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六年（811）的夏天，白居易（772-846）在李固言等友人的目送下，從長安城東面中央的春明門離開了。這年的四月三日，母親陳氏因意外事故去世。為了服喪，白居易退居長安以東百里之外的下邽縣金氏村。前后長達四年即一千三百日的下邽退居時期，與之后元和十年（815）的江州司馬左遷事件一起，成為了他詩人生涯中最大的轉變期。以這一時期為界，其詩風的核心逐漸發生變化。從以社會諷刺為內容的諷喻詩，轉變為描寫私事與私生活的閑適詩，正是這一變化的象征性表現之一。探明其詩風的變化本身并不是歷史學的任務。不過詩風的變化，應該能反映詩人社會性立場的變化。所以值得探究的是詩風發生變化的社會性根據。這一變化是由他的村莊生活引起的，這是十分重要的事實。這說明其詩風變化的社會性根據，只有通過對這一時期農村的實體與包括詩人在內的下級官人層的動向的探明，才能得到理解。

白居易像

首先以詩人在下邽退居時期創作的《觀稼》作為線索：

世役不我牽，身心常自若。

晚出看田畝，閑行旁村落。

累累繞場稼，嘖嘖群飛雀。

年豐豈獨人，禽鳥聲亦樂。

田翁逢我喜，默起具樽杓。

斂手笑相延，社酒有殘酌。

愧茲勤且敬，藜杖為淹泊。

言動任天真，未覺農人惡。

停杯問生事，夫種妻兒獲。

筋力苦疲勞，衣食常單薄。

自慚祿仕者，曾不營農作。

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

此詩記述詩人在散步中邂逅農民，流露出面對他們的新奇與自省之感。其主題集約于末尾四句，尤其是其中的“慚”字。如果祿仕者在與農民的邂逅中生出了慚愧的意識，那么慚愧的樣相與構成其實體的祿仕者和農民的關系究竟為何？我們的課題不妨暫且設定于此。這一課題的設定在當時的社會中具有何種程度的普遍性呢？下面首先從觀察慚愧的具體樣貌開始。

A紀南城出土耒；B張灣出土持耒俑

慚愧諸相與其意識形態背景

關于白居易詩中所見的慚愧，如花房英樹氏已言及的，明顯是他文學重要的基礎之一。據花房氏的研究，白居易慚愧的內容與對象，隨著年代而發生變化。年輕時，詩人尤懷“尸素之愧”，也就是對身為竊祿之人的自己的慚愧。這是他在整個為官生涯中都持續著的。花房氏認為，在左遷江州司馬后，白居易在對外之愧之余，又向內生發出了“不才之愧”，再到晚年蔽隱向佛之愧，直面自身的存在。如其觀點所明確的，第一種“尸素之愧”正是詩人一生之中的本源性的慚愧意識，甚至可以稱得上是他文學的基礎所在。而且，這第一種慚愧最鮮明的表現，是在退居下邽前后的時期。通過對這一時期慚愧的內容進行更加詳盡的分析，或可明了白居易所代表的當時下級官人、士人層之意識的樣貌。

關于花房氏概括為“尸素之愧”的慚愧意識，下面進行更詳細的考察。從作為官人—祿仕者立場的共通基礎出發，可以進一步區別為兩種慚愧的意識。第一種是作為官人菲才食祿，由此生出的“尸素之愧”。例如“三年作諫官，復多尸素羞”（《適意》，《文集》卷六）“昔余謬從事，內愧才不足。連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祿”（《納粟詩》，《文集》卷一）中所見即為此類。這種慚愧，主要是對作為授命者的皇帝的歉疚，這是有唐一代許多官人都已言明的。此外更重要的，則是面對農民而產生的祿仕者—官人的慚愧。前引《觀稼》詩正屬其例。

此外還有幾例。首先可舉出白居易任盩厔縣尉時（806-807）所作的《觀刈麥詩》（《文集》卷一）：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

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

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

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崗。

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

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

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

右手秉遺穗，左臂懸弊筐。

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

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

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

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此詩的主題與前引《觀稼》完全相同。《觀稼》中登場的農民，進行著“夫種妻兒獲”的典型小農經營。此處所見的農民，也是由婦姑、童稚、丁壯進行的小農經營。所以，更具體地說，是官人在面對勤勞的小農經營時，生出了此處所謂的慚愧意識。這首詩中更是出現了拾撿落穗的貧婦人。此詩的背景，明顯是《詩經》中《小雅·大田》的世界。傳統上都將其理解為批判周幽王失政的詩。慚愧的意識，反倒有某種對現實存在的王政進行批判的暗喻意味。

此外還可舉出另一例，即《村居苦寒詩》（《文集》卷一）：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

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

回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

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

唯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

乃知大寒歲，農者尤苦辛。

顧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

褐裘覆絁被，坐臥有余溫。

幸免饑凍苦，又無壟畝勤。

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

此詩雖然沒有直接表現祿仕者的立場，但主題與前引兩詩是一貫的。除見于前兩詩的小農的勤勞之外，這首詩更是詠嘆了饑寒的痛苦，加深了非勞動者的慚愧。

如上所述，在白居易的慚愧之中，區分了兩種慚愧的意識。其一是身為菲才食祿的官人，不能勝任皇帝授任的愧疚；其一是身為祿仕者，在面對農民的勤勞、饑寒之苦時的愧疚意識。但這不僅是白居易個人特有的意識，而是在當時的下級官人層間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例如柳宗元自述“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慚王官”（《送從弟謀歸江陵序》，《柳河東集》卷二四），總括性地表現出了白居易的兩種慚愧之樣貌。作為白居易所歌詠的這一主題的先驅者，可以舉出的人物還有韋應物與錢起。先將兩首詩并列如下：

六府且未盈，三農爭務作。

貧民乏井稅，瘠土皆墾鑿。

禾黍入寒云，茫茫半山郭。

秋來積霖雨，霜降方铚獲。

中田聚黎甿，反景空村落。

顧慚不耕者，微祿同衛鶴。

庶追周任言，敢負謝生諾。（《觀村人牧山田》，《錢考功集》卷二）

微雨眾卉新，一雷驚蟄始。

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

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

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

饑劬不自苦，膏澤且為喜。

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

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觀田家》，《韋江州集》卷七）

從言說的措辭與主題來看，以上二人的詩明顯是白居易的先驅。且這些詩大都以“觀某某”為題，顯示這種詠嘆小農之勤勞以及身為祿仕者/不耕者/官人對此之慚愧的詩，已經大致定型。其他很多詩人肯定也寫作過。但以管見所及，這類詩首次出現于韋應物、錢起等所處的大歷年間以降，即8世紀末。觀察柳宗元的措辭與這些“觀某某”詩，可知8、9世紀的下級官人層中，面對農民的慚愧意識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抑或如李紳和聶夷中等人以“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詠嘆農民的辛勞那樣，從8世紀末到9世紀，關注農民動向的詩突然增多了。由此可窺得這些詩人們代表的下級官人層對農民認識的變化。

那么，這種認識的變化是什么呢？

通過“觀某某”詩表現出的慚愧，產生于食祿者即不耕者與勤勞小農之間。這種意識性關系，如已明確的那樣，與六朝隋唐時期士人、官人層所謂“清”的意識形態和基于這種意識形態的生活方式，有著很深的聯系。“清”與以其為基礎的生活方式，以清冽的生活實踐為內容，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向親族、故人散施俸祿、賞賜，（二）不營產業，（三）家無余財。這種生活方式、態度得以實踐的基礎，更在于社會由士農工商的社會性分工關系所組成，而其中的“士”以所謂“食祿之家（士），不與下民（農工商）爭利”的意識形態為媒介，存在如下社會（自我）認識：將自己定位為從事精神型勞動——“勞心”的統治者，而將農工商定位為從事體力型勞動——“勞力”的被支配者。在此，存在一種具有明確區分的社會性隔絕，成立于士與庶（農工商）各守其職之上。“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宋書》卷九四《恩倖傳序》）的敘述，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這一事實。

可以認為，在六朝時期，作為支配者的士人、官人層，通過堅持這種社會性隔絕，反而調和了士與庶（農工商）的關系。于是，士與農之間，或者說士與庶之間，并沒有慚愧意識滲入的余地。祿仕者即不耕者與農民之間，如果滲入了像錢起、韋應物、白居易等人所言明的慚愧感情的話，這本身即可說明“清”的意識形態與構成其背景的四民分工論式社會認知出現了極大的動搖。

白居易作為一名士人，本也意欲秉持基于六朝時期以來“清”式理念的生活方式。這一傾向可見于他寫給新妻楊氏的詩中。在《贈內詩》（《文集》卷一）中，詩人這樣述說著他的人生抱負：

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

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

......

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

所須者衣食，不過飽與溫。

蔬食足充饑，何必膏粱珍。

繒絮足御寒，何必錦繡文。

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

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

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詩中所宣揚的清白、貧素的生活方式，不僅是新妻娘家楊氏的家訓，也是白氏的家訓，亦為詩人年輕時政治性實踐的理念。他在貞元十九年（803）所作的《許昌縣令新廳壁記》（《文集》卷二六）中這樣敘述道：

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于是約己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嗚呼!吾家世以清簡垂為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

清貧的生活方式在被帶入政治世界時，就這樣成為了支撐官民關系的普遍政治理念。建立在四民分工基礎上的社會觀，構成了這種“清”式政治理念的背景。此處詩人也并非例外。但是在他身上，開始隱約出現了與六朝時期樣貌稍有不同的觀念。元和初年所作的《策林》（《文集》卷四六）中，其二十《平百貨之價》明示了這一事實：

臣聞谷帛者生于農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財物者通于商也，錢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鈞，非錢不可也。......

調和農工商三者均衡的主體，在六朝時期被認為是官人、士人層。但現在占據其位置的是君主，這一主體在以往四民分工論的結構之外擁有獨立的政治性理念與基礎。其手段則是通過操作錢貨流通進行物價調整。四民分工論雖仍然保持了形式上的結構，但由于貨幣流通與位居其上的君主權的存在，進入了解體的過程。下一世紀的牛希濟《治論》（《文苑英華》卷七四六）中，記錄了這一無可挽回的過程：

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積其貨財。......所以今之世，士亦為商，農亦為商，工亦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審利要時，一中百得。易于耕織，人人為之。故諸侯庶人，亦爭趨之矣。且四人之中，其一為農，亦已為鮮矣。加之浮食之眾，曷可勝紀。......

四民分工論建立在抑商崇本的基礎上。而在10世紀當下，四民卻都從事商業活動，在商業發展與貨幣流通中，四民分工論以及“清”式理念失去了其社會性根據與實體。但是，在白居易的時代，即9世紀初，詩人仍意欲秉持清白的生活理念，并試圖在政治上也同樣踐行。實際上，就普遍傾向而言，以8、9世紀為界，“清”式實踐理念急速地衰退了。白居易可以稱得上是史乘所見“清”式理念的最后一位踐行者。而且如前文所示，他自身的社會認識也出現了重大變化，以至于開始重視錢貨流通與對其進行調整的君主權。詩人之所以流露出慚愧之情，正是緣于在這一四民分工論與“清”式理念的變質、解體過程中，作為祿仕者即官人本來的樣態開始出現動搖之際，恰好邂逅了構成其根底的新農民。

白居易的慚愧，總體上是產生于祿仕者即士人與下民即農工商之間關系的變質過程中，這一關系本是“清”式理念的支柱。但更具體地說，并非是從這種社會性分工關系的普遍變化中直接產生的，而是在其農村生活中通過與農民的直接接觸方才得以出現。為了探明慚愧本來的內容，必須進一步深入當時的農村，分析其中所發生變化的樣態。我們試著從詩人所在的村莊金氏村開始考察。

子日手辛鋤（正倉院御物）

下邽縣金氏村與白居易的農業經營

白居易在渭水之畔定居，是他擔任校書郎之年，也就是貞元二十年（804）的春季（《泛渭賦·序》，《文集》卷二一）。這個華州下邽縣義津鄉治下的村莊，被稱為金氏村。退居時身體欠佳的詩人，自稱“金氏村中一病夫，生涯濩落性靈迂”，過著“唯看《老子》五千字”的生活（《村居寄張殷衡》，《文集》卷一四）。這個“一村四十家”（《九日登西原宴望》，《文集》卷六）的村莊，“十室八九貧”（《村居苦寒詩》，《文集》卷一）。與渭水北岸相連的下邽之地，就整體而言屬于平原地區（《九日寄行簡》，《文集》卷一四）。但是，其中也有華北特有的臺地狀起伏。其中之一即村西的山坡，登上可見“南阡有煙火，北陌連墟墓。村鄰何蕭疏，近者猶百步。吾廬在其下，寂寞風日暮”（《西原晚望》，《文集》卷一〇）。貫穿村域的南北兩條道路之間，分散著規模為數戶左右的小聚落，它們之間大概保持著150米左右的距離。據愛宕元氏所研究的周村可知，數十家規模的村落，是華北地區普遍的村落。與其北陌相連的墓域，在元和六年（811）十月八日安葬了詩人的祖父锽、父季庾、母陳氏，元和八年（813）二月廿五日安葬了祖母白氏、末弟幼美。墓地的落成，意味著這里已成詩人的本根之地。村莊周圍也有其他墓域（《重到渭上舊居》，《文集》卷九）。此外，題為《登村東古塚》（《文集》卷一〇）的詩中，描寫了從村東的古老墓域望見的村莊景色：

高低古時冢，上有牛羊道。

獨立最高頭，悠哉此懷抱。

回頭向村望，但見荒田草。

村人不愛花，多種栗與棗。

自來此村住，不覺風光好。

花少鶯亦稀，年年春暗老。

這大概是元和七年（812）寫作的，是詩人的傷春之作。放眼望去是既沒有花也沒有鳥的荒村，詩人眼中的金氏村一派抑郁之氣。但是，村民愛種的栗與棗，卻是自古傳承下來可賴以活命的救荒食物。村民的生活與詩人的生活于此交錯。這時候詩人還沒有發現“勤且敬”的農民。這個大半都由貧家構成的金氏村，其名稱來自金氏陂。元和九年（814）秋，詩人強留友人李固言在村莊留宿，與他對飲淡薄的村酒。“春明門前別，金氏陂中遇”，中間相隔有四年之久（《村中留李三固言宿》，《文集》卷六）。金氏陂的存在，可以追溯至漢代昭帝時期的金日?賜田。《太平寰宇記》卷二九《關西道·華州》“下邽縣”條中有以下的記述：

金氏陂，在縣東南二十里。按《輿地志》云：“漢昭帝時，車騎將軍金日?有功，賜其地。”摯虞《三輔決錄（注）》云：“金氏本下邽人也。”今陂久廢，即渠西廢陂是也。唐武德二年（619）引白渠入陂，復曰金氏陂。貞觀三年（629），陂側置金氏監；十二年（638），此監廢，其田賜王公。古云：“此陂水滿，即關內豐熟。”西又有金氏陂，俗號曰東陂，南有月陂，形似月也，亦名金氏陂。

從摯虞的記述中可知，金氏陂似乎建于漢代，進入晉代后則成為了廢陂。但金氏陂的存在，從《水經注》卷一九《渭水注》中可以再度得到確認。其后直到唐初，它又一次成為了廢陂。金氏陂的建成，大概關涉到太始二年（前95）白渠的創建與其后對金日?的賜田。其后雖在六朝時期幾經興廢，但在唐初得到修復后，可以認為有一組陂均被稱為金氏陂。金氏村的名稱，無疑來自金日?賜田與金氏陂。不過現在尚不知金氏村建立于何時。但是它無疑位于由白渠與若干陂進行灌溉的水利之地，從村東相接的古老墓群可推測村子已有很長的歷史。金氏村位于水利之地，這從村內存在橋以及村域中有河流經過也可獲知（《渭村雨歸》，《文集》卷一〇）。金氏陂漲水時，關中一帶便能獲得豐收。但詩人沉浸于憂郁中，似乎從未留心過這個村莊本來的豐饒。白居易的家位于金氏村的南端。家門面向渭水蔡渡的渡口（《重到渭上舊居》，《文集》卷九），離渭水有150米左右的距離。從此處向南面偏東望去，更是可以看見華山連綿的山峰。門的周圍，栽種了榆、柳、槐、桃、桑、椹等樹木，其中坐落著五六間茅屋（《村居苦寒詩》〈《文集》卷一〉、《西原晚望》〈《文集》卷一〇〉、《重到渭上舊居》〈《文集》卷九〉）。這一為樹木所包圍，其后增筑至二十間的草堂，在金氏村中是相當惹人注目的。大概從退居第二年秋季至冬季開始，以這一草堂為據點，決意務農的詩人投身于農業經營之中。下面將對其始末進行考察。

元和六年（811），剛剛退居的詩人遭受了他最愛的獨生女金鑾的夭折。從六年秋到七年秋，在相繼到來的不幸與疾病之中，他在金氏村所作的詩為憂愁所系。不過或得益于從官場脫身的解放感，自七年秋開始詩人的身心均有所好轉。某天傍晚散步時，他意外遇見了一位老農，《觀稼》就這樣作成了。對“勤且敬”的農民的發現，使得作為祿仕者而無所事事的自己深感慚愧。于是到了七年冬，詩人決意自己成為農民：

種田計已決，決意復何如？

賣馬買犢使，徒步歸田廬。

迎春治耒耜，候雨辟菑畬。

策杖田頭立，躬親課仆夫。

吾聞老農言，為稼慎在初。

所施不鹵莽，其報必有余。

上求奉王稅，下望備家儲。

安得放慵墮，拱手而曳裾？

學農未為鄙，親友勿笑余。

更待明年后，自擬執犁鋤。（《歸田三首》其二，《文集》卷六）

詩人將騎乘用馬換為牛，在田頭指揮仆夫著手開拓新田，還打算在來年親自操犁參加勞動。他的農業經營到底是什么樣貌，可根據他的詩作來進行一些考察。在《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文集》卷一五）中，詩人這樣描述了他的經營：

......

世慮休相擾，身謀且自強。

猶須務衣食，未免事農桑。

薙草通三徑，開田占一坊。

晝扉扃白版，夜碓掃黃粱。

隙地治場圃，閑時糞土疆。

枳籬編刺夾，薤壟擘科秧。

穡力嫌身病，農心愿歲穰。

......

經營前線的據點是園（田）舍。詩人首先刈草開道，分出一部分新開耕地辟為一處園舍。被枳籬包圍的用地中設有屋舍，置放著碓（脫谷機）。為了養蠶，門扉在白天被關閉。屋舍周圍的田地中正種著薤。空地上設有作業場即場圃，用于在農閑時期制作肥料，以備對耕地進行施肥。此外，詩人親自用鍤移植了松與竹，并引流泉水入內。這一園舍與農民的田舍稍異其趣，其外圍分布的耕地的面積尚不能直接確定。不過，如《詠懷》詩（《文集》卷一四）中“如何辦得歸山計，兩頃村田一畝宮”的記載所示，可知詩人的理想是農地二頃（約十公頃多）左右。初期的經營面積，大概也與這相差不遠。唐末至宋代，二頃農地常常作為士大夫的理想性土地所有，在詩賦中得到詠頌。這在意識形態上來自蘇秦的“雒陽負郭田二頃”（《史記》卷六九《蘇秦傳》）。但是，以唐宋變革時期為界，作為理想性土地所有的二頃耕地，為何變得引人注目，其社會性背景尚未得到重視，因此也尚未有人對其進行充分的說明。二頃農地面積廣大，僅靠家庭勞動難以完成經營。如上文所示，是在詩人的指揮下，由仆夫進行耕種。這種情況在江南也是共通的。例如，許氏溪亭所附的二頃農場，也是“镃基之功，出于僮指”（權德輿《許氏吳興溪亭記》，《權載之文集》卷三二）。詩人在任江州司馬時，這樣回憶下邽的初夏：

前年當此時，與爾同游矚。

詩書課弟侄，農圃資僮仆。

日暮麥登場，天晴蠶拆簇。（《孟夏思渭村舊居寄舍弟》，《文集》卷一〇）

詩人的農業經營，主要是由僮仆的勞動完成的。《納粟詩》（《文集》卷一）中也出現了這種僮仆：

有吏夜扣門，高聲催納粟。

家人不待曉，場上張燈燭。

揚簸凈如珠，一車三十斛。

猶憂納不中，鞭責及僮仆。

到了田租的收納期，一家上下徹夜對粟糧進行揀選和調整。此時，僮仆也是主要勞動力。兩首詩中出現的兩處僮仆，因為押韻而在用字上有所限制。所以，將此直接理解為作為賤人的奴的別稱可能是不恰當的。但在白氏之家中，后來有三名婢女獲得解放，可見其擁有相當數量的賤人。詩中出現的仆夫、僮仆，有別于弟侄，是有可能被吏胥鞭責并接受主人指揮的勞動人群。他們有著這樣的身份性區別，且還未徹底成為勞動的主體，故雖然受到詩體表現的限制，也應該將其視作屬于奴隸范疇。即便考慮到詩的文體，也不能否認他們是某種意義上的隸屬性勞動者。從身為土地所有者的詩人角度而言，他不僅指揮著這些隸屬性勞動者的勞動，作為家長的詩人自身以及其家族也共同從事著勞動，在其直接性勞動過程的內部還未成立明確的分工關系。這尚未超出小經營生產方式的階段。此外，白居易交納的田稅為“一車三十斛”。據陸贄所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其六）。據此計算，可知白居易的經營地擴大到了六百畝即六頃左右。白居易的農業經營，是由家族勞動與隸屬勞動者以犁耕農法為基礎，對六頃（三十公頃）左右的耕地進行耕種。這明顯位于六朝時期以來家父長制式奴隸制經營譜系的延長線上。

白居易的這種經營，在金氏村的四十家中又居于什么位置呢？金氏村中的所有人都是農民，其中大半為貧農。“村鄰無好客，所遇唯農夫。”（《嘆常生》，《文集》卷一〇）白氏的經營，是驅使隸屬勞動力完成的家父長制式（奴隸制）經營，這在金氏村中屬于少數的實力農民層。作為實力農民同時也是祿仕者的白居易，在面對“筋力苦疲勞，衣食常單薄”的貧農時，產生了慚愧的意識。如其所詠頌的“言動任天真，未覺農人惡”，這是詩人在目睹農民強韌的天性后加以自省的結果。但是，這確如詩人所言可以單純歸結于農民的“天真”嗎？并非如此。“勤且敬”之言行，其背景正是以勞動為根基的農民新生活方式的萌芽，是歷史性形成的產物。

“言動任天真”“勤且敬”的農民，是“夫種妻兒獲”的典型小農。金氏村中占據大半的貧農，就是這種小農階層。作為驅使隸屬勞動者的實力農民與祿仕者的白居易，與典型小農階層的金氏村民之間，如果形成了慚愧的意識性關系，我們可以認為這里出現了與六朝時期農業構造有所不同的新農業構造。但是，即便詩人擁有豐富的感性，這一領域也仍然晦暗難明。

唐后半期的階級構成與慚愧的實體

白居易的村居生活還在繼續。下面的詩或作于元和八年（813）時：

七月行已半，早涼天氣清。

............

閑攜弟侄輩，同上秋原行。

新棗未全赤，晚瓜有余馨。

依依田家叟，設此相逢迎。

自我到此村，住來白發生。

村中相識久，老幼皆有情。

留連向暮歸，樹樹風蟬聲。

是時新雨足，禾黍夾道青。

見此令人飽，何必待西成。（《秋游原上》，《文集》卷六）

詩人關心可備兇年的棗實未熟，與村民們逐漸變得心心相印。在這一年十二月五日的大雪中，同情于農民的寒苦，詩人又生出了慚愧（《村居苦寒詩》，《文集》卷一）。次年即元和九年五月，京畿一帶遭遇了旱災（兩《唐書·肅宗本紀》）：

太陰不離畢，太歲仍在午。

旱日與炎風，枯燋我田畝。

金石欲銷鑠，況茲禾與黍。

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

憫然望歲者，出門何所睹。

但見棘與茨，羅生徧場圃。

惡苗承沴氣，欣然得其所。

感此因問天，可能長不雨。（《夏旱詩》，《文集》卷一）

詩人仍與農民站在一起。

白居易對農民的慚愧意識開始明確成型，是在作成《觀刈麥詩》的盩厔縣尉時期（806-807）。其后的翰林學士時期（807-810），如“如何辦得歸山計，兩頃村田一畝宮”（《詠懷》，《文集》卷一四）所示，抒發了對莊居的憧憬。元和六年（811）前，與慚愧的意識相關，退居村莊的決意已經深種在他的心里。因母親去世而來的服喪，讓這一決意變為了現實。這種對歸山-莊居的憧憬，并不僅是白居易所特有的。包括詩人在內，在唐末的下級官人層之中，這甚至成為了一種政治性動向。白居易的下邽退居也與這種動向深有關聯。柳宗元在《送從弟謀歸江陵序》（《柳河東集》卷二四）中明顯描述了這一動向。他的從弟便過著這樣的生活：

......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后以智免（官），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谷，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于人。

與此相對，柳宗元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

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慚王官。

柳宗元以“智”來表述離開官場而莊居，將留在官場的自己歸于“不智”的立場，最終與慚愧的意識相聯系。莊居是下級官人層的致命一躍，以從慚愧的意識中解放出來達至“智”的立場。這種“智”的立場，在當時的人們中間獲得了一定的支持。此點從時人對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瑑退居的評價中可以窺知。天祐三年（906），以照看在孟州濟源縣私莊抱病的堂叔母為理由，崔瑑乞假獲準。孫光憲記錄了當時的世評，即“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者，亦智也’”（《北夢瑣言》卷一五）。在照看堂叔母這一名義之下，“或人”將逃避官場的禍事而莊居這一行為歸之于“智”的立場。雖說是唐王朝土崩瓦解之前不久的事，但柳宗元從弟謀的立場與此亦同。當時的官界對有心的下級官人層而言，并不是值得期望的政治世界。雖未明言，但我們知道貫徹這種“智”的立場的頗有其人。例如灞陵的處士駱峻。元和初年，以母親的死為契機，他去職服喪。喪期結束后，據載他說“污吾跡二十余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于是在灞陵東坡旁邊開墾了三百畝田地，終身過著處士的生活（《樊川文集》卷九《唐故灞陵駱處士墓志銘》）。無論是退居的直接動機、時期，還是農業經營的規模，都與白居易退居下邽出奇一致。不同的僅是白居易沒有將處士的立場貫徹到底，之后重返了官場。可以窺知，這種退居、莊居成為了反映士人、官人層的政治性動向的類型性行動。梁州城固縣人崔覲也是“為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為業”，但因老而無子，便將其田宅家財分給了奴婢，令各為生業（《舊唐書》卷一九二《隱逸傳》）。這是從一開始就舍去了對進入官場的期望并去而遠離之例。白居易似乎也與這種生活方式產生了共鳴。除了上述詠頌駱處士野居之作（《過駱山人野居小池》，《文集》卷八）外，還有幾首詠頌處士們莊居的詩作。例如：

得道應無著，謀生亦不妨。

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

水巷風塵少，松齋日月長。

高閑真是貴，何處覓侯王？（《題施山人野居》，《文集》卷一三）

半依云渚半依山，愛此令人不欲還。

負郭田園八九頃，向陽茅屋兩三間。

寒松縱老風標在，野鶴雖饑飲啄閑。

一臥江村來早晚，著書盈帙鬢毛斑。（《題王處士郊居》，《文集》卷一五）

不求王侯、通宵著述的莊居處士們，沒有忘記的唯有農業經營。這是多數莊居處士們所共通的。柳宗元的從弟謀與崔覲，都是通過奴婢、僮指進行農業經營，所有的耕地大概數頃到十頃。這與地方富豪層的經營基本同質。毋庸贅言，白居易在金氏村的經營也與這些經營類似。

小說類史料中出現的官人們的莊居，更現實地表現了其對應的實體。例如薛氏之子，先代曾治大郡，積累了豐厚的財產，但他卻選擇野居并驅使著“家僮、役客之輩”進行農家經營。身為劉晏判官的李邈，也因莊客持續滯納了五六年的租課而罷官歸莊。更有擔任三原縣尉的沈聿，也在其任中著手修筑別業-莊，在其任期終了之時歸農。以李邈之例為典型，小說中出現的下級官人們，其莊居生活與地方動向密切相關。那里有著逐漸獨立的莊客、家僮、奴婢們，還有分田小農。有人是在與以皇帝為頂點的政治性世界的關聯中因“智”而莊居，有人則是在與地方動向的關聯中歸莊而居。正如柳宗元所述的，這本就是一個由“下愧農夫，上慚王官”的慚愧意識所驅動的世界。為了理解下級官人層的這種莊居傾向，需要對他們所身處的當時的整體階級構成進行考察。

當時的人們如何描述唐代中后期的階級構成呢？再來觀察一下睿宗賜予畢構的璽書：

璽書勞曰：......咸亨、垂拱（670-688）之后，淳風漸替。征賦將急，調役頗繁，選吏舉人，涉于浮濫。......昔聞當官，以留犢還珠為上；今之從職，以充車聯駟為能。或交結富豪，抑棄貧弱；或矜假典正，樹立腹心。......比差御史委令巡察，或有貴要所囑，未能不避權豪。......（《舊唐書》卷一〇〇《畢構傳》）

在此直接描述的是高宗、武則天時期以后的地方官腐敗問題。但此處登場的可以說是8世紀初的全社會階級。在地方，有與當地地方官結托，壓制貧弱即貧下層的富豪層。在他們之中，有通過勾結中央貴要而逃避御史監察的權豪。由此，以至于睿宗得出結論：“官守既其若此，下人豈以聊生。數年已來，凋殘更甚。”這里所見的第一階級是以皇帝睿宗為頂點的官守-官僚層，其中可區分為貴要與地方官；第二是被支配階級中的上層部分即富豪層，與第一階級的部分人相結托；第三是被支配階級中的下層即貧家層。更為明確地表現這種階級構成的是天寶十一載（752）十一月乙丑發布的玄宗詔敕：

如聞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呑并，莫懼章程。......致令百姓無處安置，乃別停客戶，使其佃食......（《冊府元龜》卷四九五）

由此可見的階級構成，第一是皇帝、王公百官，第二是富豪層，第三是百姓、客戶。敘述的內容與睿宗的璽書大概相同。在上文引用的大中二年（848）正月的《冊尊號赦書》中，在敘述租稅輸納時，提到的第一是權要層，第二是富豪層，第三是貧家層。可將這種權要層與睿宗璽書中所見的貴要層視為同一階層。由此可知，8世紀以后的社會由以下四個階層構成。第一是以皇帝為頂點的王公百官階級，其中包括被稱為貴要、權要的上級官人層和以地方官為首的中下級官人層。他們構成了國家的支配階級。第二是身為國家被支配階級的百姓、編戶中，被稱為富豪層的人們。他們在接受國家支配的同時，另一方面也是鄉村社會的實力農民階級。第三是在百姓、編戶中被稱為貧家層的人們，以各種形式受到權要層與富豪層的壓制與支配。在這些貧家層之中，應該也包括了流亡后成為客戶與浮客的人們，他們屬于良民。第四是前揭史料中未出現的奴婢、僮仆等賤人層，他們沒有獨立的戶籍，因此不接受直接的國家支配，構成了社會的最底層。以王公權要層為中心的上級官人層，與以地方官為中心的中下級官人層，均以來源于農民租稅的俸祿為形式上的生活手段，由此成為了共通的階級。但其具體性的經濟活動則有所區別。如已見到的，下級官人層、處士層的經濟性基礎，基本上是與富豪層一致的家父長制式（奴隸制）經營。而權要層則寄食于莊租收入與碾硙之利，二者在經濟基礎上界限明確。富豪層與貧家層，是農村內部即百姓編戶之間的階級表現，他們共同承受國家的租稅、賦役征收，在這點上承擔著共通的政治課題。但是另一方面，在土地兼并、佃耕關系、納稅方式、賦役征發樣態等各種局面中，他們都存在利害對立關系。于是，這些富豪層一邊與權要層以及地方官相結托，一邊壓制貧下層，由此構成了唐末的基本性階級關系。富豪層對權力的抵抗明顯已經看不到了，而其寄生性性格總體來看趨于強化。權要層雖然壟斷了權力，卻與在野的富豪層相結托以貪圖暴利，既缺乏政治能力，又腐敗不堪。這作為7世紀中葉以來的現象，已經由睿宗親自指出了，在《新樂府》《秦中吟》等作品中也被白居易所批判。有心的中下級官人想要在政治性世界中發揮才能，除了自身也走上腐敗道路外別無他途。而且，他們自身的經濟基礎家父長制式（奴隸制）經營，正處于農業構造發展的變化過程中。要想貫徹自身的政治理念，必須站在“智”的立場，成為處士，離開官場，除此之外無他。而為了維持自身的經濟性基礎，只有走向村居并對自身的農業經營進行再編。白居易之慚愧究竟是何物？下級官人層在面對確立了自身農業生產力性基礎并走向獨立的小農階層時，必須直面如何回應自身政治理念的變革與經濟基礎的變化這些問題。正是在這種狀況之下，他們以“慚愧”表達這一苦衷。

結語

那么白居易是如何脫離這種事態的呢？元和七年（812）的冬季，他決意正式莊居。其后元和九年（814）五月的旱魃，詩人仍然與農民們一同度過。秋天，李固言造訪了村莊，與詩人對飲村酒。但此時前后，詩人心中似乎逐漸生發起了慵惰之情：“有官慵不選，有田慵不農。屋穿慵不葺，衣裂慵不縫。”（《詠慵》，《文集》卷六）他對一切感到慵惰。在這年的冬夜，詩人寫道：

家貧親愛散，身病交游罷。

眼前無一人，獨掩村齋臥。

冷落燈火暗，離披簾幕破。

策策窗戶前，又聞新雪下。

長年漸省睡，夜半起端坐。

不學坐忘心，寂寞安可過？

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

如此來四年，一千三百夜。（《冬夜》，《文集》卷六）

詩人甚至屈指計算著村居之夜。這一年，也就是元和九年（814）年末，白居易作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再次入朝。翌年，因主張查明宰相武元衡暗殺事件的真相，他一時左遷為江州司馬，但其后官途順暢。他仍然對下邽的土地經營抱有積極性。大和二年（828），他買得下邽楊琳之莊，經營堂院（《祭弟文》，《文集》卷六〇）。到了晚年，在洛陽近郊也有五頃耕地（《達哉樂天行》，《文集》卷六九）。但是，退居村莊自己去做農民之事，已然作罷。諷喻詩的寫作，在退居以后急劇減少。僅以留下的詩來看，詩人對社會的關心和權力的批判突然衰退了。其后他作為官員的生活，如任蘇州刺史時的政績所見，可以稱得上良吏。但是這與富豪層所走的道路只是形式有異，在對既成權力無批判地迎合這一點上，不能不說他們走的是同一條路。

曾讓詩人感到慚愧的農民后來情況如何呢？詩人與“勤且敬”（《觀稼》）的田翁的邂逅，是在秋天的社日之后。以此社為中心，農民們似開始了新的結合。遠在高宗咸亨五年（674）之時，農民們就已經在春秋的社日之外舉辦“邑會”，開始了結合。這雖然受到了嚴格禁止，但肯定沒有解散。敦煌的社是廣為人知的事實。也可以看到時代晚了很多的例子，如13世紀末華北的農民們以十家為單位結成了“鋤社”，共同進行中耕、除草勞動，或是由數家組成一個集體，使用?共同進行開耕作業。唐代新出現的社與邑會，以這種生產小共同體為基礎，構成了跨越各種生活方面的共同團體。一旦認識到以社與邑會為中心的新生農民性結合是不可能被禁止的，國家便開展了新的對應方式。玄宗時鼓勵“農社”的結成，如“貧富相恤，耕耘以時”所示，開始自上而下地積極編成這種生產小共同體。如“及村閭社會，并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祖，然后坐飲”（《冊府元龜》卷二“開元十八年六月禮部奏”條），又如德宗時期也在二月一日的中和節，“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谷”（《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貞元五年”條）。由此可以看到國家將新生的農民性結合囊括進其禮制性秩序之中的動向。以社與邑會為中心的新生農民性結合擁有什么樣的內容？又以什么樣的契機結成？這種結合又賦予了唐宋變革期的社會何種定義？這些將會成為今后的研究課題。這里可以說的只是兩點。第一，農民們獨自開創了新的世界。第二，相比起富豪層與處士們，國家權力一方會更切實地去應對新生農民性結合，使其走向秩序化。會昌三年（843），詩人以七十二歲高齡從刑部尚書致仕。他的仕途大致順暢。從父祖二代任官都未能超過地方官以上的家系背景來看，他作為官員也更成功，可以說是度過了幸福的一生。但這卻是六朝式士大夫最后的自我革新的挫折，面對新生的農民而最終敗北。

（本文摘自渡辺信一郎著《中國古代社會論》，徐沖、劉藝穎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23年7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