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引

1971年2月21日，春寒料峭，著名學者、文獻學家、古籍整理和編輯出版家陳乃乾因腦溢血復發，在浙江天臺人民醫院凄苦辭世，享年76歲。

陳乃乾（1896—1971），浙江海寧硤石鎮人，清代藏書家、向山閣主人陳鳣之后。陳先生一生以書為業，解放前，應教育家王培孫之聘任職南洋中學圖書館，應藏書家徐乃昌之聘館于其家，應金頌清之聘任中國書店（上海）總經理等，又主持影印出版多部古籍善本；解放后，任上海市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編纂，1956年調北京，先后任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編輯，主持過《永樂大典》等約80種古籍的影印出版，參與過“二十五史”中的《三國志》、《舊唐書》的點校，其獨立編撰的《清代碑傳文通檢》《室名別號索引》等大型工具書，時至今日，依然嘉惠學林。可以說，陳乃乾對于中國的古籍整理、影印出版事業有非常大的貢獻。

不無遺憾的是，陳乃乾的古籍保護整理思想和其在版本目錄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時至今日似乎尚未得到全面客觀的研究和評價；同時，從身后之名而言，陳乃乾也不比他的海寧同鄉王國維、徐志摩等人，更為今人所耳熟能詳。究其原因，其文零散、其人不彰，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009年，由虞坤林先生整理出版的《陳乃乾文集》，對其專著之外的諸多文字作了較為全面的搜羅和刊布；時隔9年，虞氏整理的《陳乃乾日記》（以下簡稱《日記》）由中華書局出版。雖然因日記原稿有缺失、保護不周、汗漫不可讀等問題而導致部分年月日從闕，但其40年的時間跨度，對今人比較完整地了解陳氏學行交游，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性資料。尤其是陳氏購書鬻書、刊布古籍，一生與書結緣，整部《日記》自然多言書事、由書及人，可以說，《日記》給了今人一個新的角度去重新審視陳氏一生的學術活動和人際關系網絡，而中間許多的場景和事件，細節生動、耐人尋味，不但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還可以掌故視之。

筆者有幸于《日記》付梓前夕獲睹清樣，值此書出版之際，不揣淺陋，就其饒有趣味之處，略作考據補苴，以現《日記》價值與陳氏風神之萬一。

一、明初黑口本《鄧析子》的影印與爭鳴

一九二一年夏，陳乃乾從楊壽褀處購得明初黑口本《鄧析子》，“為甬江李芷汀家故物”。按：李東沅字芷汀，浙江慈溪人。工詩，曾入彭玉麟幕，與沈宗畸、潘飛聲皆有深交。據《陳乃乾文集》后附陳伯良、虞坤林二先生所編的《陳乃乾先生年譜簡編》，此本“系從繆荃孫（藝風）遺書中散出”。但查《藝風堂藏書記》卻并無任何記載，也不見陳乃乾于它處提及，未詳何據。另據俞子林先生《楊壽褀與來青閣書莊》一文，楊壽褀曾于1919年在蘇州木瀆柳商賢家收到一批圖書，其中有多種明初黑口本，后轉售給陶湘（蘭泉）。按：柳商賢字質卿，同治九年（1870）舉人，與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葉昌熾同為馮桂芬的得意門生。考比文獻，則此本《鄧析子》似出于木瀆柳家而非繆荃孫遺書亦未可知。

陳乃乾在《黑口本〈鄧析子〉跋》和《校〈鄧析子〉跋》二文提到，武林丁氏八千卷樓有一所謂“明初刊本”。涵芬樓《四部叢刊》曾借得江南圖書館據以影印，但陳乃乾從江南圖書館目驗，認為其實為明代中期的“嘉靖本”。陳氏所得之本，因有睢陽朱夏錄宋濂《諸子辨》一則，此條鐵證可確定其為早于丁氏藏本一百多年的明初刻本，可以說是當時存世的最古之本。“諸家書目未經著錄，以校他刻，是正甚多”。此書世所罕見，非常珍貴，就連徐乃昌也“見而愛之”。《日記》1922年11月4日：“積馀送來《鄧析子》書衣。”可見陳乃乾對此書甚為珍視，亦證徐氏之愛非虛。

陳乃乾曾將得書之事告訴過好友張元濟。張在1921年11月23日致信陳氏，詢問“舊刻《鄧析子》未知為何時刻本”。大概在得到陳氏答復之后，又于三日之后的26日復信云：“奉覆示，祗誦悉。明初本《鄧析子》實屬罕秘，所舉佳處，聞之神往，甚望早日翻雕，以先睹為快也。”陳乃乾新得此書，朋友每聞而索觀。很快，便于1922年初自費影印100本，分贈友朋。

《日記》1923年1月25日云：“韻齋來，以新印《鄧析子》、《懷米山房吉金圖》托其帶贈靜庵。”按：韻齋即江蘇常熟藏書家沈芳圃。陳乃乾托沈芳圃攜《鄧析子》和《吉金圖》，帶贈時在北京“南書房行走”、其一生“唯一敬愛的一個同鄉老友”王國維。不久，王國維收到禮物，甚為高興。致信云：“昨接手書，并荷惠贈新印明刊《鄧析子》并《懷米山房吉金圖》二種，拜謝拜謝。《鄧析子》恐傳世本更無古于是者……”

張元濟在3月26日致信陳乃乾云：“前日朱君遂翔交到手書，并新印《鄧析子》一冊，展讀敬悉。屢承雅惠，感謝之至。”信中提到的朱遂翔，亦為陳氏好友，《日記》1938年5月17日有陳氏與之共進晚餐的記錄。按：朱遂翔字慎初，浙江紹興人。其抱經堂書店在杭州頗具規模和影響，又在上海設有分店，時人將他與孫殿起并稱“南朱北孫”。朱遂翔曾借鈔于陳氏，并在鈔本之末有題記云：“甲子初夏，滬友陳乃乾得之，以借于余，抄留按語以志。”需要指出的是，民國甲子為1924年，此乃朱遂翔題記之年，非陳乃乾得書之年。

2015年嘉德四季拍賣會上披露的一批陳乃乾友朋書信，其中有鄭孝胥“三月廿六日”一札：“乃乾仁兄大人閣下：奉到手書，承遺《吉金圖》及《鄧析子》，感荷無任。謹奉《三禮便蒙》一部，當托蟫隱廬轉呈。”《鄭孝胥日記》于此事未載。陳乃乾《日記》1923年1月9日記：“得子敬書，知《三禮便蒙》佚篇已交蘇戡，渠甚感謝，欲圖后晤。”羅振常，字子敬（子經），羅振玉之弟，蟫隱廬書店主人。從陳乃乾、鄭孝胥和羅振常三人的交往來看，鄭孝胥得到陳乃乾所贈的《鄧析子》與《吉金圖》必在1923年無疑。

虞坤林先生《陳乃乾、胡樸安與〈鄧析子〉》一文曾談及關于此書的另一段掌故。胡樸安得此書后，以家藏湖北崇文書局官刻本對校，發現差異很大，根據校勘的結果，他認為“此本錯誤極多，在崇文本之下” 。為此，他在1922年10月17日《民國日報·國學周刊》上撰文，明確表達了批評之意。但他也未將陳乃乾的貢獻一筆抹殺，其云：“陳君景印此書，想非謀利者比，觀其跋語，隱然以流通古書自任。流通古書，嘉惠學者，其意甚善。”陳乃乾獲讀胡文后，以公開信的形式在10月31日《民國日報·國學周刊》作了回應。陳乃乾認為，古書“流通、校勘，本屬兩事”，其影印此書的動機，在于“供學人勘讀”，并指出 “校勘古書，當先求其真，不可專以通順為貴”。對此，胡氏盡管另有所見，亦表示“此語誠然”。

此番“筆戰”溫文爾雅，二人都展示了謙謙君子的風范，《日記》之中，陳乃乾記錄了與胡樸安頻密的往來，可見二人友誼之深。1947年，陳乃乾在《大晚報·上海通》發表《我與樸安》一文，即以回憶此事為文章開端，飽含深情地懷念了故友。

無論如何，于此可見陳乃乾在很早的時候，就以一己之力，使秘笈化身千百，廣惠學人，有著令人敬佩的慷慨胸襟。

二、接洽蔣氏《密韻樓叢書》版片始末

1923年，著名的南潯密韻樓主人蔣汝藻選取家藏精善宋槧二十種，請董康在北京刊刻《密韻樓叢書》。到1925年前后，蔣汝藻經營的企業遭遇挫折，財力將盡，被迫以家藏的大批珍本古籍抵押給浙江興業銀行，銀行又將這些書以十六萬元的價格轉讓給商務印書館，而《叢書》的刊刻僅成七種而止。后續諸多細節及《叢書》余種命運則不甚為人所知。

《日記》1929年11月30日：“午后和庭來，代芹伯接洽蔣氏書板交革事。” 12月3日：“午后至授經家，點取《密韻樓叢書》七種版片，及宋本《吳郡圖經續記》、《新定嚴州續志》、《中興館閣錄》三種，又明本、鈔本書十余種，交付芹伯處。《密韻樓叢書》原擬刻十種，今已刻成七種。已刻未修板者《文中子》、《嚴州續志》 二種，未畢工者《中興館閣錄》一種。近年來孟無意于此，此板棄置久矣。今穀孫擬續成之，會將有遼東之行，故托芹伯經紀其事，余則代為接洽。今日與授經講定，以后刻工每千字價十五元。”次日記：“午后訪芹伯，繼至榖孫處，觀冷吉臣《秘戲圖卷》，為貴池劉聚卿舊藏，榖孫以四千金得之。”1930年1月4日：“晚餐于穀孫家，穀孫定六日晨乘輪赴奉。”次日記：“晚在新利查晏客，到穀孫、陳巨來、錢芥塵、俞子英、張芹伯、胡樸庵諸人。”

其中蔣汝藻字孟，蔣祖怡字穀孫，為南潯密云樓兩代主人。張乃熊字芹伯，江蘇吳興人，銀行家、藏書家、書畫鑒藏家，為南潯蔣氏表親。董康字授經，號誦芬室主人，江蘇常州人，律師、藏書家、出版人。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記蔣密韻后人”頗多此事秘辛。當其時，陳巨來與滬上著名報人、小說家錢芥塵交往密切，而錢氏則是東北張學良的“駐滬爪牙”。蔣祖怡感到上海已無發展市場，又希望挽回家族在東北的投資損失，故求陳巨來引見于錢，據稱有荒田十余萬畝在東北，擬借張學良之勢力，招工開墾，重振門楣。頗通人情的蔣祖怡問錢應以何物為晉見張學良之禮，錢告知，張學良對貴池劉公魯所藏其父劉聚卿舊物、清初名畫家冷吉臣的工筆絹本二十四巨幅冊頁《宴寢怡情圖》有極大興趣；但劉公魯觀人起價，初標二千金的冊頁，對張學良卻漫天要價至三千五。錢芥塵知道蔣祖怡和劉公魯有“金蘭之好”，所以將此事透露給蔣，“只要可以持冷吉臣之畫晉獻，則一切均可迎刃而解矣” 。蔣祖怡深知明買無望，只能“計取”，最后與陳巨來設計，以四千金買走。劉公魯得知為蔣所詐，非常氣憤，意欲訴于法院。后經上海著名的會計師、蔣劉二人的結拜兄弟江萬平出面調停，此事遂寢。據陳巨來所言，“數日又被好事者，在當時三日刊《晶報》上刊登了這新聞，大意云：蔣某某巧紿秘戲圖，謂蔣以賤值取之，誣也” 。其實此事本因錢芥塵而起，錢與《晶報》的余大雄關系極為密切，《晶報》此番添油加醋的報道，恐怕與錢芥塵脫不了干系。

由此，我們大致可知：此前，作為實業家的蔣汝藻在東北曾有一筆重大投資，可惜發生重大失敗，《密韻樓叢書》的刊刻也陷入資金的困頓。之后，在生意上遭受挫折的蔣汝藻已無意按原計劃完成《叢書》的刊刻，但其長子蔣祖怡似乎看到了希望，有意續成之。《日記》所謂蔣氏將有“遼東之行”、“赴奉”，說的就是他將攜冷吉臣所繪《宴寢怡情圖》北上沈陽，示好張學良，以謀求家族在東北生意之轉機。所以蔣祖怡委托表親張乃熊在滬負責其事，并約請與董康私交甚厚的陳乃乾為之接洽。據陳乃乾《日記》所述，《密韻樓叢書》原擬刻十種，此處或恐有誤。而我們知道，時至1929年末，《密韻樓叢書》有《文中子》和《新定嚴州續志》兩種已刻而未修版，又有《中興館閣錄》一種尚未刻成。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那個動蕩的時代，文化薪火之保存至為不易。時至今日，《密韻樓叢書》依然僅得原有七種而已，陳氏接洽之力，恐怕最后也是付諸東流了。

三、協調疏通測海樓藏書收購案

1930年前后，古舊書界有一樁大事，即測海樓藏書收購風波。此風波所涉人事頗多，陳乃乾的好友鄭振鐸、學生胡道靜都有提及，但二人均非直接當事人，耳聞則恐有，目睹卻未必。此番風波中，陳乃乾協調疏通之功甚巨。他在1943年發表于《古今》雜志的《海上書林夢憶錄》中粗陳了此事梗概。然而由于是回憶十幾年前的一樁舊事，其記憶誤植為“民國二十年”，即1931年。后人未見《日記》，多沿其說。倒是胡道靜在《片段回憶業師陳乃乾》一文中明確系此事于1930年，與陳氏本人的《日記》相合。陳氏《日記》里涉及此事的有關記載幾乎就是“現場報道”，豐富的信息為我們了解這次的風波提供了最前沿的窗口。

據1930年5月日記，對揚州吳氏測海樓的藏書，陳乃乾在主持中國書店時期，曾托朋友李元之有所垂詢，但沒有得到答復。“去年王錫生冒無錫圖書館名往購，擬價未成。 今年一月為浩廷購定，計價三萬四千元。 錫生懷恨，因以該書多宋元舊刻將出售于日本等詞，朦請教育局扣留，浩廷乃請董授經撰狀呈民政、教育兩廳，并挽余來此代為疏通。”

王錫生，《夢憶錄》作“黃錫生”，日記載其“冒無錫圖書館之名”往購測海樓藏書之事，《夢憶錄》的記載卻是“介紹于北京直隸書局主人宋星五”，兩說差異甚大，未詳孰是。之后，北京富晉書社主人王浩廷成功收購，王（黃）錫生欲分利而不得，遂誣以留洋之名。眾所周知，早在1907年，歸安陸氏皕宋樓藏書外流到日本，文化界痛心疾首，因此，王（黃）錫生的這一控告非常具有殺傷力。王浩廷無奈之下，請了與之頗有交情的董康處理法律事務，董的主業為律師，并與中日文化界交往密切，又是著名的藏書家。而其還邀請了陳乃乾代為疏通，也是看上了陳于各個環節之中深廣的人脈關系。

5月7日，陳乃乾與王浩廷赴鎮江，測海樓后人吳孝侯自揚州來會，先后晤教育廳秘書姚鹓雛，民政廳廳長胡樸安、秘書胡惠生、林一廠等人。10日，據胡惠生見告，王浩廷的呈文已送江都縣縣長查覆，可見三日之前的晤談對此事有了實質性的推進。當日，陳乃乾知胡樸安回滬，亦返，“晚與樸安略談”；11日下午，陳乃乾與及時到滬的吳孝侯再訪胡樸安“略談”；18日，陳乃乾于晚十時訪蔡元培，“請其作札，致教廳陳（孟釗）廳長”。從人事常情觀之，陳乃乾與時任民政廳廳長的胡樸安交情深厚，自不待言；同時，他還動用了與蔡元培的關系，希望憑借蔡在教育界舉足輕重的地位幫忙背書，間接影響事態，可以說也是行得一步好棋！之后，誠如《夢憶錄》所述，“乃由兩廳令江都縣長放行”。陳乃乾勞心勞力、四處奔走，廣托人脈、努力斡旋，終于取得了成效。

但令人頗為感慨的是，據王伯祥《庋榢偶識》“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目錄七卷（上下二冊）”條披露，書賈牟利，不擇手段。王浩廷編了個七卷本目錄，其中多有羼入富晉書社之底貨，當測海樓藏書賣，標價虛高至有數十百倍者。而陳乃乾另編有《測海樓舊本書目》，“蓋示富晉新得之貨薄而已”。對于此事，陳乃乾《日記》無載，但在1931年一二月間，其編定《測海樓書目》即以告竣，厘為四卷，效率之高，令人感佩。在網上檢索得2012年3月7日《揚州晚報》刊《也說測海樓書目》一文，文末云：“不知陳所記書目（雖然僅限于“舊本”）尚在人間否？”其實，富晉書社七卷本和陳乃乾的四卷本，2005年商務印書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卷）第十四、十五冊已作影印，后之學者自可尋繹比對。

四、目驗宋刻《金石錄》

1951年5月，完整無缺的宋淳熙龍舒郡齋刻本《金石錄》三十卷現世，鄭振鐸、張元濟等人均極感興奮。張元濟《跋》云：“夫豈非希世之珍乎。”可見國寶重現天日所帶給書界的震動。對此本《金石錄》，前賢今人頗有版本考證之研究，拙文不贅；陳乃乾《日記》1951年5月5日記“寫《宋本〈金石錄〉考證》一首”，此文今似已難覓；虞坤林編《陳乃乾文集》之《共讀樓札叢》有關《金石錄》一條，行文不及《日記》5月22日所記之詳。顯然，《日記》所載，為陳氏目驗原件的原始記錄，其內容雖偶有缺誤，但十分重要，頗有不為張元濟之《跋》和后來之研究者所注意的關鍵之處。現將《日記》內容迻錄如下：

《金石錄》即南京甘氏所藏本，十行二十一字，曾經水漬，損傷甚劇，中縫刻工姓氏及葉數已模糊難辨。葉數似每十卷為起訖，首葉欄右題“唐氏有匪堂秘藏許就讀不借”，當是明人墨跡。副葉題“大德丙午二月十三日藏于藏易齋”，分兩行，下用“俞”字白文方印。又一行題“嘉?觀”，似亦元人手筆。藏印有胡盧印“陶俞”，不知為誰。眉間有木記楷字四行曰：“賣衣買書志亦迂，□護不異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鬻之何其愚。”棉紙極佳，每幅中間有楷字晏如朱記。宋版書紙上有印記者，余僅見《王荊文公集》及此書耳。

按：陳乃乾所目驗的南京甘氏津逮樓舊藏宋刻三十卷本《金石錄》，今有《古逸叢書三編》與《中華再造善本》兩種影印本。所謂“藏易齋”者，應作“讀易齋”，陳氏誤記。序首眉間有木記楷字四行，每行缺首字，且汗漫不可讀，陳氏的記錄可謂細心；可惜大約其并未看到卷第二十一端首亦有此四行文字，其中“□護不異隋侯珠”者，缺字為“愛”，如此，則牌記文字無缺。又全本多處有“伯虎”印，可知此本為明人唐寅舊藏，這一信息為陳氏所缺記。

然而陳乃乾細心地發現“楷字晏如朱記”。“晏如”者，大致相當于今天的產品廣告品牌名，此乃當時的造紙作坊所為，可見宋代造紙作坊已有品牌意識。陳乃乾《日記》中的這一記錄，極易為人所忽視，似乎尚未被前賢時修所道及，應該成為后來者繼續深入研究此本《金石錄》，乃至宋代造紙業與刻書業的重要參考。

五、鱗爪及其他

由于種種原因，陳乃乾的《日記》確有長時段、大面積的缺失的遺憾，于其生平諸多學行以及若干細節，今天恐怕很難考證，我們只能就《日記》中的蛛絲馬跡略作涉獵，窺探一二。

其一：1922年11月12日，陳乃乾與楊壽褀赴蘇州。次日：“下午訪佩錚，獲觀玄妙觀石畫拓本及石芝西堪同人赤牘數百通，相與縱談金石甚歡。”王謇，字佩諍（日記作金旁），號瓠廬，近現代著名藏書家、歷史學家。王、陳青年時期曾先后從學于東吳大學黃摩西，份屬同門。二人就王氏藏物，暢談學術甚歡，由《日記》觀之，想必年少近十歲的陳乃乾不遑多讓。石芝西堪，即晚清著名詞家鄭文焯，鄭有遺稿《石芝西堪札記》曾在日偽時期的《青鶴》雜志上連載。據陳氏披露，王佩諍藏有大批量的鄭文焯同人尺牘，對此，今人所整理的陳乃乾和王佩諍諸多著作中皆無記載，未詳是否尚存人間，足資研究者深入考訪。

其二：1926年10月，《國學月刊》第一期發表了日人神田喜一郎著，孫俶仁譯《顧千里年譜》。陳氏《后識》云：“余輯顧氏舊書題識，得百數十首。又欲纂錄其行事，與題識合為一編，見聞弇陋，未敢遽付手民。”張元濟1927年9月中旬致陳乃乾書：“奉手教，謹誦悉。輯印《澗薲題識》，極思勉勖，惟其中稍有障礙，非面談不能罄。”《日記》1922年11月19日記：“由立炎處轉到沅叔函及手錄澗薲題跋六首。”1924年1月5日記：“鈔得顧千翁《天文大象賦跋》一首。”可見陳氏早年有收集顧千里古書題識之舉和撰作年譜之念，李慶《顧千里研究》一書中有所提及。可惜到今天，具體過程已無由得悉，而其所輯印之題跋和纂錄之年譜，恐怕也渺不可得了。

其三：約在1957年春，陳乃乾離京南下，輾轉江浙滬多地。公干之余，拜訪了多位好友，《日記》中有兩則，頗可注意。1957年3月2日記：“早車抵南京……下午至圖書館，與陳彥通、沈元燮（注：原稿如此）長談。”4日記：“上午至文化局取介紹信。至圖書館與柳定生、陳彥通、汪訚、沈燮元諸人談。”柳定生，即柳詒徵之女，時任南京圖書館古籍部主任。陳彥通，即陳方恪，散原老人四子，陳寅恪之弟，解放后被安排在南京圖書館工作。汪訚，字靄庭，藏書史研究學者，解放前即從事圖書館工作，解放后長期供職南京圖書館，著作頗豐。沈燮元，南京圖書館退休館員，當今碩果僅存的泰斗級版本目錄學家。據與燮老相識的友人見告，燮老如今身體依然康健；其不但常在南圖靜坐讀書，還經常參加社會活動。《日記》所記諸人，絕大多數已歸道山。倘若沈燮老讀到陳氏《日記》和拙文，將昔日陳乃乾與南圖眾人的“長談”之情景回憶一番，撰文刊布，亦可為今人增添一段珍貴的書林掌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