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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讀過大學,為何能成為中國最后的大師?
錢穆
在近代中國,錢穆是一位傳奇人物,他這一生只做兩件事——讀書與教書,但把每一件事都做到了極致,有人稱他為“中國的最后一位國學大師”。他一生先后授課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西南聯大等高校,寫下通史巨著《國史大綱》,在文化飄零的時代為國人留下一座通往中國文明與歷史的橋梁。
錢穆一生在學術上擁有無數令人驚嘆的成就,但他的成長路徑卻與大家想象的完全不同。錢穆并非書香門第,沒有多少家學淵源,正相反,他從小家境貧苦,中學念到一半,學校就因為辛亥革命解散,始終沒有機會念大學。用現在的話說,錢穆在青年時代,是一位貨真價實被生活困住的“小鎮青年”。
原生家庭的窘迫,被糟糕的時代打斷的求學之路,充滿變化的社會環境,這就是當時“小鎮青年”錢穆面對的一切。但他卻憑借著自己的“一根筋”,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從江蘇無錫的小鄉村,一路走上了北京大學的講臺。
錢穆1895年出生,這一年,也是清朝遭受重大挫敗和日本簽下極度屈辱的《馬關條約》的一年。出生不久后錢家家道中落,淪為赤貧,父親去世后,他考入常州府中學堂。
1911年,他轉入南京鐘英中學。但錢穆在這里并沒有順利的拿到中學學位,因為撞上了辛亥革命,學校宣布解散,中學肄業成了他的最高學歷。求學生涯受阻的錢穆“自此升學絕望,一意自讀書”。當時,實際年齡只有17歲的錢穆,來到鄉間小學任教,一路教過小學,教過初中,幾乎把當時中國的基礎教育教了個遍。
從1912年春天,到1922年秋天,十年間,錢穆奔波在鄉村的講臺上,雖然沒有繼續學業,但他也沒有停止學習。錢穆曾直言,其間雖有遺憾,未能進入大學深造,但他“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在這段時間里,錢穆勤勉自學,在學問和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錢穆治學的道路在別人看來,幾乎是一條不可能,無法想象的道路。他沒有家世,沒有學校的導師提供資源,甚至連圖書館都沒有。但他卻敢一頭扎進故紙堆里,鉆研中國傳統文化。他一生在戰亂和動蕩中治學,以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宗旨。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他覺得這些“舊學問”值得做,則無論條件如何,無論手里的資源有多少,無論時代的風潮如何,他都只知道,這事,得一直做。
早年豐富的教學經驗,也為錢穆后半生的教育事業埋下了種子。新亞書院是一個和錢穆分不開的名字,也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之一。從新亞書院中,走出了學者余英時。新亞書院的辦學理念及現實關懷,和錢穆畢生的治學心得息息相關。他與新亞書院的故事,也是了解錢穆其人的一個重要窗口。
1990年8月30日,錢穆在臺北去世,今天是錢穆逝世三十三周年,就讓我們借用錢穆眼中的自己,和他與新亞書院的故事,來紀念他。
創辦新亞書院
新時代雜志社的編者,要我自述生平。其實我認為自己一生不論是求學或做人,都不足為訓。換句話說,也就是沒有甚么可以提供別人參考的。且以讀書來說吧,我是一個自修苦學出身的人;因為幼年家境清寒,父親很早去世,使我沒有機會像一般青年人一樣,由中學而大學,從師研究,或出國深造,我常勸勉青年朋友,非萬不得已,仍然應當按部就班,完成正規的學校教育。
談到做人,我是一個不好高騖遠,不跨大步,腳踏實地的人。主張做人必須平淡、切實;言顧行,行顧言;知到哪里,行到哪里;今日知到此處,今日行到此處。在我的青年時代,正是滿清末年,當時的一般父兄師長,通常是以諸葛亮、王陽明、曾文正,這三位道德、文章、事功兼備的人物,作為勖勉子弟們師法的楷模。我一徑遵奉諸葛武侯的“謹慎”,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曾文正的“扎硬寨,打死仗”,作為做人的格言,生平受他們三位先賢的影響最深。我既然承認自己是一個言行謹慎,并非不顧現實的人,一生只知道治學教書,過去從來沒有實際參與過其他任何社會事業。既無資本,又無準備,怎樣忽然會憑著赤手空拳,辦起新亞書院來呢?
以我當時的情況,在香港要想辦一所小學都不可能,居然要辦一所大學性質的學校,簡直像摸黑路一樣的冒險,這不也是不足為訓的事情嗎?記得起初向當地香港教育司辦理立案手續的時候,申請表格上有許多項目必須填報,例如老師們的待遇,我就填上每月支給港幣八百元。
教育司的職員問我:“經費從哪里來?”我回答說:“沒有。”他又問:“既沒有,為甚么要填這個具體的數目呢?”我說:“因為你們本地的官辦小學,教員月薪都是這種待遇,而我邀請的老師,都是曾經在大學里教過十年二十年書的教授,我決不能把他們的待遇填得太少了。”對方又問:“萬一他們知道了,來問你要錢呢?”我笑著答復說:“凡是知道我空手辦學校的目的,而愿意來幫忙的朋友,就不會計較這些的。”
錢穆
“寧可失掉吃飯的工作,不愿失去求學機會”
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彷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臺灣來;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起先是絲毫沒有經濟的憑藉,前來求學的流亡青年,十有九位都是只身在港,他們本人的衣食多無著落,進了學校,還要想法子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問題。
當時我們的免費學額,竟占了全部學生人數的百分之八十。我記得那些要求入學的流亡青年,他們之間有一句這樣的話:“我們進教堂,只可以獲得半天的安慰;我們進了新亞書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個家,整個心靈獲得了寄托和慰藉。”且隨便舉兩個例子來證明那些學生們的苦學情況吧。我們現在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在校學生,他起初申請入學的時候,已經年過四十,是一位兩腿帶著六七處傷疤的退役軍人,住在調景嶺難民營,擔任日夜輪流守衛的工作,有一點低微報酬,可以維持生活。為了想到新亞來讀書,就向營方的負責人要求全部改調守夜的職務,竟沒有得到允許。他說:“如果我的志向遷就了現實,一天也不能生活了;寧可失掉吃飯的工作,而決不愿失卻求學的機會。”
后來他的難友們同情他這種刻苦好學的精神,有意成全他,就聯合起來要求把各人的夜班都和他的日班互換,主管也感動地讓步了。從此以后,他就夜間守衛,白天上課。自調景嶺到學校,快步跑一趟要費兩個小時,他每天在黎明前就動身,步行趕到學校上課,傍晚又忙著跑回去準備接班。后來,我覺得他如此奔忙也太辛苦,就將他安置在校內擔任傳達,作一名工讀學生。因為英文根柢差一點,他現在還沒有畢業。我們學校里原先是沒有工役的,另外為了成全一個中學程度的青年,就讓他在校內一面做工役,一面抽空隨班旁聽。他又利用晚間到一家相當大專程度的夜校上課,后來我又調他到圖書館工作。這個青年,他最近已經向加拿大的一所大學,申請準了獎學金,快要去留學了。
從上面所講這兩個小故事里,就可想象得到許多流亡青年,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仍然不忘記求學上進。為了成全他們苦學的志向,起初只設有免費學額,后來則設有獎助學金額。蒙各方捐贈的獎助學金額,占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經常還有增加。
本院所聘的董事,早先都有一個默契,不忙著要求他們在經濟上的幫助,只需他們的同情,作精神上的支持。起初兩年,各方面的人士多半不敢公開支持我。捐款常是支付現錢,幾百或一千的支票,也不敢簽注受款人的名字,而且要求不要公布捐款人的姓名身份,為的是怕影響本身的安全。
“我是一個只適宜于閉門讀書、上堂教課的人”
對于籌集經費,我總是盡力去設法;對于支配用途,我從來不擅作決定,做到絕對經濟公開。學校之內,不論大事小事,都由公開的會議決定,少數服從多數,做到絕對意見公開,也可以說是做到了“教授治校”。
我們開始創辦這所學校,自問對于教育宗旨方面,確實具有一番理想和抱負。我們鑒于整個世界動蕩不安的局勢,鑒于我們自身所承受的時代苦難,我們認為當前的大學教育,至少有兩個目標應加注意:一、人類的文化價值。二、個人的生活理想。
要使前來求學的青年,對于這兩項目標,都能深切感到它的重要性,而對這兩項目標懂得追求,懂得探討,懂得身體力行,懂得為此而獻身。我們該知道,今天的中國人,正受盡磨折,歷盡辛酸,陷在奮拔無從的深淵,中年老年人,多只隨分掙扎。青年們則如迷途的羔羊,要在迷惘的路程上摸黑前進。
即就新亞學院的同學們來說,有些是生活在饑餓線的邊緣上,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遠占據心頭,多半是今天過了不知道明天,這樣處境的青年,若我們不能給與他們以一個正確而明朗的人生理想,那在青年們的內心,很可能泛起一些連他們也不自知的種種異樣心情來。我們常認為,若非對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有一肯定價值的認識,中國青年們終難找到他們的人生出路。反過來說,若使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們,各自找不出他們的人生出路,所謂文化傳統,將變成一個歷史名詞,會漸漸煙消云散。
中國文化有其五千年悠久傳統,必有其極可寶貴的內在價值,我們應該促使中國青年,懂得愛護這一傳統,懂得了解這一傳統的內在價值,而能繼續加以發揚光大。我們創辦新亞書院的宗旨是:
本校創辦,旨在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并旁采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為人類和平、世界幸福謀前途。本此旨趣,本院一切教育方針,務使學者切實瞭知,為學做人,同屬一事。在私的方面,應知一切學問知識,全以如何對國家社會人類前途有切實之貢獻為目標。惟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近來教育風氣專門為謀個人職業而求知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為知識而求知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
本校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求專長,為學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礎,然后各就其才情所近,指導以進而修習各種專門知識與專門技術之途徑與方法,務使學生真切認識自己之專門所長,在整個學術個人人生之地位與意義,以藥近來大學對教育嚴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線上進、各不相關、支離破碎之流弊。
關于教學方面,則側重訓練學生以自學之精神與方法,于課堂講授基本共同課程外,采用導師制,使學者各自認定一位至兩位導師,在生活上密切聯系,在精神上互相契洽,即以導師之全人格及其平生學問之整個體系,為學生作親切之指導,務使學者在脫離學校進入社會以后,對于所習學業,仍繼續有研求上進之興趣與習慣,以藥近來大學教育專尚講堂授課、口耳傳習、師生隔膜,以致學者專以學分與文憑為主要目標之流弊。
我們自知,我們所抱的教育宗旨是正確的,但也是很難實現的。但若不把握這個宗旨向前邁進,則種種物質上經濟上的發展,將會失卻它的意義,在香港社會上少去這一所學校和增多這一所學校,將會沒有甚么分別。
自審才性,我是一個只適宜于閉門讀書、上堂教課的人。從民國元年,我十七歲那年開始到小學教書,以及后來到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西南聯大等校任教,一直到現在,先后幾乎有五十年,沒有離開過教書生活。除此之外,就是講演和寫作,在寫作方面,陸續出版了三十種書,歷年在各報紙雜志刊登的學術論文,還沒有匯印出版的,約有一百萬字左右。我對寫作有一種習慣,就是喜歡親筆寫繕,早年而且全用工整的小楷。
我出生于民國前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五年),歲次乙未,照中國年齡計算法,應當是六十八歲了。先父在十六歲的時候,以第一名秀才入學,被目為神童,可惜身體虛弱,剛到中年就患肺病去世。當時我僅十二歲,我與長兄以及兩個弟弟,在家無一畝之地無片瓦之屋的貧困情況下,由寡母劬勞撫育成人,而且都完成了中等教育。母親畢生辛勤,全為了培育我們兄弟。直到七七事變后四年才去世,享壽七十六歲。我在家庭方面,承受母教的影響最大。
《九零后》
我的祖父、父親、哥哥,都是在四十左右患肺病去世,而我如今已活過了六十八歲,身體精神都還算健康,這也許是和我一生規律而簡單的生活有關。我除喜抽煙斗之外,別無其他不良嗜好。愛好接近自然,喜歡鄉村環境,喜歡接近青年,五十年來的教學生涯,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天真活潑的青年人。
我雖然沒有好好地從過師,卻常接受先哲先賢的影響,除效法諸葛孔明一生謹慎,王陽明知行合一與曾文正的扎硬寨打死仗之外,我還喜歡《論語》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這八個字,我自青年時代就常以這八個字來反省、自勉。
“守死”使我在新亞困難的時候,決不逃遁;“篤信”使我深信中國一定有前途,使我一生從不曾放松這信念。還有:我在前清光緒年間讀小學的時候,因為作文成績特優,老師獎賞一本課外讀物,我至今還記得書名是“自學篇”,由蔣百里先生從日文翻譯過來的,其中記述了四十多位歐洲自學成功的名人小傳,一篇篇刻苦勤學的奮斗故事,使我讀了很受感動。不過我一直仍認為,青年人只要有可能進學校從師研究,還是循著正規教育的程序以求上進為好。
除非是萬不得已,才采取自學的途徑。因為在學校里,不僅可以有系統地研究各門課程,還可以與良師益友從切磋琢磨中,增進內心的修養,完成偉大的人格,奠定學業與事業的鞏固基礎,那比自學究竟要好得多了。
原標題:《他沒讀過大學,為何能成為中國最后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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