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書作者阿德里安·納塞利是一名典型的“階層跨越者”：他的父親是公交車司機，母親是秘書，但他成了一名獨立記者和作家。生活在兩個階層間的獨特經歷驅使著他去尋找那些和他一樣的人——那些出身貧寒的學者、法官、記者、作家等等。與大多媒體不同的是，納塞利想見的其實是這些人的父母。他們在默默無聞地幫助孩子成功的過程中犧牲了什么？孩子跨入另一個階層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背叛嗎？階層差異又會對家庭關系帶來什么影響？本文節選自《逆襲：16個法國家庭的案例》第六章：背后的父母。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您的郵件像一盞明燈，照亮了這個陰雨綿綿的日子。得知您的書快寫完了，我感觸頗多。我未曾從父母口中得知他們如何看待我，這確實是人生的一大憾事，是您的書讓我意識到了這一點。不得不說，在這個話題上，父母與我之間總是籠罩著一種誰也不愿意打破的沉默。

安妮·埃爾諾

作家安妮·埃爾諾的郵件回復讓我欣喜若狂。80歲的安妮是法國階層跨越者們心中的神級偶像。不僅她的文學作品廣受喜愛，而且她的承諾和慷慨也向世人證明，在社會金字塔上向上攀登的人不一定會變成一個自私自利的怪物。特別是在《一個男人的位置》（La Place）、《一個女人的故事》（Une femme）兩本書中，安妮希望“展現（她）父母說話的方式、吃飯的習慣、喜好和性情，而不激起讀者的憐憫、鄙視或恥笑”。當我們在郵件里聊起《一個男人的位置》，這本她寫給父親的書時（此書獲得了雷諾多文學獎，出版時安妮的母親還在世），她說：“如何用我的文字而不是我的身體來敘述事實？……只敘述事實而不妄加評論的寫作才是抵御資產階級凝視的屏障。”我把自己的書稿發給了安妮，她讀完后向我提了一個既讓我感動，又讓我困惑的問題，她說：“我一直在想，要是我父母還健在的話，他們面對你的采訪會想說些什么，又會不想說些什么……”

事實上，安妮指出了我書中存在的一個重大缺陷：我的受訪者可能沒有告訴我他們心中所想的一切，就連我自己的父母也沒有。他們不安地和我玩了一場叫作“采訪”的游戲，在回答完最后一個問題時長吁一聲，感嘆終于可以結束了。他們口中的故事僅限于人與人之間的糾葛嗎？有沒有社會階層矛盾的影響？而且這兩種因素相互獨立，還是攪和在一起？有時你必須對他們的回答仔細琢磨一番才能找到答案。不幸的是，疫情大大降低了受訪者對我的親密感和信任度。我本來打算不請自來地去各家里住上個一兩天，看看他們居住的環境，看看孩子們成長的地方，看看家庭的照片，捕捉那些比長篇大論更能說明問題的小細節。然而，我不得不在咖啡館里或者通過電話和視頻會議與他們見面。所以這本書是由對話組成的，就像一個電臺訪談節目。

安妮·埃爾諾還在父母們的口述中發現了一些“套路式的回答”，她說：“您的采訪對象篤信一切都是老天安排好的，孩子學習好是由基因決定的，如果孩子學習不好他們也不會深究原因。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他們特別愛說‘我們就是順其自然’這種話，以顯示孩子們就是天選之子。我的父母常說：‘我們不逼她，這是她的本性。’但我想知道如果他們接受你的采訪，被問及女兒的成長史時會作何反應。除了感到自豪外，是否也會感到不快，因為回答這個問題就勢必將談及他們的社會背景和出身。尤其是我的母親，面對大人物們對我的成績贊不絕口時，她會粗暴地引用《圣經》來回應：‘風隨著意思吹！’”

雖然安妮·埃爾諾母親的回答略顯辛辣刻薄，卻可以涵蓋本書中大多數家長的想法，簡而言之：這是上帝的旨意。沒必要再去尋找別的解釋，就算你踏破鐵鞋也無處可覓。相反，一些孩子懷疑他們的學習天賦是否早已刻于基因之中—另一種形式的“自然主義”。巴德家的孩子們已經將他們的母親伊茹女士指定為傳遞他們學習天賦的“頭號嫌疑人”。他們確信伊茹和蕾吉雅母女二人都是“高智商人士”：伊茹沒怎么看書就一次性通過了駕照的理論考試。奧蕾莉·瓦洛涅在其中一個兒子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她說：“所以我想知道這種特質是否會遺傳，是我母親遺傳給了我，還是我父親？”畫家兼導演馬里亞娜·薩特拉皮在接受《世界報》的采訪時引用了一句波斯諺語來總結她母親的一生：“多么棒的游泳運動員！可惜只能在浴缸里游泳！”這是一個可能永遠無法回答的問題。但我的調查表明，這些天賦，無論多么神秘（“風隨著意思吹”），無論是否與遺傳學有關，如果沒有肥沃的土壤和父母的影響，孩子們長大后是不可能變成階層跨越者的。本書中的所有孩子從小就被家長灌輸過長大要出人頭地的思想。在研究對比了本書中所有家庭的觀點后，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成功沒有偶然。社會學家羅斯-瑪麗·拉格拉沃通過回顧自己的前半生后得出的結論也與我的不謀而合。在她今年年初出版的《恢復鎮靜》（Se Ressaisir）一書中，她借用了社會學家保羅·帕斯夸利的一個觀點，把自己的父母比喻為“階層跨越的盟友”。羅斯-瑪麗在接受《解放報》的采訪時說：“我要感謝我的小學老師們，我的教授們，和我一起參加婦女解放運動討論小組的朋友們，我在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的同事們……一個人是無法獨自跨越社會階層的。如果說我欠他們的情還沒還完，那是因為沒有他們的幫助的話，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績。在我看來，欠下人情債并不一定是壞事，這是我對別人幫助的一種承認。然而在我們的社會中，光說感激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得回饋那些幫助過我們的人。在他們面前，我們要有同理心，學會站在他們的角度看問題，我們要慷慨一些，我們要心胸開闊一些，我要習慣在與他談論社會問題和女權問題時扯上政治。”因此，無論父母們給予我們的是陪伴還是對抗，他們不由自主地成為了我們最早的“階層跨越的盟友”。

安妮·埃爾諾發現，我的受訪者在童年時期都有三個顯而易見的特點：

因為害怕命運的眷顧會突然結束，所以從不驕傲自滿；默默接受學業成功需要付出的犧牲；母親的影響和早期對閱讀的興趣。講述彼此間的沖突和矛盾時，孩子和父母已然表現得平靜且克制：除了時間沖淡了一切外，孩子們的成功也成了彼此關系緩和的調節劑。當然，受訪者在“講故事”的過程中往往也會掩飾某些東西，這一點您已經在書中提過了。

我說過了，我們講述的故事中往往會夾雜著對自己的美化和吹捧。隨著采訪的進行，這種現象越來越明顯：當我不自覺地夸贊孩子們的成就時，他們的父母往往也只對我講述自己孩子的各種優點。盡管在采訪中存在這種僵局，我發現父母們對優績體制的態度也慢慢發生了改變，他們在贊同和欣賞這一體制的同時又對其有所保留，有所懷疑，因為他們已經看到，這個抽象的名詞正活生生地作用在他們孩子的身上，他們在為我們感到驕傲的同時，心中也五味雜陳。我只是單純地想用自己在新聞學校學到的知識為這個研究領域盡一份力：發布任何信息前都至少要核實兩個信息來源。對于同一個故事我們得兼聽則明，孩子和家長雙方都應享有說話的權利。這樣一來，故事才會真實客觀。為什么我的同行們沒有早想到這個方法呢？據我所知，只有記者瑪麗·波艾冬在2018年的《十字報》的一篇文章中給了父母們說話的機會。在采訪階層躍升者的同時，瑪麗也采訪了社會階層降級者。誠然，這兩類人的所思所感肯定不盡相同，所以采訪的關注點也不一樣。

在我的調查即將進入尾聲時，安妮·埃爾諾拋給我兩個問題：“我們何時才能自稱為階層跨越者？”“哪些人可以自稱為階層跨越者？”這兩個問題讓我不得不再次審視自己的觀點。我最初的回答是：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是社會階層的跨越者。因為這個話題能激起每一個人內心的共鳴，讓我們不自覺地帶入到階層跨越者的角色上去，無法冷靜地分析事實。幾乎所有人都會感到自己與父母、故鄉有那么一點格格不入，即使是最高貴的繼承人在這個話題上也有自己的故事可講。這是我在本書引言中試圖證明的觀點：我們習慣于借助富有情感色彩的詞語來討論一個人的社會階層和社會地位，卻忘記了從父母的職業、收入和文化習慣等客觀信息入手來尋找真相。其實方法很簡單，只需要把你的職業、收入和文化習慣與你的父母進行橫向比較，你就能知道自己是否是階層跨越者。即便各家各戶的情況不盡相同，但這條定律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為了建立我的“名單”，我不得已把一些階層跨越者留在了我的門檻外。例如，某人父母從事餐飲工作是因為他們沒有完成高等教育，而不是因為他們從未有機會獲得高等教育；或者父母中只有一人擁有高等學位；或者當父母是教師時——教師這一職業雖然工資不高，但在社會中還有著一定的重要性，因為它是學校制度的體現。我想暫且把我們多姿多彩的人生劇本放在一邊：無論我們是誰，我們都有著自己的家庭問題、心理痛苦、疾病、意外和創傷，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活在每一個階層中的人都會經歷這些傷痛，所以我們不應該以此來影響我們對社會階層跨越者的判斷。

迪迪埃·埃里蓬

在我的采訪中，迪迪埃·埃里蓬呼吁不要總是用精神病學的那套理論來分析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他說：“我覺得，為了理解父母和子女之間的問題，我們應該摒棄一些俄狄浦斯式的觀念，以教育為突破口來分析問題。很多代際之間的沖突都與接受教育時間的長短有關。接受教育的不同會導致代際之間出現語言、文化、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巨大差異……托馬斯·伯恩哈德聲稱學校體系是社會的‘內臟’，確實如此，學校不斷地對我們每個人進行著篩選和分類：您的一生都將永遠被您受教育的類型和時長影響。”今天，一個普通人在社會上出人頭地變得越來越難，所以階層跨越者們在受到猜疑的同時，也收獲了羨慕。我想呼吁社會大眾用一種誠實的方式表達自己，為此我們必須學會克服讓我們不敢詢問他人父母的職業的羞恥心。

這同樣適用于記者的日常生活中，特別是進行采訪時：無論我們和受訪者談些什么，也無論我們的采訪主題是什么，“父母的職業”這樣一個簡單的信息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受訪者所說的話。他或她為何這樣看問題，為何這樣說話，為何這樣堅持，尤其是為何達到了今天的成就。以上這些問題都與他或她走過的人生之路有關。只有在充分了解這些信息后，我們的讀者、聽眾和觀眾才能自發地形成自己的觀點。

最后我必須承認，我之所以開展這些調查，是因為我糾結于幾個復雜的理論問題：“我們能把自己構建成一名‘無階級者’嗎？我能嚴肅地說自己是無階級者嗎？”鑒于我們的雙重身份，階層跨越者應該有資格獲得這種想象中的頭銜。擁有這種身份讓我感到無比輕松，有點像疫情期間的健康碼，可以讓我越過所有邊界。這個身份可以讓我置身于社會的煉獄之外，可以讓我擺脫所有的責任、承諾和選擇陣營的必要性，可以免除我的社會性。“黃馬甲運動”？“對不起，我今天不上街抗議，因為我是一個沒有階級的人。”氣候危機？“對不起，作為一個沒有階級的人，我不認為我會受到影響。”這是一個我羞于告訴你們的寓言，一個無法啟齒的夢想，可以將我從兩個階層中抽離出來。因為正如社會學家朱勒·諾德特在他的作品《進入精英階層》（Entre dans l'élite）的引言中所寫的那樣：“如果出身平民階層的人想要捍衛他們的原始階層利益，那么對現有的精英們來說，讓他們進入自己的階層將是非常‘危險’的。為了維護已經建立的社會秩序，上層社會的精英們要求階層跨越者們改變自己，并盡可能地模仿上層社會的特征……社會向上流動當然會影響上層階級的組成，但不足以將其消滅。”事實上，本書也不會消滅上層階級。當然這也不是我的意圖，因為那樣會抹去一半的朋友以及我的伴侶。這樣對我來說也很虛偽：本書的出版已經表明我是他們中的一員了。

對于安妮·埃爾諾提出的問題，我最后想說的是，階層跨越者們是能夠彼此認同的。當我在電話中向奧蕾莉·瓦洛涅闡述我的寫作計劃時，她非常感動：作為一名小說家，奧蕾莉在寫作中很少涉及這個話題。

奧蕾莉·瓦洛涅  我們在社會交往中有時會感受到一種羞恥感。我曾經對我的母親有一種無法抑制的羞恥感，然而現在這種羞恥感已經不存在了。相反，我會永遠感謝母親。但母女關系是一個真正的難題，是所有問題的核心……［她的聲音停頓了］對不起，這個問題很敏感。在這個話題上，我們通常非常孤獨。

因此，我想與同類們建立聯系，組成一個“合唱團”，而不是區分每個人的經歷。事實上，我們的經歷都各不相同：一個來自法國沃克呂茲省的農民之子和一個生活在巴黎的越南移民后代之間有什么共同點呢？在這些差異的背景下，我想強調的是他們的共同點：他們的父母沒有接受過教育，也不了解法國的教育體系。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從事并不喜歡的餐飲業工作。我并不是要建立一套價值評價體系來評判孰優孰劣。其實作為農民，我們的杰基·羅斯先生與那些“新農民”是完全不同的，這些“新農民”都是些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因為厭倦城市生活和資本主義而來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無論他們的經歷如何，階層跨越者們都有故事要講。他們的經歷相互重疊，獨立于他們的個性、品位和他們所遭受的結構性歧視。托尼對我說：“我們這類人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我想并非每個人都會同意托尼的觀點，但是與同樣是社會階層跨越者的朋友們在一起相處，我確實會有一種獲得解放的感 覺—或者用當下流行的話說，是一種non-mixité的感覺。

安妮·埃爾諾  在閱讀您的最后一章時，有一刻我突然感覺自己回到了熟悉的過去，好像在讀自己的故事，在讀我父母的故事，我好像又重新聽到了父母常說的話：不要炫耀，要謙虛，但也不要讓人欺負。這證明了我這個人身上確實具有“社會階層跨越者屬性”（transfugitité）——我創造了這個新詞，而我也確信自己這一屬性永遠不會改變。

非社會階層跨越者很難理解我們這類人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我們渴望社會階層的上升，又害怕因此羞辱了我們的父母；另一方面，我們又擔心別人看不起他們，憤怒地為他們辯護，不容許任何人“貶低”他們，正如安妮·埃爾諾在給我的郵件中所寫的那樣。

安妮·埃爾諾  我有一位好朋友，她的家庭很富裕，父親是工程師，但是她對我說過的一句話讓我很不舒服。她說：“生出了你這樣一個大作家，你爸媽一定覺得自己的烏鴉窩里飛出了金鳳凰。”“不，才不是這樣。”我對她說。我不能容許任何人貶低我的父母……父母們清楚地知道自己與上層社會的人格格不入，所以當孩子們把他們帶入自己的生活圈子時，父母們往往都會表現出害怕和緊張。

我還有一位朋友，本來我打算把他的故事也寫進書里，但遺憾的是由于那段時間他正與父母鬧矛盾，所以就作罷了。但他說過的一句話一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中，他說：“如果有人嘲笑我媽，我會立刻把他的眼睛剜出來。”他的母親是汝拉山區的郵遞員，當時正好來巴黎看他，所以他便帶著母親去朋友家吃晚餐了。晚餐結束后，母親對他說：“希望我沒有讓你丟臉。”這句話讓他感到心碎。我寫這本書是為了和解，所以這是“一本關于和解的書”。這聽起來似乎有點俗套，像在鸚鵡學舌，但這就是我真實的想法。然而，我要與誰和解呢？我是一個幸運的人，我和家人們沒有一點兒矛盾，相反，我們之間的關系很好。那么，我是要與自己和解嗎？很多折磨著社會階層跨越者們的問題可能只是他們自己想象出來的。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完全在杜撰。我們很少談論人與人在家庭、學校、職場、友誼和愛情中的階級關系，因此我有時覺得自己的研究似乎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是離譜的。然而，我卻覺得我們不能忽視階層關系。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孩子，他或她將有一位畢業于巴黎高師和記者培訓中心的父親。如果我和約翰尼一起撫養這個孩子，那么他或她還將擁有一位來自牛津大學并獲得法國國籍的英國父親。毫無疑問，我們的孩子將生活在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說著英法雙語。我將告訴我的孩子們：“你們可以大方地坦白自己在社會上享有的特權，而不是虛偽地掩飾。”在本書開篇時我就指出，某些特權階層覺得自己享有的一切都是理所應當的，他們從未承認也從未質疑自己的階級特權。更令人惱火的是，他們中的有些人居然試圖在公眾面前降低自己的出身，就像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貴族們試圖逃脫斷頭臺一樣。如果我們都能開誠布公地坦白我們的社會背景，并承認父母及家庭教育對我們產生的巨大影響，我相信法國各階層之間緊張的情緒也許就能得以緩和。就像人們常說的：承認錯誤，問題就解決了一半！快去坦白吧，趁現在還來得及。

《逆襲：16個法國家庭的案例》；作者：[法國]阿德里安·納塞利；譯林出版社；2023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