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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鄒振環:斯文榮華
2023年2月20日中午,榮華兄逝世的噩耗傳來,非常震驚。他是這一波疫情期間逝者中離我最近的同事和朋友。雖然2022年12月已經傳來他因新冠送入重癥病房的消息,但一直覺得他較之我年齡為小,完全有能力扛過這一波疫情。這些年因為忙忙碌碌,雖曾偶爾與他有過電話和郵件聯系,知道他心臟有恙,但卻很少見面,念及此更是極為難受。當日下午,我在微信圈發了500余字的悼念短文,不久澎湃新聞來約稿,希望我能寫一篇紀念文字,我承諾一定會寫成正式的悼念文字。
本文作者鄒振環(后排左一)和張榮華教授(后排左四)參加商務印書館在滬召開的座談會。照片攝于2003年10月23日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會議室。前排左起:張元濟文孫張人鳳,商務印書館副總經理陳宇清,商務印書館資深編輯陳應年,上海社科院文學所陳夢熊和歷史所的董進泉;后排左起:鄒振環,柳和城,周武,張榮華,熊月之。
張榮華教授(1957-2023)。照片攝于2017年4月15日浙江大學第一屆史學理論前沿論壇。
(一)
榮華兄原籍江蘇南通,1957年8月19日出生于上海,1965至1971年就讀于上海市利民路小學,1971至1975年就讀于上海市新滬中學,我和他的經歷大致相同,小學中學都是在動亂年代里過來的,在讀期間沒有受到系統的知識訓練,全靠自學考入大學歷史系,真是高考改變了我們一代人的命運。1975年3月至1979年8月,榮華兄在崇明長江農場“五七”5連工作,同年9月考入復旦大學分校歷史系。1983年他又從復旦分校考入復旦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師從中國近代思想史名家李華興(1933—2011)。碩士生期間,我們82、83兩屆研究生每周都有幾次聚在一起上課,互相探討學術。
還是碩士研究生二年級的榮華,就在《復旦學報》1985年第3期上發表了《近代中國人時間觀念的文化意義》,首次從社會文化史角度較為完整地勾勒了近代時間制度和時間觀念的變遷,這篇具有獨特視角的學術論文,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生性外冷內熱,擇交頗嚴,不善交際,他的本科同學曾概括說:榮華是高智商,低情商。1986年他留校任教,每每到學校上課,為盡量不和同事和朋友打招呼,他經常會沿著樓堂內的邊緣步行,遠遠看到都會故意繞著走,你主動招呼他,他甚至不看你。在學生們的回憶中,他也用同樣的方式躲開正向他走來問候他的學生。我們一起讀研的同學友朋都知曉榮華兄孤僻的性格,但他內慧深邃,長于思考,眼界很高,不輕易著述,屬于當今學界極少見的象牙塔里的純學者。
由于我倆都研究張元濟,彼此交往較多。他早年注重研究張元濟與近代思想文化及中國辭書出版事業之關系,發表了《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嚴復與張元濟》《張元濟在近代語文新潮中的建樹》《引導輿論與權力制衡的追求——張元濟與〈外交報〉》等系列論文,并在此基礎上完成《張元濟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在學界頗受好評,有著很高的引用率,我以為至今仍是眾多張元濟傳記中最具特色的一部。書稿完成后,是我建議他去找張元濟哲嗣樹年先生寫序,并告知他如何去淮海中路拜訪樹年先生。他還編校了《孔子——周秦漢晉文獻集編》《中國學術名著提要·歷史卷》《康有為散文選注》《嚴復著譯集》《大同書(手稿)》《孔子改制考》等十余種基礎史料,體現出寬廣的知識面和扎實的基本功。
他長期致力于康有為文獻的搜集、發掘與考辨,精益求精,用力最多的《康有為全集》(和姜義華老師合編)和《康有為往來書信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惠及學人良多。多年來在《學術月刊》《復旦學報》《近代史資料》《中國學術》《書城》《東方早報》《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等報刊上發表論文和書評數十篇。他發表在《復旦學報》的《章太炎與章學誠》一文,將相關文本置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中,結合章學誠與章太炎學術思想及其脈絡關系展開分析,論斷縝密,既能把握大體,又能切中肯綮,深刻揭示了章太炎與章學誠在“六經皆史”這一相同命題下不同的含義和意圖,對通過人物互動關系切入思想文化史至今仍有啟示意義。他的研究作風扎實,考辨入微,見解獨到。2009年他以自己出色的成績,獲得上海市第九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二等獎。
(二)
榮華兄曾先后在復旦大學開設“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近代學術史”“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史料學”“中國史學史”“中國思想文化史專題研究”等課程,教學認真負責,深受學生好評,2007年榮獲第一屆復旦大學教學貢獻獎,2009年榮獲教育部歷史學基礎課程建設二等獎、上海市教學成果一等獎,2011年被評為復旦大學“我心目中的好老師”。一位學生在其悼念文字中這樣寫道:
“猶記1997年的春天,榮華老師為我們開設‘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他職稱不高,不算名師,當時僅是副教授,也不善言辭,更沒有斐然的神采,但當他講課時,我們卻不知不覺地為他吸引……細細品味,他的課富有深邃的思想,他憂郁的氣質也與近代史默默契合……,說到王韜、鄭觀應、嚴復、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胡適、魯迅……他的敘述與點評鞭辟入里、發人深省,這些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他的課上從書本中翩然而起,全都活了。我后來才知道,榮華老師治中國思想文化史,卻同樣熟讀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他講課不是氣貫長虹式的,但綿綿密密,猶如流水不斷,每一處都閃爍著思想與智慧。榮華老師似乎不太自信,講課時總是低著頭,不好意思與學生的目光直接對視,每當課間的鈴聲響起,他才會微微抬起目光怯怯地問道,你們要我繼續講下去還是休息一下?而我們早已渾然忘了時間忘了窗外的春光。榮華老師也非常幽默,他自嘲自己當大學老師收入之低,他調侃自詡為人民兒子的人卻有若父親一般受到供奉。總之,我深感榮華老師富有智慧、富有魅力、富有悲天憫人的情懷,他是我大學時代最敬重的老師之一。”
(三)
榮華兄留給我的很多回憶是細細碎碎的。1998年,41歲的榮華兄評上副高,在那個時代并不算晚,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職稱的高下。之后十多年他遲遲沒有寫出評正高所要求的專著。好在我們系的領導還是很關心他,2013年學校評職稱改用代表作制度后,他就以《康有為往來書信集》的校釋為代表作評上了正教授,這在當年評聘者中也是罕有的一例。因為那年評審過程的特殊情況,作為歷史學分科學術委員會委員,我還被系領導委托代表歷史學分科學術委員會在校學術委員會的評審會上,陳述原委。記得評上后他曾來我辦公室小坐,我告訴他評審過程中的一些曲折,他沉默不語,臉上全無表情。在榮華兄的心目中,學識著實與職稱無關,與種種鮮亮的帽子更無關聯。他轉換話題,說起時已經暴得大名的同學,所編某近代大家的書信集,錯誤甚多,并稱準備撰寫批評文章,與之辯難質疑。我不贊同他的做法,他不著一言,站起來就離開了。我倆都是屬于拙于社交,卻又享受孤獨的性格,因此我對他種種不近情理的做法,都有一種超乎尋常的理解。
他曾經先后到日本關西大學和中國臺灣“中研院”訪學,在“中研院”訪學,他作過一次有關康有為書札的報告,聽過其報告的臺灣地區學者后來給我說,想不到復旦竟然藏著這樣一位對康有為生平材料有如此精深研究的學者。聊起訪學的經歷,我問起游覽了哪些地方,他多支支吾吾說不清楚,但說起關西大學圖書館里的“增田涉文庫”和“泊園文庫”,則如數家珍。我想他或許只是換了一個讀書的空間而已。
他生活簡樸,四季大多是一襲牛仔衣的工裝,即使寒冷的冬天亦是如此;他飲食隨意,平時不注意營養,因此體質較差。他的整個俗世生活是苦澀的,除了讀書就是讀書,最大的活動空間多在臥室、教室、辦公室和書店四點一線。早年他的煙癮不小,不停地一支接一支,但他似乎又不像那些癮君子,把煙整個吸到肺里,經常剛入嘴巴,又很快吐了出來。面對面的聊天,他經常是沉默的時間居多,聊天時眼睛大多不看對方,交談多不是很順暢,不如讀他的文章,智慧和犀利。談及自己家里的瑣碎,以及與他們一家暫住一處母親的無奈,他會黯然神傷;但是后來說起在美留學、進了哈佛Radcliff學院學畫畫的女兒,卻讓我看到了另一個神采飛揚的榮華。據我所知,他收入的大部分是給了他尚在美國讀書的女兒。
自卑和自傲鑄成了他那種看似很少見的似乎不近人情的奇怪做派,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成就了他一生一段又一段的逸聞。碩士導師離世,系領導告知追悼會的時間和地點,臨發車前還電話聯系他,他也是支支吾吾,最終沒有出現在導師遺體告別的現場。他很少參加學術研討會,更從不參加大學同學會,也不加入碩士同學的群聊。碩士畢業20周年的紀念活動,他遲遲未出席聚會,以至于其碩士同學不得不打電話到我這里來查找其聯系方式。在世時他不介入學界的是非,卻在歷史系最出名的兩位大師和兩個教研室之間游走。為他一些不近俗情的做法所困擾的前輩,提起榮華卻也僅僅只是會心一笑而已。
他把大段大段的資料都抄在我們那個時候常用的黑色的硬面抄里,顯然他還不擅長駕馭電腦的新技術,擔心自己的思路和資料被竊,于是不僅為進入電腦桌面設置了密碼,且在一個一個文件都設置了打開的密碼。之后的煩惱就是要如何記住這么多繁瑣的密碼,密碼忘記了,文件也都打不開了。
(四)
在任何時代,做一個象牙塔的純學者很難,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更是難上加難。榮華兄一生則堅持做一位象牙塔里的純學者。他對時下一些奔走于各個學術碼頭的校園政治家嗤之以鼻,對活躍在學界專寫吹捧式文章的文人不屑一顧。他與那些什么書都敢拿來寫書評的學者不同,對自己不熟悉領域的著作從不妄加評論,且一反認為寫書評一般都要先去了解被批評者的身份和背景的告誡,他撰寫的那些見諸報端的書評,用詞尖銳鋒利,從無大而化之的評論,給我們這個時代保留了什么是寫書評的另一種標準。
這是一個遠去的孤獨身影。他是海上的一盞孤燈,是那孤寂的燈塔里一束微光。穿工裝還是穿大牌的服飾,與“斯文”并無直接的關聯,富有且精致的生活并不代表有一種高貴的靈魂。榮華兄重新詮釋了“斯文”的含義:不僅指有涵養、處事文質彬彬,無急功近利之心,即使在無序的生活中,感情碎了一地,仍不失其對學問不懈的優雅追求。
2023年8月19日完稿于復旦大學光華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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