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姚崇、宋璟這對名相CP，唐朝史官對他們有不同的評價。

《新唐書》記載：“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用流行的話說，姚崇是個善于應變的E人，宋璟是個性格內斂的I人。

在史書上，姚崇、宋璟經常和唐玄宗李隆基綁定在一起，二人輔佐唐玄宗，共同締造了開元盛世。

實際上，早在唐玄宗的爸爸唐睿宗復位時，姚崇、宋璟就曾同朝為相，有過一次短暫合作。

當時，唐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氣焰熏天，威脅皇權。性格迥異的姚崇、宋璟表現出了一個共同點，即不畏權勢、直言敢諫，他們密奏睿宗，請求命太平公主出居東都。

結果，姚崇、宋璟遭到太平公主的報復，一同被罷相，貶為地方刺史。

直到年輕的李隆基即位，姚崇、宋璟的仕途迎來轉機，成就了一段明君賢臣的千古佳話。

▲唐玄宗畫像。圖源：網絡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29歲的唐玄宗李隆基率領親信發動“先天政變”，干掉了姑姑太平公主及其黨羽。自武則天以來動蕩不安的政治局面，至此歸于穩定。

這一年，唐玄宗改年號為“開元”。

開創新紀元，是新皇帝的雄心壯志。

在這場殘酷的政變后，唐玄宗率領文臣武將到新豐（今陜西臨潼）舉行了盛大的閱兵，集結大軍20萬，以此樹立權威。

此時，姚崇正在同州（今陜西大荔）刺史任上，作為地方官，他得到了唐玄宗召見。

當時，64歲的姚崇已經是五朝老臣了。

一個彪炳史冊的盛世，從這次會面悄然開啟。

▲姚崇畫像。圖源：網絡

姚崇生在高官之家，本名姚元崇，開元年間為避諱改名為“姚崇”。

年少時，姚崇做過唐高宗長子李弘的“挽郎”，所謂挽郎，就是權貴出殯時負責牽引靈柩唱挽歌的少年。李弘英年早逝，其父母唐高宗和武則天以天子之禮將他下葬，而姚崇的父親姚懿是唐高宗時期的重臣，小姚崇才有機會在這個國葬級別的儀式中露面，由此進入仕途。

姚崇以“開元名相”的頭銜廣為人知，但，姚崇的仕宦生涯大部分是在武則天時期，他先后擔任宰相十多年，只有四年處于唐玄宗開元年間。

可以說，姚崇是武則天一手提拔的人才。

武則天當政時，重用周興、來俊臣等酷吏，用嚴刑峻法排除異己，導致很多大臣被判處謀反叛逆之罪，含冤而死。

周興、來俊臣死后，武則天卻裝出一副無辜的樣子，對大臣們大發感慨，說以前周興、來俊臣審問大臣，很多人都犯了謀逆之罪，現在他倆死了，卻再也沒有人謀反了，這是咋回事啊？

群臣皆不敢言，只有姚崇站了出來，對武則天說：“這些年來，被告發謀反而家破人亡的大臣，都是因為遭受嚴刑拷打才被迫承認的。那些告發者為了功名利祿，無所不用其極，對無辜者的陷害，遠甚于漢朝的黨錮之禍。”

對于為何沒人敢為犯人翻案，姚崇說道：“即便陛下派侍臣去重審，他們也不敢替別人翻案，因為害怕下一個被構陷的就是自己，故而沒有一個人敢說實話；那些被陷害的大臣也不敢翻供，因為一旦翻供，又是一番刑訊逼供，只能承認自己有罪。這都是酷吏們制造的冤假錯案。現在周興、來俊臣已經被處死，我敢以一家老小百口人的性命做擔保，內外官員沒有人會謀反。”

姚崇的一番話，既體現了高超的情商，將武則天時期殘害大臣的罪惡全部推給酷吏，讓領導有個臺階下，也表現了他的擔當，愿“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

于是，武則天更加重用姚崇，任命其為鳳閣鸞臺平章事（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神龍政變（705年）后，一代女皇武則天很快走到生命的終點。滿朝大臣都在慶賀唐朝復辟，唯有姚崇痛哭流涕。

擁立唐中宗復位的張柬之曾得到姚崇的舉薦，但他看到姚崇這副樣子，不禁諷刺道：“今天是哭泣的日子嗎？我看閣下要大禍臨頭了。”

姚崇卻不忘舊主之恩，說：“我侍奉則天皇帝多年，現在突然辭別，由衷感到悲傷。昨日諸位誅殺兇逆（指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是臣子本來應該做的，豈敢言功；我為舊主悲泣，亦是臣子應有的節操。如果因此獲罪，也是心甘情愿。”

姚崇也參與了神龍政變，卻在之后表現出不忘舊主的忠心，這其實是一種政治智慧。

剛復辟的唐中宗對姚崇的行為很不爽，便將其貶出京城。此時，武氏的勢力依然強盛，隨時有反撲的可能。

不久后，武則天的侄兒武三思得到中宗和韋后的支持，對之前發動政變的功臣進行清算，立下大功的張柬之不得善終，姚崇卻逃過一劫，之后被征召回朝，到唐睿宗時再度拜相。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對此評價道，姚崇是“以一涕謝諸武而遠引以出”。

姚崇是一個多謀善變的官員，在唐周交替之際的混亂局勢中獨善其身，又保全了名節。歷經幾十年宦海沉浮后，他將一身才學凝結成十條對策，獻給唐玄宗李隆基。

先天二年（713年）大閱兵后，唐玄宗召見時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君臣暢談天下大事，聊得很嗨。

唐玄宗當面對姚崇說：“卿應該當宰相來輔佐朕。”

姚崇卻沒有欣然接受，他進京后，呈上著名的《十事要說》，說：“臣提出這十件事，請陛下參度是否可行，如果做不到，臣就請辭。”

姚崇的《十事要說》，即當時唐朝所面臨的十大問題，以及對應提出的十條意見：

一、“垂拱以來，以峻法繩天下”，武則天以來，濫用嚴刑峻法治理天下，陛下能否施行仁政？

二、“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朝廷在邊疆用兵遭遇失敗，卻始終不肯接受教訓，陛下能否不再貪圖邊功？

三、“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皇帝的寵臣觸犯法律，往往憑借皇帝的寵信而逃脫制裁，陛下能否依法懲處寵臣？

四、“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陛下能否禁止宦官干政？

五、“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皇親國戚、朝廷大臣、地方官員在賦稅之外還搜刮民脂民膏獻給皇帝，陛下能否拒絕大臣們的獻媚？

六、“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陛下能否罷免擔任要職的皇親國戚，禁止公主過分參與政事？

七、“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陛下能否按照應有的禮節尊重大臣？

八、“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嘴，自是諍臣沮折”，這兩位大臣因進諫獲罪，言官從此不愿諍諫，陛下能否廣開言路納諫？

九、“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前朝大肆修建佛寺、道觀，勞民傷財，陛下能否禁止大肆營建寺廟、道觀？

十、“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這些是歷史上外戚專權的教訓，陛下能否避免外戚篡權亂政？

姚崇的《十事要說》列舉了帝國出現的各種危機，更拽的是，他對唐玄宗放出狠話，這十條建議你要是有一條不采納，就不要任命我當宰相了。

對此，唐玄宗斬釘截鐵地說了四個字：“朕能行之。”

唐玄宗的新政以姚崇的《十事要說》為標志，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姚崇是個精明的政治家。

拜相后，他先試探唐玄宗的意圖，每當有郎官需要任命時，就去詢問唐玄宗的意見。

在唐玄宗看來，一般官員的升遷，不過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兒。因此，每次姚崇來問他意見，唐玄宗就仰頭看天，置若罔聞。

姚崇很尷尬，不知唐玄宗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只好滿懷疑慮回到府中。

唐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看在眼里，就問皇帝：“陛下初理萬機，宰相前來奏事，應當回答可否，怎么一言不發呢？”

唐玄宗淡定地說：“朕任命姚崇處理政事，大事自然應該共同商議；可像任命郎吏這類小事，也要一一來煩朕嗎！”

高力士明白其中用意，便將此話告訴姚崇。姚崇聽聞，恍然大悟，從此放心大膽施政，不再有所顧慮。

有學者認為，唐玄宗開元年間，為了推行新政，對唐朝的集體宰相制度進行了改革。唐初，三省六部權力制衡，將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審核與執行分散到中書、門下和尚書三省，而到唐玄宗時期，雖然仍保留了2-3名宰相，但以其中一位為主，作為實質上的“首相”。

開元初年，姚崇被賦予特權，按照他提出的《十事要說》，使朝政煥然一新。

▲唐玄宗畫像。圖源：網絡

唐玄宗即位之初，官僚機構臃腫，行政效率低下，俸祿卻年年增加，財政日漸拮據。

開元二年（714年），各地發生饑荒，國家財政雪上加霜。姚崇借此機會，上書請求裁減官吏，以縮減財政支出，緩解饑民問題。

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具體的做法為：廢除員外、試、檢校官，此類官員除非有戰功或皇帝的特別任命，吏、兵二部不得放授；廢除“斜封墨敕官”（一種非正式任命官員），銓選官員權歸紫微（即中書省）、黃門（即門下省）二省及吏、兵二部；撤銷、合并閑散司、監、署十余所，如此一來，“大革奸濫，十去其九”。

整頓吏治，是姚崇推行新政的重要舉措。這也體現在他所寫的《五誡》中（包括《執秤誡》《彈琴誡》《執鏡誡》《辭金誡》《冰壺誡》）。

在《五誡》中，姚崇認為從政人員應該有“正直”“明廉”“謹身”的赤子之心，要如冰壺一般，“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也要學習明鏡，“內涵虛心，外分朗鑒，物不可以匿詐，體無得以逃形”，還要像秤一樣，“不差毫厘，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等等。

早年的唐玄宗深受姚崇吏治思想的影響。

開元四年（716年），有人舉報，當年的銓選有人徇私舞弊，選出的縣令都是濫竽充數之徒。

唐玄宗得知此事后，特意在宣政殿接受新官員謝恩時，考察這些即將到各地為官的新縣令。

他問新縣令們，有何治民方法，很多考生竟然答得不知所云，只有一個叫韋濟的官員成績優異，被任命為醴泉令，另外有二十多人勉強合格，改授他職，剩下四十五人不合格，都被遣散回鄉。

此外，姚崇還是一個唯物主義者。

開元初年，連年發生蝗災，這是饑荒的來源之一。

有些官員認為，蝗蟲是天災，非人力所及，只有請皇帝修養德行，方能消除災禍。

還有的官員認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也就是說，不能殺生。

這些說法都很扯淡。

假如龍門石窟的大佛不是照著玄宗他奶奶雕鑿的，真應該換這些圣母心的官員坐上去。

這一次，老姚崇依然力排眾議，他說：“如今蝗蟲遍布山東，河南、河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看它們把糧食吃光，就算不能全部除掉蝗蟲，也好過養著它們形成災害。”

開元三年（715年），唐玄宗采納姚崇的建議，命各州縣積極捕蝗。由于當時技術有限，無法消滅蝗蟲，但好在及時治理，“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姚崇手書“藩籬”拓片。圖源：網絡

重回相位的姚崇已經年近七旬，卻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在此期間，姚崇推薦另一名大臣盧懷慎為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開元元年改名，五年復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擔任自己的助手。

與雷厲風行的姚崇相比，盧懷慎平時唯唯諾諾，很多大事都由姚崇定奪，時人稱為“伴食宰相”。

盧懷慎為人老實，卻與姚崇配合默契，一同維護了中樞機構的團結，這也有利于開元初年政策的推行，而且他是個清廉的好官，后來去世時家無余財，只有個老仆人賣身為奴，給他辦喪事。

盧懷慎對姚崇惟命是從，可能也因為他親眼見識了姚崇過人的執政能力。

姚崇有個兒子不幸早逝，為了給兒子辦喪事，姚崇請了十多天假。

盧懷慎獨自一人面對紛至沓來的政事，忙得天昏地暗，怎么都做不完，實在hold不住，只好去向唐玄宗請罪。

唐玄宗倒是個好老板，安慰老盧說：“朕把天下事托付給姚崇，你只需要坐鎮即可。”

過了十幾天，姚崇總算回來了。看著堆積如山的文件，姚崇沒費多少工夫，全部解決。

老宰相不禁要叉會兒腰得瑟一下，他問一旁的紫微舍人（即中書舍人）齊浣：“我的才能，比管仲、晏嬰如何？”管仲、晏嬰，都是春秋戰國時的名臣。

齊浣說：“管、晏之法，雖不能傳諸后世，但在其執政時期能夠一直保持。公所制法令則需隨時更改，從這一點來看似乎不及二人，但不失為‘救時之相’。”

姚崇將筆投擲到一邊，大喜道：“救時之相，豈易得乎！”

這就是，姚崇“救時宰相”之稱的由來。

姚崇為唐玄宗制定治國大綱，奠定了治世的基礎，至此已完成他的政治使命。

盡管唐玄宗賦予宰相特權，使三省行政更為高效，但作為一代雄主，他一定不會讓相權凌駕于皇權之上。

當唐玄宗發現姚崇已經實現他的價值后，君臣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姚崇主持朝政4年后，發生了兩件事：

先是有人告發姚崇的兩個兒子收受賄賂，豢養賓客，有圖謀不軌的嫌疑；

接著又有人彈劾姚崇的親信趙誨收受胡人賄賂，玄宗派人對趙誨進行審訊，判處死罪，由于姚崇盡力營救，才改為杖責一百，發配嶺南。

姚崇明白，皇帝對自己的態度發生變化了，他一改平時的直率作風，變得惶恐不安。

齊浣看出上司的憂慮，暗示他該辭去相職，安度晚年。

開元四年（716年），在姚崇多次請辭之后，唐玄宗罷免其相位，改授開府儀同三司的散官。

此后，姚崇過上了退休生活，5年后壽終正寢，生前享盡榮華，死后追贈榮譽，謚號“文獻”。

姚崇能在武則天、唐玄宗這樣猜忌多疑的君主手下享盡榮寵，并全身而退，可見其過人的政治頭腦，就連他的逝世，也頗有智者的風采。

開元年間，姚崇最大的政敵之一是張說，后者是李隆基為太子時的侍讀，地位很高，也當過宰相，曾反對唐玄宗任命姚崇為相。

72歲的姚崇臨終前，想要算計一下張說，就對兒子們說：“我去世后，你們去請張說來為我寫碑文。張說平日與我不和，一定不會答應，但出于同僚關系，他必定會來家中吊唁，到那時，你們就把我平生收藏的古玩、珍寶擺出來。

張說最喜愛這些器物，倘若他看了不為所動，你們就要提防他報復，做好面對滅族之災的準備；要是他左顧右盼，愛不釋手，你們便把這些寶物送給他，請他為我撰寫碑文，他很難拒絕。

等他把碑文寫好后，你們即可呈送陛下過目，再迅速刻到石碑上。老張遇事沒我這么機敏，幾天后他覺得事情有問題，后悔為我寫碑文，一定會來討回，你們就跟他說碑文已經報請皇帝批準，他也就無計可施了。”

姚崇去世后，張說前來吊唁，姚崇的兒子們依計行事，張說的反應果然和姚崇預料的一樣，他接受姚家的禮物，撰寫了碑文，文中稱頌姚崇的功績。

幾天后，張說覺得事情有些蹊蹺，派人去向姚家要回碑文，說是要做修改。結果，姚崇的兒子回復道，已經上奏皇帝，碑都刻好了。

張說終于看出來這是姚崇的計謀，感慨道：“死姚崇猶能算計活張說，現在才知道我和姚崇相比還是差得遠了。”

姚崇辭去宰相之職時，推薦了一個繼任者，他便是宋璟。

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如此評價姚崇讓賢：“姚崇避位，薦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后人之莫及也。”

宋璟比姚崇小13歲，喜歡犯顏直諫，早年懟過武則天、唐中宗、太平公主，因此多次被貶為地方官。

當唐玄宗派人前去征召時，宋璟正在廣州都督任上。

唐玄宗派來迎接宋璟入京的宦官叫楊思勖。此人是唐玄宗的心腹，曾追隨其發動政變，在開元年間地位一度超過高力士，一般的官員都拼命地想要巴結他。

然而，宋璟表現出了秉公任直的性格，一路上連正眼都沒有看楊思勖幾眼，也沒說幾句話，與皇帝的親信宦官保持距離。

楊思勖感到很納悶，可能覺得自己受到輕視，進京后找唐玄宗告狀，可唐玄宗反而對宋璟刮目相看。

姚崇有一個“救時宰相”的名號，而宋璟在當時也有個外號，叫“有腳陽春”。意思是說，宋璟每到一個地方為官，都愛民恤物，受到朝野上下的贊美，說他如陽春一樣溫暖萬物。

在廣州期間，宋璟克己奉公，政績出色，比如他見當地人以竹茅為屋，容易引發火災，于是教人燒瓦建房，減少火災的隱患。

宋璟入朝后，廣州人為宋璟立碑，稱頌他為官時的功德，以為宋璟會為此感到欣喜。

沒想到，宋璟知道這事兒后，專門上書唐玄宗說：“立碑稱頌是為了傳德載功，臣治理廣州的成績還不足以立碑，廣州人因為臣作了宰相，所以作過度溢美的言辭，徒然變成諂媚之詞。陛下如果要厘正這種風氣，請從臣開始。”

之后，宋璟親自說服當地吏民，請他們砸毀了為自己立的碑。

不同于姚崇臨機應變的風格，宋璟為官，更側重于“守法持正”，即嚴格執法、堅持公正。

《資治通鑒》將姚崇、宋璟與貞觀年間的“房謀杜斷”并稱，認為姚、宋二人志向節操不同，卻先后為相，齊心協力輔佐唐玄宗開創盛世：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伇寬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

唐玄宗同意讓宋璟接替姚崇，正是看重他恪守法度的執政特點。

開元初年，姚崇善于應變，故能理順天下事務，依據《十事要說》推行一系列措施。后繼者宋璟只要按照其既定方針，堅持天下正道，就能讓大唐帝國繼續走在上升的道路上。

這可說是，唐朝版的“蕭規曹隨”。

▲宋璟畫像。圖源：網絡

宋璟不僅延續了姚崇的政策，也把自己的正直作風帶到了朝堂。

宋璟為相時知人善任，舉薦的都是具有務實精神的官員，而且對阿諛奉承之輩深惡痛絕。

當時，有人向宋璟引薦了隱士范知睿，并轉呈其文章《良宰論》。

宋璟為人“好學，工文辭”，他拿起范知睿的文章認真閱讀，起初覺得其文理通順，議論深刻，寫得不錯。

可是讀到后半部分，宋璟發現文中有很多奉承的話，譬如范知睿吹捧宋璟，說他勝過古代的晏子、張良，以及太宗朝的魏征、房玄齡，說天下一片太平，都是宋璟的功勞。

看到這里，宋璟不禁皺起眉頭，當即在上面寫了一段批語：“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茍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

這是說，范知睿以隱士自居，更應該直言相諫，不可溜須拍馬，既然他文章作得好，就去參加科舉考試，不該私自獻文，以希望得到我的特殊任命。

為官正直的宋璟，提倡開明的政治風氣。

作為唐玄宗信賴的宰相，宋璟卻不愿獨享君臣密議的權利，他上書提出幾項改善措施：

恢復唐太宗貞觀時期的開明制度，大臣奏事時，諫官和史官必須在場，以作記錄，匡正過失；

各部門長官奏事，御史彈劾百官，應該公開其文，避免有小人進讒言，也表明皇帝虛心納諫的態度。

唐玄宗對此表示同意，從此規定，除了特別的機密要事外，其余都按宋璟擬定的規章辦事。

史書稱贊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就連唐玄宗都佩服他剛毅正直的品格。

在一次宴會上，唐玄宗要將手中的金箸賜給宋璟。金箸，也就是金筷子，是皇家御用之物，一般不會輕易賞賜他人，這讓宋璟感到驚訝，一時不知所措。

唐玄宗見宋璟遲遲不敢接受，就說：“我所賜之物，并非賜金于愛卿，而是賜箸于卿，以表彰你為人正直啊！”

▲宋璟影視形象。圖源：電視劇照

帝王之言，虛實難辨。

唐玄宗任用宋璟為相時，贊賞其忠直，可等到宋璟罷相，卻下了另一番定論，說：“彼賣直以取名耳。”

宋璟的宰相生涯，面臨著與姚崇同樣的問題。

作為姚崇政策的繼任者和執行者，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過度集權的宰相，無論怎樣謹慎，都擺脫不了皇帝的猜忌，更何況宋璟不會拍馬屁，為人比較正派，難以親近唐玄宗。

開元八年（720年），宋璟及其屬下處理天下泛濫的“惡錢”（指民間流通的質料低劣的錢幣），政策失當，遭到抨擊。

為了平息輿論，居相位四年的宋璟引咎辭去相職。

此后，宋璟逐漸退居二線，以元老的身份得到唐玄宗的尊敬，每次他上書進言，唐玄宗都表示接受，將其“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

此次罷相的17年后，宋璟在洛陽的私宅中駕鶴西去，追贈太尉，謚號“文貞”。

開元初年，姚崇、宋璟先后為相執政，時間加起來不到8年，卻讓曾經政治動蕩的大唐王朝，走向了通往巔峰之路。

唐玄宗也知道，盛世即將到來，早年虛心納諫的他，逐漸變得好大喜功。

開元十一年（723年），姚崇昔日的政敵張說返回朝中，重歸相位，被任命為中書令。

張說作為開元年間名臣，在政治上也有很多貢獻，但他另一身份是執掌文壇三十年的“當朝師表，一代文宗”，顯然不同于姚崇、宋璟等實干派。

唐玄宗重用文壇領袖張說，有招攬文人粉飾太平的嫌疑，被一些人認為是其執政理念的轉變。

張說上臺后不久，朝廷設立麗正書院（集賢殿書院），請來徐堅、賀知章等文人雅士著書立說，歌頌君王，稱贊盛世。

隨后又由張說主持，在百官、貴戚及外邦使者的見證下，舉行了封禪泰山儀式，以頌揚唐玄宗的功績。

張說主政的另一個大膽舉措，是在唐玄宗的同意下，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堂是三省長官會談協商的辦公地點，改為中書門下后，變成了正式的官署，下設吏、樞機、兵、戶、刑禮五房，宰相集權由慣例成為制度。

如此，容易造成宰相獨裁，君明臣賢，則開創盛世，反之，則滋生弊端。

唐玄宗時期宰相集權化的最終產物，一個是在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接替為官清正的張九齡擔任中書令的李林甫，他把持相位十幾年，蔽塞言路，排斥賢才；另一個在楊貴妃得寵后躋身朝堂，身兼四十余職的楊國忠，他小人得志，才能平庸。

開元盛世，逐漸演變為天寶時期的重重危機。

中唐以后，有中興之志的唐憲宗對開元盛世向往不已，曾經問大臣：“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亂，何也？”

對此，大臣回答道，唐玄宗用姚崇、宋璟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輕”。

參考文獻：

[后晉]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2011

[宋]王溥：《唐會要》，中華書局，1955

王仲犖：《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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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南朝子云

編輯丨艾公子

原標題：《兩人干了八年，干出一個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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