155-156.

[4]Егерев С. В. Уникальные научные установки как объек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 Управление наукой: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2020. Т. 2. № 4. С. 1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