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8月26日《參考消息》報道，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在《共青團真理報》網站上撰文稱，由于英國和美國提供具有放射性和化學毒性的貧鈾彈，烏克蘭正在變成不宜居住之地。這一事件不僅反映了現代戰爭中貧鈾武器對環境的影響，更引人深思長期以來人類軍事活動與環境之間的關系。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賈珺是國內從事軍事環境史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他還兼任中國世界近代史研究會理事、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理事、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環境人文中心榮譽研究員、荷蘭萊頓大學出版社“戰爭、沖突與環境叢書”國際編委等職務。在今年出版的專著《慎思與深耕：外國軍事環境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與譯著《貧鈾》（光啟書局）中，賈珺即探討了海外軍事環境史研究的現狀與貧鈾武器的使用等問題。

賈珺

請您給我們概要地介紹一下，什么是軍事環境史？軍事環境史研究的對象是什么？國際上軍事環境史研究的現狀是怎樣的，是否已經是一門“顯學”？

賈珺：“軍事環境史”目前還沒有進入工具書成為條目。在我看來，軍事環境史是聚焦于軍事而對人與環境間互動關系歷史的研究。這一研究主要審視環境因素與人類軍事活動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這種雙向互動過程體現出的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和自然觀變化。

目前軍事環境史的研究重點有三類：一是環境、社會與軍事行動之間的關系，二是地形、地貌和自然資源的日常管理與軍事應用，三是軍事景觀的形成、特色與不同時期的變化。

從環境史學界的源流和發展來看，軍事環境史起步較晚，研究隊伍與農業、工業、城市、海洋環境史等領域的大軍相比，規模更小一些，應該算不上“顯學”。國內軍事環境史研究還在起步探索中，已有一些學者開始從人與環境的關系出發，研究抗日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等。

不過我對這一領域的未來充滿了信心，因為越到當代，軍事因素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力就越復雜、越全面，無論探討城鄉環境還是國民經濟部門的布局與發展，都很難無視軍事因素，特別是冷戰時代以來的軍事-工業復合體，尤其是不應忽視的。從這個意義講，涉及軍事環境問題的其他環境史研究——無論農業、工業還是城市、海洋乃至疾病、思想——不就是廣義的軍事環境史么？

賈珺在軍事環境史的課堂上

軍事史、戰爭史，其實是不缺乏受眾的話題，我們對歷史上那些著名戰役總是津津樂道。軍事環境史有哪些有意思的、引人入勝的研究話題？比如，我注意到您此前研究過動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能否在這方面詳細介紹一下？動物在世界大戰中扮演的角色，乃至動物在當今軍事行動中有怎樣的作用（是不是已經不再重要了）？

賈珺：金戈鐵馬戰神英雄，確實是長久以來“號角與戰鼓”軍事史范式敘述的焦點，也始終有龐大的讀者群。與此相較，軍事環境史不具“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豪放風格，也不走“凄凄慘慘切切”的婉約路線，總體而言更像邊塞詩，沉浸于戰場環境和軍營邊關，詠嘆“古來征戰幾人回”“春風不度玉門關”，既不乏勇毅，又略帶悲涼，很多研究對象都在帝王將相之外，研究方法也非宏大敘事，而是將一塊塊“歷史碎片”放置陽光之下，通過多彩光譜，達到以小見大的效果。

因此在軍事環境史的視野下，對單兵裝備、重型裝備乃至軍艦和飛機的研究，不僅可以具化為材料、動力、火力、補給等諸多方面，也可以著重研究戰場環境對這些武器裝備的制約以及經受的改造和破壞，還可以研究一些武器和戰法帶給戰場環境的持久影響（如地雷、塹壕、貧鈾穿甲彈等）。同時，對于比較宏觀的戰略制定、戰役指揮、國際關系等內容，也可以從人與環境關系的角度加以探討。

您提到的動物在一戰中的作用，的確是我過去幾年研究的一個重點。不過從研究目的來說，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通過回顧動物在戰爭中的經歷，思考動物何以卷入人類的戰爭，分析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系在戰爭中有怎樣迥異于和平時期的獨特性，最終豐富和深化對于“總體戰”（total war）的理解。我想以《一戰西線塹壕中的人鼠關系》一文為例，介紹一下軍事環境史的研究邏輯、方法和志趣。

一戰塹壕期刊和部隊雜志有不少與老鼠有關的文章、小品、漫畫和照片，在時間順序上反映出人們對老鼠的認知和態度都發生了變化，呈現出這樣的軌跡：塹壕修筑—人鼠相遇—鼠騷擾人—人捕滅鼠—與鼠相安。這是人鼠之間持續互動的結果——在西線遍布塹壕之前，聚居于田野里的田鼠喜食植物，對人類沒有太大危害；塹壕大批出現后，體大且雜食的褐家鼠取代田鼠，成為士兵塹壕生活的大麻煩，滅鼠成為前線官兵的自覺行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捕滅鼠的行動成效不高，前線官兵逐漸放棄將塹壕鼠趕盡殺絕的念頭，開始接受現實、選擇與鼠相安，老鼠本身也變成了一種戰地文化符號，塑造和延續著人們的“一戰”記憶。

戰后，塹壕鼠無法在沒有人類活動的塹壕中繼續生存，于是吃光各種食物、包括尸體后，它們終將回到附近城鎮、也就是前輩們所來的地方，曾經的戰場則由原來的主人——田鼠——主導。在塹壕中堅守到戰爭結束的數百萬官兵，回到正常社會時也必須回歸“正常”。若再有樂于同老鼠分享面包和床鋪的行為，必會被視作瘋癲而遭鄙視或接受規訓，畢竟人鼠勢不兩立才符合現代文明的價值觀。

然而可悲的是，當年把老兵們從正常生活推入戰爭苦海、讓他們在塹壕中與鼠為伍艱難度日的，也正是構建了“現代文明”、圖謀瓜分整個世界的西方列強。數百萬老兵們的親身經歷罕見于由精英們書寫的歷史——因為被忽視，所以被遺忘。重新審視這一群體的戰爭境遇和歷史記憶，有助于全面認識和理解“一戰”的歷史與戰爭本身。盡管塹壕鼠與老兵的互動只不過是塹壕生活的滄海一粟，但對于管窺老兵們的戰爭境遇、反思戰爭帶給世界的影響，有著特殊意義。

至于動物在當今軍事行動中的作用，我想說一方面確實很少再有動物成建制地編入部隊，但另一方面，軍犬、信鴿、戰馬、海豚等仍未退出軍旅，而是發揮各自的特長為人類所用。同時，仿生學技術和AI技術也將一些動物的天然能力變成人造機械具備的、經過優化的、且更加可控的能力。這種變化是大勢所趨。

環境史作為二戰后史學發展的一個新門類，其誕生有強烈的現實背景，比如環境破壞的加劇、環境正義運動的興起等。軍事環境史關注軍事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它的現實意義又在哪里呢？如果說“戰爭必然破壞環境”，那么軍事環境史研究的歸宿，是不是都會走向“反戰”這個結論？

賈珺：作為軍事史和環境史的交叉領域，軍事環境史一方面從人地關系入手，審視軍事活動的背景、過程和影響，繼承和發展了以往主要聚焦于人類社會內部的軍事史；另一方面則將軍事活動納入環境史研究視域，探討除污染和破壞之外，軍事活動中體現出的更為多元的人地關系，豐富和完善了環境史的理論與實踐。

因此，在軍事環境史視野下，戰爭對環境的破壞只是一個方面，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研究——如環境對人們軍事活動的制約，人們利用自然增加自身優勢、敵人劣勢，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資源的多重屬性以及社會影響等。此外，在軍事環境史視野下，戰爭不再必然破壞環境，而有可能客觀上帶來一些環境友好的結果。比如軍方用地由于保密性、禁行性等特點，無形中減少了人類擾動，增加了生態多樣性。

軍事環境史研究的歸宿，我想肯定會有反戰的一面，但又不應盲目反戰：既因為戰爭是流血的政治，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很難消失；又因為“好戰必亡”“忘戰必危”的古訓，如何做到以武止戈，確實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您是目前國內做軍事環境史的代表性學者，您為什么會選擇這個研究方向？是否有受到哪些具體事件的影響？

賈珺：我選擇環境史、特別是軍事環境史作為研究方向，大概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領我入門的是國內較早引介和研究環境史的梅雪芹教授。大二的時候（1999年）我選了梅老師開設的《工業革命史》選修課，與教科書中高歌猛進的那種“革命”不同，我第一次辯證地看到了各國的工業化過程、成就與代價。

其次，研究軍事環境史，主要是我從小就對軍事問題感興趣，加之1999年通過新聞見證了科索沃戰爭全過程，就想寫一篇關于高技術戰爭與生態環境關系的文章。但由于時間太近、材料有限，我便將目光投向1991年的海灣戰爭。2002年本科畢業之前，文章《從歷史的視角看現代高科技戰爭的生態環境災難》發表在了《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上，且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當時在師大歷史系還是挺轟動的一件事。

被《新華文摘》轉載的“高光時刻”

再次，跟隨梅老師攻讀碩士期間，隨著學習和思考的逐漸深入，我開始關注“破壞”和“災難”之外的內容，更加完整地審視人與環境的關系。因此，碩士畢業論文題為《高技術條件下的人類、戰爭與環境——以1991年海灣戰爭為例》，最終有將近三萬字發表在了《史學月刊》上。

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您最近的研究成果？ 

賈珺：最近的成果有三本書，各有特點，被我和學生戲稱為“軍事環境史大禮包”。

第一本是《戰爭回憶錄：1914—1915》（馬克·布洛赫著，考舸譯，賈珺校，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這本回憶錄記錄了布洛赫在1914年8月至1915年6月的戰爭經歷。文字描述生動、沉重、深刻。無論從軍事史還是軍事環境史的角度審視，這本回憶錄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對抗和搏殺，也包括人與物之間的聯系和沖突。戰爭不再只是“人類事務”。自然環境在人類戰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既是戰爭的依托，也是受害者。然而，自然并不是完全被動和沉默的，它也具有能動性。有時它是人們的共同敵人，有時候又是共同的盟友，甚至在瞬間轉換中，成為一方之敵或一方之友。

第二本是《貧鈾》（國際行動中心貧鈾教育項目組編，賈珺譯，光啟書局，2023年）。《貧鈾》由美國左翼組織“國際行動中心”貧鈾教育項目組編纂，收錄了來自世界各國包括科學家、醫療工作者、法律專家、政策專家、平民大眾等各界人士的文章，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使用貧鈾武器的案例，揭露了貧鈾武器不僅對其攻擊目標有害，也對操作武器的軍人、貧鈾周邊的平民乃至其后代造成了身體傷害，更對未來的自然環境帶來了威脅。與此同時，本書呼吁共同抵制和廢除貧鈾武器，實現全球范圍內的互動交流與和平共處。

第三本是《慎思與深耕：外國軍事環境史研究》（賈珺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本書是國內第一部軍事環境史專著，涉及理論與實踐兩部分，是我十余年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全書共分五章。第一章是對軍事環境史的理論探討，涉及基本概念、產生背景、研究意義和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第二章是對歐美軍事環境史學史的梳理與總結，涉及主要領域、代表人物及其特點。后三章是實證研究。第三章在軍事環境史視野下，對一戰的“世界”性和“戰爭”內涵進行了新的解讀，探討了一戰西線環境與老兵記憶的關系，并從一戰西線人鼠關系的演變為切入點，對一戰的總體戰屬性進行了再審視。第四章的主題是資源、武器及其環境影響，分別探討了石油在海灣戰爭中的多重角色，和貧鈾武器及其危害論爭。第五章的主題是軍事障礙物及其環境影響，分析了海灣戰爭中“薩達姆防線”與區域景觀變遷的關系，以及地雷與未爆彈藥的區域環境影響。最后，又對軍事環境史與區域國別研究的關系、兩個研究領域的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思考。

從三本書的史料特點和研究方法來說，我想它們正好體現了三種不一樣的軍事環境史：第一本是“新”史料，新的不是史料本身，而是解讀史料的角度新。第二本是新史料，是立足史學、對多學科資料的新利用。第三本是跨學科的慎思與深耕，理論構建與實證研究的統一。

《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22年第2期發表了一篇文章《越南戰爭的足跡：20世紀軍事化的環境史》，介紹了美國環境史學家大衛·比格斯（David Biggs）的《戰爭的足跡：越南的軍事化景觀》（Footprints of War：Militarized Landscape in Vietnam，中文版即將由光啟書局推出）一書。作為這本書的譯者，您可否預告一下這本書的內容？這本書有什么獨特的啟發？

賈珺：作為軍事環境史研究領域不算太老的老兵，過去20年我始終在思考，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展現軍事環境史中的人地互動關系，而不是機械地統計或片面地批判戰爭帶來的環境破壞。因為前者遵循著環境史的基本邏輯，后者在圖書分類中屬于“X”（環境科學），而非“E”（軍事學）或者“K”（歷史學）。我想，《戰爭的足跡》為我們提供了范本，而且是極具特色的范本。

全書共六章。大衛·比格斯用一章篇幅介紹了越南中部地區歷史地層中的人、軍事活動與生態變遷，并著重分析了其中的戰爭觀念及其影響。其后，在對二戰前后的歷史敘事中，比格斯用細膩的筆法，勾勒了軍事技術的進步和戰爭模式的革新帶來的土地利用及管理方式的變化。他繼而對越南戰爭時期雙方在順化附近軍事基地的歷史脈絡進行了前后呼應的探討，而且這種探討是從國家、地方、社群、個人與環境等諸多層次展開的，冷戰期間的國際關系格局、越南這片土地上敵對政權及其軍隊的攻防、“大人物”與普通人的經歷和記憶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現。特別是圍繞落葉劑的噴灑，比格斯給出了更為完整的故事，豐富了我們對于這一軍事行動的實施詳情、當時影響與歷史遺產的認知。

您現在正在做什么軍事環境史的研究項目？

賈珺：我目前正在做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一戰西線戰地環境與老兵記憶研究》。這個項目是軍事史、環境史和心態史的交叉研究，試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西線戰地環境與老兵記憶的關系進行深入探討。

戰爭記憶研究是目前史學界的一個熱點領域，且視角往往側重于普通官兵和平民的經歷，體現了軍事史、社會史、心態史的融合交叉，是史學研究走向深入的突出體現。但我從整理相關史料的過程中發現，如果忽略了戰地環境對人們戰爭經歷的影響，也就無法全面理解人的戰爭記憶受到哪些因素的塑造，更無法完全解釋不同人的戰爭記憶的異同是如何產生的。

因此我提出，從人地關系入手探討社會關系，注重分析戰地環境與戰爭記憶之間的關系，是研究一戰老兵記憶的新增長點。

目前正在寫作中，明年此時結項。

賈珺的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