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舞場

舊上海的風情少不了夜色的鋪墊，而華燈初上后，舞場就是良辰美景的縮影。從西藏路的維也納舞廳，到戈登路的百樂門、南京路的大都會、仙樂斯，衣冠楚楚的舞客們魚貫進入霓虹下的門廊，侍者會滿面笑容地接過大衣和禮帽，奉上號碼牌后再引入內場就座。桌位上有菜單酒單，四周皆是身著旗袍的娉婷舞女，菲律賓樂隊演奏的爵士曲讓人愉悅放松。舞票通常一元一本，三至五張，撕下一張交給心儀的舞女，就可以與其共舞一曲。

1932年建成的百樂門舞廳

這燈紅酒綠的場景曾被硝煙戰火掩蔽，又在抗戰勝利后再度出現，更顯奢靡之風氣。不久中原板蕩，上海的歡景在日趨殘酷的時局下，愈發顯得不合時宜。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為進行內戰維持著高額的軍費和行政開支，導致政府赤字迅速增加，通脹壓力使物價不斷上漲。為改善經濟狀況，國民政府不得不進行財經改革，并配合推行“勤儉建國”運動，要求國民厲行節約，把公私生活的消費節約到最低程度，把工作生產與作戰力量發揮到最高程度，所謂“前方生活士兵化，后方生活平民化”，以保證“戡亂救國”的成功。

1947年8月23日，國民政府內政部抄發各種節約辦法，包括《筵席消費節約實施辦法》、《私人汽車限制辦法》、《新聞紙雜志及書籍紙節約辦法》等，對如何節約作了詳細規定。如《筵席消費節約實施辦法》要求，八人以上的中餐筵席，每席不得超過七菜一湯，西餐每客不得超過二菜一湯，且以當地物價限制每席最高價；（《禁止營業性舞場、厲行守時運動及筵席消費節約問題的辦法記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一二（6）—17781）《新聞紙雜志及書籍紙節約辦法》規定各地報紙縮減至1-2張，月刊每期以64頁為限，半月刊、周刊倍減為32頁、16頁，（《上海市政府公報》第7卷第13期，1947年9月30日）可謂相當嚴格。

刊登于《北平政府公報》上的《厲行節約消費辦法綱要》

節約運動深入推行，難免與實際的社會生活發生抵牾。南京的要求傳達后不久，上海市第31次和第35次市政會議分別審議通過了《上海市公務員厲行節約辦法》和《上海市節約運動實施綱要》，關于市民娛樂方面，提出要以“正當有益之娛樂”代替奢侈淫靡之生活。何為“正當有益之娛樂”呢？《辦法》舉例為“星期郊外旅行、體育或音樂表演、學術講座、弈棋競賽等”，（《上海市推動節約運動的有關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一二（6）—17779）而滬上最為流行的一些娛樂方式則不在此列，其中廣受爭議的舞場尤為突出，面臨被設法取締的命運。

自19世紀末上海舞業興起，到20世紀40年代已有五十年歷史，跳舞逐漸成為市民娛樂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且有相當數量的從業人員，驟然禁之，勢難成行。禁舞令宣布前夕，上海市舞廳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孫洪元致函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開先，竭力苦陳：目前上海之舞場情形而言約有三十家之譜，包括舞女在內從業人員多至數萬，直接間接賴以為活者在二十萬以上。一旦禁舞，之后勢必造成龐大失業，而值此民生凋敝、社會不安之際，驟增此大批失業人群，其影響于社會治安秩序者，何勝枚舉。吳開先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舞場雖為有錢人紙醉金迷的場所，但也有不少人賴此生活，如嚴格禁止，結果可能有變相舞場出現，舞女也會變相謀生，又會帶來新的社會問題。

但禁舞也有相當的社會基礎，許多民眾認為舞場奢侈，已淪為富人放浪淫佚的銷金窟，且貪戀舞場者多出現盜竊、欺詐等案件和情感糾紛、家庭矛盾等，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如今漁陽鼙鼓，也未驚破鶯歌燕舞，上海灘還是醉生夢死夜夜笙歌的模樣，與當前嚴肅緊張的政治氣氛極不相稱。更關鍵的是，行政院長張群、副院長王云五等內閣成員都是禁舞的支持者，在他們的主導推動下，禁舞也就勢在必行了。

舞女陪侍美軍官兵

禁舞令震動上海

9月2日，內政部將其擬定的《禁止營業性跳舞場實施辦法》正式提交行政院討論，法條明確營業性跳舞場指設置音樂、備有舞池并以出售舞票或入場券等方式，專供人伴同舞女或舞伴入內跳舞之場所，咖啡館、餐館、音樂廳、茶社、酒吧間、旅館等場所兼營營業性跳舞的場所等同論之，責令以上場所“由各地方政府分期限令停業，違者依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規定進行懲罰”，且將此事與官員政績掛鉤：“禁舞實施成績規定為各級主管考成之一，其辦理情形應報內政部查核?！睌等蘸?，行政院第八次臨時會議決定，9月底前一律禁絕營業性舞場。

消息一出，上海灘為之震動。9月9日，上海市舞業同人召開臨時緊急大會，成立辦事處與當局折沖，希望能放寬期限，給予生路，并推舉代表再赴南京向國民黨中央有關部門請愿。這段時期，關于是否應當禁舞的討論不僅喧囂在上海市政府和市參議會，還成為社會輿論的一大熱點。9月14日《鐵報》刊登了舞女孫致敏的演講詞，她以親身感受質問政府：在這失業人群天天增加的時候，我們該有什么機會改行？還有什么機會另謀高就？政府禁舞，對我們舞業同人的轉業，卻并不過問，難道硬要把我們這一群可憐的人逼上死亡的末路嗎？《大公報》、《申報》、《新聞報》也紛紛撰發評論，對舞女的處境表示同情。

但南京方面卻不為所動。9月29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跳舞就禁不得嗎？》，態度強硬地表示：政府的節約如不能貫徹實行到上海社會，那就是節約方案完全失敗。我們支持政府的節約方案，特別支持政府禁止營業舞場的命令，反對上海各方面一切維持營業舞場的運動和決議。10月10日，蔣介石在訓話時強調勤勞節儉，批評了上海的浪費奢侈，并向報界表示：全國各市均已先后禁舞，上海一地自不能例外。（《主席主持國慶盛典，訓誡同人勤勞節儉》，《中央日報》1947年10月11日）

基于此態度，是否禁舞已經沒有可議的空間，只能在推行時限上再作商榷。在10月29日召開的節約督導委員會議上，吳開先向記者表示，為顧念舞廳從業人員的生活，希望執行的時間略加延緩，以便他們有充分轉業的機會。數日后，上海召開第一百次市政會議，草擬了《上海市分期禁舞辦法》，以一年分為兩期，明年3月份抽簽關閉一批，到9月份完全禁絕。（《上海市分期禁舞辦法》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1—12—300）

眾舞女試尋出路

早在禁舞風聲傳來之初，就有舞女試圖另尋出路，無奈社會給予他們的選擇并不多。1948年1月16日，《申報》發出一篇名為《四千舞女怎樣活下去》的深度報道，共采訪了金美虹、孫致敏等12名舞女，她們具體而微地闡明了轉業與嫁人的困難之處，最后還是希望政府寬限時日。綜合其意見，她們所面臨的最大阻力還是來自于社會的歧視：去工作但沒有技能，也缺乏培訓機會；結了婚則常受夫家親戚朋友冷嘲熱諷，最后往往被丈夫拋棄——身邊許多顧慮舞禁匆匆嫁人的舞女已有教訓！

為安撫失業舞女并幫助其找工作，一些政商界名人也試圖援手。在上海市婦女會理事張紅薇的倡議下，舞女轉業委員會應時成立，千余名舞女往該會登記了意向。其中愿為紡織者最多，245人；愿為編結者其次，171人；145人有意做護士，排到第三位。其余還有文員、烹飪、縫紉、洗衣、助產士等，39人無屬意目標。1948年1月14日，3000余名舞女在西藏路維也納舞廳集會，孫致敏向大會報告了舞女轉業辦法，提出設立舞女轉業速成學校，分打字、簿記、看護、紡織、刺繡、編結等專業，但需社會局給予核準。列席會議的冬令救委會代表王先青、婦女會的凌英貞等人稱贊了舞女們“自助、助人”的態度，但也未能提供具體的幫助。募集經費、建立學校都需要時間，且舞女普遍教育程度不高，風光半生，多半不愿從事辛苦工作，若官方沒有建立有效的扶持渠道，讓她們轉業殊為難事。

而且禁舞牽涉的人群遠不止于舞女，除卻舞場的老板、職工外，舞女還多有家人需要供養。據《東南日報》報道稱，大部分舞女有三人以上之生活負擔。舞女洪小萍接受《大公報》記者高汾采訪時透露，她要負責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擔，八十余歲的祖母和六十余歲的父親都是殘疾人，全家擠在小旅館的鴿子籠里，每月房租高達六十萬，占去收入大部。她每天下午三時趕茶舞，到夜場結束才能回家，其間只在門口小攤上吃一碗三千元的面。如到鋪子里去吃價格是五千元，她便舍不得了。下班以后，她要換下借來的皮鞋，穿布鞋徒步回家，從不坐三輪車。記者在報道中不禁感慨道：“節約”在她已經做得夠多了！

由于相關人員沒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又抱著分期拖延的希望，舞場便能開一天是一天，禁舞便難見成效。1948年12月20日，上海市政府報告“實施總動員情形”，第八項“節約運動”稱：滬市環境特殊，禁舞至感困難，市政府擬分期停閉舞場，勒令婦女轉業，分三期至明年九月底一律禁絕。惟市參議會以繁榮市面為借口、有形舞場易禁、私人家庭舞會俱樂部等難防，徒滋紛擾，一再呈請緩禁，故本市禁舞尚未積極推行。（《上海北平天津等市實施總動員情形報告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一二（2）—1526）南京方面對此很不滿意，不但將分期禁舞的抽簽時間提前至1月底，還責令上海采取更為強硬的措施。1月16日，各警察分局出動所有警員按地區巡查舞廳、酒吧、咖啡室等，并停發舞女許可證、吊銷伴舞女侍許可證、關閉舞校，18日下午又出動警察查禁了下午2至5時的茶室舞。

提前抽簽釀沖突

1948年1月中旬，舞業人員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義賣活動，籌款11億元盡數上繳冬令救濟會，以示對節約運動的支持，并期望社會同情和政府寬限。但當局未承其意，禁舞形勢反而越來越嚴峻，舞業人員的怨憤情緒日增。1月31日，上海市舞廳同業公會第三次全體會員大會上，舞女孫致敏的發言引起了廣泛共鳴：

“一面禁舞，一面大人先生在公館內宴會，召致舞女，把家庭化作舞場，通宵達旦，狂歌勁舞……本來豪門巨富，花幾個錢，陶醉舞場，倒養活不少貧民，為什么定要把舞場改為妓院，逼良為娼，卻增加饑民餓殍，造成失業、失身的群眾！”

就在這次會議召開之際，突然傳來社會局提前進行禁舞抽簽的消息，集會人員既驚且怒，現場氣氛更趨緊張。下午3點，群情激憤的舞女與職工們決定興師問罪，涌集至馬當路社會局南廣場。人越來越多，遂于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爭執，很快就沖破攔阻進入辦公大樓內。群眾高呼著“沒飯吃，大家沒飯吃，要死大家一起死”，逐室打砸物品，平日里溫婉嬌柔的舞女此時個個兇悍叱咤，大打出手。局長吳開先見勢不妙，已先行避往地政局，社會局工作人員也大多逃散，警察倒成了與舞女們沖突的主要對象。下午5點前后，嵩山警分局先后派遣數批警察彈壓，才將請愿鬧事者包圍控制住，然后逐一檢查身份，最終逮捕797人之多。

《申報》以大幅版面報道舞潮事件

此次沖突事件導致警察50余人受傷，群眾80余人受傷，社會局多數辦公室被打砸，初步估計總損失50億元。南京政府指示上海當局“對為首者必予最嚴厲處置”，吳開先也向新聞界表態：“將請市府及警備部從嚴究辦，以維秩序，而張法紀。禁舞決照呈準辦法，嚴格執行，絕不猶豫?！钡谖铇I方面的斡旋下，實際上只停了兩天便照常營業，而當局亦懾于憤激事件的影響，并未繼續強硬執行禁舞。確定帶頭破壞的人員后，大部分群眾被釋放，計有69人作為嫌疑人，移送新成立的上海特種刑事法庭審理。該法庭為南京政府在“戡亂時期”建立的具有法西斯性質的審判機構，一旦受理，最輕處10年徒刑，最重為死刑，且一審終結不得上訴。著名律師陳霆銳等人據理激辯，終使特刑庭決定不受理本案，移送上海地方法院檢察處，入刑人員被判3個月至4年不等。

打砸社會局案件過后，關于禁舞的社會爭議仍在持續，但政府實際執行起來已是投鼠忌器。遷延至1948年6月，國民政府高層進行了人員調整，幣制改革成為內閣工作的重點，緣起“節約運動”而演變出的禁舞舉措便虎頭蛇尾了。南京政府在未充分慮及社會影響和善后辦法的情況下，強勢推行影響民生的政策，既缺乏政治理性，又漠視民眾態度，結果只能是一地雞毛，無所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