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國改革開放后十年，我因機緣巧合，參與主持廈門大學與美國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臺灣地區“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合作進行的“福建、臺灣社會文化比較研究”項目。1989年11月至1992年，我陸續在閩西龍巖地區（今龍巖市）龍巖市（原龍巖縣，今龍巖市新羅區。如無特別說明，書中提及的作為調查地的龍巖皆指此處）三個村開展田野調查。1994年后，我又參加該項目的延伸計劃“華南農村社會文化研究”項目，在閩西龍巖地區長汀縣河田鎮蔡坊村開展田野調查。

這兩波“三方兩國”合作的五年福建農村社會文化田野調查，到其成果《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華南農村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共四冊出齊，前后延續了十年。這項調查研究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相結合的嘗試，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中國歷史人類學興起的前奏。可惜由于當年臺灣海峽兩岸的情勢所限，在中國大陸沒有做公開的報道，人們所知甚少，后來受兩岸關系變化的影響，沒有繼續進行下去發展成穩定的交流模式和成功的合作范例，特別是福建各田野調查點的專題研究報告沒有如期編寫完成和出版，以致它在中國學術史上曾經發揮過的橋梁作用，反而隨著時過境遷漸漸地被淡忘了。

奉獻給大家的這本小書（《福佬與客家之間》，福建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就是我根據20世紀90年代在龍巖地區龍巖市農村田野調查所得文獻與口頭資料寫的研究報告，1998年1月提交打印時取名為《福佬與客家之間》。這是因為我所調查的地點在地理上處于閩西山地與閩南平原的交界地帶，閩西通行客家話，閩南通行閩南話，廣義的閩南話又稱河洛話，福佬即河洛。福佬與客家之間，意指閩南話與客家話兩大方言區之間。龍巖話受閩南話和客家話影響又自成一體，大多數學者認為屬閩南語系的分支，但不僅客家人聽不懂，連閩南人也聽不懂，所以有個別學者把龍巖話列為福建六大方言之一。福佬與客家之間，又指龍巖的行政區劃。龍巖自設縣以來，歷史上地方社會行政管理權曾在客家人為主體的汀州府與閩南人為主體的漳州府之間轉換流移，清代才脫離漳州府獨立為州，民國時期又恢復為縣，成為閩西首府。

我調查的三個村，兩個是城市郊區操龍巖話的村落，一個是邊緣山區講客家話的村落。這樣的選擇，并沒有預設什么民間社會文化的典型意義，也無意成為龍巖鄉村傳統社會文化研究的范本，甚至也不能代表龍巖鄉村傳統社會文化的主流。不過1996年以來，這里經歷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龍巖地區改制為龍巖市，縣級龍巖市改制為新羅區，龍巖市區隨之西擴，我所調查的兩個郊區村落所在的鄉鎮被拆遷改造為市區的街道，村容鄉貌已無跡可尋，這份田野調查報告也就成了不可再生的歷史文獻，有了保存的價值。這好比鑒賞家的陳列柜中的收藏品，“即使不是等質或成比例的，借由樣品我們仍能觀察到某項事物的種種特色”。

為使讀者了解本書的寫作背景和使用的理論方法，我撰寫了這篇前言，利用自己保存的原始文件和日記、筆記，參考有關的新聞報道，厘清“三方兩國”合作開展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的來龍去脈，還原那段不尋常的歲月。又在調查報告之后，將當年三方開展這一合作研究項目的協議文書、調查問卷文本以及調查報告編寫大綱作為附錄。為便于讀者對田野調查的場景有感性的認識，我還從當時所拍攝的照片中選擇有代表性的照片作為插圖。

一、合作研究的緣起

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啟了中美學術交流的大門。根據中國科協與美中關系委員會互換學者的協議，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聯合東亞語言和地區中心提名，邀請中國著名的社會經濟史學家、廈門大學傅衣凌教授于1979年10月赴美講學三個月。傅先生成為中美建交后中國正式派出的首批赴美講學的10名科學家之一。1979年6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學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魏克曼（即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率領美國明史訪問團來華，希望和傅先生見面。我陪同傅先生到北京，6月8日到國際俱樂部，出席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與美國明史代表團的學術交流會。這年10月底傅先生訪美，地處舊金山灣區的斯坦福大學便是第一站。1980年，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美國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協議，雙方精心策劃和組織，于10月下旬在北京成功舉辦了“自宋至一九〇〇年中國社會和經濟史”中美學術研討會，著名人類學家、斯坦福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是美方代表團的副團長。我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員張富美都是正式代表，在會上作為對方論文的評論人正面交鋒，互相切磋，這是我與斯坦福大學學者結緣的開始。

1985年9月至1986年9月，受斯坦福大學邀請，我和內子翁麗芳到該校做了一年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客座研究（圖1）。我的研究室在胡佛研究所二樓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是丁愛博（Albert E.Dien）教授。學習和學術交流的中心則在樓下的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在圖書館閱覽室里安排有我的專座。該館收藏的東亞圖書分置于地下7層書庫。檔案館則在毗鄰的胡佛塔內。圖書館館長馬若孟（Ramon H.Myers）教授是中國近代經濟史學家，1976年以美國亞洲學會中國臺灣史研究小組召集人的身份，委托王世慶、張偉仁等在臺灣搜集契約文書和其他古文書，獲5600余件，編輯影印《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10輯120冊，分藏胡佛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臺北傅斯年圖書館各一部。我可能是舍得花幾個月時間從頭到尾讀過此書的第一人。那時候，這里是亞洲特別是中國大陸和港澳臺學人訪問美國的必到之地，因此我有機會和他們接觸往來，建立廣泛的學術聯系。

圖1：1985年9月，楊國楨、翁麗芳在斯坦福大學做客座研究。

我接待過的到訪學者有香港新亞書院的全漢昇、南京大學的蔡少卿、東京大學的濱下武志等人，我盡地主之誼，請他們到家里吃飯。來自臺灣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由于都講閩南話，很快消除隔閡，和我們交往過從，對彼此的學術關切有了較多的理解。1986年，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副所長莊英章來斯坦福大學訪問研究，我們在搜集研究契約文書、族譜、碑刻等民間文獻資料方面有共同的學術愛好與研究志趣，常常相互切磋，建立了私人友誼。由于廈門大學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特色是以民間文獻（諸如契約文書、譜牒、志書、文集、帳籍、碑刻等）證史，以社會調查所得資料（諸如反映前代遺制的鄉例、民俗、地名等）證史，與人類學的旨趣相通，我與美國人類學家有了交流互動，施堅雅教授邀請我們夫婦到家中做客，出席他的家宴（圖2、圖3）；郝瑞教授（Stevan Harrell）邀請我們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演講座談（圖4），我則為他和杜磊（Dru C.Gladney）先生訪問廈門大學及赴泉州少數民族鄉鎮田野考察穿針引線。這就為跨越學科的國際合作研究積累了可貴的信任基礎。

圖2：1986年6月14日晚，出席施堅雅家宴。施堅雅為楊國楨斟酒。

圖3：翁麗芳與施堅雅夫人曼素恩（左）及其女兒艾麗斯合影。

圖4：1986年5月29—30日，楊國楨、翁麗芳訪問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1988年初，美國的亨利·魯斯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公開接受美國各大學的申請，撥款資助中國研究，尤以美國學者與中國內地及港澳臺學者的三方合作項目為優先。在中國人類學研究上享有盛譽的斯坦福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武雅士（Arthur P.Wolf）覺得機會難得，決定申請在福建和臺灣進行人類學比較研究項目。武雅士長期在臺灣做田野研究，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從1965年開始轉移其部分研究重心于“漢人社會文化”研究，雙方多有合作，而廈門大學先后有傅衣凌教授與我赴斯坦福大學訪問研究，三方有聯合研究的基本條件。武雅士于是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張富美居中引線，促成三方的合作，囑我邀請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和人類學系學者參加。1980年7月廈門大學從歷史、經濟等系抽調教師組建成立臺灣研究所，1984年2月和9月又從歷史系分出人類學研究所和人類學系，他們中的許多人和我同過事，溝通不存在什么問題。

我接到來信后，即與臺灣研究所所長陳孔立教授、人類學系原主任陳國強教授相商，他們表示愿意參加部分研究。于是由我向校外事辦公室和主管的副校長王洛林教授請示，征得同意后與武雅士教授商議研究計劃的細節。根據武雅士教授的提議，經過三方書信交換意見，最后達成如下共識：

主要參加人員。1.美國斯坦福大學：人類學系武雅士教授（美方主持人），胡佛研究所張富美研究員（女）；中密歇根大學（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葛希芝教授（Hill Gates，女）；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宋瑪麗教授（Margaret M.Y.Sung，女）——后來才知道她的中文名叫嚴棉，夫君姓宋；日本中部大學王崧興教授（特邀）——王崧興教授只來過一次，我在白城寓所和他有過愉快的長談，他對臺灣龜山島的田野調查令我神往，但后來福建的田野調查他都沒有參加，1995年英年早逝。2.福建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楊國楨教授（閩方主持人）、人類學系陳國強教授、臺灣研究所所長陳孔立教授等；3.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莊英章教授（臺方主持人）、臺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李亦園教授等。

研究方法和目的：1.運用人類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進行資料調查和田野調查，搶救福建省和臺灣省民間社會的文獻資料和口頭資料，比較兩省民間風俗習慣的異同，研究福建風俗習慣移植臺灣后的變化，并對兩省民間文化的差異提出科學的解釋。2.通過合作研究，促進美國學者、臺灣海峽兩岸學者的交流與合作。

研究工作計劃：確定在福建設12個田野調查點，在臺灣設10個田野調查點，每個點3個村，用3年時間，對每個村60歲以上男女各50人開展問卷調查。調查內容是傳統農村（福建1950年以前，臺灣1945年以前）的地方社會和風俗習慣。福建方面，廈大歷史研究所承擔6個點，人類學系4個，臺灣研究所2個。再由各單位確定參與人員和調查地點名單。

那個時候，美國學者到福建或臺灣合作研究不成問題，而福建與臺灣之間不能直接往來，兩岸學者如何合作研究是大問題。所以設想3年內每年在斯坦福大學舉行一次三方學者參加的學術研討活動，間接地實現閩臺學者的合作與交流。

1988年3月，我赴京出席第七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恰好武雅士教授參加斯坦福大學教師旅行團到北京，打算與我面談。但我去找他時，卻被告知他剛剛退房走了，失去當面溝通的機會。爾后用書面交換意見，難免費力費時。這年夏天，亨利·魯斯基金會宣布：斯坦福大學獲得最高額的資助金，在競爭激烈的十多項申請計劃中脫穎而出。基金會的款項于1988年秋如期撥下，武雅士急于簽署合作協議，但如何簽署，三方卻意見不一。有一種意見認為理應是一份協議三方共同簽署，并建議三方代表在香港協商處理，但由于兩岸窒礙難行，最后三方一致同意，改為由斯坦福大學分別與廈門大學、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簽訂協議。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擾，協議達成后不做公開報道。至于合作研究項目的名稱，我后來才知道，斯坦福大學與廈門大學簽訂的協議稱之為“福建與臺灣兩省風俗習慣的比較研究”，美國斯坦福大學與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簽訂的協議稱之為“臺灣與福建兩地區民族志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這可以說是歷史學學科與民族學學科對人類學田野調查研究的不同表述，即從歷史學本位的視角看調查的是“風俗習慣”，而從民族學本位的視角看調查的是“民族志資料”。后來在臺灣公開舉辦研討會時定名為“福建、臺灣社會文化比較研究”。

在與斯坦福大學簽訂協議之前，我們按照規定，提請廈門大學向國家教育委員會申報。1988年12月21日，獲得國家教育委員會的批準。

1989年3月22日，我和武雅士在廈門大學簽署了合作研究協議書。副校長王洛林和外事辦公室主任高揚等到場見證。

二、福建田野研究的展開

合作協議簽署后，我們開始分別到擬定調查的縣市踩點，搜集文獻資料，包括清至民國時期的地方志、文集、族譜、民間文書和土地、戶口、民族、婚姻、宗教等方面的檔案資料，為開展田野調查做準備。臺灣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掌握了細膩的田野調查技巧，負責制定田野調查問卷，以便三方討論后確認執行。

根據初步訪查的情況，我們對條件不具備的調查點加以更換。如連城縣改為上杭縣，長汀縣改為龍巖市。其他調查點也在村子的選擇上做了一些調整。

田野調查地點的選擇，正如主持人武雅士和莊英章后來所說，并非基于社會學問卷調查的嚴謹分層和隨機抽樣，而是很大程度上基于田野研究點實際負責人的個人背景、關系等因素之考量。我選定龍巖地區龍巖市為田野調查點的理由，一是龍巖是我的故鄉，我懂龍巖話，具有語言優勢。二是我雖少小離家，但上大學以后多次到龍巖調查閩西人民革命史，和當地的黨史辦、方志辦、地方文史研究者頗有交往，關系良好，他們必要時能夠幫助我疏導下鄉調查的管道。三是1967年紅衛兵挑起武斗之后，我曾避難到龍巖，隱居在一個村子里當“逍遙派”，脫離學校，和草根村民打成一片，無意中做了一次長時段的“參與觀察”。

這時，隨著臺灣同胞到大陸探親的大門打開，海峽兩岸的關系有所緩和，臺灣學者可以申請到大陸做文教交流了。因此合作協議中兩岸學者到斯坦福大學間接交流的計劃隨之改變，決定三方在廈門大學商談并啟動福建田野調查。

1989年11月初，美國學者武雅士、葛希芝、張富美和臺灣學者莊英章、潘英海等5人先后抵達廈門大學。9日，在南洋研究所三樓會議室討論合作研究計劃，廈大與會者有歷史研究所的楊國楨、陳支平、林汀水、邱松慶、鄭振滿、曾玲、周翔鶴、郭潤濤、張和平、蘇鑫鴻、鮑一高、張崇旺、賴紅梅，臺灣研究所的陳孔立、陳在正、鄧孔昭、陳小沖等，人類學系的陳國強、葉文程、蔣炳釗、吳綿吉、蘇垂昌、唐杏煌、莊景輝、郭志超、石奕龍、吳孫權、曾少聰、范可等，還有一批人類學系學生旁聽。

調查內容是傳統農村的地方社會和風俗習慣，尤其以家族、婚姻與收養習俗為中心。關于調查的問題意識和指導思想，莊英章和武雅士后來指出：“我們提出三種可能的解釋架構：一種是歷史文化的假設，臺灣的社區文化差異可能源自原居地的母文化，如漳州、泉州、客家等之差異，體現的是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延續。另一種看法則注重漢人移民在墾拓過程中面臨不同的物質、經濟環境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化適應策略，這是一種環境適應的假設與解釋，也與社會經濟史有關。第三種可能性是考慮早期漢人移民與土著的互動，認為土著文化亦對漢人文化造成影響，在不同地區的不同文化融合過程中產生了不同的文化行為，這是一種文化接觸與族群互動的假設與解釋。”

10日，莊英章對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問卷方法做了詳細講解（圖5），參與者集中對臺灣學者設計的三份問卷即主要報道人問卷、60歲以上男性問卷、60歲以上女性問卷展開討論。

圖5：1989年11月10日在廈門大學舉行福建田野調查工作研討會，莊英章宣講問卷。

非人類學科班出身的參加者，首先要接受一場人類學問卷方法的突擊訓練（圖6）。通過學習，掌握這門基本技能，才能完成合格的田野調查。同時，這是一場歷史學和人類學的對話。人類學家田野調查的優勢在于問卷調查，歷史學家田野調查的專長是地方公私藏的歷史文獻的搜集解讀。如何理解、承認、吸收對方的長處，如何在實踐中交流互補，是個棘手的問題。

圖6：研討會會場一角。左起：曾玲、楊國楨、陳在正、石奕龍、鄭振滿。

11日，美國學者、中國臺灣學者一行在臺灣研究所陳在正、鄧孔昭等陪同下到漳州，拜訪漳州師范學院，與教師做了一次學術座談，交流組織學生以問卷調查方法搜集地方資料的體會，參觀了漳州市圖書館。12—14日，到南靖縣、平和縣田野調查點考察。15—16日，莊英章、潘英海、張富美折往漳浦，與人類學系的蔣炳釗、吳綿吉會合，考察漳浦縣田野調查點，參觀了趙家堡。17日，返回廈門大學。18日，開會檢討成果。晚上，我假普照樓設家宴宴請莊英章、潘英海、張富美、葛希芝（圖7）。

圖7：11月18日，招待田野考察歸來的學者。前排左起：翁麗芳、葛希芝、張富美、莊英章、楊國楨。后排為楊蔚、楊宇。潘英海攝。

20—25日，歷史研究所的楊國楨、鄭振滿、曾玲，人類學系的葉文程、莊景輝、石奕龍，陪同武雅士、莊英章、潘英海到同安、泉州、安溪、惠安田野調查點考察（圖8、圖9、圖10）。

圖8：11月21日，在同安縣田野地點考察時合影。前排左起：一莊景輝、二楊國楨、四潘英海、五葉文程。后排：一石奕龍、三鄭振滿、四曾玲。

圖9：11月22日，考察泉州開元寺東西塔，楊國楨與莊英章在仁壽塔上留影。

圖10：11月24日，莊英章和武雅士在安溪清水巖考察留影。照片莊英章藏。

26日，我陪同莊英章到福州，會見福建省社科聯林子東、王碧秀、呂良弼等（圖11），并到福建省檔案館詢問查閱歷史檔案的手續。

圖11：11月26日，楊國楨與莊英章在福州會見林子東等。

在各田野調查點考察期間，三方學者進行了問卷調查的試點，并根據實踐經驗對問卷做了改進。第一次合作研究取得圓滿成功。

1990年上半年，福建12個田野調查組啟動問卷調查。6月13—24日，我到龍巖西陂鄉陳陂村做了2周的問卷調查（圖12）。暑假時，我和麗芳回龍巖探親，住挺秀酒店，又應校友長汀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文生邀請，走訪客家祖地，搜集了客家的文史資料（圖13）。

圖12：1990年6月在陳陂村調查時留影。

圖13：1990年6月到長汀訪查客家史料。左為李文生。

8月初，美國學者武雅士、葛希芝、張富美、嚴棉與臺灣學者莊英章、潘英海來閩，我帶他們坐火車經漳平到龍巖，視察龍巖的田野調查點，然后他們分別到上杭、崇安、華安、惠安等地的田野調查點參觀。送走他們后，我留下繼續完成陳陂村的問卷調查。又到南陽壩與紅坊鎮政府聯系，在鎮民政所主任楊發先陪同下，到與永定縣交界的聯合村開展田野調查（圖14）。

圖14：1990年8月在聯合村調查，與干部、村民合影。照片楊發先藏。

莊英章、潘英海、張富美到崇安縣（今武夷山市），參觀了檔案局和田野調查點。然后轉往福州市，參觀福建師范大學、省博物館和省檔案館。

9月，三方學者在廈門大學集合，討論田野工作中的初期收獲及存在的問題。經過實踐，福建的田野調查點也做了局部變更，最終確定36個田野點，其中有5個客家村、1個回族村、1個畬族村、3個莆田方言村、3個閩北方言村、23個閩南村：

閩北區：

崇安縣武夷鄉樟樹村、黃柏村、嵐谷村

閩西區：

上杭縣湖洋鄉巖頭村、臨城鄉城南村、古田鎮古田村

龍巖市西陂鄉陳陂村、大洋村和紅坊鎮聯合村

莆仙區：

仙游縣楓亭鎮下房村、荷珠村、和平村

閩南區：

惠安縣崇武鎮大岞村、崇武城內潮洛村、螺城鎮西北街

晉江縣深滬鎮南春村、陳棣鎮岸兜村、沙崛村

安溪縣湖頭鎮、城廂鄉、長坑鄉

同安縣西柯鄉后田村、陽翟村、呂厝村

平和縣大溪鄉壺嗣村、五寨鄉埔坪村、坂仔鄉心田村

南靖縣和溪鄉、書洋鄉、奎洋鄉

華安縣華封鎮下村、新墟鄉、馬坑鄉

漳浦縣綏安鎮、赤嶺鄉、佛曇鎮

為辦好這次三方合作事宜，不善管理和交際的我盡心盡力，家人也全力以赴，仍難免顧此失彼，還是當了一回“賠本的老板”。我的誠意朋友們并沒有忘記。嚴棉回美國后于10月29日來信說：“這次到福建做田野調查，真感謝您在各方面的協助和照顧，更謝謝楊夫人親自下廚張羅大餐，使我和張富美教授大飽口福。在廈大最后一周，蒙令尊大人慨允做龍巖發言人，真是感激不盡。”

1991年2月上旬，我到龍巖西陂鄉大洋村，開始第三個田野調查點的問卷調查。3月，武雅士將已完成的問卷送到臺北民族學研究所，由研究助理在電腦上處理問卷中最重要的數據，制作各種表格。他和莊英章等討論后，對如何編寫田野調查報告提出一份暫定的大綱，作為指導性的文件。這份英文稿經我轉發給12個田野調查點參加人員，征求意見和建議，以便5月他到廈門后一起討論。大綱分為八章：一、歷史背景；二、經濟與生態；三、宗族與社區組織；四、婚姻與收養；五、家庭組織與性別；六、宗教與禮儀；七、親屬稱謂與喪服；八、總結。他強調：“所有的問題都應該根據三個田野點的異同來回答。這三個點有哪些相似之處？有哪些不同之處？為什么會有不同？這些都是基于相關主題提出的問題，應該牢記在心。大多數問題都可以通過問卷調查中提供的數據來回答，但是有些問題可能需要額外的實地調查。因此，最好把提綱看作是一種評估我們的價值和我們仍然需要做什么的方法。我希望12本專著都能有章節來討論諸如地方史、地方經濟、婚姻和收養等話題。但是，作者不需要以相同的順序來回答這些主題提出的問題，也不需要把自己限制在大綱所包含的問題上。”

莊英章4月1日抵廈大，3—9日由陳在正陪同到南靖奎洋訪問，10—17日到成都訪問，18日返廈大，19—25日在陳國強陪同下到惠安崇武、大岞訪問，27日離廈返臺。

5—6月，武雅士來閩合作研究6周，和我們就編寫各縣田野調查報告的提綱展開討論，并先后到上杭、龍巖、華安、安溪和南靖田野調查點訪問各一周。5月18—24日，我陪同武雅士在龍巖紅坊鎮聯合村田野考察一周，武雅士親自參與問卷調查（圖15、圖16）。

葛希芝于5月從成都來廈后，到同安田野調查點訪問一周，并開展其他調研。

圖15：1991年5月，武雅士（中）和楊國楨（右）在紅坊鎮聯合村田野調查。

圖16：1991年5月，龍巖地市領導會見武雅士。前排左二龍巖地委副書記邱炳皓，左四地委秘書長林崇元。后排左一龍巖政協工委主任林金祿，右一龍巖市市長張俊華，右二龍巖地委黨史研究室主任謝濟堂。

此后，福建各縣田野調查全面展開，進入高潮。我于6月21—29日與8月5—16日兩次赴龍巖，在大洋村做了9天和10天的問卷調查（圖17）。10月14—18日，赴安溪縣城廂鄉、湖頭鎮、龍門鄉田野考察5天。

圖17：1991年楊國楨在大洋村調查。

10月下旬，美國學者和中國臺灣學者再次來閩參加田野調查。26日上午，我到機場接莊英章。11月2日12時，我到機場接武雅士，入住廈大專家樓。3日晚，我和翁麗芳宴請武雅士、莊英章，并邀來訪的美國學者包筠雅（Cynthia J.Brokaw）、在我門下研修的美國高級進修生魏達維（David Wakefield）夫婦作陪。接著，4—13日，武雅士與莊英章分別去田野調查點考察。10日下午5時，我赴機場接葛希芝。12日武雅士、13日莊英章返回廈大。14日下午，武雅士、莊英章、葛希芝與福建各縣田野調查負責人開會，對各田野調查點的進展表示滿意。15日莊英章返臺。12月1日下午，我到高崎機場送武雅士、葛希芝赴臺北。美國學者和臺灣學者參與福建各縣田野調查工作完滿結束。

三、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

臺灣學者實現到福建訪問調查后，為了推進合作研究的水平，三方積極探討福建學者到臺灣訪問調查、實現海峽兩岸學者雙向交流的辦法。幾經波折，終于在1992年春取得突破性進展。

1992年2月11日，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莊英章發函邀請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楊國楨、陳支平，臺灣研究所陳孔立、陳在正，人類學系陳國強、蔣炳釗六位教授于6月1日赴臺參加“福建、臺灣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萬事起步難，延至6月20日，除陳孔立外，廈大五教授經深圳、香港抵達臺北。這是繼大陸七位自然科學家訪臺后，首批大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集體訪臺，引起臺灣輿論的關注。22—23日，研討會在民族學研究所第一會議室舉行（圖18）。

圖18：1992年6月22日，武雅士、莊英章與楊國楨在臺北主持召開第一次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楊國楨在開幕式上致辭。

參加研討會的有美國學者武雅士、張富美、嚴棉、魏捷茲（James Russell Wilkerson,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臺灣學者李亦園、莊英章、潘英海等。這次研討會提交的論文有10篇，即楊國楨的《龍巖陳陂村家庭的調查與分析》、陳國強的《惠安縣崇武城內外的“夫人媽”信仰》、蔣炳釗的《漳浦的鬼靈及祖先崇拜》、陳在正的《耕讀家風與南靖龜山莊氏宗族的發展》、陳孔立的《閩臺喪俗比較研究》、陳支平的《崇安縣黃柏村的婚姻形態》、莊英章的《竹山民族志調查報告》、潘英海的《大內民族志調查報告》、張富美的《福建田野訪查的經驗與額外的收獲》、魏捷茲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國家體制與人觀：澎湖村的個案》。陳孔立因故未能出席，論文印發但未討論。

會后閩臺學者赴田野工作地點考察，美國學者張富美、魏捷茲、丁荷生（Kenneth Dean）同行。24日上午，抵竹北市竹北鄉的六家參觀“林家祠”“大夫第”“問禮堂”，至新竹市新埔鄉枋寮的“義民廟”“義民冢”“褒忠亭”（圖19）；下午訪北埔鄉的“天水堂”“金廣福公館”和新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圖20）。

圖19：考察臺灣田野調查點新竹市新埔鄉枋寮，拜謁“義民冢”。左起：丁荷生、魏捷茲、楊國楨、張富美、陳國強。

圖20：訪新竹清華大學。

25日上午，參觀臺中縣大甲鎮的“鎮瀾宮”，神岡鄉“岸里大社”舊址和“萬興宮”。下午，經臺中市到臺中縣霧峰鄉，探訪霧峰林家（圖21）；赴南投縣中興新村，參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特藏室的日據時代臺灣“總督府”和專賣局檔案。

圖21：訪霧峰林家。

26日上午，考察南投縣竹山鎮社寮的“招富公祖廟”和“開漳圣王廟”。下午，考察臺南縣東山鄉東河村的“大公界”、大內鄉頭社的“太上龍頭忠義廟”（圖22），造訪成功大學。

圖22：考察臺南縣大內鄉頭社“太上龍頭忠義廟”。

27日上午，與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涂永清、黃典權、丁煌、何培夫諸教授座談，并參觀“延平郡王祠”“安平古堡”“億載金城”（圖23）。下午，啟程返回臺北。

圖23：考察臺南“億載金城”。左起：陳在正、蔣炳釗、楊國楨。

1993年2月，莊英章到惠安縣田野調查（圖24）。

圖24：1993年2月3日，莊英章在惠安縣與蔡永哲（前排右一）等座談。照片莊英章藏。

1993年5月，第二次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在臺灣宜蘭縣玉尊宮文化中心舉行。玉尊宮位于宜蘭縣冬山鄉草湖山麓，1983年在正殿前左右兩側建立蒼龍、白虎兩座三層樓，開放接待大型會議。李亦園曾于1985年在此主持過“民間宗教儀式研討會”，與該宮管理委員會交誼頗深，因此第二次閩臺文化研討會在此召開。參加研討會的有美國學者武雅士、嚴棉、魏捷茲、康豹（Paul R. Katz），臺灣學者李亦園、曹永和、莊英章、潘英海、余光弘、何國隆，廈大學者楊國楨、陳在正、邱松慶、鄭振滿、曾玲、周翔鶴、吳綿吉、莊景輝、曾少聰、石奕龍。提交的論文共18篇，如：楊國楨的《明清福建土地契約租佃的民間俗例》，邱松慶的《福建客家婚俗及其特點初探》，鄭振滿的《仙游沿海的生態環境與人口變遷》，曾玲的《華安縣馬坑婚姻形態與家庭關系研究》，周翔鶴的《南靖縣和溪、奎洋等地單姓區域形成的探討》，吳綿吉的《福建幾何印紋陶遺存與閩越族》，莊景輝的《陳埭丁氏回族漢化研究》，曾少聰的《客家話與閩南話的接觸——以平和縣九峰客話為例》，石奕龍的《同安呂厝村的王爺信仰》；莊英章、武雅士的《臺灣北部閩、客婦女地位與生育率——一個理論假設的建構》，嚴棉的《歷史音變作為閩方言分支的標準》，康豹的《屏東縣東港鎮的建醮儀式》，李亦園的《章回小說〈平閩十八洞〉的民族學研究》，潘英海的《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頭社村太祖年度祭儀的文化意涵》。

我們5月20日下午4時20分從香港啟德機場乘華航C1608航班飛往臺北，5時35分抵桃園機場，潘英海、何國隆、余光弘等來接，至南港共進晚餐，入住“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21日下午赴民族所，討論活動安排，出席雞尾酒會，赴學術活動中心晚宴。22日上午，吳鳳儀陪同參觀臺北故宮博物院。下午5時，坐270路公交車到仁愛路莊英章寓所赴宴（圖25）。

圖25：1993年5月22日，在臺北赴莊英章家宴。前排左起：莊英章夫人陳素華、陳在正、曾玲。后排左起：石奕龍、周翔鶴、邱松慶、莊景輝、莊英章、曾少聰、楊國楨、吳綿吉、鄭振滿。

5月27日9時，與會學者從臺北南港“中研院”動身，乘車赴宜蘭縣冬山鄉草湖山玉尊宮，12時半到，入住文化中心白虎樓。下午，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在蒼龍樓三樓會議廳召開（圖26）。28—29日繼續研討（圖27）。

圖26：在臺灣宜蘭縣玉尊宮第二次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上。主持人康豹。

圖27：玉尊宮會場一角。二排左一武雅士，前排左起：嚴棉、曹永和、楊國楨。

29日晚，下山在梅花湖上開綜合討論會（圖28）。

圖28：在梅花湖上，右為曹永和。

圖29：參觀宜蘭市運動公園。二排左三李亦園，三排右一武雅士。

30日上午8時離玉尊宮，經三清宮，參觀宜蘭市運動公園（圖29）、文化中心、戲劇館、縣史館。

下午2時，廈大學者在潘英海陪同下乘中巴南下，沿途參觀太魯閣、花蓮市（圖30），在“陶然亭”用晚餐后繼續夜行，至小港口村住宿。

圖30：潘英海陪同廈大學者行走臺灣東海岸途中。左起：石奕龍、鄭振滿、潘英海、曾玲、楊國楨、吳綿吉、莊景輝、邱松慶、周翔鶴。

31日上午，7時半從小港口村出發南下，經臺東縣前往屏東縣恒春半島的墾丁。6月1日上午，從墾丁北上，經高雄到臺南，參觀安平古堡，在路邊攤吃午餐后即行，下午7時抵達臺北“中研院”。

1994年6月1—3日，第三次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在臺北舉行。提交的論文有25篇，如：林汀水的《略論福建聚落分布的發展變化》，余光弘的《澎湖移民與清代班兵》，陳祥水的《屏南村的土地利用——農業變遷和適應策略》，嚴棉的《福建臺灣地區閩南方言口語親屬稱謂的比較研究》，鄭縈的《移民與方言之演變》，莊孔韶的《近四十年“金翼”黃村的家族與人口》，莊景輝的《陳埭丁氏回族婚姻形態的歷史考察》，莊英章、許書怡的《神、鬼與祖先的再思考——以新竹六家朱羅伯公崇拜為例》，陳志榮的《噶瑪蘭人的治病儀式及其變遷》，游謙的《宿命與非宿命——以宜蘭地區神明收契子為例》，鄧曉華的《閩客若干文化特征的比較研究——以同安西柯閩南社區和南靖塔下客家社區為例》，蔣炳釗的《試論客家的形成及其與畬族的關系》，潘英海的《“在地化”與“地方文化”——以“壺的信仰叢結”為例》，陳小沖的《宗族勢力與明清閩南農村社會》，王銘銘的《歷史、人情與互惠——閩南兩村互助與福利的民間模式》，郭志超的《閩客民俗宗教的比較研究》，曾少聰的《閩西客話與閩南客話比較研究——以長汀客話和九峰客話為例》，鐘幼蘭的《臺灣民間社會人群結合方式的構成與發展——以臺中縣神崗鄉大社村為例》，梅慧玉的《“交陪境”與禮教——以臺南市安平區的二次醮儀為例》，高怡萍的《民間宗教中兵馬儀式的地區性差異——以金門與澎湖的鎮符儀式為例》。我因在英國牛津大學客座研究未歸，沒有參加。

三次工作研討會后，莊英章和潘英海教授將相關研究論文選編為《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三冊，分別于1994年、1995年、1996年由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

四、華南農村社會文化田野調查研究

1994年以降，由于田野調查經費獲臺灣“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的支持，三方繼續合作，開展為期2年的華南農村社會文化田野調查研究。合作的學術單位，臺灣地區增加了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大陸方面增加了廣東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以及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歷史地理研究所、國際政治學系。田野調查點從福建省延伸到廣東、江蘇、浙江及上海等省市農村，每個縣（市）選擇一兩個村，分別對35歲以上男女各50人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的年代從1949年以前的傳統社會延伸到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社會，研究的主題也增加了當前農村社會的家庭企業經營與現代化適應、婦女工作、婚姻與宗族的變遷等等。各田野調查點負責人如下：

福建省：

長汀縣河田鎮蔡坊村——楊國楨

閩清縣云龍鄉臺鼎村——陳在正

寧化縣禾口鄉石壁村——陳國強

寧德市金涵鄉金涵村——蔣炳釗

建甌縣川石鎮厚山村——陳支平

連江縣埔口鎮官嶺村——鄭振滿

廈門市杏林鎮新垵村——周翔鶴

廣東省：

潮州市溪口管理區鳳凰村——周大鳴

上海市：

松江縣田渡濱村、朱龍村——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

浙江省：

東陽縣古淵頭村、洪塘村——周振鶴

麗水縣鎮梁村、保定堰頭村——孫慧民

平陽縣騰蛟鎮聯源村——錢杭

江蘇省：

武進縣靈臺村——臧志軍

金壇縣城東鄉小堰村——？

江陰縣青陽鎮塘頭橋村、華士鎮華中村——謝遐齡

在田野調查期間，我和曾少聰陪同莊英章到長汀縣調查點河田鎮蔡坊村考察。事畢，我陪莊英章從龍巖去潮州。那時從龍巖到潮州的長途班車只能從漳州中轉，我們包了一部小汽車，抄近路從龍巖經永定縣進入廣東省大埔縣前往潮州，可省三分之一的路程。不料大埔至潮州間的公路正在拓寬改造，塵土飛揚，邊走邊停，到下午始達潮州，我們一身灰塵，連頭發都被染白了。中山大學周大鳴接莊英章去鳳凰村考察，我獨自從潮州乘班車返回廈門。

這波田野調查結束后，召開一次“華南農村社會文化研究工作研討會”。其中較具代表性的論文16篇，收入莊英章主編的《華南農村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1998年3月由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其中，廈門大學學者的論文有：楊國楨的《華南農村的“一田二主”：閩西汀州與臺灣的比較》，陳在正的《閩清云龍鄉徐黃宗族的發展及向海外移民》，蔣炳釗的《畬漢文化互動與融合：福建漳浦赤嶺和寧德金涵的例子》，陳支平的《閩北建甌厚山村的三圣公王廟》，周翔鶴的《理性或非理性：關于傳統閩南婦女生育行為和生育率的一些觀察和分析》，鄧曉華的《論閩客族群方言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曾少聰的《從民間習慣法看村民的生活方式：一個閩西客家村落的例子》。

田野調查結束后，福建的問卷一律送到臺北，利用最新的電腦技術進行數據生成和分析。我們在1996年才收到處理好的各種數據，并開始編寫研究報告，但由于種種原因，只有少數人寫出田野調查報告呈送三方負責人，大多數沒有編寫完成和提交，以致出版叢書的計劃落空。

五、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的歷史定位

劉永華的《歷史學家的人類學與人類學家的歷史學》指出：“不同的學科、同一學科內的不同學術傳統，對歷史人類學有著不盡相同的理解，形成了各自的學術特色。中國歷史人類學發展的契機，除了借鑒西方相關研究的成果之外，更在于從本土學術傳統中，探索出自身發展的路子。”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參與閩臺社會文化研究合作項目的實踐，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正是廈門大學人文學術傳統的延伸。

廈門大學建校之初，即在師范部下設立文科。1921年11月，師范部改為教育學部，文科改為文學部。1922年秋，黃開宗為文學部主任。1923年春，改各部為科，文學部復稱文科，文科內分國學、外國語言文學、哲學、歷史社會學、政治經濟學五系；1924年夏教育學系、商學系、新聞學系并入，計轄八系。1926年秋科系調整，文科僅轄國學、外國語言文學、哲學、歷史社會學四系，增辦國學研究院。黃開宗調任法科主任，林語堂為文科主任兼國學院秘書，徐聲金為歷史社會學系主任。1927年春，林語堂等辭職，國學研究院停辦，副校長張頤兼任文科主任。1929年秋，張頤離職，徐聲金為文科主任兼歷史社會學系主任。1930年春，文科改為文學院，徐聲金任院長兼社會學系主任，薛永黍為歷史系主任。1934年春，歷史、社會兩系復合，徐聲金院長兼系主任。1936年，李相勖為文學院院長，徐聲金仍為歷史社會學系主任。

歷史社會學系創立以來，注重歷史學與社會學協調發展，關注公私歷史文獻和文物、語言、風俗習慣的社會調查。國學研究院內成立“風俗調查會”，發起征集本省家譜和民族資料，搜羅風俗物品，調查記錄各地古跡古物：本省民族遷移及土地開拓的傳說、史跡；海神、土地神及洛陽橋等的傳說；朱子、鄭成功、鄭和及倭寇的傳說、遺跡與記載；歌謠、謎語、繞口令、歇后語；兒童故事及游戲；福建省富有地方性的戲劇及其劇本等。主要學術成果有林語堂的《平閩十八洞所載古跡》、張星烺的《泉州訪古記》、顧頡剛的《泉州的土地神》《天后》、陳萬里的《泉州第一次游記》。先輩們開啟的重民間文獻、重社會調查的學術風氣，為廈門大學文科的百年發展樹立了方向和標桿。

踵武其后，為廈門大學人文學術傳統扎根和傳承做出杰出貢獻的優秀代表，是本校培養的畢業生林惠祥、葉國慶、傅衣凌。林惠祥、葉國慶都出生于1901年，是廈門大學第一屆學生。林惠祥于1926年6月畢業于文科社會學系，后到菲律賓大學攻讀人類學碩士學位。1928年學成回國后，受聘于中研院民族學組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31年回母校廈門大學任文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1936年任文學院文化陳列所主任、人類學教授。1937年代理歷史社會學系主任。7月抗戰軍興，流亡南洋。1947年秋重返母校，任文學院歷史系教授。葉國慶1926年6月廈門大學文科教育學系畢業后，留校預科任國文教員。1930年9月考入燕京大學研究院歷史部，師從顧頡剛、許地山攻讀歷史學碩士學位。1932年畢業后返回廈門大學，任預科和附設高級中學國文教員、文學院歷史社會學系中國歷史講師。1937年底至1945年隨廈門大學內遷長汀辦學，1940年10月起任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1945年代理歷史系主任。日本投降后復員回廈門辦學，1946年起任文學院歷史系教授，1948年起再次代理歷史系主任。傅衣凌1911年生，1930年春以特別生入廈門大學文學院，1934年1月畢業于史學系，1935年東渡日本留學法政大學研究院。1937年6月回國后，先后任職于福建省銀行經濟研究室、協和大學、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以倡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名世。1949年11月—1950年7月，廈門大學由軍代表領導，葉國慶任文學院歷史系代主任。1950年7月，王亞南接掌廈大，結束軍管，院系調整，文學院與法學院合并為文法學院，林惠祥任文法學院歷史系主任。1950年8月，傅衣凌返回母校，任文法學院歷史系教授。1952年9月到1966年，傅衣凌任歷史系主任。1954年從二年級起設置中國經濟史專門化，1962年增設考古民族學專門化。

林惠祥、葉國慶、傅衣凌三位先生，在學問上不拘泥于學科本位，講求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考古學、民俗學等不同學科的會通，并在具體研究中做出了出色的表率。林惠祥先后出版《世界人種志》《民俗學》《神話論》《文化人類學》《中國民族史》等著作，其研究跨越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考古學等多門學科。葉國慶傳承林語堂、顧頡剛的學術理路，關注地方社會文化，調查漳州民俗，1935年發表《平閩十八洞研究》。傅衣凌本科接受歷史學科班訓練，研究生期間在日本接受社會學訓練，回國后主攻社會經濟史，先后出版《福建省農村經濟參考資料匯編》《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明清商人及其商業資本》《明清農村社會經濟》《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等著作。他的研究注重以民間文獻證史，以社會調查所得資料證史。三位先生主政歷史系期間，都以個人的學術魅力引領學科發展的新方向。參與閩臺社會文化研究合作項目的廈門大學成員，都是他們的學生，因此也理所當然地擔負起學脈傳承的角色。

我們參與閩臺社會文化研究合作項目的實踐，也是改革開放新時代的產物。撥亂反正之后，廈門大學成立歷史研究所、臺灣研究所、人類學研究所，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提供了學術創新的新平臺。1981年，專門史（中國經濟史）成為中國首批博士學位授權點。1988年，專門史（中國經濟史）被評為全國首批重點學科。在傅衣凌等老一輩學者的引領下，廈門大學歷史系明清史學者的研究，繼承、發展了開展田野調查、搜集民間文獻的學術傳統，強調打通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注重普通民眾的社會經濟生活在歷史進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出版《明清福建經濟與鄉村社會》《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等論著，成為中國史學界風格較為鮮明的學術群體。湊巧的是，自60年代后期起，臺灣人類學從較為偏重邊疆民族研究，轉而開始倡導漢人社會研究，并針對漢人社會長期使用文字、歷史文獻較為豐富的特點，注重在開展田野調查的同時搜集、解讀歷史文獻，形成了過程重構與結構分析兼顧、歷史與現實并重的學術風格，與廈門大學歷史系的學術傳統頗有契合之處。這就使中國傳統農村社會文化研究的兩岸合作變為可能，并達到前輩未曾企及的高度，這既有學術實力的支撐，也有學術共識的基礎。我們有幸躬逢這個偉大時代，參加這項研究，為中國特色的社會經濟史學與人類學的學科及學術知識體系建設、理論和方法的探索、優秀青年人才的培養貢獻心力，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經驗。

承上啟下，這就是我們的歷史定位。如今30年過去，一代新人換舊人。越過時光，講述這段故事，致敬當年參加這個項目的中外學者，致敬已經作古的武雅士、李亦園、陳國強、蔣炳釗、潘英海、郭志超、邱松慶、葉文程先生，追尋當年的行跡，探問他們的智慧，得到啟發，受到鼓舞，還是很有意義的。

本文系《福佬與客家之間》（楊國楨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前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