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悲劇

1935年6月12日，上海工部局巡捕房控告一位55歲的職員岳霖謀殺了妻子和六個孩子。據當地報紙報道，岳霖是天津人，最近失業，存款也用光了。他跑了幾次當鋪，又試著向朋友、親戚借了幾次錢。這之后，他說服了妻子，把鴉片加在飯里，全家一起自殺。當晚，妻子和孩子們都死了，他卻還活著。他完全心神錯亂，隨后跳黃浦江自殺，但被巡捕撈救起來。巡捕把他當作犯罪嫌疑人關進了監獄。

岳霖事件見報后，另一個張姓家庭也從大世界娛樂中心的六層頂樓跳樓自殺。這個家庭總共6人，包括1名50多歲的婦女，她30歲的兒子和兒媳，還有3個孩子，年齡分別為7歲、10歲、14歲。他們無一幸免，全部死亡。

除了他們的死，人們對這些家庭所知甚少。即使如此，他們的慘劇仍然觸動了上海小市民的敏感神經。周方給雜志編輯寫了一封信，被《讀書生活》選取登載。他寫道：“我的妻子讀到了這些人的死，眼淚止不住流出來，我也流了淚。”這種震撼與驚慌很大程度上來自人們對兩家財務狀況的了解，也就是不久前，兩家都算相當富足。岳霖一個月的收入超過100元。兩個家庭都懂得未雨綢繆、節制開支，也都是體面的城市工薪階層。周先生寫道：“誰能想到他們竟然用這種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并且就連孩子們也一起帶走！”

周方的妻子請求他不要丟了工作。她說：“你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你需要養家，你無論如何，必須處理好跟老板與同事的關系。”她自己則準備減少家庭開支，盡可能節約。她說：“這個月結束后我們就辭退女傭吧。我自己洗衣服和做飯，我們存錢應對緊急情況。”然而，最關鍵的是周方要保持穩定的收入，即使這意味著他不得不迎合上司，委曲求全。如果可以換來工作的穩定，再高的代價也是值得的。周方的妻子懇求他：“方，你要想想你做父親和丈夫的責任，要想想這個家！”

1935年的上海街景

這些思緒使家庭晚間的氣氛異常低迷。周方知道，在家庭的需要面前，他在職場上的自尊與人格只能放在第二位。“我看著三個孩子：搖籃里睡著的新生老三，地上玩著的老二，在燈下做作業的老大。”他們都需要他這個父親，需要他來撫養。如果他失業，這些孩子寧靜的生活就會破碎，想到這一點他就無法忍受。周方最后總結說：“我怎么能不理妻子的請求呢？”

然而，即使他愿意犧牲自己的自尊與人格，他的工作就會安穩嗎？當他把自己的決定告訴朋友時，朋友以嘲笑的口吻回應了他：“你真是婆婆媽媽的，你未免在杞人憂天了。在這樣的時勢，有了今日，你還能肯定有明朝么？得過且過罷！一切都要‘馬馬虎虎’，何必這樣認真呢？人生是求快樂的，能快樂一天，就是一天，不要快樂中去想愁苦事，一切就快樂了。哈哈！節儉，連娘姨都不用省幾個錢存到銀行去罷！中國人開的銀行倒了好多家，外國人開的也倒了啊！辛辛苦苦儲蓄的幾個錢，送到那里去，那才不值得呢！并且，現在的金融方面變動得太厲害，我們都是生意場中人，難道還不明白嗎？今朝你存在銀行里明明是一千元，你能保明朝不變為五百嗎？哈哈！老弟！你還是不要想心事，得快樂時且快樂！啊啊，還有：時時要你的脾氣放好一些，如果對于嫂子個人自然應該遵命才對。假若說脾氣好，就不會失業，那也完全是說謊。失業不失業，現在連‘本事’都不能決定的，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也一樣要被老板攆出門，因為老板生意要關門，你有‘本事’，你對人和氣，那有什么用處？所以，像我們這類小雀子，餓死就是餓死，能吃得飽一點，就不要想心思，還是窮開心的唱它一支歌罷！”

《讀書生活》把周方的兩段對話刊載在顯要版面。編輯旨在以此說明兩個家庭的自殺對上海小市民有著重要的意義。他們在兩場悲劇中看到自己也有可能遭受同樣的厄運。《讀書生活》將重點放在工作的穩定性上，并將此與家庭的延續聯系起來。小家庭的一家之主由于肩負養家的責任，淪為職場上的人質，他們將自己不但抵押給了工作，也抵押給了市場。這并不是說，傳統意義上男性的自尊與獨立人格已經不重要了。周方跟親友的對話說明，當經濟進入艱困時期，中產階層節儉與勤奮的美德是不再能得到應有的回報的。無論自己的將來，還是家庭的幸福，個人都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都無能為力。

周方寫給編輯的信不僅僅是對兩個家庭的自殺的回應，其中對生命與死亡、責任與能力的討論，直截了當地指向當時經濟體制下上海中產階層的慘淡前景。投書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中產階層的經濟美德是否足以維持一個小康之家？答案是不能，在現有的經濟邏輯下，小市民們即使努力工作，也無法獲得社會回報。如果勤奮、節儉的美德于事無補，那么普通的市民要如何自處呢？春天的小雀子如果最終會被寒冬的風暴吞噬，那么小市民們怎樣才能掙脫這樣的悲慘命運呢？在經濟動蕩的30年代，作為丈夫與父親，一個人要怎么辦，才能讓自己的家庭免于凍餒呢？

值得注意的是，《讀書生活》在1935年是一份重要的左翼雜志。當時的左派知識分子十分關注資產階級小家庭的命運，他們以此為切入點，倡導對中國社會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左翼論述的重點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在這個意義上與1919年五四運動提出的新文化分道揚鑣。五四運動的進步分子引領著學生追求個人的解放，30年代的左派則發動市民尋求民族解放。前者強調打破傳統的思想啟蒙，后者則要求個人投身于群體的存亡。前者催生了激進的政治改革主張，發展了社會主義的方案，后者則為中國共產黨在城市中的發展提供了土壤，促使上海的小市民傾向這一政黨。

30年代的左翼刊物當然是進步的，但與五四運動時的學生雜志有著明顯不同。前者希望以文學為載體，呈現并代表那些受教育不多甚至沒怎么受過教育的人。以《讀書生活》為例，這個雜志刊登的不只是理論性的分析文章，同時也給店員、工廠管理者、辦公室人員、小學老師和當鋪學徒等留有相當的空間，讓他們講述自己的悲苦。這些人以作者而不僅僅是讀者的身份出現在雜志中。他們把自己生活中的恐懼與沮喪呈現給公眾。這種敘述沒有什么喪失顏面的問題，因為他們會獲得大眾的理解與共鳴。

30年代中產階層小家庭的故事和社會主義革命話語的建構，兩者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為了更了解這背后的歷史脈絡，讓我們深入考察一下這份雜志。

《讀書生活》

《讀書生活》是一份以社會評論為中心的半月刊，1934年底在上海創刊。《讀書生活》的創辦人包括李公樸、艾思奇、柳湜、夏子美（夏征農）四人。除了主編李公樸（1902-1946）外，其余幾人都是中共地下黨員。李公樸曾在上海銷量最廣的《申報》擔任《讀書生活》欄目的主編。《申報》由史量才擔任發行人，在史量才的主持下，報紙公開批評蔣介石的國民政府。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公路上遭國民黨特務刺殺。《讀書生活》從創刊開始就是左翼知識分子的刊物，對當局持批判態度。

1935年，李公樸在上海創辦《讀書生活》

在《讀書生活》的發刊詞中，雜志的編輯們闡述了自己的目標與編輯方針。他們開宗明義，宣布進入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文字資訊屬于每一個人。這跟舊時代不同。舊時代的文字，是有閑階級的專利品。那個舊時代已經過去了，《讀書生活》的出版正是標志了那個舊時代的結束。

編輯們繼續寫道，讀書識字依然是少數受教育者才具有的能力。然而，即使在這些少數人中，由于本身生活環境所限，仍然有相當數量的人沒有機會持續閱讀報刊。這些人包括許多上海的小市民——成千上萬受雇于上海各行各業的職員和學徒，他們都被學校的鐵門擋在外面。編輯們進一步指出，這些人對知識的渴望遠遠超出了精英階層的想象，然而他們只在下班后才有時間讀書。這些人希望獲得“與實踐相關的知識”，讓他們“打開自己的眼睛，覺醒自己的意識”。隨著覺醒，這些人才能“選擇自己的道路”。

編輯們解釋說，閱讀最終是要幫助職員和學徒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運。換而言之，閱讀本身不是目的，閱讀必須與為美好生活的奮斗結合起來。從這個角度來看，并不是所有的出版物都能滿足小市民的這一需求。他們需要有效的指導，來幫助選擇適當的讀物，這正是《讀書生活》所要起到的作用。除了推薦合適的讀物之外，《讀書生活》也傳授“正確的閱讀方法”。編輯們把自己視為“認真和誠摯的學校教師”，把小市民讀者群視為學生，讀書是為了改善生活。

《讀書生活》希望把雜志辦成一個正規學校以外的教育園地。它是一所沒有圍墻的學校，在任何時候，讀者們只要拿起雜志，就可以將工作現場變成教室課堂。不同于學校的講堂，在這個教育園地里宣講的并不是那些能說會道、知識淵博的學者，而是被迫輟學的、“沉默的大多數”。雜志的文學版面都用來刊登讀者的投稿。《讀書生活》鼓勵讀者“用他們自己生活的語言和體驗來表達思想和感情”。這些來稿所呈現的共同體驗，將《讀書生活》的讀者們聯系在一起，組成一個共同體。

每期雜志有20多篇文章（6萬多字）。基于雜志的宗旨，《讀書生活》將其內容分為大約10個主題，其中包括社會評論、新聞分析、新書書評，此外還有自然科學與社會哲學領域的文章，這些內容使雜志具有了相當的嚴肅性。雜志還接受讀者的投稿，可以是自述，也可以是小說。這些故事活靈活現地描述了小市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這份雜志還設有《讀者問答》欄目，延續了李公樸在《申報》主持專欄時的做法。在這個版塊，讀者和編輯持續展開對話，共同推動討論。

危難中國

以1935年5月的《讀書生活》為例。艾思奇已經在《讀書生活》上發表了六七篇關于本體論的系列“講話”，最新的這篇題名《天曉得！》。艾思奇把“天”與“人”對立起來，宣稱意識是人類歷史和過去經驗的產物。按照艾思奇的觀點，天“并不曉得，盡管古訓不這么說”。知識和意識是人類在活動中逐漸產生的。艾思奇繼續寫道，由于許多知識來源于經驗，所以如果使用正確的科學方法來勤奮地積累，人類可開發的知識就是沒有邊界的。以當前巨大的經濟衰退問題為例，一個人如果采取科學的分析方法，便不難明白這完全是人類而不是上天的錯誤。經濟蕭條并不是運氣使然，而是人類的行為導致了工廠關閉、雇員失業。

錢亦石從國際背景的角度分析說明了當時的問題，旨在讓讀者意識到整個“世界正處于混亂之中”。他認為當時世界局勢之所以混亂，歸根究底在于“帝國主義霸權的罪惡交易”，這個觀點與艾思奇的哲學觀互相呼應。錢亦石認為帝國主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積極擴軍以發動戰爭，并通過國際交易以發展本國經濟。1935年5月，他在《讀書生活》上發表的評論聚焦當時在德雷斯頓與日內瓦的會議，強烈譴責英國對德國希特勒的軟弱態度，認為列強“滿口仁義道德，事實上卻是盜賊娼妓”。評論還指出，波蘭與德國間的互不侵犯條約，同帝國主義的法國與社會主義的蘇聯之間的聯盟一樣，令人匪夷所思。他很有把握地斷言，歐洲必然會爆發戰爭。錢亦石也花大量篇幅評論美國國會通過的《白銀收購法案》，并直接指出這進而引發了中國的金融危機。對于美國經濟調查委員會代表來到中國，他嘲諷說，不管他們怎么說，實際上就是“以犧牲中國的代價來提高美國的貿易收入”。

在社會評論版，李公樸概括論述了國內事件，并讓讀者注意4個日子：5月1日、5月3日、5月4日和5月9日。李公樸寫道，5月1日和5月4日是新開始的時刻，這兩個日子應該標記為紅色；5月3日和5月9日是悲劇和恥辱的紀念日，因此要標上黑色，銘記其中的悲痛和憤怒。但是紀念儀式不能產生有效益的目標，行動才能。我們需要采取堅定行動，“一雪民族的奇恥”，為經濟生產創造一個新的、更好的環境。

李公樸

隨著鄉村的凋敝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李公樸認為中國已經危機重重。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中國的將來不可避免地與世界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盡管如此，中國人必須行動起來，堅決掌握自己的命運。一切行為，無論是私下的還是公開的，個人的還是集體的，都必須向著同一個目標，即救民族于危難，抵抗日本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

工人階級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在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為了反抗中國資產主義的剝削而努力抗爭。例如，工人仍在為八小時工作制而努力抗爭。他們必須站起來，捍衛自己獲得失業救濟的權利，捍衛自己建設公會、組織罷工的法定權利。那些讀書識字的人必須成為文化戰線上的勞動者，為全民族的抗爭構建鋼鐵一般的精神支柱。這是新時代的洪流。對那些想要改弦更張乃至復辟舊觀念的人，文化工作者要時刻留意，予以嚴厲的批判。

李公樸總結道，民族和國家面臨的最高任務是鞏固抗日戰線，并致力于反對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他敦促“雜志的所有讀者”記住上述4個紀念日，并對這些日子的意義做出新的認識。他號召大家隨時行動起來；盡管小市民們可能認為自己不過是無足輕重的螻蟻，但螻蟻卻可以組成強大的軍團，保衛自己的國家。

然而，李公樸謹慎地提醒讀者，在投身反侵略斗爭的同時，還必須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現在還不是拋棄一切的時候，重要的是通過閱讀與書寫，對當前世界有新的認識，所以才需要依照《讀書生活》給出的書單，通過閱讀來提升自己。

同一期《讀書生活》中，李崇基另有專文，接續了李公樸的話題。關于“為什么要學哲學？”，他解釋說，一個人要活得有尊嚴，永遠不要盲目地相信傳統，而是要有意識地做出選擇。做出有意識的選擇是一種行動，一般人都擁有這樣的能力。但是，許多市民囿于自己的觀念與視野，常常無法做出選擇，而觀念與視野正是他們所處社會環境的產物。他們被動地接受他人的“人生觀”，從未加以審視，這大大限制了他們把握社會現實的能力。這在承平時期或許不是很大的問題，但是在經濟衰退時期，片面的價值觀會帶來“錯誤的想法”，繼而引發悲劇性的選擇，譬如自殺。因此，哲學是一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課程。哲學能夠引導人們選擇正確的生活方式。一旦掌握了真正的科學方法，一個人就能以新的方式看待整個世界，繼而對人的存在及其歸宿都會有新的認識。李崇基認為，哲學課程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而且所有讀者都有能力學習哲學。一個人一旦獲得了新的意識，就會在時機來臨時做好行動的準備。

《讀書生活》的編輯們描繪出這樣的圖景：30年代的中國人生活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下，民族不斷受辱，社會普遍貧困，中國內外交困。工廠和商店停業，失業率不斷攀升。隨著農村經濟瀕于崩潰，大量農民被迫離鄉謀生。許多人從一個城鎮流浪到另一個城鎮，卻找不到工作，更無法獲得援助。更有甚者，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殘酷壓榨下，即使是有產者與知識分子也因經濟蕭條而貧困，因失業的威脅而困苦。由于職業前景暗淡、市場波動起伏，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開始寢食難安。中國政府早已捉襟見肘，并且內部斗爭不斷，并不能為廣大人民提供指導、規劃與幫助。有權有勢的人對廣大群眾的福祉漠不關心。由于中國資本家為虎作倀，中國人努力工作生產的財富大都流向海外，進入了外國帝國主義的口袋。同時，日本逐步加強了對中國的軍事壓迫。東三省和內蒙古相繼淪陷，進一步剝奪了中國人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由于國共之間的武裝沖突持續不斷，村民被迫繳納各種苛捐雜稅以充當軍費。除此之外，他們還要承擔各種地租、利息與稅賦。政府不斷修建軍用公路，沿途農民卻要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總之，中國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中國人民卻被要求忍受這樣全面的沖擊。

《讀書生活》更以圖像呈現廣大中國人民的困難。雜志選用極具表現力的素描與木版畫作為雜志封面和內容插圖。例如，一幅題為《他們的野餐》的插圖，描繪了兩個赤腳的農民。他們蹲在樹下，臉埋在飯碗里匆忙扒飯。另一幅題為《難民》的畫，描繪了一個流離失所的農民家庭。全家四口人，男人在前面領路，背上的兩個大麻袋里是全家所有家當。女人跟在后面，一只胳膊抱著幼兒，另一只胳膊挎著一大袋子衣服，一個小孩走在一邊，牽著母親的衣角。這些人都沒有突出的特征。整幅作品無意描繪具體的個人，它是一個個逃難農民家庭的縮影。

1935年10月號的《讀書生活》，封面是一長隊難民爭先恐后上火車的情景，這些難民主要是婦女和兒童。之后一期的封面則描繪了一群在天亮時分離開家鄉的村民。他們用扁擔挑著行李，正小心翼翼地蹚過一條漲水的小河。同一期刊登了一幅木版畫，畫上是一艘擠滿了人的小船，飄零在波濤洶涌的河流上。黑壓壓的人群靜靜地擁擠在狹窄的空間內，白色的浪花猛烈地拍打著脆弱不堪的小船。

30年代中期，《讀書生活》向讀者呈現著洪水、饑荒、貧窮、絕望的場景。《讀書生活》是當時重要的左翼刊物，它嚴肅的風格和樸素的外觀，與同時代中產階層習見的其他雜志——比如《良友》以及它的全版彩色女子照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良友》雜志

《良友》以大篇幅刊登商業廣告。《讀書生活》沒有廣告，最多印一些新書的通訊。如果說《良友》和類似的雜志代表了中產階層的消費主義，《讀書生活》則在意識形態上反對資本主義下的消費。30年代上海發行的600多種雜志中，《讀書生活》和《良友》可以說是在意識形態光譜上居于最激進與最保守的兩個極端。

盡管意識形態上截然對立，《讀書生活》和《良友》卻有一個共同點。兩份雜志都通過圖片和故事來呈現理想的小家庭，并以此來傳達自己的理念。換而言之，兩份雜志的種種內容都以小家庭中的婚姻紐帶、親子之愛、物質需求與道德期望作為潛在主題。

這兩份雜志中所呈現的小家庭自然又有所不同。《良友》中的小家庭是私有制下消費的中心、舒適的港灣，而《讀書生活》則凸顯這些小家庭的脆弱性，在經濟蕭條、大戰在即的時代背景下苦苦掙扎。《良友》鼓勵讀者想象一種安逸滿足的生活，《讀書生活》則抨擊這種盲目的自信，渲染出艱難困苦與危如累卵的氛圍。《良友》討論青春、健康與長相廝守，《讀書生活》則聚焦疾病、饑餓、死亡與貧窮。《讀書生活》刊登的木版畫，描繪的是苦難的農民。它不僅提醒讀者們城市之外的現狀是一片混亂，也預示著城市安穩的生活終將遭受嚴峻的考驗。

盡管在表現形式方面有所不同，《良友》和《讀書生活》卻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它們關注的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作為家庭成員的個體。雖然《良友》推廣時尚女郎的形象，但它要呈現的卻不是獨立的女性；它呈現的是備受寵愛的妻子與嬌生慣養的女兒，以及她們在現代經濟體制下可以獲得的物質生活。同樣，《讀書生活》要呈現的并不是貧窮本身，而是苦難如何剝奪了孤兒寡母的依靠。幸福也好，痛苦也罷，無論是《良友》還是《讀書生活》，小家庭已經是個人與時代的連接點。這一點在《讀書生活》的文學版與《讀者問答》專欄中最為明顯；在與讀者的對話中，編輯們將這些人事、家庭與世界上正在發生的種種變化聯系起來。

困境

在《讀書生活》的表述中，那種生活優渥的資產階級家庭既是溫馨的港灣，也是相濡以沫的情感歸宿。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人們感覺到了自身的存在，以及自己所處的位置。家庭也是一個經濟單位，滿足成員的物質需求。

同時，家庭成員之間，不僅分工明確，而且尊卑有序。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成員承擔了不同的角色。在當時的人看來，家庭內部的差異是自然而然的，是不可抗拒的；它是個人價值觀的基礎，也決定了個體在更大世界中的目標與期望。

家庭成員根據性別與年齡的差異，擔負起不同的家庭職責。為了擔負這些職責，不同的成員又必須展現不同的特質。成年男性是家庭中的父親和支柱，是家庭的決策者、保護者，以及經濟來源的提供者。因此，一個好父親必須努力工作，并處理好家庭的對外事務。女主人要承擔照顧家庭、撫養孩子和教育后代的責任。一個好妻子和好母親不僅要努力工作，還要具有節省、忠貞和自我犧牲的美德。在這一家庭結構中，孩子們主要負責懂事聽話。一個好孩子必然忠于家人，接受家庭的命運。

《讀書生活》告訴讀者，上述家庭關系與成員責任關乎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的根本。在一個健康合理的社會中，一個人人都好的好家庭必須要能獲得好的回報。家庭與社會之間有一種隱性的契約，美德與辛勤必須要換來家庭的延續。如果這種連接斷裂了，不僅會給家庭成員帶來相當的痛苦，同時也意味著整個社會制度中存在著嚴重的不公正問題。

《讀書生活》的小市民論述，有幾個地方值得我們注意。這些論述以第一人稱的方式進行，所謂的痛苦，正是因為達不成中產階層理想化的小家庭。每個敘述中的主人公都有名有姓，都有工作與家庭，仿佛是真實人物講述真實經歷。然而，故事中的人物卻少有個人化的突出。他們到底是誰，成為無足輕重的問題。他們的故事旨在典型性地勾勒出生活依據理想應當是怎樣的，結果在現實經歷中那些理想又如何化為泡影。

以王平的故事為例。王平是蘇北鹽城人。那年他還不滿6歲，家鄉鬧饑荒，父母決定逃難。他們收拾包袱向南，從一個城鎮流浪到另一個城鎮。

夫婦兩人隨地在田間打零工。他們種莊稼，收割稻谷，給稻谷脫殼。他們努力勞動，克勤克儉，就為了存下一些盤纏，可以去到下一個市鎮。五年后，他們終于渡了江，在長江以南的一個小鎮上住了下來。

兩年過去了，王平的父親存了一筆錢，成了一個街頭小販。他把家庭的所有積蓄都投入了這份生意。每天早上，他步行20里，在天亮前來到縣城，購買50斤到60斤重的糖果及各種日用百貨，再用扁擔挑著貨物走回小鎮。

王平的母親在街角看貨攤。王平則沿街叫賣糖果，把糖果賣給那些因工作脫不開身的人們，以此招攬更多生意。王平回憶說，他們生意很興旺，因為他的父母“樂于助人”，父親“勤儉持家而且兢兢業業”。整個家庭一天到晚辛勤勞作。他們得到了應有的回報，有一段時間，收入逐步增加。

于是王平的父母決定租一家店鋪來做買賣。和以前一樣，父親每天都去縣城，母親照看店鋪，他到街上賣糖果。為了付租金，父親增加了額外的行程，挑著貨籃到偏遠的鄉村販售。一年兩次，在播種和收獲的季節，人們都在田里勞作，王平的父親早晨3點起床，獨自來到縣城，購買充足的臘肉和魚干，隨即匆忙來到村子，正好為農民提供早餐。這些魚肉總是很受歡迎，王平的父親對市場的細心觀察取得了成功，勤奮和精明有了回報，老王讓整個家庭過得越來越好。

王平15歲了，進了當地公立學校的識字班。店鋪每天的營業額超過了1000個銅板。王平的父親覺得，在這里，自己的誠實與勤奮換來了人們的尊敬和認可。

王平父母決定要第二個孩子。從這個時候起，這個家庭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在他母親懷孕和分娩時，王平的父親照料著店鋪。他依然每天去縣城，但也要照看妻子和新生兒。這些工作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寶寶還沒有長大，父親就因病離世了。

王平父親的葬禮體面而且合乎身份。然而葬禮耗盡了全家的積蓄，從此這個家庭每況愈下。由于不能支付房租，王平母親關了店鋪，搬回了街角，也就是幾年前他們擺攤的地方。而王平每天天亮前就必須去縣城購置貨物。

家里三口人的生計落到了王平的肩上，他不得不放棄學校的學習。他每天盡力挑起重擔，盡管他所能挑起的擔子還不到父親的一半重。他的母親不僅悲痛難抒，而且疾病纏身。每當看到自己十幾歲的兒子要肩負這樣的重擔，她都忍不住落淚。

王平從識字班借來紙筆寫他的故事。他寫自己每天天亮前的艱難跋涉——那時他不得不邁著酸疼的雙腿努力爬山，而肩上挑的籃子在兩邊搖晃：“我不由想起父親，不免偷偷地灑一點眼淚。”

在王平的故事中沒有明顯的壞人，但是勤勞節儉的美德并沒有給家庭帶來應有的回報。這個難民家庭曾經來到了幸福生活的門口。然而，一家人好不容易換來的前景竟是這樣的脆弱。王平父母想再要一個孩子的決定十分自然且無可厚非，新寶寶的出生是值得慶祝的事情。但是，事情因此發生了如此災難性的轉變，原本順利的家庭生活出現了悲劇性的逆轉。

這樣的結果顛覆了人們的認知：誠實的人不一定能被命運眷顧，堪稱模范的生活也沒能帶來幸福的結果。江南小鎮的這一悲劇可能發生在所有人身上。對于那些崇尚勤勞與奮斗的人來說，這無異于當頭棒喝，并從根本上動搖了他們對未來的信心。前文已經提到，一個陌生家庭的自殺給周方和他的妻子帶來了種種不安。王平的故事同樣從根本上動搖了小市民的信念。因為王平的故事突出了小家庭在當時經濟制度下的脆弱。

王平父親的去世是整個故事的轉折點。由于小家庭男尊女卑的特點，災難莫大于家長的去世。家長的離世使得全家失去了經濟來源與生活依靠，更使妻子和孩子直接面對殘酷的社會。

如果丈夫或父親健在，妻子或孩子很少選擇獨立生活。在當時的觀念下，婦女和孩子是家庭與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他們在社會上只能是他人利用、壓榨的對象。下面的故事講述了一個女工和她母親在父親去世后失去一切的慘狀。講述這個故事的是20多歲的喬英；她在父親死后接替了他的工作，卻無法獲得同樣的工資。更糟的是，父親的去世標志著一個小家庭的瓦解；母親與女兒不僅要努力工作，還不得不生活在幸福生活已經一去不返的陰霾之下。

喬英受雇于一家日資棉紡廠。她寫下以下這段話，講述發薪日當天的情況：“早上進廠的時候，媽媽給我十四個銅板和一飯盒子的干面，很痛惜地對我說：‘阿英，今天家里又沒有米。這些銅圓你拿去買一點東西吃了好上工，買包糖帶進去拌面吃。’在廠門口買了三個大餅，本來打算自己吃的，但是后來勻了一個給吃包飯的阿菊，因為她只吃了半盅稀飯呢。”

那天下午，工人領了季度工資。工作三個月后，喬英的工資僅僅4元。她的老板以保管費的名義扣掉了6角。

回到家后，喬英把工資給了母親。房東太太及時出現，要她支付3元的房租。此外，她還要求償還2元的欠款。“母親給她說了半點多鐘好話，結果是給她三塊錢才把她勸走了。剩下那一塊錢就買了一點米買了一點油。兩餐沒有吃飯了，肚子餓得很兇。晚飯吃得特別多，一口氣吃了三碗飯……母親又想起了她年輕時候父親在世的那種日子來。”

蠶絲廠里勞作的上海工人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喬英已經可以獨當一面并負擔母親的開支，但她卻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的自豪感。由于環境所迫，喬英不得不成為家庭的支柱。這個故事有明確的壞人——市儈的房東太太，以及管理工廠的老板。他們并不以真實的個體出現，相反他們代表了包租婆、資本家的典型形象。他們追逐自己的利益，而這正是整個經濟制度預設的行為邏輯。作為家庭保護者的父親去世后，家里的女人必須獨自面對這個充滿惡意的世界。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就此瓦解。女人可以支撐起家庭的開支，卻無法改變人們心中的綱常。男性家長的去世，讓母親與女兒低人一等。正是這一點讓母親垂淚，讓女兒無奈。

《讀書生活》里還有許多其他的文章，都把父親的死亡作為家庭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比如孫述之，他的父親死于上海，他上中學、當教師的夢想也隨之化為泡影。這時孫述之才15歲，剛剛在家鄉上完了小學。他舅舅很盡職，來安慰孤兒寡母，承擔起照顧這個不幸家庭的重任。他利用自己的關系，把孫述之安排在縣城的當鋪里當學徒。孫述之要學習做生意，不得不輟學。去工作的那天，舅舅承擔起男性家長的角色，把孫述之帶到當鋪，并代表家人見證了拜師儀式。儀式和工作場所都是只給男人去的，孫述之的媽媽不能在場。她只能在兒子離開家的時候，淚眼汪汪地看著他消失在自己的視線中。隨后的三年，孫述之每年只可以回家三次，從今以后，這個男孩的生活基本上就掌握在新師傅的手里了。

苑方棲13歲時，他父親就去世了。他父親是一個私塾老師、小學老師，后來成為一所公立小學的校長。苑方棲坐在父親腿上趴在桌子上學習讀寫，他也是這所學校的學生。他希望長大能成為一個文人。由于父親的去世，苑方棲只好輟學，在偏遠鄉下的一個醬油廠當學徒。從早到晚，都是忙不完的累活。如果晚上還有精力，他會閱讀一些父親寫的文章，這是他珍藏的特別學習教材。他希望汲取知識，有朝一日能重新回到受教育者的行列。然而，苑方棲只能在私底下偷偷讀書。學徒必須要學的是珠算和記賬，“一定不能做的事情”是讀文學作品和保持文學興趣。盡管師傅一旦發現就又會大發雷霆，苑方棲還是冒著這樣的危險，繼續閱讀著父親的文章。

徽州的金曼輝也有類似的遭遇。父親去世的時候，他還是一個12歲的小學生。他被迫輟學，在叔叔的幫助下到了上海，成了一個徽商手下的學徒。金曼輝離家前的晚上，他母親幫忙收拾包袱。金曼輝想帶硯臺、毛筆、紙和書。他還想帶上唐詩精選和英文課本。母親不同意，將這些東西拿出來。這些是文人用的，做生意不需要，帶上這些只會讓師傅生氣。孩子立馬哭了。他說自己寧愿待在家里，不想去當學徒。然而這樣的抵抗是徒勞的，只會讓母親暗自流淚。沒有了父親，兒子能當上學徒已經十分幸運。第二天早上，叔叔接上他，交給了新師傅。金曼輝感覺孤獨而沮喪，充滿了恐懼和悲傷。

焦大秋是一位27歲的農民，在畜欄邊的煤油燈下給《讀書生活》寫信。他講述了父親去世的那個夏天，也就是自己苦難的開始。那時他才16歲，還是一個中學生。這家人原有3間房、8畝地，但是父親生病后欠了不少錢。為了償還債務、養活母親和4個弟妹，焦大秋只能下地干活。他抵押了土地，為父親的債主做工。他的母親和妹妹們也幫忙家計，只要有織布、洗衣、縫補的工作都接來做。即使如此，全家每天也只能吃上兩頓飯。就這樣，10年過去了。焦大秋看不到希望，他看不到這樣辛苦的生活什么時候才能到頭。

《讀書生活》發行的兩年內刊登了大量類似的故事。它們有著同一條敘事主線：父親離世，熟悉生活方式就此終結。主人公背井離鄉，由此開始寄人籬下的生活。這樣的故事不斷出現在雜志中，有效地將個人的際遇變成了整個階級的寫照。在30年代的文字表達中，“失怙”必然會導致“失學”。在父親的葬禮上，母親一定會和前來祭吊的男性親屬重新安排孩子的未來。失去父親的孩子就此踏入新師傅的家庭。

師傅會和父親一樣行使家長的權威，但這是一種不同的權威。學徒和師傅之間是一種人身依附關系；這種關系雖然建立在契約的基礎上，但卻會使少年失去自主權，由此低人一等。這種關系又由于建立在交換的基礎上，本質上也是一種經濟關系，因此在風云變幻的市場中尤為脆弱。一旦經濟不景氣，少年就可能丟掉學徒的工作，就此“失業”，在“失怙”“失學”之后，備受失去一切的折磨。

對于一個“職業青年”來說，即使有了師傅以及一份職業，也不能彌補失怙、失學帶來的痛苦。《讀書生活》詳細描述孤兒面臨的苦難，這些個人境遇進一步強化了小家庭的神圣性，凸顯出家庭才是個人幸福的基礎。

當然，這并不是說上海所有的學徒都是在喪父之后被迫進入這一行業的，也不是說所有的職業青年都面臨失業——盡管生意與店鋪都是起伏不定的行業。然而，前面的種種故事表現出上海小市民中彌漫著的一種潛在的沮喪與焦慮。《讀書生活》這樣的左翼雜志呈現出了這一現象，或在字里行間提醒人們這一現實。個中的人物感覺到自己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在種種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生活奪去了他們接受教育的機會，命運讓他們失去了慈父的呵護，時局讓他們的職業前景一片暗淡。30年代中期就是這樣一個困頓的年代。小市民感到自己無依無靠，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他們不得不獨自面對全球市場下的無常力量。

通過洪水、干旱、饑荒、戰亂、經濟蕭條等種種畫面，《讀書生活》呈現了恐懼、貧窮和絕望下的呼聲。通過刊登讀者的故事，它也讓讀者們意識到困境中的自己并不孤單。雜志不斷告訴大家，形單影只的個人不會有光明的前景；資產階級那種靠個人努力步入小康、躋身上層的美夢注定會破滅。對于寡婦、孤兒以及缺少保障的人來說，正直的品德、辛勤的工作都不能保證他們一定能活下去。沒有人可以在時代的巨浪下獨存，因為個人的苦難最終源于中華民族在帝國主義、全球資本主義下遭受的苦難。對于小市民來說，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團結起來，成長為愛國主義的戰士，為保家衛國、反抗侵略而戰斗。對于那些失去父親的人來說，個人的悲痛已經毫無意義；現在必須站起來，作為愛國者，投身于激烈的斗爭。只有獻身民族救亡的宏業，才可能為自己爭取一線生機。

生存與斗爭

《讀書生活》以明快的立場，讓它的讀者以及投書者毫無疑問地認識到，要走出困境就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又只有兩個關鍵元素：生存與斗爭。整個中華民族都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沒有人可以幸免。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職場的失意、個人的挫折再正常不過了，沒有人需要對自己的境遇負責，也沒有人能夠真的改變自己的命運。除非中華民族得到解放，否則個人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處境。個人的出路、家庭的幸福，跟民族解放的斗爭緊密聯系在一起。《讀書生活》的編輯們告訴大家，這一簡單而直白的真理，建立在社會科學基本規律的基礎上，這也是所有人都必須了解的真理。因此，民族解放運動的第一步，就是喚醒廣大小市民的意識，讓他們在閱讀和思考中意識到自身與民族的處境以及命運。只有當小市民從日常切己的生活出發，投身于以生活為戰場的斗爭，救亡運動才能聚集起更大的力量。

以自救為主題，早在《讀書生活》之前，就在上海的通俗雜志中出現。鄒韜奮主辦的《生活》周刊，在小市民讀者中引起廣大反響，其主旋律就是自救。盡管前后相距不到十年，但《讀書生活》重新界定了自救的內涵。《讀書生活》反對將自救作為提高職業技巧和提升職場成就的手段。它聚焦于作為社會問題的失業，關注缺乏職業保障的現實，強烈質疑一般職員是否能夠依靠能力、業績、工作態度來改善自己的境遇。對于那些求職的小市民，鄒韜奮給的基本建議就是以職場最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鄒韜奮跟當時的許多社會改革者一樣，著眼于如何在自我完善的過程中為個人找到出路。《生活》周刊跟《讀書生活》都談以自我的改造作為謀求幸福的手段。但是《讀書生活》倡導的生活斗爭，超過了《生活》周刊所支持的民族企業架構，進一步要求整個社會經濟體制的改變。

鄒韜奮主辦的《生活》周刊

那么，面對那種讓周方以及他的妻子感到觸目驚心的家庭自殺悲劇，普通人該怎么反應呢？在30年代經濟蕭條的大背景下，普通小市民又可以做什么呢？《讀書生活》指出，周方的妻子和朋友都表現出“小資產業主的狹隘自我中心觀”。周方的妻子就像老派的賢妻良母，相信只要具備節儉和順從的傳統美德，就能挽救她的家庭。周方的朋友則陷入了現代人的虛無享樂主義，這也是錯的。在《讀書生活》的編輯們看來，周方該做的，是做好充分準備，應對生活中不同的挑戰。體力勞動難道真的就可恥嗎？社會地位下降、淪為普通勞工，難道比死亡還要糟糕嗎？為了避免讓孩子們生活在社會中下層，難道就可以將他們殺死嗎？回答顯然都是否定的。從這個意義上看，岳家和張家的悲劇固然是社會環境造成的結果，但兩家人也都是錯誤思想的犧牲品。殺死這些家庭成員的，是其中個人落后的思想。

《讀書生活》認為，群體高于個人。在這個時代大潮中，一個人“如螞蟻一樣微不足道”。即使一個人死了，大眾的生活仍要繼續。經濟的大蕭條對于小市民，就好像嚴冬中的“春天的小雀子”。小市民應該用新方式來審視這個世界，融入時代洪流中。他們要奮斗到底，讓更宏大的群體生機勃勃。對于那些有工作和家庭的人，《讀書生活》教導說：“你可以不站在最前線，但你必須加入這整個陣線。”每個人都可以訓練自己，在每天的生活中磨煉出自己正確的觀念。對于周方這樣的讀者來說，雖然這不能確保他工作穩定，但這會賦予他一種新的觀念：即使沒有了穿長衫的工作，也可以生存下去。

30年代中期，《讀書生活》這樣的雜志影響了廣大市民的思想觀念。1935年日本試圖吞并華北時，上海小市民被動員起來參加了愛國運動，上海青年救國會是全國各界救國會中最活躍的一個分支。螞蟻社誓言要建立“一支螞蟻軍隊”來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并吸收了一萬多名成員。1937年7月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上海支部在會計師顧準的領導下（見第七章），參與組建了益友社，將文化和社會活動作為政治動員的陣地。這些組織在上海職業界與生活教育團體所建立的基礎上，積極吸收城市職工、店員、練習生和學徒，讓這些“螞蟻”從家庭以及職場中走出來，建立新團體，開展愛國主義活動。他們成立了話劇社、合唱團、新聞俱樂部和讀書會，這些活動進一步改變了上海小市民社會中運用知識、傳播思想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孕育民族意識的正是人們在職場上的深深焦慮，伴隨其發展的則是核心家庭內部的重重危機。

抗戰前夕左翼關于都市小家庭的論述有幾個值得注意的要點。他們將關注點從個人轉移到家庭，他們不再談個人的權利與幸福，轉而談家庭的生存與個人在其中的責任；他們擱置了五四運動以來追求個體解放的議題，而在小家庭的框架下建構了男性與女性對等分工的責任。

家庭關系中的倫理實踐，這時候跟物質生活緊密關聯起來。做個好父親或丈夫，就要擔負起養家的責任。做個好兒子，就必須贍養年長的父母。如果對上、對下做不到生活上的支撐，這不僅意味著物質上的艱難，也是道德上的虧欠和情感上的挫敗。如果整個勤儉奮斗的階層無法履行自己的家庭責任，整個社會必然要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家庭倫理實踐中的物質性，再次把中國社會推向民主改造。

30年代，左翼知識分子將個人建構為道德與物質關系網的產物，以此為基礎，展開了一系列對社會制度的批評。他們不僅強烈抵制資本主義經濟的私有制和市場法則，也抨擊了理想化小家庭概念在現實生活中的可行性。

家長已經不能保護他的家人了。與此同時，人們開始想象一個家長一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制度化的方式，大家長一般地為人民提供各種支撐與保護。這樣的政府承擔了家庭的任務。人們并沒有舍棄家庭的紐帶，而是將之與家人分離。透過政府的參與經營，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可以不再聚焦于批判性與知識性的自省，而轉向一種融合了物質安康與傳統美德的經濟圖景。

中國的現代經濟在民國上海的社會與文化土壤中生根發芽。所承諾的現代性，包含了持續的繁榮與不斷的發展。同時，在30年代經濟蕭條、大戰一觸即發的大背景下，戰前的困境又激發了人們對安全與保障的渴望。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這些需求匯聚成了一種新的渴望，人們期盼一個理想化的政府，有能力像父親、家長一樣照顧每個人的幸福。30年代的挑戰，使得無論是一家之主還是一個企業之長，都無力把道德與權威充分地結合在實踐之中。有些人甚至做出背棄自己原則的事。然而一般市民對公正社會、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沒有終止。經過層層演變，上海的小市民們最后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上。

（本文摘自葉文心著《上海繁華：經濟倫理與近代城市》，王琴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年6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