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邦茶座>>

我們的生活中充滿各種現象，有些具體，有些抽象。有時會對具體的事物津津樂道，有時不妨靜下來，談談那些抽象的問題。比如，何為文化，何為地方文化，何為文脈？——這些問題貌似抽象，其實隱藏在很多具體的日?，F象背后。如何對這些抽象化的問題進行思考，重要且必要，但并非易事。

尹文漢教授，長期致力于思想與文化研究，博覽群書，又身體力行。上次應邀參加政邦茶座，我們聊了聊名山，名士，名城。此次，我們想借著這些話題繼續談，談談地方文化，談談文脈。

本期政邦茶座嘉賓：

尹文漢 池州學院教授，九華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九華云影共徘徊：虹廬宗教文化論集》、《儒家倫理的創造性轉化：韋政通倫理思想研究》，參與編著《皖江文化十講》，組織策劃點?！毒湃A山志》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 政邦智庫理事長

高明勇：我最近和著名學者王立新先生交流時，他有個“好奇”，就這本書（《九華云影共徘徊：虹廬宗教文化論集》）的出版，請你談談研究地方文化的經歷？

尹文漢：我在二十多年的地方文化研究過程中，從沒認真想過為什么要去做這些東西，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率性而為的?，F在回頭一想，還真有些“奇怪”。黃夏年先生在為我的新書《九華云影共徘徊：虹廬宗教文化研究論集》的序言里一開頭便寫道：“尹文漢教授是我認識多年的老友，身為湖南長沙人的他，卻一直在為研究皖江文化與九華山文化盡心盡力，從大學畢業后就將整個生命交給了安徽的山水文化，這種奉獻精神令我十分敬佩，而且感動?！贝_實，一個外省人卻愛上了這里的山山水水和地方文化，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這使我想起了趙州禪師，他到池州南泉禪院拜見普愿禪師，禪宗燈錄里稱他“一見南泉，便無他往”，就這樣安安心心地留下來了。

高明勇：為什么會用心去做這些事情？

尹文漢：現在回頭來思考這個問題，還是可以找出幾個理由：

一是老師的言傳身教。讀大學時，王立新教授從東北南下湘潭大學，一頭扎進湖湘學派的研究中，帶著我們翻山越嶺，進行思想考古，將學術研究與地方文化緊密結合起來。我來池州的第二年，便開始著手南泉禪師的研究，也是翻山越嶺，公交車、拖拉機、摩托車輪番轉乘，最后步行，在當地人的幫助下披荊斬棘，找到南泉禪師的塔基。如果我沒有這個經歷，我想我不會去做這樣的實地考察，也不會如此鐘情地方文化。搞地方文化研究，實地考察調查，不僅要自掏腰包，還很辛苦。但也正是通過實地考察，熟悉了，反而會增加研究的興趣。

二是本地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有東西研究，也值得研究，而過去研究的人和研究成果相對不多，很有研究的必要。我個人關注的佛教方面，就有豐富的內容。例如皖江的禪宗，禪宗二祖、三祖、四祖都曾在這里弘法，而居士佛教方面，近代以來就有楊仁山和趙樸初這兩位影響極大的人物，還有九華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教在這里傳播有千多年的歷史。

三是機緣問題。例如因為我研究本地的佛教文化，學校批準了我們申報的九華山佛教文化研究中心，這是我校第一個學術研究機構，也是目前我校歷史最悠久的研究機構。還如我研究南泉禪師，順帶把南泉禪院的歷史梳理出來了，我們成功舉辦了兩屆中韓南泉禪學研討會，南泉禪寺也獲批準，恢復重建，現在已初具規模。一個學者做研究，如果能適時地得到相關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能得到相關方面的響應而有所作用，對學者來說，這是莫大的快樂，也更能堅定信心。當然，個人的情懷、志趣、意愿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同的人，面對相同的機緣，選擇是不一樣的。

高明勇：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尹文漢：研究地方文化，對學者而言，就是占有地利，方便占有一手資料，也能身臨其境，獲得切身的感受，這對人文研究來說，這個非常重要。我不喜歡那些純粹從理論到理論的東西。天時不是學者能控制的，地利我們可以選擇，人和我們可以追求。如果在占有地利的基礎上，還能夠得到人和，這樣的學術研究便是一種幸福了。

高明勇：就您的研究來看，對皖江文化與整體中國文化關系有什么看法？

尹文漢：2019年，我參與編著出版了一部概述皖江文化的書《皖江文化十講》，作為《安徽優秀傳統文化叢書》的一部，由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部書分為十講，涉及冶鑄、商貿、圩田、移民、宗教、戲曲、詩詞、書畫、山水人文等眾多領域。八百里皖江，橫貫安徽，流經安慶、池州、銅陵、蕪湖、合肥、馬鞍山、宣城、滁州8市。皖江文化，我們是從區域文化的角度來理解的，指的是皖江8市的區域文化，是一種多質性的文化復合體。

談皖江文化與整體中華文化的關系，從文化社會學來看，是區域亞文化與整體中華主流文化的關系，也就是局部與整體的關系，皖江文化是整體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是文化支流與文化主流的關系，中華文化的大流是由眾多地方文化支流匯合而成的。地方文化支流有時只是中華文化大流中弱小而次要的一部分，有時會成為中華文化大流中強大而核心的部分。

深入到具體內容而言，皖江文化可圈可點的亮點很多，對中華文化貢獻也很大。例如我所熟悉的宗教方面，如果沒有禪宗二祖、三祖和四祖在皖江地區的傳法，就不會產生中國佛教的主流禪宗；如果沒有近代佛教復興之父楊仁山和當代的趙樸初，今天中國的佛教將會是另一個面貌，這里還有九華山，被認為是地藏菩薩的道場，中國佛教四大名山。戲劇方面，這里產生了黃梅戲、青陽腔，徽班進京，產生了中華國粹京劇。文學方面，這里產生了漢樂府民歌《孔雀東南飛》，清代又有桐城派，皖江作為重要的航道，古代詩人經過皖江地區，留下的精美詩篇燦若星晨，僅李白一人在這里寫下的詩作不下百首。學術思想方面，明代以來如方以智、梅文鼎、陳獨秀、朱光潛、宗白華、余英時，都是我國學術思想史上杰出的代表。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皖江文化不僅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也曾引領中華文化，進入中華文化的主流。

高明勇：近些年地方文化研究確實越來越熱，比如“浙學”、“徽學”等，以地方命名文化或學術，如何看待？

尹文漢：地方文化研究熱總體來說是一件好事，反映了地方文化研究的自覺，并且形成了一種相互競爭，有利于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地方文化，以地方命名文化或學術，總體來說有三種情況：一是偏重“地方”，這種地方文化其實就是地域文化，是一種多質性的文化復合體，如我們講的皖江文化；一種偏重“文化”，這種地方文化是歷史形成的，確實有文化淵源和學術的內在相關性，例如陜西搞“關學”、湖南搞“湘學”；還有一種也是偏重“地方”，是一種地域性文化，但確實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內涵，它自成一個文化體系，最突出的是“藏學”。

高明勇：地方文化熱有時也帶來地方文化之爭。

尹文漢：是的，地方文化研究熱也出現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問題。文化與經濟掛上鉤之后，文化之爭變成了利益之爭，諸如名人故里或墳墓之爭、名地之爭等等，有時鬧得有點過激。例如池州和山西汾陽就“杏花村”商標，打官司十多年，都在搶“杏花村”的商標，都在說杜牧《清明》詩中的杏花村。最后根據史實和現實，達成和解，酒在山西，村在池州。這算是一個相對理想的結果。我們希望地方文化的研究成為地方文脈傳承的助力，弘揚優秀地方文化，不要被資本裹脅，成為資本逐利的工具而喪失學術性和基本正義。

高明勇：您認為山水和人文之間有何關系？

尹文漢：《周易·賁卦》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碧煳氖亲匀灰幝?，人文是社會規律和人間教化。按《周易》的說法，從山水這種自然環境中只能得到“天文”，而不是“人文”。但在歷史長河中，山水與人文卻緊密結合在一起，相互成全。在漫長的農業社會，人們主要居住在農村，生活在山水之間，山水也成為他們創造文化、創造歷史的依存空間。圣人教化，隨處指點，也離不開山水，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即以山之厚重不變、生長萬物以喻仁，以水之清澈明亮、流動變化而喻智。古人以天、地、人為三才，天太遙遠，不可捉摸，地就是人們生活其中的山山水水，不可須臾離，也須臾不曾離。人與山水的關系，天然親密。文人士大夫大多酷愛山水，悠游其間，詠吟其間，借山水詠志抒懷，留下佳作無數。山水激發了文人們的人文情懷，也成就了無數文人。

我們今天講文脈，講人文精神，常常要去文人墨客們在名山勝水間留下的作品中去尋找。一個文人在某處留下一首佳作，便會引來無數后繼者呼應。我們能從這些隔代相繼者的作品中感受到文脈的搏動，感受以人文情懷的歷史共振。當然，山水成就了文人，文人也成就了山水。沒有文人吟詠過的山水，歷史上大多默默無聞。山水哪怕并無特色，“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但經過名士吟詠，寄托情懷，便能聞名。山水與文人之間之所以能相互成就，離不開文人的作品及其中蘊含的人文精神。名作必有其精神，有名作方能成就名山勝水，方能成就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