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中，亞當·斯密獨樹一幟，他被譽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鼻祖，在道德哲學、法學、政治等領域都頗有創見，真正稱得上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2023年是亞當·斯密誕辰三百周年，世界各地以各種形式紀念這位思想巨擘。8月5日-6日，由浙江大學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協辦，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浙大城市學院幸福城市研究院、啟真館文化有限公司、《經濟思想史學刊》編輯部共同承辦的第十一屆啟蒙運動研討會暨亞當·斯密誕辰三百周年學術研討會在杭州三臺山莊舉辦。來自美國三一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浙江大學出版社等高校、研究機構和出版社的專家學者參加了本次會議。

會議開幕式由啟真館文化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志毅主持，浙大城市學院校長羅衛東教授、浙江大學出版社金更達總經理、《經濟思想史學刊》副主編楊虎濤教授、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執行副院長孫英剛教授分別致辭。羅衛東教授介紹說，啟蒙運動研討會是國內持續時間較長、主題非常鮮明的學術研討會，今年將亞當·斯密與啟蒙運動研討會結合起來是非常合適的，因為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學家，也是人類文明史上一位總體性的思想家。本次研討會以斯密為中心開展非常有意義。金更達總經理、楊虎濤教授、孫英剛教授從啟蒙著作出版、經濟思想史研究以及跨學科研究的意義分別致辭。

本次會議分為六場，有23位學者發言。

會議第一、二場為主題發言，有四位學者發言。第一場由《經濟思想史學刊》副主編楊虎濤教授主持。美國三一大學經濟學教授瑪利亞·皮亞·帕加內利（Maria Pia Paganelli）以“從沉悶到樂觀：亞當·斯密對中國的意義”為題做了報告。她指出，在斯密的眼中，18世紀的中國在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卻處于一種停滯狀態，因而是一種“沉悶的”經濟。經濟的發展需要考慮市場規模、勞動報酬是否由勞動者支配，以及商人私利是否違背社會公益等因素。對斯密經濟思想的研究常止步于勞動分工，忽視了市場規模。公正的勞動報酬是勞動者的動力。沉悶經濟與樂觀經濟的區別在于特殊利益集團是否攫取國家權力。斯密在《國富論》中非常清楚地分析了這三個要素，尤其是對特殊利益集團進行了激烈批評。瑪利亞教授總結說，如果打開市場，公正地支付工人工資，努力限制特殊利益集團，那么，根據斯密的理論，那種沉悶的經濟將會逐漸過渡到樂觀（cheerful）的經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長聘副教授包特的報告題目是“人生苦短，及時行善：一項關于死亡凸顯、時間偏好和親社會行為的實驗”。他向大家介紹了他的團隊在實驗經濟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實驗發現，更顯著的死亡意識會使被試者思考更多，更關注社會公共的利益；死亡暗示越明顯、時間越緊迫，被試者利他性給予的意愿更高。該實驗表明，提高死亡的顯著性能促進人們的利他行為，較高的時間折現率會潛在地增加一個人對他人的給予。這些結果對鼓勵社會捐贈、促進公共福利具有一定積極意義，有助于研究宗教如何改變人們的行為態度，另外，激發死亡意識、提高親社會性也為政策制定者打擊腐敗和犯罪提供了新思路。

第二場由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張旭昆教授主持。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高全喜教授的報告題目為“為工商業社會提供正當性辯護的蘇格蘭道德哲學”。高全喜教授認為，18世紀蘇格蘭和英格蘭都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那時的蘇格蘭道德哲學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滿足自己私人的利益是否具有正當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構建了一套“激情—利益—正義”的學說，來應對當時關于商業與道德關系的激烈爭論。在這套體系里，商業是社會與國家發展的必要活動，是現代國家的立國之本，發展商業的過程即追求社會公益的過程。他們從功利主義的理性計算轉向情感主義的同情共感，建立起一種情感主義的道德哲學和商業正義論。商業與正義被賦予了現代色彩，對國民財富的增長與社會文明的進化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浙江大學國際文化學系高力克教授以“社會之鏡與先驗理性：斯密與康德道德哲學比較”作了報告。高力克教授認為，斯密承襲蘇格蘭啟蒙哲學的情感主義倫理學，注重道德情感的心理分析，從植根于人的社會性的“同情”心理機能，以“主體間”的社會之鏡為道德判斷的根據，尋找“道德感”的源泉和心理基礎。康德先驗唯心主義的道德形而上學，則以“主體內”的先驗理性為德性之本，以先驗的純粹實踐理性為“道德律”的根據。斯密以“合宜性”為中心的倫理學與康德“義務”至上的倫理學，表征著英國經驗主義倫理學與德國理性主義倫理學之低調道德觀與高調道德觀的分歧。在交流討論環節，瑪麗亞教授提出，高全喜教授的研究興趣源于社會變革，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國富論》的第一位中國譯者嚴復也是出于社會變革這個動機，但他的譯作在當時的中國沒有得到很好的接受，這其中有語言的問題，也有對儒家思想的批評，那么，我的問題是，19世紀中國對亞當·斯密的接受和今天中國對亞當·斯密的接受有何差異呢？高全喜教授回答說，今天的中國在斯密思想的接受方面存在很多問題，不同的文化和法律傳統等等。斯密針對的市場，在現在中國的市場經濟轉型也有一些問題。包特、康子興等學者也針對市場規則以及斯密、康德的道德觀等問題展開了討論。

第三場討論圍繞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的再思考展開，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康子興主持，五位學者發言。華東師范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周保巍的報告題目是“《國富論》在何種意義上是一個啟蒙文本？”他希望從閱讀史的角度復原其同時代讀者在閱讀《國富論》的過程中心靈被“啟蒙”、被“照亮”的感受。他認為《國富論》彰揚的一套啟蒙價值觀使其成為情感和道德啟蒙的一個重要載體，斯密“道德哲學的牛頓”身份使《國富論》不僅成為一部典型的“科學文本”，而且也成為知性和因果啟蒙的重要范本；很大程度上，《國富論》是啟蒙時代具有鮮明的“實踐”傾向，以“改良”為中心并致力于提升人類現世“幸?！钡墓髁x和改良文化的產物。浙江工商業大學經濟學院李井奎教授報告題目為“當亞當·斯密遇見梅納德·凱恩斯”。該報告比較了亞當·斯密與梅納德·凱恩斯對銀行金融業的觀點。李井奎教授指出，一直以來，關于斯密的經濟思想研究大體上遵循著“自然自由體系”的原則，但1772年蘇格蘭銀行業危機使斯密開始深入思考思考貨幣和銀行業的運行方式是否存在問題，并提出了對該行業進行管制的主張。凱恩斯在提及銀行業時指出，投機者追求短期利潤，易造成市場的波動和不穩定性；企業家則具有一種“動物精神”，在面對未來不可知的情況下，習慣依靠自己的直覺、信心和樂觀做出決策，但是，投機者的行為降低了金融市場的理性和效率，使企業家的投資和創新變得猶豫，最終影響經濟的穩定。因此，自由放任不是斯密經濟學的全部，至少斯密和凱恩斯都認為，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業存在著不穩定和風險性，需要適當的管制和監督，以保護社會安全和公眾利益。

天津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潘坤以“馬克思、斯密和勞動異化”為題，提出了斯密對勞動分工的不同看法。她指出，亞當·斯密通常被視為勞動分工的倡導者和捍衛者，馬克思則被視為勞動分工的批評者和革命者，并通過對斯密的批判發展了勞動異化理論。但事實上，斯密并非一味推崇勞動分工，他同樣意識到了勞動分工對人類道德精神、社會貧富分化等問題的負面影響，與馬克思存在一定共通性。兩者的差異在于斯密更關注勞動分工對個體社會心理的不利影響，并將貧困問題的解決寄托于商業社會本身的發展，試圖賦予分工不平等合理性，通過回顧過去的方法解釋社會發展。馬克思則更關注政治主體的政治自由和解放，將勞動分工和私有制視為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并以觀測未來的方式推崇激進的社會革命，取代資本主義。《道德與文明》雜志社編輯賈謀提出了“作為勞動價值論者，斯密為什么默許利潤存在”這一問題。他認為，斯密雖然意識到利潤可能是造成商業社會不平等的存在，但利潤的積極影響遠大于其弊端。在商業社會，勞動者能通過分工、雇用和貿易享受到比過去更多的財富和福利，受剝削顯然比忍饑挨餓更具有吸引力。另外，節儉是一種有利于經濟增長和促進勞動者福利的美德。利潤的存在雖然不合理，但由于它依附的商業社會有助于勞動者福利和社會整體的發展，因而獲得了斯密的默許。當然，這種辯護只適用于當時的社會情形。斯密晚年也意識到，勞動價值論和利潤之間的矛盾從長遠來看是無法消除的，謹慎和節儉只能延緩矛盾爆發的速度，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這就是商業社會的有限合理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王歡博士就“亞當·斯密的三重意涵”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亞當·斯密問題”最初并不是一個問題。啟蒙時代，思想家們本來就存在利己主義和道德情感主義之爭，斯密當然也意識到了自利動機與社會道德之間存在的張力。斯密選擇了一條中間道路，認為應該在對道德問題保持警惕，同時維持著必要干預的前提下，建立一個商業社會的新道德秩序，促進商業更好地向公利發展。但道德與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德國學者提出了所謂“亞當·斯密問題”，將其解釋為斯密兩部著作及其思想體系之間的矛盾。王歡認為，這是對斯密的曲解。因此，斯密問題的實質是不同分析范式和背后社會秩序觀之間的張力促發的思考，是商業社會內在矛盾的反映，而非斯密自身思想體系或論證邏輯存在的矛盾。討論交流環節，張正萍提出斯密思想中有激進的一面，也有維持社會秩序的現實主義一面，如何看待這兩面？周保巍認為，《國富論》的啟蒙是希望改變無數無知無識的普通人的命運，盡管不是通過暴力革命來改變，但必須通過公共治理來實現。社會的真正支柱是普通人，大地主也會上當受騙，只有中下層在“改變自己處境”過程中實現財富與德性的統一，而不是羨慕有權有勢者，進步才是可能的。

第四場討論圍繞時間、習俗和自然法的歷史敘事展開，由賈謀主持，共有五位學者發言。西藏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楊芳副教授以“轉型與啟蒙：18世紀的蘇格蘭”為題展開了一個背景性論述。18世紀蘇格蘭正處傳統社會至商業社會轉型期，城市化、工業化發展成為蘇格蘭現代化轉型的關鍵步驟。然而，轉型也給蘇格蘭帶來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傳統思想適應不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被新的思潮取代，蘇格蘭啟蒙運動應運而生。在啟蒙運動中，思想家的哲學思考和學術成果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蘇格蘭的社會轉型與進步。因此，我們可以說，蘇格蘭啟蒙運動既是蘇格蘭社會轉型的助推器，也是其社會轉型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濟大學法學院吳彥副教授“什么是自然法？——自然法形象中的誤解與曲解”為題還原自然法的形象。首先，自然法并不是一個統一的傳統，而是由一個由核心傳統構成的多元思潮，其次，自然法首先是一套道德理論，其次才是一套政治和法律理論，第三，自然并不是一套完備的法典體系，而是由一些最基本原則構成的薄的自然法，有此它必然需要實在法為之補充，第四，自然法在事實與價值問題上并沒有犯自然主義的謬誤，他們的兩派核心學說或是避開這一問題或是試圖顛覆這一問題，最后，“惡法非法”命題并不是據以區分自然法與法律實證主義的標準，相反，自然法的核心傳統通常是在一種弱自然法的視角來看待這一問題的。

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后研究員李誠的報告題目是“追逐科學：邊沁與19世紀英國‘法典化’問題”。他指出，邊沁希望通過一種“公眾教育”，把法律的知識滲透到公眾中去，將英國法變成一門真正的科學。邊沁意識到，要提高法律的知識科學性，法律從業者和社會公眾都需要做好更多準備。畢竟，普通法及傳統法律職業具有強大的文化影響力，與之競爭的制定法需要積累更多的實踐經驗和政治話語優勢，因此邊沁又提出了議會改革，走向了政治激進主義。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系楊璐副教授從時間觀探討了休謨對習俗與自然的認識。她指出，從1975年波考克的《馬基雅維利時刻》開始，政治理論變成有關時間的觀念。在英格蘭中世紀政府中，隱藏著一種重要思維模式，即：英格蘭的習俗是最好的習俗，因為它有著先于羅馬民法和威尼斯法的古老起源；英格蘭法律是最好的法律，因為它有著古老歷史和習慣。休謨對這一傳統無意識的參照與分歧，構成了他獨特的時間敘事。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助理教授趙雨淘分享了費希特“鎖閉商業國”構想對現代政治經濟體系的反思。她指出，費希特不同意英法啟蒙思想家強調的貿易可以形成互利互惠的自由秩序，認為追求經濟的相對優勢會導致戰爭狀態，加劇經濟上的爭奪。另外，自由市場存在著一個不平衡機制，會導致嚴重的貧富分化和經濟依附，影響社會正義。為了解決該問題，費希特主張改造國家內部的制度安排，建立對財產、分工和市場交易的嚴格政治控制，把國家在經濟層面上也“鎖閉”起來，從而在國內和國際層面實現更加完全的法權與正義。趙雨淘認為，費希特的“鎖閉商業國”構想，是對現代政治經濟體系歷史進程、規范原則和空間秩序的反思，社會未來的發展也許注定要走一條與費希特所希望的不同的道路，但他的反思對理解當下全球秩序仍有重要啟發意義。發言結束后，在座學者就8月5日發言的相關主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愛丁堡的史密斯雕像

第五場于8月6日上午舉行，圍繞啟蒙作家思想的內在緊張與外在沖突展開，由周保巍主持，五位學者發言?？底优d的發言主題是“隱匿的論戰：斯密與盧梭的相遇”。他認為，盧梭是亞當·斯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敵，他的《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源》否認了人類具有自然社會性，認為文明社會缺乏德性的基礎。為了反駁盧梭，斯密在《國富論》中將野蠻社會描述得極度貧窮，民風殘忍，所有人都要從事勞動，最大的財富屬于族長，族民則是族長的奴隸，平等只是一種表面現象；而商業文明社會整體經濟水平高，道德風尚溫和開化，彌補了財產因素造成的不平等，更值得人們擁護和肯定。在斯密看來，財富的繁榮和文明的成長并不會必然敗壞道德風俗，反而有助于商業社會新的社會道德秩序。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助理教授任舒懷比較了盧梭的政治美德和道德美德，認為二者存在一定矛盾性。在盧梭的道德觀體系里，政治美德依賴于人們對祖國的熱愛，引導人們走向共和國的公共利益；道德美德依賴于良心和理性，主張用良心和理性征服人的激情，追求人類普遍福利，以此產生了作為“人”和“公民”的自我認識矛盾，這是自然與政治之間緊張關系的結果。為了應對這種緊張關系，盧梭以祖國之愛維持作為公民的國家自尊，以人類之愛維持一種世界主義的立場。政治的好處是有限的，在任舒懷看來，盧梭的核心思想不是激情可以被馴服，而是“人類對自愛的需求”會被政治發展所腐蝕。

清華大學水木博士后朱華輝談到了亞當·斯密對專制與海外帝國統治的看法。他指出，斯密的政治觀念具有矛盾之處，一方面，他對帝國統治的嚴厲批評暗示了他堅定的反帝國主義立場和對全球主義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遠距離專制是一種必要的政府統治形式。斯密認為，主權權力下放是歐洲帝國政治統治體系的缺陷，縱容了地方總督、貴族和商人的無常與專制。他提出了一個“遙遠帝國”的統治模式，即把地方精英吸引到帝國中心，在代表和君主的監督下接受管理，在不壓制臣民自由的情況下，維護大帝國的統一，并遏制地方統治者的專斷橫行?？梢?，斯密對帝國統治和專制的批判只集中在地方主權的放縱上，對整個大帝國的統治仍然有保守政治態度。浙江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張江偉就“亞當·斯密思想中的保守主義面向”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指出，斯密將權威和秩序看作是比改善窮人命運更重要的事。在權能原則和效用原則的指導下，人性中存在著如崇拜富人等這類有助于維持社會等級和秩序的心理傾向。他還強調一般規則和義務感對人類激情的約束作用，二者結合，能從社會和反個人主義角度限制個體主觀意識的膨脹，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建立在穩定預期之上。另外，他還強調了審慎這一保守主義德性，認為具有審慎品格的人民在改善自身狀態的過程中從容不迫，在社會交往中重視社會既有的道德規則和風俗習慣；在政治上冷漠退守，不易被熱情的政治言論所煽動。他還區分了政治家的公共精神和體系精神，認為高級審慎有助于政治經濟變革領域的保守和平衡。因此，斯密雖然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但他也賦予了自由主義穩健的要求。

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曾一璇通過考察科布登的政治經濟思想，對英國自由放任主義進行了再檢視。她指出，科布登雖自稱“激進改革者”，但他的政府干預理論不是主張消除一切政府干預，而是使政府干預趨向合理。他的自由主義具有普遍主義和非階層主義傾向，反對階級立法、階級斗爭，相信利益的普遍和諧，認為自由貿易可以促進所有人的福祉。因此，“自由放任主義”一詞，無法涵蓋科布登全部復雜多變的政府理論體系，自由放任主義在英國是否是一個神話，它所謂的“守夜人國家”在歷史上是否真實存在過，尚存許多研究空間。交流討論環節，周保巍認為，“遙遠帝國”也可能是自由的發源地，應該如何看到距離與帝國的關系？朱華輝承認距離并不一定導致專制。其他學者就盧梭與斯密、盧梭思想的內在矛盾等問題展開了討論。

第六場圍繞亞當·斯密思想的倫理面向展開，由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范昀教授主持，四位學者發言。湖北大學哲學院李家蓮教授提出“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的道德難題”。她認為斯密用同情的“合宜”性解決其政治經濟學中的道德難題，認為可以通過情感投射的方式賦予經濟行為正義性，但這是有困難的。她認為斯密基于情感投射原則的道德哲學落足于主觀想象，無法受到具有客觀效力的道德判斷原則的約束，并提出了關于斯密政治經濟學道德難題的新解，認為可以把情感投射轉變為“承應性移情”，為合宜提供獨立于主體的客觀規范原則，形成新的、具有客觀效力的規范價值，最終將道德原則落于實處。浙江大學哲學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李哲罕考察了亞當·斯密的教育觀，試圖闡釋斯密如何調適社會與個人、功利與德性的矛盾等問題。他指出，在斯密看來，教育是國家義務的一種，需要由政府保障其良好運行。同時，教育和勞動分工緊密相連，勞動分工會導致人們勞動以外的能力衰減或得不到充分發展，不利于人整全性的實現。因此，教育就成為實現人的整全性的矯正措施之一，進而培養正義和仁慈的美德，對社會產生“效用”，促進“社會實利”與“個體美德”發展。李哲罕還提出了一些對斯密教育觀的批判性思考，譬如教育是否真的能矯正勞動分工帶來的問題、國家是否能提供合適的教育等。

浙江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張亞萍討論了“斯密語言發展模型域下的語言演進三維度進路”。她注意到，斯密將人類語言分為原始語言和合成語言兩種形態，認為原始語言的演進道路更為原始、“自然”，具備達到“更大完美度”的可能；而現代語言的表達“啰嗦、約束、單調”，不如原始語言精準。她接著論述了斯密構建語言演進的過程，以人類天性為出發點，強調語言是隨著人類社會發展，為滿足人類“需求”，與人的認知能力共生演化的一個過程。斯密從語言的效用，強調語言發展的“無意向性”，這與其市場模型中“看不見的手”這一關鍵概念相似，體現出一種自我實行的秩序系統。因此，斯密的市場模型不但可以用來解釋經濟機制，還可以被應用來理解人類社會機制整體的發展和演進。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張正萍考察了亞當·斯密哲學文集中關于藝術批評的篇章，將優雅藝術的審美教育與商業社會的需要相關聯。在討論繪畫、雕塑、音樂等藝術所帶來的愉悅時，斯密反駁了自柏拉圖以來的“模仿說”，主張審美愉悅源于藝術作品的“差異性”和“表現力”，并以驚嘆、贊美等情感來解釋審美過程中的心理變化。此外，斯密以園林藝術為例說明藝術批評具有一定的社會相對性，因此，盡管他認為合宜性是美的標準，但他并沒有徹底否認時尚、習慣、效用等因素對審美的影響。斯密相信優雅藝術對社會所具有的審美教育功能，并主張以科學和藝術來矯正商業社會的弊端。斯密的藝術批評理論與其道德哲學和政治經濟學一起構成了他的“人的科學”。斯密的批評思想在 19 世紀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等政治經濟學家那里得到了回響，他們都曾論述過藝術在“人的科學”中的重要作用。這足以說明，藝術批評與政治、經濟和道德領域是密不可分的。討論交流環節，周保巍指出，斯密實際上是一個很關注審美教育的學者，尤其是在格拉斯哥時期，這一點可以作為斯密美學思想的補充。范昀也提出，英國的美學傳統不同于德國美學思想，需要進一步廓清和認識。

研討會閉幕式由浙大城市學院幸福城市研究院院長吳紅列教授主持，張正萍副教授對本次研討會作總結陳詞。她認為，本次研討會以亞當·斯密為中心深入探討了長18世紀的政治、經濟、法律、道德、語言以及審美的思想，與會學者精彩的發言和討論環節熱烈的交流給相關研究領域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和創新思路。最后，她對各位學者遠道而來參與會議表示感謝，并期待這個學術共同體能獲得更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