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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背后,到底是為了什么?
本文摘選自《日本科技150年:從黑船來航到福島事故》,作者:[日]山本義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日媒截圖
2011年3月11日 ,日本福島縣附近海域發生9.0級特大地震,地震引發的巨大海嘯襲擊了福島第一核電站,造成核電站1至3號機組堆芯熔毀。次日,日本有關部門確認,福島第一核電站有放射性物質泄漏到外部。
2021年4月13日 日本政府單方面決定,將福島第一核電站內上百萬噸核污染水經處理并稀釋后,于2023年春排放入海,排放過程可能持續20年至30年。
而就在今年8月24日,日本政府啟動福島核事故污染水排海。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背后,到底是為了什么? 今天推薦一篇文章,選自《日本科技150年:從黑船來航到福島事故》。
《日本科技150年:從黑船來航到福島事故》
作者:[日]山本義隆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一】
日本原子能開發是頂著國家政策的光環,基本依靠兩個體系的支撐而發展起來的。其一是承襲舊科學技術廳設立的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動力爐及核燃料開發事業團——為建設增殖反應堆和確立核燃料的循環體系所做的研究,其二是經濟產業省(舊通產省)與核電企業以及作為電力經銷商的電力公司之間的聯盟所進行的商用核電站的建造與運營。
日本開發原子能的“最終目標”以及當初一直提倡建設的增殖反應堆,不僅在經濟上不劃算,而且操作上存在諸多技術困難。因此,日本以外的國家很早之前就已經放棄了類似的計劃。一般來說,核反應堆的開發需要按照實驗堆→原型堆→實證堆→實用堆的順序來進行。英國、德國、美國、法國就決定放棄建設增殖反應堆的計劃。其中,英國、德國、美國是在實證堆之前的階段放棄的,法國是在實證堆階段放棄的。
日本內閣于1982年決定建設“文殊”以作為增殖反應堆的原型堆,動燃于1985年開始建設,1994年達到臨界,第二年開始發電,四個月之后就發生了液態鈉外泄導致火災的重大事故。該項目雖然在2010年重啟,但三個月之后再次發生事故。由于實在無法再繼續延長計劃,終于在2016年年末決定將其報廢。總共花費了1兆784億日元的“文殊”,在前后22年間,僅僅工作了250天。這意味著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的徹底失敗。
另外,已知的公開信息有,動燃為了生產增殖反應堆所需的燃料而在茨城縣東海村建設的再處理設施也于1997年發生了火災爆炸事故;從1993年開始建設、計劃于1997年完工的青森縣六所村再處理工廠的投運實際上被推遲了23次,現在依然無法運轉。該項目雖然計劃于2018年投運,但事實上已經失敗。“在消耗燃料的過程中不斷生成燃料”這一夢幻般的增殖反應堆計劃在20世紀一直都是“海市蜃樓”般的存在,而這座大樓在進入21世紀之后終于倒塌了。
盡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想通過增殖反應堆建設計劃與再處理來為核燃料循環政策延長壽命。一個原因在于,一旦做出放棄的決斷,現實情況就會變得對自己十分不利。具體來說就是,如果政府決定放棄核燃料循環政策,那么現在各家核電站手中使用過的核燃料將全部變成“廢棄物”,電力公司的資產就會銳減。另一個原因在于,政府不想放棄之前提到的由少數政治家與外交官一直在謀劃的潛在核武裝路線。因為政府可以以此政策為借口進行與制造核武器直接相關的钚的儲備。所以,他們是不會放手的。
【二】
另外,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以及東芝的潰敗則象征著經產省的失敗。
2017年10月12日在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內拍攝的1號、2號、3號和4號反應堆(從左至右)。圖源:新華社
通過“核電將成為應對地球溫暖化的一張王牌”這種自我吹噓式的宣傳,2006年出現了重新評估核電的潮流,即所謂的“原子能復興潮”。這一年,東芝將公司的命運賭在了原子能部門的海外擴張上,以54億美元(按照當時的匯率計算為6600億日元)的價格收購了美國的核電企業西屋公司。支持并推動這一舉措的正是將核電出口作為增長政策支柱之一的經產省。東芝社長在2010年的經營方針說明會上夸下海口:“原子能已經成為與半導體同等重要的兩大產業之一,我們試圖整合從開采鈾到處理使用過的核燃料這條循環產業。”(《朝日新聞》2010年7月7日)五年之后,被稱為“日本產業史上性質最惡劣”的東芝賬目造假事件被曝光,真正原因就在于核電。東芝旗下的西屋公司于2017年3月申請破產,與此同時,東芝出現了制造業有史以來最大的、1兆日元以上的赤字。為了實現重建,東芝決定出售其最具盈利能力的半導體部門,這無疑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可以說,作為構成原子能村的“一翼”,在國家的過度保護下形成的核電公司與電力公司合謀的商業模式在海外是行不通的。上一章提到的大西康之在書中寫道:“擁有142年歷史的著名企業、大型綜合電器公司——東芝在此刻‘消失’了。這意味著依存于東京電力、NTT(原日本電信電話公司)的日本電器產業的‘終結’。”然而,問題并不僅在于電器產業。“問題的本質在于由政府、經濟產業省、原子能村、核電企業等組成的‘日本株式會社’的失敗。東芝的衰落預示著安倍政府的增長戰略已經岌岌可危”(《東京新聞》2017年5月11日)。經濟學家竹田茂夫的這一評論可謂鞭辟入里。其實質就是迷戀經濟增長的戰后總體戰體制的破產。
并且,東京電力作為核電買家,其依賴核電的政策也因福島核事故而徹底失敗。雖然迄今為止日本的核電已經發生了多起事故,但在此僅選擇歷史上的兩個大事件進行論述。
其中之一是發生在東海村鈾燃料加工企業JCO的事故。JCO不按照國家規定的正規流程,而是常年依據秘密手冊虛報工作流程。結果在1999年9月,鈾溶液達到臨界狀態,發生了核分裂連鎖反應的嚴重事故。該事故造成2名員工死亡,667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輻射污染。如果將原子彈爆炸另作別論,那么,這起令人驚恐的事故應該是世界首例在核反應堆外發生的無法控制的核分裂反應的事故。
核電公司之所以要通過秘密手冊來操作,是為應對電力公司降低供電價格的要求。2名操作人員的死因是未接受過相關培訓,對作業內容缺乏正確理解。這根本就是直屬企業與其上游的電力公司為追求利潤而導致的慘劇。
這一打破日本“安全神話”、震驚世界的事故,在日本國內被認定為承包工程的特殊性導致的低級錯誤,沒有從中吸取足夠的教訓,草草收場。然而其中隱藏了一個巨大的問題。那就是JCO的員工們“拼死”奮戰,花費20個小時終于將臨界狀態“成功”終結,讓事故得以平息。由此,之前所有人都試圖回避的事實被擺在眾人面前,即在使用核物質的核電事故中,有時候只有“敢死隊”才能開展事故應急處理以及救助居民。只有軍隊能夠下令組建“敢死隊”,因此在原子能的使用上稍有不慎就得出動軍隊。
另一個事件毫無疑問就是2011年3月11日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站4個機組,由于被停掉全部電源而引發的爆炸事故。關于福島事故,之前已經談過許多,這里只強調一點。為了治理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污水,東京電力打出的王牌是建設“凍土擋水墻”。然而,在2016年夏天,東京電力又發表聲明稱,污水難以完全凍結。雖然全國性報紙對此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報道,但《福島民報》在7月20日用頭版頭條大舉報道了東京電力的這一行為。時至今日,核燃料的溶解狀況依然未知。東京電力對此已經“束手無策”。
1964年6月的新潟地震引發的特大火災中,發生了300座大大小小的石油罐起火的事故。這是日本首次發生石油聯合工廠火災,由于當時的滅火能力的限制,滅火工作處于“束手無策”的狀態,這使相關人員深受打擊。大火持續燃燒了約2周才自然熄滅。即便當時說是“束手無策”,但其破壞程度也就大抵如此。
相比之下,福島的核電站事故從開始到現在過去了六年多,依舊無計可施。雖然我們從心里敬佩奮戰在第一線的技術人員和勞動者,對那些因事故而到外省避難的民眾所經歷的痛苦深表同情,但是不得不面對無能為力的現狀。為了完成這一事故的善后工作,我們今后不得不奮斗幾年甚至幾十年。這意味著與人類曾經歷過的事故相比,核事故全然不同。
【三】
高木仁三郎一生致力于反核電運動,借用他的話來說,原子能就是“無法熄滅的火苗”。高木在臨終之際留下頗有預見性的遺言:“原子能時代的晚期癥狀會導致重大事故的發生。事故所帶來的危險和最終結局恐怕會導致放射性廢棄物被隨意丟棄。”隨著20世紀70年代中期高速增長的終結,明治時期日本展開的能源革命陷入瓶頸,福島事故則意味著能源革命已經亮起紅燈。
2014年5月21日,在居民為要求大飯核電站3號、4號機組停止運轉而提起的訴訟中,福井地方法院同意了居民的請求。法院方面確信,作為憲法賦予的權利,以生存為基礎的人格權在所有法律中具有最高價值,優先于運營核電這種經濟活動。
本院認為,關于成本問題,雖然有人擔心國家財富的外流和喪失,但是,即便因本次核電站停運而造成了巨額的貿易赤字,也不能說這是國家財富的外流和損失,豐饒的國土以及生活在這片國土上的國民才是真正的國家財富,如果這些都無法保護的話,那才是真正的國家財富的損失。
自明治以來,從“富國強兵”到“大東亞共榮圈”,再到戰后的“國際競爭”,一直以來被當作國家目標由政府大力宣傳的“國富”這一概念,必將迎來根本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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