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香成攝影展“鏡頭·時代·人”正在上海浦東美術館展出。劉香成先生無疑是個優秀的攝影師，但他所拍攝的人物，很少表現出強烈的情感或精神力量。打動我們的，更多的是他拍到的某個時代的某樣場景。記錄性的照片，也總有其價值。能夠記錄到一個時代的生活中所發生的一些標志性事件，能夠抓到那些關鍵的時刻，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如果停留于此，又讓人覺得欠缺了點什么。

一、

走入在浦東美術館舉辦的“劉香成：鏡頭·時代·人”攝影展，我感到一種濃濃的懷舊情感。他拍攝的《1981，北京，天安門廣場，華燈下，高考復習的青年》，讓我想起了自己在80年代，為了考取大學而在中學苦讀的經歷（我是1984年考取大學的），以及入學后，聽到的學長們在晚上寢室統一熄燈后，在廁所借昏暗燈光苦讀的傳說。

《1981，北京，天安門廣場，華燈下，高考復習的青年》

還有如《1979年，北京，一場學生舞會》，也讓我想起了在自己的大學時代，在大學的簡陋舞場里，頻繁舉行的交際舞會。有意思的是，現在的大學里，倒沒有這樣的舞會了。

還有幾張拍八十年代的人們穿著那種靠幾根帶子綁在腳上的那種滑輪溜冰鞋，在水泥地上溜冰的照片，如《1981年，大連理工大學的一名學生在練習滑冰》，和《1980年，上海，兩名年輕人在滑冰》。我自己也曾穿著這樣的輪滑鞋，在復旦校園里靠近東門的一個輪滑場溜過冰。現在這樣的輪滑場已經看不到了，早已為人們穿著冰刀在真冰上溜冰的更高級的溜冰場所取代。

一開始陪著我們看展的小葛說，“這是你們經歷過的生活吧，不是我們的。”是的，他是99年出生的，自然沒有經歷過這些。只是我沒有來得及問小葛，這些內容是他沒有經歷過的生活的照片，能不能打動他。

“劉香成：鏡頭·時代·人”展覽現場

《1982年，杭州開往上海的火車上，中美〈上海公報〉簽署十周年紀念期間，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擺出服務員的姿勢》

對劉香成先生的攝影藝術展的評論，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類似的說法，即他的作品“記錄改革開放以來各個社會階層的生存狀況”（《劉香成：鏡頭·時代·人》，《序：用相機蒸餾時代》，作者皮力）、“反映了一個時代的變遷”（《鄭州晚報》2010年12月3日，《劉香成：難度不在畫面，而在思想》，尚新嬌）。這些說法無疑是對的。

但對攝影藝術的評論如果只停留于“拍到了什么”，而不去探討“怎樣拍”或者說是“怎樣地拍出了一種特殊的美”的問題，那么這種討論只能是比較膚淺的，停留于低級的層次，不能觸及到攝影藝術的核心。我覺得，這也是中國當代攝影評論的一個巨大缺陷。

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一書中寫道：“當人類景觀開始以令人暈眩的速度變化的時候，照相機開始復制世界”；（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London: Penguin, 1977.第15-16頁。 ）“時間的流逝，增加了照片的美學價值。”（同上，第174頁。）記錄性的照片，也總有其價值。能夠記錄到一個時代的生活中所發生的一些標志性事件，能夠抓到那些關鍵的時刻，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如果停留于此，又讓人覺得欠缺了點什么。時代總是在變遷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無疑經歷了巨大的變遷，現在的中國又何嘗不是。

前面提到的這些拍攝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照片，是我能夠把它們和我的個人經驗聯系起來的照片，它們無疑是打動我的。但我發現，劉先生所拍的一些其他國家的照片，是我不能把它們和我的個人經驗聯系起來的，就很難打動我了，比如《1986，印度，身著傳統服飾的新德里女子正在歡度國慶》，和《1993年，莫斯科，一位年輕的芭蕾舞演員正在試裝》等。

《1986，印度，身著傳統服飾的新德里女子正在歡度國慶》

這是他的照片的弱點，即更多的是靠題材而不是靠藝術來打動人。劉香成先生的照片中，缺少了一些神秘迷人的光線，或者是布勒松式的精確的有著內在幾何邏輯的構圖。他所拍攝的人物，很少表現出強烈的情感或精神力量。打動我們的，更多的是他拍到的某個時代的某樣場景。

二、

在劉香成先生展出的作品里，有許多是名人攝影。這當然是他的工作性質決定的。我的問題是，如果是在一百年后，當這些照片中的許多名人已不再為人所認識，這些照片是否還有意義？

舉一個繪畫上的例子吧。以前的畫家，許多也是會畫名人的。西班牙大畫家委拉斯凱茲作有一幅《教皇英諾森十世肖像》。今天我們看這幅畫，可以不知道這幅畫畫的是誰，知道了也不一定會知道這位英諾森十世的生平，做過哪些好事和壞事，但仍會被這幅畫像的巨大力量所折服。這是剝離了畫里的人物本身的身份和地位的藝術的力量。以人為描繪對象的藝術作品，最終會只能依賴這種力量。

美國攝影師理查德·埃弗頓（Richard Avedon）給許多名人拍過照。比如他給大導演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黑人作家詹姆士·鮑德溫、女明星瑪麗蓮·夢露、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等都拍過肖像照。這些照片，即便我們不知道它們拍的是誰，也是給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照。換句話說，作為藝術品，這些照片能夠自立。

但劉先生的人物照像這樣的就比較少了。把他所拍的《1996年，上海，造型師李東田為藝術家陳逸飛理發》和《2012年，倫敦，藝術家曾梵志試穿一雙手工制作的皮鞋》，和布列松所拍的畫家馬蒂斯在他放著好幾個鴿子籠的工作室中，手握他想要描繪的鴿子，專注地凝視的照片，就可以感受到兩者之間的精神和藝術境界的差異了。假設一百年后，人們不知道陳逸飛或曾梵志是誰了，看劉先生給他們拍的這些照片，人們是否還會覺得是好照片呢？我覺得不會。

《1996年，上海，造型師李東田為藝術家陳逸飛理發》

《2012年，倫敦，藝術家曾梵志試穿一雙手工制作的皮鞋》

又比如他所拍攝的《1982年，北京，前美國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與美籍華裔建筑師貝聿銘于香山飯店開業典禮上》。我不曉得這照片除了說拍到了杰奎琳和貝聿銘，它的好處究竟在什么哪里。

《1982年，北京，前美國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與美籍華裔建筑師貝聿銘于香山飯店開業典禮上》

我比較喜歡的一張劉先生所拍的人物照，是《2021年，云南，植物科學畫家曾孝濂于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溫室中寫生》，照片里的曾先生為熱帶和水生植物所環繞，周圍霧氣蒸騰，水汽氤氳，而曾先生卻在凝神觀察，忘我描繪。在這幅照片里，環境和人物貼合，而且體現出了人物的精神氣質。

《2021年，云南，植物科學畫家曾孝濂于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溫室中寫生》

劉香成攝影作品的新聞性和紀實性，我覺得超過了它們的藝術性。他這次展出的多數照片靠它們記錄的內容，而不是藝術性來打動人。他無疑是個優秀的攝影師，但和一流的攝影家，還差那么一點點距離。他這次展出的多數作品，有些讓人覺得浮于淺表，缺乏那么一點打動人心的力量。

展覽中題為“刺點”的那部分照片中，有兩幅分別題為《2010年，上海，兩位年輕的女士在浦東兜風，這些有專業性工作、收入不菲的年輕人是中國的新一代“雅皮士”》，和《2021年，上海，演員楊采鈺在北外灘兜風看江景》的照片。其中的所謂“刺點”，無非是嶄新的汽車，和同樣嶄新的高樓大廈。它們也許是這次展覽中最弱的兩張照片。我不曉得將來的人們，能在這兩幅照片中看到什么有價值的東西。

三、

劉香成先生的缺乏新聞性的一些照片，比如在展覽的“風土”部分的一些照片，卻很有味道：比如在那幅《1979年，北京，北京故宮圍墻外的護城河街景》里，一個騎車人停車在河岸邊，一腳搭在充滿了歲月痕跡的護城河堤上，俯視河水；遠處迷茫的霧氣中，可以看見河邊的雜樹，和新舊雜錯的建筑。在這張照片里既能感受到皇城根下時間的流逝，也能感受到時間的凝滯。

《1979年，北京，北京故宮圍墻外的護城河街景》

還有那幅《1980年，廣西，一名農婦為懷里的孩子遮擋正午陽光》。南方的正午，烈日炎炎。年輕的媽媽，正午在稻田旁，坐在橫架在兩個竹簍上的扁擔上面休息。因為怕曬壞懷里的嬰兒，她把它精心包裹起來，還戴上帽子。孩子在炎熱中昏昏欲睡。媽媽打的傘，卻是一把制作頗為繁復的傳統竹木制品，現在可能已經很少有人制作和很難買到了。照片透露出動人的人性，和粗陋環境中的精致。這些也許是整個展覽里，我最喜歡的照片。

（本文原題為《濃濃的懷舊情感：劉香成攝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