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歐美興起了家族史研究的風潮，比較著名的有伊佩霞（Patricia Ebrey）的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中文譯名：《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和戴仁柱 (Richard Davis) 的Court and Family （中文譯名：《丞相世家》，中華書局，2014年），尤其是后者，堪稱宋代家族史研究的開山之作。而后，臺灣地區學者黃寬重教授也在家族史的研究上著力甚多，比較著名的乃氏著《宋代的家族與社會》（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此后，內地學者對于宋代家族史研究也有了非常顯著的成果，比較典型的有王善軍教授的《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和《宋代世家個案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此外，香港地區的何冠環與曾瑞龍教授對于宋代的將門都有比較突出的研究成果。

《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

綜上可知，學界對于宋代家族的研究，多集中于士大夫家族，或者可以名之為“科舉家族”與地方名族。然而，宋代依然存在著特殊的家族，例如皇族趙氏，從政治史看這是皇帝的家族，但從社會史的角度看，這也是眾多宋代家族中的一員。賈志揚（John Chaffee）教授的《天潢貴胄》一書，實際上就是把趙氏皇族放在家族史維度進行研究的成果。但無論如何，作為皇帝的家族，宋代的宗室問題首先肯定是政治問題。正如作者所說，歷朝歷代宗室叛亂甚多，但宋代沒有這種現象，這不得不歸功于宋朝的制度設計。作者在書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紹宋代的宗室制度，尤其在第二章便指出，從宋太祖開始，即要求把太祖、太宗及趙廷美的子孫都納入到宗室范疇，而不是像宋之前的朝代那樣，皇帝五服以外即不屬于宗室。這毫無疑問就會引出以下問題：宗室成員將會越來越多，宋朝政府應該如何管理這些宗室，尤其是無服宗室？而宗室的開支將如何維持？之后各章，作者都按照宋代各朝的順序，詳細論述了與趙宋宗室有關的各種制度，如相關的機構、宗室的特權、教育、任官、居所、婚姻等等，而這其中，神宗朝及徽宗朝的改革，以及宋室南渡后宗室制度的變化尤其值得注意。前兩者主要是應對日益龐大的宗室隊伍，而后者則是因應歷史發展所作出的調整。作為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作者用了大量的數據來論證自己的觀點，書中有16個表格，每個表格里都有很詳細的數據，而這些數字都是有史料可據的。作為一位外國學者，能夠在浩繁的古籍中找到如此詳盡的數據，并對之進行量化分析，是一件十分難得的事情。

賈志揚

當然，賈志揚先生并非宋代宗室制度研究的第一人，在本書英文版出版之前，汪圣鐸教授即發表了《宋朝宗室制度考略》（《文史》1990年第1期）一文，對這一問題有非常獨到的見解，而賈先生在本書中也大量引用汪教授的觀點。進入21世紀后，何兆泉教授也出版了《兩宋宗室研究——以制度考察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對宋朝宗室制度進行了詳細而有據的論述。值得注意的是，何著中經常指出賈志揚先生在本書中對史料的誤讀。故此，若單以制度研究論，本書并不算獨特。然而，本書的定位本身就是家族研究，副標題也是“宋代宗室史”，故除了制度之外，本書更為突出的是把宋代宗室作為個體與群體的研究，也就是人的研究。我認為，歷史是人的歷史，制度能夠解釋歷史發展的趨勢，但中國古代的制度是由人執行的，而中國古代社會遠遠稱不上法治社會，更多的是人情世故。因此，把制度與人結合起來進行描述與論證，才能呈現出更厚重的歷史感，而這也正是本書的精彩之處。

本書第一章“開篇”，即以兩個故事引出問題：北宋仁宗時，7位宗室請求發動對西夏的戰爭，從而報效朝廷。他們得到仁宗的褒獎，但要求卻被拒絕。至南宋末年，宗室趙以夫被任命為大藩慶元府（即明州，今寧波）的長官，并帶兵平定了當地的叛亂。這說明北宋與南宋之間，宗室的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本書要研究的問題之一，就是這種戲劇性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其原因又是什么。這說明，制度的出現乃因人事，而制度的改變，也是因為人事的變化。賈志揚先生在本書中大量描述了宗室中人的故事，但與其他家族史研究不同的是，本書除了特殊的需要外——如涉及到宗室繼位問題——一般不會重點描述某一代最重要的人物，因為這個人一定是皇帝，而如果把筆墨過多放在皇帝身上，就會寫成一部王朝政治史。賈先生著墨更多的是其他宗室成員，尤其是普通宗室成員的故事，而只有把這些宗室的故事串聯起來閱讀，才能理解宋代宗室制度的變化。如第十章中對北宋畫家趙令穰遭遇的描寫，很好地反映出北宋宗室猶如囚徒的生活：趙令穰被允許的旅行距離只能從開封到洛陽，所以他只能憑想象去描畫江南的風景。再如第六章中，趙子崧與趙叔近都被指包藏禍心——他們后來都被平反了，但他們的職任與權力，卻正是徽宗朝蔡京對宗室改革的結果，正是這場改革，讓宗室有機會獲得實質性的職位。

一般認為，宋代宗室在政治上是受到限制的，張邦煒先生就曾經在《宋代皇親與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表達過類似的觀點。總體而言，這個觀點問題不大，但在本書中，可以看到南宋宗室受到的限制比北宋要小，根據作者的觀點，這主要得益于南宋初年動蕩的政局，以及孝宗、理宗等宗室繼位為帝。作者同時指出，高宗曾經頒布禁令，禁止宗室擔任宰執以上官員，這一方面說明朝廷對于宗室任官依然存在限制，但另一方面也說明這種限制已經突破了實權職位。事實上，即便是宰執官員的限制也曾經在南宋時被突破，趙汝愚在光宗朝即為樞密使，到寧宗朝甚至位居宰相。雖然他最后在政治斗爭中失敗，且其政敵韓侂胄的理由也是高宗朝的禁令，但這也說明宗室的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然而，賈志揚先生并沒有高估這種提高，他還是很謹慎地認為“遵守禁令已經成為共識”。即便《宋史·宗室傳》記載趙以夫曾任同知樞密院事，但賈先生在注釋中對此進行了嚴密的考證，認為這是《宋史》記載的錯誤。而孝宗朝趙善悉的故事，也說明了士大夫對于宗室擔任要職抱有抵觸態度，賈先生甚至認為這就如英文里的“不成文憲法”。

《宋代皇親與政治》

誠然，作為外國人研究中國史，賈志揚先生對于史料存在很多誤讀，這一點何兆泉在其著作中已經指出。其實不但是史料誤讀，有些敘述恐怕也是有誤的，比如在敘述“紹熙內禪”時，他把另一位皇位的潛在繼承人吳興郡王誤認為是嘉王趙擴的兄長。實際上吳興郡王趙抦是光宗兄長趙愷的兒子，孝宗因為越過趙愷而立趙惇，所以有所愧疚，曾想過讓趙抦成為太子。類似的誤讀非常多，這是國外漢學家研究中國史不可避免的問題，畢竟他們存在著語言和文化的障礙。故此，對于這些錯誤，可以指出，但不必糾纏，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這些國外著作的價值。事實上，國外漢學家的中國史研究著作，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其視野，有時候他們提綱挈領式的觀點，往往會給人耳目一新的沖擊。例如在第七章他論述宗室的婚姻與姻親時，他指出墓志材料與《仙源類譜》所揭示出的宗室婚姻狀況是矛盾的，前者顯示南宋宗室的婚姻對象多是文官家庭，而后者的數據則揭示出宗室與武官家庭結親更多。作者隨后指出，這要考慮到墓志志主的身份，他們多是與地方精英融合的宗室；而《仙源類譜》所記載的，則是生活在宗室中心的成員。類似的觀點在宗室的忠義觀論述中也能體現，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九章都論述了這個問題，并指出對宗室來說，國與家糾纏在一起，難解難分。宗室的身份不但給他們帶來特權與享受，當國家危亡之際，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會與國家朝廷共存亡。

總體來說，本書是對于宋代宗室研究的優秀之作，其優秀之處不但在于制度研究，更在于人事研究。而本書的中譯本，更是為廣大讀者接觸這本著作帶來很大的便利。事實上，翻譯工作是很難做的，因為這是中文思維與英文思維的來回切換，所以很多譯著都不可避免地把英語句式套用到中文當中，使譯本難以卒讀。但本書的譯文相當流暢，可讀性很高。譯者趙冬梅教授乃北京大學著名的宋史專家，故對本書的材料與事實非常熟悉。譯本有一個很重要的創新就是譯注，趙教授把她看到的作者的誤讀與錯誤都用譯注的方式指出，這不但是一種中外學術思維的碰撞，也是在不改變作者原意的情況下，讓讀者更清晰地理解相關的問題，并作出自己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