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具有樂善好施的傳統，修橋鋪路、施茶施藥、救荒賑災、撫恤孤寡、收養棄嬰、施棺助葬等慈善舉措，歷代綿延不絕。民國時期，戰亂頻仍，災荒不斷，民間慈善機構大量涌現。近代上海,是遠東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和工業中心，雄厚的經濟實力為慈善事業的開展奠定了基礎。上海的一些善心人士組織慈善團體，四處募集資金，進行賑災救荒等活動，其救助范圍幾及全國各地，為減輕災難損失、挽救災民生命、穩定社會秩序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上海中國濟生會（以下簡稱“上海濟生會”）是上海規模最大的慈善團體之一。

上海濟生會前身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民間團體集云軒，成立于1915年冬，旨在勸人為善，加入者多為商人。為了更好地開展慈善事業，1916年10月25日，旅滬各省慈善家成立了專門的慈善組織——上海中國濟生會（以下簡稱“上海濟生會”）。以“研究道德、實行慈善事務以增進中國公益為宗旨，政治時事概不預聞”。辦公地點開始在上海公共租界寧波路升安里361號，后來遷到寧波路顧家弄20號。

上海濟生會分六科：交際科、經濟科、文牘科、庶務科、調查科、審核科。不同于舊式慈善團體，它采用西方先進的企業管理制度——董事制進行管理。董事會由各科主任組成，另設正、副會長。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改董事制為委員制。組織結構完整，職能部門健全，各部門分工明確，保證了各項慈善任務能快速、高效地完成。

上海濟生會籌集善款的方式主要有三條途徑：一是由濟生會會員通過個人的關系來募集。二是借助《申報》、廣播等媒體刊登廣告進行募集。三是發行慈善彩票來籌款。

上海濟生會募集到的善款數量巨大，主要來自富商、社會名流、政府官員、公司、銀行、錢莊、商號、商會、同鄉會、同業公會等。善款主要用于四類慈善事業：一是施醫、贈藥、安老、恤嫠等普通慈善事業。如1919年9月，上海濟生會在上海閘北寶山路寶興路口開辦濟生醫院,為貧民免費提供診療服務。濟生醫院后來毀于“一·二八”戰火。二是遇水旱、饑荒、兵燹等天災人禍時，進行賑災和救護等臨時慈善事業。三是設立正蒙院、初等小學等教育慈善事業。四是墾荒、筑堤、疏浚河道、造橋修路等實業慈善事業。

上海濟生會用于機構日常開支的經費很少。慈善捐助項目以及善款使用情況會采取登報等方式向社會公布，并且每年都要出一本《收支報告冊》。會員們都是義務為濟生會工作，機構工作人員也都廉潔勤勉，未見有違規貪墨的情況發生。

上海濟生會在蘇州、寧波等地還設有分會，在北平設有辦事處，其賑災范圍遍及大半個中國，每年花費高達幾十萬元，有些年份甚至高達一百多萬元。善款主要用在災民身上。如1925年起，四川連續三年大旱，顆粒無收，餓死10多萬人。上海濟生會派專人前往通江、巴中、南江等地放賑。1928年至1930年，陜西連年干旱，餓殍遍野。全省1300萬人，餓死300萬人，流離失所者有600萬人。上海濟生會在陜西武功等地開辦粥廠、放糧，成立災童收容所、（尸體）掩埋隊等。1930、1931兩年在陜西救災即花費30余萬元。1931年，長江流域發生大洪災，上海濟生會聯合上海籌募各省水災急賑會，派人攜帶面粉萬包，藥品數萬瓶，前往武漢賑災。在災疫嚴重的漢口開辦了一所時疫救濟所，施診施藥，救濟病人。

上海濟生會在戰爭時期，臨危不懼，深入戰場進行救護。如在1932年“一·二八”抗戰時期，上海濟生會組織了白十字救護隊，冒著炮火硝煙，先后共救出傷兵600 余人，災民4000余人。部分災民資送回籍，其余分送濟生會開辦的4個收容所。濟生會還代紅十字會在靜安寺路張家浜組織開設第24傷兵醫院，收治傷兵120余人，其中重傷員超過半數，僅3人去世，其余均康復。上海濟生會還在上海設立了4個難民收容所，收留難民4000多人；在蘇州設立了7個難民收容所，收留難民4000多人。1937年“八·一三”抗戰時期，上海濟生會共開辦3處收容所，救護了大量傷兵和難民。

1938年后，受日軍侵略影響，上海經濟蕭條，上海濟生會經費大幅減少，工賑、急賑等暫停。抗戰勝利后，經費更為拮據，慈善活動一度停頓。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濟生會的慈善救濟活動勉強維持，且只限于本市。到了1950年代初，上海濟生會宣告解散。

筆者去年在友人處見到一批上海濟生會早期的原始檔案，非常珍貴，可以一窺該會部分運作模式。這批文件以民國十七年（1928）至民國二十年對山東地區賑災為主，有函件、收條、收據等。以下選取若干略作介紹。

民國時期，災難頻仍，主要是水、旱災和兵災，發生頻率很高。上海濟生會除了直接派人員前往災區賑災外，主要采取三種形式救災。

一是直接向災區捐錢。民國十七年，旱、蝗兩災過后第二年，山東本已民不聊生，誰知又來兵災。日軍為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五月在濟南制造駭人聽聞的“五三慘案”，中國軍民被殺6000余人，傷1700余人，許多百姓流離失所。戰事平息不久，上海濟生會就立即向濟南開展救濟活動。該會分別向濟南的幾個慈善機構捐款，委托他們向災民發放。如世界紅卍字會濟南分會一張收條云：“今收到周敬甫君交到上海中國濟生會急振洋貳仟元，代放受傷乏食之人。世界紅卍字會濟南分會。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廿六日。”（圖1）按，周敬甫即周仁壽，后文會作介紹。中國紅十字會濟南分會一張收據云：“今收到上海濟生會捐款大洋弍仟元，代放急賑。除送會計核收，并登報征信外，特給收據。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國紅十字會濟南分會會計處（紅印）”。（圖2）濟南臨時治安維持會一張收據云：“今收到上海濟生會現大洋弍仟元正，代放急賑，立此收據為證。劉向忱、于耀西、葉功甫、伍嘯盦押。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八號。”向當地的慈善機構或組織捐錢，讓他們代放賑，有個好處就是當地人熟悉當地情況，便于運作，也大大提高效率。

圖1

圖2

二是捐實物，主要是糧食和藥品。如民國十六年至十八年，山東因特大蝗災而發生饑荒。上海濟生會開展賑濟。國民政府賑務委員會一張收據云：“今收到中國濟生會捐助本會賑品（指助曲阜）濟生丹肆仟瓶、濟生水肆仟瓶。常務委員兼主席許世英、常務委員王震、常務委員劉鎮華、常務委員汪守珍、常務委員朱慶瀾。”（圖3）又如世界紅卍字會煙臺分會收據云：“今收到青島紅十字會交來濟生會賑福山災捐面粉弍佰袋。應發存證。經收：承荷、承珂。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十七日，世界紅卍字會煙臺分會具。”山東牟平紅卍字會一張收據云：“今收到青島紅十字會李會長交上海濟生會助賑牟平災民面粉弍佰袋。應發存證。經收：承虔。民國十八年七月廿一日，牟平紅卍字會具。”（圖4）民國二十年（1931），中國遭遇百年罕見的特大水災，災難涉及8個省區，受災總人口計五千多萬，有40多萬人死亡。當時上海各界成立了“上海籌募各省水災義振會”。一張上海籌募各省水災義振會寄給上海濟生會的信箋上寫道：“敬復者，頃準大函，并承捐助四號面粉壹千包，附阜豐面粉廠棧單一紙到會，具見軫念災胞，熱心救濟，曷勝感佩！當經掣具印收一紙，交來人帶奉，諒荷察存。除將上項面粉轉運山東，交本會陸查振主任伯鴻擇最重災區散放，一面專登報端鳴謝，奉揚仁風外，相應函復申謝，敬希察照為荷。此致中國濟生會。上海籌募各省水災義振會啟。會長孔祥熙，副會長許世英、吳鐵城、葉楚傖、王正廷、王震。”（圖5）這些都是向受災地區捐實物。

圖3

圖4

圖5

三是以工代賑，包括捐錢、捐糧、貸款等。捐錢如濟南華盛義運輸公司一張收條云：“洛口河堤裂縫，水患堪虞。現在濟案發生，政府不能派人修理。今承周敬甫先生代請上海中國濟生會撥以工代賑洋壹千元，如數照收。當即交工兵營興修。愿負責監工，具此收條存照。負責人楊謙齋。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圖6）洛口，即濼口，位于濟南北部，為黃河重鎮。濟案，指前述“五三慘案”。這筆以工代賑款是由周敬甫代楊謙齋向上海濟生會募得，專門用于修理洛口黃河岸堤的裂縫。按，周敬甫即周仁壽（1858-1929），字敬甫，江蘇溧陽人。此人經歷頗為奇特，值得一述：仁壽自幼聰慧，十五歲舉童生，后因父兄病卒，迫于生計而輟學。28歲時在溧陽城衙前開茶館，結交吏役，包攬詞訟，交通衙署。因交際廣泛，錢一直不夠花。為改變狀況，他私鑄銅籌。發橫財后，慷慨結交各色人等。后東窗事發，倉皇出逃。幾經輾轉，來到上海落腳，靠筆耕謀生。1902年夏，周仁壽聽說要恢復科舉，連夜趕回溧陽。在衙門朋友的幫助下，他偷偷將官府的百石稻谷賣掉，作為赴試盤纏。42歲的周仁壽考中了舉人。后通過巴結奉承上司，謀得山東莒州知州、瑯琊道尹兼警備司令。雖然前面一段歷史很不光彩，但他后來做官卻頗有政績，剿匪安民，禁煙禁毒，創辦崇德女學、莒縣中學和福利機構，正風化俗，深得民心。后辭官，改任中央賑災會駐濟南分會主任，熱心慈善事業。

圖6

捐糧如山東賑務委員會出具的收據：“山東賑務委員會，今收到上海濟生會捐助利津工賑四等面粉捌仟袋，計值大洋貳萬元整。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廿二日。”（圖7）按，利津在山東北部，位于黃河下游，今屬東營。從前黃河利津段經常決堤泛濫。上海濟生會所捐的這批面粉數量巨大，是專門提供給參加黃河利津段岸堤維修工程的民工的口糧。

圖7

還有一種以工代賑是用貸款方式來幫助災民。如山東華洋義賑會寄給上海濟生會的一封信寫道：“敬復者，頃接七月十四日來函并附件均已誦悉。查敝會在冀南魯西辦理掘井貸款，所有應行試辦縣分及井數早經分配完竣，款亦掃數撥出，罄告無余。現各縣井工已次第完竣，即將結束。承示平陰縣政府欲貸款掘井之處未能照辦，抱歉之至！除徑函該縣政府查照外，相應函復，即希察照為荷！此致上海中國濟生會。山東華洋義賑會啟。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圖8-1、8-2）這是貸款給災區挖井，用來解決旱災造成的當地百姓用水問題。

圖8-1

圖8-2

上述賑災舉措主要是委托災區的慈善組織或相關機構進行捐助。除了要求收捐機構開具收據外，上海濟生會還要求對方在賑災結束后提供捐助款物的明細賬冊，有專人進行審核，以確保所捐款物全部用于災民。如《代放山東莒縣利津等縣賑面等項十八年春賬冊》就是代放人周仁壽遞交給上海濟生會的放賑清單，因較難得，特全文錄出：（圖9-1、圖9-2、圖9-3）

代放山東莒縣、利津、濟南昌邑、棲霞、掖縣、牟平、煙臺賑面壹萬八千袋，藥品六包。今繳賑票存根、收條及收支各款，分別列于后，敬請鑒核。計開：

收賬

收賑面壹萬八千袋

藥品六包

收崇儉氏捐洋壹千五百九十六元

說明：仁壽宦游魯省二十八年，魯省人相待極厚。近年魯災，滬會賑濟。今仁壽又至魯省代放賑面壹萬八千袋，藥品二包（筆誤，應為六包），所有賑面運費、上下力及加給高等難友之款，共計洋壹千五百九十六元，仁壽代為感激，用崇儉氏名義捐洋壹千五百九十六元，以作開支。特此說明。

付賬

付青島藥品四包。（李蓮溪代施）

付莒縣賑面八千袋。（由青島雇船運至日照海口石甸所，連兩處上下力，共洋七百三十六元[后在“三”字右側加點，旁書“七”字，予以更正]。自石臼所至莒，由莒縣二十區區長自帶小車分運，未給運費）

賑票存根一百八十三本。

付昌邑縣賑面貳百袋。（印收一張貼后）

付棲霞縣賑面貳百袋。

付掖縣賑面貳百袋。

付牟平縣賑面貳百袋。

付煙臺賑面貳百袋。（收條四張貼后）

付利津河工苦力賑面八千袋。（印收一張貼后）

付濟南高等難友賑面壹千袋。（賑票存根八本）

付濟南高等難友賑洋八百二十元。

付濟南藥品兩包（何春老代施）

以上共付面壹萬八千袋，藥品六包，洋壹千五百九十六元，兩訖。敬請上海中國濟生會賬務處諸公鑒核。  代放賑面人周仁壽。

附繳賑票存根一百九十一本。

濟生會財務處審核后于末尾加眉批：“查付賬洋款兩筆共一千五百五十六元，比對共付之數，計少四十元。應函詢，此注。廿年三月十六日。”也即收款數和支出數不符，要求寫信詢問。函詢得到答復后又于一段小注下方加腳批：“敬翁來函注明此款七百七十六元。小注筆誤。此記。”按，敬翁即周仁壽，他字敬甫，又年長，故尊稱其為敬翁。賬冊封面上先批：“復算，數有不符，詳注本內。此記。廿年三月十六日。”后批：“不錯，已于冊內更正。”可見濟生會的復核工作十分認真。

圖9-1

圖9-2

圖9-3

上海濟生會救濟活動也曾發生過失誤。（圖10-1、圖10-2、圖10-3）民國十九年五月十五日，瑞安縣長楊學愷寫給上海濟生會的一封公函里說到一件事：浙江省將春振款二萬元托上海濟生會來瑞安代為發放給災民。“災民引領如望云霓。不意濟生會人員到溫之后，未與鈞府及縣振務會接洽，即被東鄉士紳拉至羅陽、清泰等區查放。縣振務會早已籌備招待，在輪埠空接數日，始知全體會友均已在東鄉施放矣。乃往東鄉，請顧宗況主任來城商酌。據云，東鄉災情較重，擬先放半數，其余半數當給城區及南北二區充作平糶之用。迨候至旬有余日，東鄉羅、清二區均已放畢，南區飛云村僅發千元左右，即云款已放罄，急欲赴臺州去矣。”縣長請求濟生會查清情況，明白解釋，“免啟災民誤會，一面另派真正慈善人員重蒞查放”。按理，浙江省這筆二萬元春振款完全可以直接劃撥給瑞安縣振務會發放，卻偏偏要繞個彎子，委托上海濟生會來發放，可見上海濟生會在慈善界的聲譽非常高。然而，偏偏這次放振出了問題，濟生會人員到了縣城，被東鄉人拉到別的區去放振，而應該放賑的城區災民卻分文未得。縣振務會派人去輪船碼頭迎接，結果空等了幾天。不管是否被迫，這件事肯定是做錯了。濟生會相關負責人對此函作了批示：“此件極關重要，與本會全體名譽有關，必須函知顧企先兄，將實在情形報會，以免口實。五月廿一日（即四月廿三日），伊峻齋字。”粘貼在公函收文單右側。后來如何不清楚，應該作了妥善處理。由此可知，直接派人去外地賑災，人生地不熟，還不如把賑災錢款或物品交給當地的慈善組織或團體來發放更為穩妥。

圖10-1

圖10-2

圖10-3

上海濟生會救濟的范圍很廣，本文只是利用流散在民間的部分原始檔案，管窺一斑而已。雖然大多數時候，捐助只是杯水車薪，但該機構的慈心善舉還是值得稱贊和發揚的。其組織架構合理，善款使用嚴格、規范，杜絕了貪墨，從未出現過丑聞。其經驗至今仍有借鑒意義，故我不揣固陋，草成拙文，或許對熱心慈善公益者不無啟發。本文寫作，部分參考了2007年杭州師范大學白云浩的碩士學位論文《上海中國濟生會研究（1916—1937）》，圖片資料則由友人姚小俊先生提供，謹此一并致以衷心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