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沖突猛然把世界帶到了核戰爭的邊緣——我們離核戰爭如此之近，甚至超過了六十年前的古巴導彈危機。

人們不免錯愕，因為這在幾年前還是不可想象的。

不過，如果回頭看看，這一切的發生又不是毫無道理的，它有其醞釀和形成的土壤，并不是憑空而生和毫無來由的。

問題的根本癥結在于俄美關系，這既是當前核危機發生的基本背景，也是它的直接原因。簡單說，作為世界上僅有的兩個超級核大國，俄羅斯和美國只要在軍事戰略上形成對立，核風險就自然存在，對立的程度越深，風險也就越大。一旦它們開始直接或間接的軍事對抗，世界也就走到了核戰爭的邊緣。

俄烏戰爭是半個多世紀來俄美之間最嚴重的軍事對抗。它雖被稱為“代理人戰爭”，但美國的參與已經毫不掩飾，只不過俄美暫時都不想捅破最后一層窗紙，以保留避免大戰的表面理由。

自戰爭爆發至今，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已達437億美元，而俄羅斯2020年全年軍費預算才617億美元。2023年俄羅斯大幅增加了軍費預算，也只有1000億美元出頭。而據另一個數據，戰爭以來，西方對烏克蘭的援助達到1600億美元之巨，其中軍援750億，美國在對烏援助中占大頭，為1130億美元。

美國在場，是戰爭中的一方，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上，如果沒有西方的支持，烏克蘭不管在軍事上還是財政上都無法支持下去。也因此，俄羅斯把美國和北約看作是更主要的對手，其核遏制和核威脅主要針對的也是美國和北約，而不是烏克蘭。俄美核賭博正是由此而來。

在某種程度上，現在的俄美關系比冷戰時期更糟糕。冷戰時期，蘇聯和美國之間有基本的尊重，有遵守共同規則的默契，有默認的利益邊界，有條約機制的約束，有相互的核查，在克里姆林宮和白宮之間還有緊急聯絡的“熱線”。現在，這些基本都沒有了。兩國的核博弈隨波逐流，基本是在猜測和摸索中進行。

蘇聯解體前到俄羅斯獨立之初，蘇美/俄美之間曾有一段好時光，這也是兩國在核裁軍領域的豐產時段——雙方簽訂了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核彈頭數量大幅度減少，互信程度有所提高。

1982年6月，蘇聯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1985年11月，蘇美峰會在維也納舉行，會議產生了所謂的“里根-戈爾巴喬夫模式”，亦即“核戰爭打不贏，不能打”（A nuclear war can not be won and must never be fought）。這一模式并非他們首創，但卻因他們而廣為流傳。

這是核風險最低的一段時期，核戰爭的可能幾乎完全消失。

此后，隨著力量落差的加劇，俄美利益分歧再起，雙邊關系每況愈下，直至今天的公開敵對。隨之惡化的是俄美在軍事戰略和核領域的關系，雙方的軍控合作趨于停滯，“破壞”取代“建設”成為導向。

2002年美國退出《反導條約》，2019年退出《中導條約》，2020年又退出《開放天空條約》。俄羅斯2021年退出《開放天空條約》，2023年2月宣布暫停履行CHB-3也就是《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三個月后又宣布廢除《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這樣，雙方經過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軍控體系基本被拆解完畢。

俄羅斯暫停履行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看來不會再延期——在俄烏戰爭的背景下，啟動新一輪的俄美談判困難重重。如果雙方在2026年條約到期時不能達成新協議，則俄美在核軍控領域將進入沒有任何制度和規則的裸奔時代。

與此同時，兩國的軍事戰略和理論再次以對方為敵，且表述日益公開和明確。最新版的美國《國家國防戰略報告》（2022）將俄羅斯定位為“最迫切的威脅”（acute threat），包括對美國本土的核威脅。

俄羅斯方面則早在1993年即收回“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轉向可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場。2003年，時任國防部長伊·伊萬諾夫曾表示，俄羅斯將奉行先發制人的預防性核打擊戰略，把核武器變為實戰武器。不過這一說法沒有寫入正式文件。

2014年的《俄羅斯軍事學說》明確了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兩種情況：（1）敵人用核武器和（或）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俄羅斯實施攻擊，或是（2）使用常規武器但對俄羅斯國家生存造成威脅。2020年又增加了兩種情況：（3）收到關于發射彈道導彈攻擊俄羅斯和(或)盟國領土的可靠情報；（4）攻擊俄羅斯重要國家或軍事設施，這些設施功能的破壞將導致核反擊能力的喪失。這使俄羅斯發動核攻擊的適用面大為拓寬。

雖然俄羅斯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情況做出了限制，但這種限制頗為籠統，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例如，在國家生存受到威脅時使用核武器，那什么情況算是對俄羅斯的國家生存產生威脅呢？戰爭失敗算嗎，威脅到國家政權安全算嗎，烏克蘭攻入克里米亞或新四州算嗎？諸如此類，都沒有現成的規定，在解釋上是開放的。當然，這種概念上的模糊性和解釋上的開放性不是俄羅斯才有，其他國家的核戰略和理論中同樣存在。

所以，俄羅斯動用核武器雖有理論上的“紅線”，但這條線可高可低，并不確定，最終取決于決策人的解釋。有俄羅斯學者說，核戰略理論不是“上帝”的文件，它不是神圣不可改變的，制訂它的是人，人也可以改變它。換句話說，理論是死的，而現實是活的，現實可以拋開理論，而理論只能服務于現實。這意味著俄美的核賭博沒有保險閥，誰也不知道走到哪一步就會觸動核開關，引發核戰爭。

俄羅斯“核戰派”的觀點雖然驚世駭俗，但并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在一定意義上，它也是核武器理論發展的產物，有其理論淵源。進入核時代后，圍繞著核武器問題產生了大量復雜的理論，這些理論隨著核技術和核軍控的發展而變化，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一直存在，在俄羅斯和美國都是如此。當然，所有的核理論都是基于假設，都沒有也不可能經過實戰的檢驗。

俄美關系緊張，尤其是俄烏沖突爆發以來，一方面關于核戰危機的警告越來越多，另一方面許多進攻性的觀點和概念也活躍起來。

一種是核威懾失效論。長時間以來，人們有一種共識，即為了避免世界末日，人類不應該進行核戰爭，或者說，“核武器是不能使用的”。核威懾失效論認為，時間一長，人們就不再擔心核戰爭，認為這根本不會發生，大國間的核威懾也就不再有用。這種觀點認為，應該恢復核威懾和人類對核戰爭的恐懼。

一種是有限核戰爭論。這也不是新觀點，它顛覆了“核武器主要是用來使對方不敢發動核攻擊”的論斷，認為核武器的小型化和投擲精確化，使其殺傷力可以控制在較小范圍內，相當于一種威力更大的炸彈，并不會導致核大戰和世界末日。因此使用小核武，打一場有限核戰爭，或是核武和常規武器的混合戰爭，并取得勝利，是有可能的，并不一定導致核大戰。這一觀點主張把小型核武器常規武器化，打破了“核戰爭打不贏，不能打”的共識和原則。

還有一種是核災難夸大論。它認為一些關于核戰爭的概念其危害程度，所謂核冬天、地球毀壞、人類滅亡等等都不會發生，這些只不過是模型推演出的結論，并不是真實情況。這一觀點的用意不僅僅在于指出一種事實，它也為進行核戰爭提供了一種理論支持。

此外，還有一些激進的觀點受到新的青睞，如預防性核打擊論等。

以上便是俄羅斯“核戰派”的思想淵源，這些觀點不是突然冒出來的，也不是俄羅斯獨有的。只不過在俄烏克蘭沖突的背景下，戰爭形勢產生了需求，核武問題走上前臺，“核戰派”的主張逐漸由抽象變得具體，從理論假設演化成政策建議，并出現了可以大聲說出的適宜環境，進而產生了強烈的效果。

找到俄美核博弈的原因并不難，難的是從中全身而退。

改善美俄關系，自然是治標又治本的辦法，但可預見的未來，這種可能微乎其微。

于是，許多人把停火作為首選。這無疑是正確的思路，只有俄烏停火、戰爭結束，才能避免核危機的升級，也才能熄滅核戰爭爆發的爐灶。但如果無條件停火，烏克蘭難以接受。因為無條件停火意味著保持現狀，也就是俄羅斯將保有它所占領的土地，烏克蘭卻要停止為收復這些土地進行的戰斗。如果按照烏克蘭的十點和平方案停火，俄羅斯必須撤走軍隊，俄羅斯也絕不會同意。因此，停火雖是努力的方向，但在當前的局面下，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停火條件極為困難，停火難以迅速實現。

還有人提出，俄羅斯和北約進行某種交換，相互做出承諾，如北約不在靠近俄羅斯的地區部署核武器，或是北約不吸納烏克蘭加入，換取俄羅斯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證。對此，無論是俄羅斯和北約都不會接受。

北約一向堅持各成員國自主決定防務事務，它不允許他國對北約的決策有否決權，也不會向俄羅斯做出不在其成員國領土上部署核武器的保證，包括新加入的芬蘭和瑞典。對相對弱勢的俄羅斯來說，放棄使用核武器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核武器既是它的“殺手锏”，也是它的“護身符”，這是它最后的安全依靠，放棄核威懾幾乎等于卸除俄羅斯的盔甲。

在與擁有巨大綜合實力優勢的北約的常規戰爭中，俄羅斯難以取勝。呼吁不使用核武器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它能表達一種國際態度，并造成一定國際壓力，但僅僅呼吁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它不能解決俄羅斯的安全關切。安全關切得不到滿足的俄羅斯，不會為任何政治和道德呼吁所動。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俄羅斯始終認為它的核戰略是防御性的，是美國和北約在推動核戰爭，危險不是來自俄羅斯，而是來自美國和北約。事實上，美國和北約在核問題上也不示弱，與俄羅斯針鋒相對。2023年7月，北約“維爾紐斯宣言”再次重申北約為核聯盟，這意味著北約的每一次擴編都把雙方的核邊界朝俄羅斯的方向推進了。2022年10月，北約舉行“堅定正午”核演習，這雖是例行演習，但美國B-52戰略轟炸機少有的參加使它顯得不同尋常。為保持核優勢，美國計劃在2021到2030的十年間撥出6340億美元用于核力量。

現在所能期望的不過是，俄美在危機平息之前，都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理性、審慎和克制，避免將對手逼向走投無路；給自己和對手都留些余地，就是給未來可能的出路留出時間和空間。

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在美利堅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致辭。這位剛剛化解了古巴導彈危機的美國總統總結道：“最主要的一點是，在保衛本國生死攸關的重要利益時，核大國不能采取這樣的模式，即把對手逼到或是屈辱地撤退、或是打核戰爭的選擇中。在核時代，這樣的模式將見證我們政策的徹底破產，以及集體無意識地走向世界的毀滅。”對于六十年后的俄美來說，這段話仍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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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華勝,系復旦大學教授、北京國際對話俱樂部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