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南宋愛國詩人，第一個想到的便是陸游，一首《示兒》，誠摯至深。輕吟著“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穿越千年的深沉的悲哀和厚重的愛國情懷總是會激發得人熱淚盈眶，唏噓不已。但我覺得，他的《訴衷情》，一句“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才真的灼傷眼睛，心疼不已。

中國古代文人，堅持文以載道，多以匡扶社稷為己任，更何況所面對的是半壁江山，破碎山河呢。可想而知報國無門，家仇國恨一齊涌上心頭，該是怎樣的輾轉反側？關河夢斷也罷，鐵馬冰河入夢來也罷，不過是一個英雄無路請纓的絕境。在這個溫暖富饒、可作汴州的地方，是能暫時忘記恥辱，茍安度日，醉生夢死的。當社會主流意識與文人平生所愿相背離時，在矛盾的不可調和下，會出現兩種人：隱者和癡人。前者多出現于安寧時代，退而讀書，格物致知，寧靜致遠。后者多處于亂世，天生的使命感使其難以放下、堅守執著，將個人機遇與國家命運緊緊聯系起來，家國之殤，這必然是痛苦的，而且是不可愈合不可治療的痛苦。歲月無情，朝如青絲暮成雪，是多少有志之士都走不過的坎，“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從此，英雄不敢生。

“訴衷情”與這首詞，真的是極為貼切的。字字真誠，句句泣血。“此生誰料”的悲哀，道出了一個時代眾多人生的殘缺。不能忘記，不敢忘記，卻不可放下，唯有畫地為牢，將畢生可望而不可即的夙愿釀作新酒，伴著三兩落魄潦倒人，能飲一杯無？

從眾多詩詞中，可以看出，陸游是有過一段崢嶸歲月的。那時的他想必少年有志，北望中原氣如山，滿懷赤誠，一片丹心報天子。只是，奈何時政無常，最終，只能是天山滄州，身心異方。然時代的不幸造就了偉大的詩人，筆亦能化心，墨自有恨淚，即便零落成泥又如何，初心不改，芳香如故。

這首詞成于陸游晚年，滿紙秋意，“當年”二字一出，如遲暮的美人倚望韶華歲月繡成的繁花，云蒸霞蔚，滿目光芒，卻掩蓋不了眼角細密的皺紋。“此生”一句，道出浮生將盡，便倍感悲涼了。

和辛棄疾等同時代的愛國文人一樣，他們的心力，直指北方，卻畢生難以到達，最終，交瘁而死。不同的是，稼軒以筆為劍，退而作詞，而陸游始終是以詩詞為精粹。從流傳下來數以萬計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陸游是極為愛惜自己的羽毛的。如果說稼軒是被逼為詞人，那么，陸游可以說是自己選擇并終身致力于此，他有意識地堅持了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更為純粹的是個儒者。只是，因為時代的原因，陸游的詩詞中，更多充斥的是刀劍戎馬。“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一句自問自答，略帶諷刺不甘的語氣，道出了陸游為文的價值取向，不是如唐代李賀、賈島一樣，字斟句酌，仔細推敲，而是有其骨力，有其擔當。

這些被滿目瘡痍的土地進一步喚醒的文學意識，將文學的社會責任發揮到極致。然而，這些人忘記了，詩詞不是政治，它對社會的影響更多地從意識層面入手，詩詞乃至文學，有其自身獨立特性，將太多的重擔強壓其中，盼其能匡扶正義，收復河山，只能是將其推入歧途，淪為時代的傳聲筒。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將其安生立命之所學看得過于強大了，混淆了政治，混淆了歷史，變得有些模糊不清了。好在，陸游雖思慮甚深，卻始終有一個度，在保持詩詞為文學的特性時，又不缺乏時代的韌性。

君子之守，君子之傷；君子之守，子孫之昌。總有人會理解這些掙扎的痛苦靈魂。如哥窯天青色冰裂紋瓷器，橫斜疏疏的斷層、位移裂痕，增添了流芳的韻味和品格。

一個偉大的詩人，足以從某個角度映射出一個時代的影像。其中詩詞中所發出的不平和悲鳴，會因時光的流轉，化作清冽的泉水，浸潤著世世代代子孫的靈魂。

與這首詞驚鴻一瞥邂逅，是幸事，應肅然起敬，思往事，追來者。

谷盈瑩 著
年長了才懂得，無論是深閨愁緒還是纏綿情詩，哪一個不是對當下的深刻印記。自由懂的感懷、銘記每一個瞬間的悲歡離愁，人生才會變得飽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