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大唐秦王詞話》《隋史遺文》《隋唐演義》等小說及相關評書、影視作品的風靡，大眾津津樂道于秦叔寶、尉遲恭、單雄信、程咬金、王伯當這些叱咤風云的“隋唐英雄”。即便是歷史研究者，除了李淵、李世民父子，更多也是關注李密、竇建德、王世充、劉黑闥等與唐王朝爭奪天下的群雄。可是，小說中與他們處于對立陣營的隋王朝守衛者——例如靠山王楊林及“十三太保”——背后的真實歷史人物，早已成為歷史的塵埃。成王敗寇，這也不足為奇。但如果我們去爬梳剔抉，從這些失敗者（及其家人）的選擇和命運中，也可以尋見一些常被忽視卻值得深入思考的話題。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長安縣令李仁政的女兒李淑姿嫁與戶部侍郎夏侯誠之子夏侯絢。若在承平之日，這在京師也是一樁聲勢不小的喜事，可是眼下的大隋已有土崩瓦解之勢。皇帝出京游樂，巡幸江都，百姓民不聊生，邊境狼煙四起，群雄虎視眈眈，長安已成各方勢力的必爭之地。夏侯絢和李淑姿夫婦在短暫的新婚歡愉之外，更多的是憂慮。他們不知道，等待自己和家族以及長安城中幾十萬百姓的命運究竟如何。

夏侯絢墓志，蒲城博物館藏墓志拓片。

夏侯絢夫人李淑姿墓志，蒲城博物館藏墓志拓片。

夏侯絢夫人李淑姿墓志并蓋，蒲城博物館藏墓志拓片。

夏侯絢和李淑姿的墓志今藏陜西蒲城縣博物館（拓片見《隋唐五代墓志匯編》陜西卷第三冊，錄文見于《唐代墓志匯編續集》），兩方墓志的開篇分別記述了他們先世的仕宦。夏侯家族的郡望是沛國譙縣，以夏禹為始祖，在漢代有武將夏侯嬰、經學家夏侯始昌，曹魏有名將夏侯惇、名士夏侯玄，晉代有文士夏侯湛。夏侯絢“祖裕，周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侍郎、鄀邵梁貝四州諸軍事四州刺史、廣阿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父誠，隋太子舍人、戶部侍郎、汶山縣開國公”。夏侯絢的祖父夏侯裕在北周、父親夏侯誠在隋代的官位都不低，但史籍中未能找到兩人的蹤跡。李家則來自隴西成紀，祖先往上追溯到老子李耳、西漢李廣、東漢李膺及北朝李伯尚，李淑姿“曾祖彥士，魏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尚書、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平陽郡公；祖昇明，周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隋尚書左丞、司農、太府卿，康始渭齊鄧兗六州諸軍事六州刺史，鄒縣公……父仁政，隋京兆郡長安縣令，襲爵鄒縣公”。

李彥士其人，《周書》卷三十七、《北史》卷七十有傳。墓志記載祖孫三人的官爵可補史傳之缺，史傳也有墓志未載之處，如“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先之（《北史》作‘光之’），魏淮南郡守。父靜，南青州刺史”。李彥以字行，或是因北魏有另一李彥，字次仲，為李寶之孫（《魏書》卷三十九有傳）。《北史》載李彥士之子昇明“仕隋，終于齊州刺史”有誤，據李淑姿墓志，昇明在齊州刺史后又任鄧、兗二州刺史，終官當為兗州刺史。《周書》僅載彥士、昇明父子，而《北史》又載昇明“子仁政，長安縣長。義軍至，以罪誅”。李仁政的人生遭遇，意味著隋王朝覆滅之后，這個在周隋時期頗有地位的家族也在歷史舞臺上黯然落幕。

不過，“李仁政”這個名字在唐初史籍中也出現了一次，正是在此處記載中，李仁政連同與他一起出現的幾個名字共同構成了當時被忽視的另一種歷史圖景——作為反對派的“隋唐英雄”。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載大業十三年十月十一日（丙辰），唐軍攻下長安，“戊午，收陰世師、骨儀、崔毗伽、李仁政等，并命隴西公斬于朱雀街道，以不從義而又愎焉。余無所問，京邑士女，歡娛道路，華夷觀聽，相顧欣欣”。李仁政與陰世師、骨儀、崔毗伽四人，被李淵命李建成斬于朱雀街。

《大唐創業起居注箋證》，溫大雅撰，仇鹿鳴箋證

這三個人中，“崔毗伽”未見其他記載，其事跡已不可考。陰世師與骨儀則多次出現于史籍中。陰、骨兩人傳記，附于《隋書》卷三十九及《北史》卷七十三《陰壽傳》后。陰壽，武威人，父嵩，北周時任夏州刺史。陰壽曾隨武帝平齊，進位開府。楊堅為丞相時，引陰壽為掾。尉遲迥作亂，韋孝寬為元帥，陰壽為監軍，佐孝寬討平尉遲迥。陰壽不久后，任幽州總管，封趙國公。北齊疏屬高寶寧在齊久鎮黃龍，于楊堅作相時，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被陰壽率兵擊敗。陰壽又派人離間高寶寧的親信趙世模、王威等人，并試圖招降趙世模。寶寧逃至契丹，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陰世師是陰壽之子，“少有節概，性忠厚，多武藝”，隋煬帝時為張掖太守，“吐谷渾及黨項羌屢為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擒斬之，深為戎狄所憚”。遼東之役（大業八年，612）的次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為涿郡留守。于時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克捷。及帝還，大加賞勞，拜樓煩太守”。大業十一年（615）五月，煬帝幸太原，避暑汾陽宮，“世師聞始畢可汗將為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雁門之難”。檢校候衛將軍楊子崇（隋文帝族弟）“從（煬）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為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雁門之圍”（《隋書》卷四十三）。可見當時不少官員對突厥持警惕態度。不久，陰世師遷左翊衛將軍，煬帝南巡江都時，命陰世師佐代王楊侑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余，城陷，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時年五十三”。

骨儀，京兆長安人（《隋書》謂其為“京兆長安人也”，《北史》則載其為“天竺胡人”，《資治通鑒》曰“儀，本天竺人也”，胡三省注曰“《隋書·陰壽傳》言骨儀，京兆長安人，蓋本天竺胡人居京兆長安也”。《舊唐書》作“滑儀”，乃形近致訛），“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貨賂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并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并誅，其后遂絕”。

大業十三年十月，“京師留守刑部尚書衛文升、右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滑儀挾代王侑以拒義師。高祖遣使至城下，諭以匡復之意，再三皆不報”（《舊唐書》卷一）。當時守城之人還有衛文昇，且其位在前述四人之上。衛玄，字文昇，《隋書》卷六十三、《北史》卷七十六有傳。衛文昇于北周武帝時入仕，官至京兆尹。隋文帝仁壽初，由衛尉少卿出任資州刺史，鎮撫山獠，頗有功績。煬帝大業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為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敕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楊玄感作亂，衛文昇受詔平亂，軍中祭高祖時，文昇自述“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后擊破楊玄感軍，被煬帝贊為“社稷之臣也”。后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于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大業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獲允。“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

關于衛文昇的命運，史書中有三種不同記載。《隋書·衛玄傳》及《北史·衛玄傳》皆載“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劉餗《隋唐嘉話》載京師平，衛文昇與骨儀同死（劉肅《大唐新語》卷六亦謂衛文昇于城破后被誅）；《舊唐書》卷一則載衛文昇在唐軍攻拔長安之前已經病死（《太平御覽》卷一八三同）。司馬光對比第一種和第三種記載，下斷語曰：“按文昇與二人俱為留守官，不容獨免，今從《唐本紀》。”即便如衛文昇本傳所言，他見大勢已去，卸去守城之責，但畢竟位在陰世師、骨儀二人之上，誠如司馬光所言，城破之后，不容獨免。何況衛文昇于高祖有殺子之仇：“衛文昇為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大唐新語》卷六）李淵第五子李智云在河東“因為吏所捕，送于長安，為陰世師所害，年十四”（《舊唐書》卷六十四）。一說李智云為衛文昇所殺，一說為陰世師所害，即使李智云為陰世師所害，但衛文昇作為陰世師的上級，也難逃干系。所以司馬光的判斷是合乎情理的。

骨儀和陰世師“同心協契”，但與衛文昇的關系很緊張：“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守城諸人不夠團結，這也是長安失守的一個原因。與這些人一起守長安的還有金州安康人李襲譽，他在陰世師輔代王為京師留守時“為冠軍府司兵，所在盜賊蜂起，襲譽說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外出募山南士馬，世師許之”（《舊唐書》卷五十九）。李襲譽之謀，既可以鼓舞士氣，還可以與其他郡縣共同堅守，可惜未被陰世師采納。這也導致長安很快失守。此時冠軍將軍不可考，唐壯武將軍周思忠祖父周求在隋曾任冠軍將軍（《唐代墓志匯編續集》），惜具體時間不知，未能確定是否即李襲譽之府主。

守城人中，衛文昇先死，陰世師、骨儀、李仁政和崔毗伽被殺，一同被誅的還有十人左右：“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余人，余無所問。”（《資治通鑒》卷一八四）可惜其他人的名諱已不可考。

衛文昇有子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衛孝則死于城破前，免于被屠戮的結局。衛孝則有子衛規，入仕唐朝。《唐故東宮通事舍人隆州閬中縣令衛府君墓志銘并序》載曰：“君諱規，字德規，河南洛陽人也。赤烏呈瑞，康叔列其高封；玄石開祥，太保光其茂族。曾祖摽，魏驃騎大將軍……祖文升，隋刑部尚書、京兆內史、關內道安撫大使、金紫光祿大夫、同軌郡開國公……父孝則，隋兵部侍郎、東宮洗馬。”（拓片見《隋唐五代墓志匯編》陜西卷第三冊，錄文見于《唐代墓志匯編續集》）墓志以封于衛國的周武王弟康叔為始祖，聲稱是西晉太保衛瓘的后裔。衛規出生于開皇十二年（592），從征遼東，并參加科舉考試（“爰自弱齡，式從師于千里；及乎冠歲，方擢第于四科”）。隋唐鼎革之際，雖然衛規的家族有作為唐政權反對者的經歷，他還是投入了唐王朝的懷抱（“既而隋圖不競，歸歷數而告終；唐運有期，膺時須而擇主”）。衛規在唐太宗貞觀元年（627），任東宮通事舍人，七年，授德州平原縣令，十二年，轉授隆州閬中縣令。他于貞觀十二年（638）二月八日薨于京師善和坊私第，年四十七，即以其年權殯于浐川鄉。至延載元年（694）十月十一日與夫人寇氏合葬于同人原。

陰世師有子、女存世。《隋書·骨儀傳》載“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唐太宗第五子齊王祐為陰妃所生，“其（祐）舅尚乘直長陰弘智謂祐曰：‘王兄弟既多，即上百年之后，須得武士自助。’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令潛募劍士”（《舊唐書》卷七十六）。史書評價陰弘智“憸人也”（《新唐書》卷八十）。據此可知，陰世師有女為太宗妃，生齊王祐，子弘智入唐任尚乘直長。李祐謀反被處死，作為他的舅舅，陰弘智恐怕也無法避免被殺的命運。

相比李仁政、衛文昇、陰世師等人有子女獲免，甚至可以在新王朝簪纓繼世，骨儀一家的命運是最悲慘的：“父子并誅，其后遂絕。”唐代又有虞鄉人骨英秀（《新唐書》卷一九五《孝友傳》），不知與骨儀家族是否有關。

骨儀在《冊府元龜》中出現了四次，呈現出復雜的形象。“（大業十三年十一月）戊午，以右衛將軍陰世師多黷貨、京兆郡丞滑儀性苛酷，有害于政，并斬之以謝。關中連坐者十余人”（卷七《帝王部·創業第三》）。這里骨儀的形象與前述《隋書》及《北史》的贊頌簡直判若兩人。《冊府元龜》卷四六二《臺省部·清儉》、卷六一八《刑法部·平允》和卷七六二《總錄部·忠義》三處的事跡已見前述本傳。從骨儀在《冊府元龜》中的立目來看，清儉及平允都是贊譽之詞。宋代費樞《廉吏傳》評價道：“骨儀是時為獨清之人，帝雖嘉之，然一木之支，安能效其力于顛廈耶？”如果說骨儀的確有什么污點的話，那就在于窮治楊玄感之黨一事。大業九年八月，司農卿云陽趙元淑坐楊玄感黨伏誅。煬帝使刑部侍郎骨儀會同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留守樊子蓋推問追究楊玄感黨羽。皇帝下詔從嚴，“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馀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余人。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資治通鑒》卷一八二）。冤案主要應由樊子蓋和裴蘊負責，當然骨儀也有一定責任。

其實，骨儀被殺并不在于“性苛酷，有害于政”，而僅僅因為他是一個拒不向新政權投降的守城者——明人嚴衍對此即有深刻認識：“《隋書》稱陰世師少有節概，性忠厚，多武藝；骨儀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于時朝政浸濁，濁貨公行，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儀獨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如此則皆隋之良也。唐公特以其發墳墓、毀家廟、拒守不下而誅之，數以貪婪苛酷，非其罪也。”（《資治通鑒補》卷一八四）

除了為隋朝盡忠守城的陰世師、骨儀、崔毗伽和李仁政，還有兩人也值得注意——王威和高君雅。大業十三年，煬帝命李淵為太原留守，并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為副。李淵父子密謀起事是很難瞞過這兩人的，“及義兵將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舊唐書》卷五十七），可見李淵起兵，王威、高君雅是知情的，但兩人并不愿加入反叛的隊伍，還想尋找機會除掉李淵。由此可見，他們也是能為隋盡忠者。劉政會在襄助李淵除掉王威、高君雅兩人時出力很大：“粵我圣唐，將舉晉陽。帝命是將，往拯溺于四方。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強兇當路，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義激節。用奇制變，大事立決。”“強兇當路”后有小注“王威高君雅”（呂溫《凌煙閣勛臣頌》，《文苑英華》卷七七六）。

下面我們說回開頭的婚禮。夏侯絢和李淑姿的墓志并沒有明確記載他們成婚的時間。夏侯絢卒于永徽五年（654），年六十，則其生于隋開皇十五年（595）；李淑姿卒于咸亨元年（670），年六十八，則其生于隋仁壽三年（603）；李氏小丈夫八歲。李淑姿墓志有一句“爰洎待年，歸于鼎族”，古人所謂“待年”為未成年待嫁之時（大約為十二至十五歲），李淑姿出嫁時間應該也不會太早，大業十三年，她正好十五歲，之后李仁政去世，一則需要守孝，二則夏侯氏不一定會有勇氣娶罪人之女。夏侯絢在大業中憑借門調獲得任官資格，在河池郡（鳳州）做法曹參軍。大業年間，官場已是一片混亂，夏侯絢有仕進之心，卻沉淪于卑微的職位（“沉淪下僚，非其好也”）。既然夏侯絢志在做官，那么在李仁政被新政權殺戮后，再與李氏結親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墓志又謂“公亦廣詢令淑，方事好仇。作嬪通德之門，結其齊大之偶。榮從雉服，禮備魚軒。光貽石窌之封，寵列延鄉之地”，可見雙方對這門婚事是很滿意的。

新舊政權更替之際，對一些人意味著權位乃至生命的喪失，對另外一些不得志的人則可能是新的人生機遇。李世民為秦王時，秦王府人才濟濟，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都會隨著府主地位的躍升迎來加官進爵的機會。墓志聲稱，秦王府左一軍司馬空缺，留在長安城中的夏侯絢因為家族和自己的名聲，補任這一職務。大約是跟隨秦王多次征戰，夏侯絢立了些軍功，被授勛為上騎都尉。夏侯絢先后任土門、河東縣令，后遷朗州、利州、涪州、睦州刺史。

在當時，像陰世師、骨儀、王威、高君雅這種為國獻身的人畢竟是少數，更多的各地守衛者都選擇向新政權輸忠，比如韓良即是一例。《唐故太子少保上柱國潁川定公碑》載曰：“我高祖乘時撫運，出震握圖，膺五運之寶符，定九牧之神鼎。玄冠紫綬，賚帛嘉于琳瑯；裂土剖符，寵命屬于翹楚。乃授公銀青光祿大夫、馮翊郡丞。京師擁叛散之徒，布牧野之眾，率怨秦之卒，拒霸上之師，地陣萁張佳兵。于是喪律天羅，云布湯池，所以失險。公運制勝之謀，當疇庸之賞，加左光祿大夫，賜物七百段。”（《全唐文》卷一四四）韓仲良于大業元年任河東郡司功書佐，九年，獲皇帝詔見，十二年，丁父憂。李淵攻長安前，韓仲良守喪未滿，就迫不及待加入李淵的陣營。他被任命為馮翊郡丞，在攻下長安中有所貢獻，但碑文敘述不詳。韓仲良在高祖時成為李世民天策府僚佐，于太宗時先后任戶部、刑部尚書，生前死后，榮寵備至。

與陰世師、骨儀、李仁政、高君雅、王威等人的悲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李靖。作為大唐的敵人，李靖絕對要比骨儀、李仁政有更多被李淵處死的理由。李靖于大業末年任馬邑郡丞，李淵擊突厥于塞外，李靖察知李淵有異志，自縛往江都向煬帝告發，行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舊唐書》卷六十七《李靖傳》）。《大唐新語》卷六記載李淵于太原起義時，李靖已經到長安與衛文昇一起守城，“乃收皇族害之”。高祖第五子智云在河東被執送長安，為陰世師殺害。這些事情很可能是李靖向衛文昇建議的。李靖被捕，應該說難逃一死。在行刑前，他向李淵說道，“公定關中，唯復私仇；若為天下，未得殺靖”，遂被赦免（《大唐新語》卷六）。《隋唐嘉話》卷上則記載“隋大業中，李衛公上書，言高祖終不為人臣，請速去之”，李靖在長安被捕后，太宗慮囚時見到李靖，言語合意，向李淵求情赦免了李靖。李靖后來功勛卓著，終成一代名將。

與前述諸人不同，屈突通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本傳見《舊唐書》卷五十九）。煬帝幸江都，令屈突通鎮長安；義兵起，代王遣其進屯河東。屈突通多次遭遇軍事失利，有人勸他降唐，他卻決意為國盡忠。后經手下大將桑顯和說動，屈突通要求軍隊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代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高祖命令赦免屈突通，并授予兵部尚書之職，封蔣國公，為太宗行軍元帥長史，后于高祖、太宗朝致位通顯。

屈突通還被李淵評價為“烈士徇節，吾今見之”（《貞觀政要》卷五）。史臣回答了時人及后人對屈突通的責難：“或問屈突通盡忠于隋而功立于唐，事兩國而名愈彰者，何也？答云，若立純誠，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寧限于兩國爾！被稠桑之擒，臨難無茍免；破仁杲之眾，臨財無茍得，君子哉！”并贊揚道：“屈突守節，求仁得仁。”《新唐書》贊曰：“屈突通盡節于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新唐書》卷一一二）當然，屈突通被認定為隋、唐兩朝忠臣，也與其投唐之后，在平王世充時慷慨激昂的陳詞有關。屈突通從太宗討王世充，有兩子并在洛陽。高祖試探他，問：“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屈突通則對曰：“臣以老朽，誠不足以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恩禮，既不能死，實荷再生。當此之時，心口相誓，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矣。今此行臣愿先驅，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義。”高祖嘆息曰：“徇義之夫，一至于此！”（《舊唐書》卷五十九）

對隋來說，反對唐軍的和被群雄、宇文化及殺害的人都是忠臣，對唐來說，王威、高君雅、陰世師、骨儀是敵人，而其他被群雄、宇文化及殺害的人，不妨給予表彰。唐初修《隋書》設《誠節傳》，無論是楊堅龍興，楊諒、楊玄感、宇文化及謀逆，還是群雄反隋之時，只要竭誠盡忠的臣子，都予以表彰：“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兇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于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興，甘就菹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于社稷，力無救于顛危，然視彼茍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陀、善會有溫序之風，子翊、松赟蹈解揚之烈。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諸人大部分為李密、王世充、竇建德等人所殺。其中值得留意的是堯君素。屈突通力屈降唐后，曾勸降堯君素，為君素所拒。監門直閣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降唐后“俱造城下，為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堯君素妻至城下勸降，竟被丈夫射殺。“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于大義，不得不死。今谷支數年，食盡此谷，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于統領，下不能叛。”江都傾覆的消息傳入城中，人心動搖，堯君素被左右殺害。唐太宗于貞觀十二年下詔：“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資治通鑒》卷一九五）

唐代史臣給予了陰世師正面評價：“陰世師遭天之所廢，舍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隋書》卷三十九），“陰世師遭天所廢，舍命無改，雖異先覺，頗同后凋”（《北史》卷七十三）。兩書都突出了陰世師雖不識天命，但忠心不改，氣節可嘉；對與陰世師同卷的骨儀而言，這種評價也是適用的。

明代楊慎論曰：“東坡于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燭，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赟為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彰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丹鉛總錄》卷十）明末朱明鎬論《宋史》有三善七失，其中第二善為：“文文山、謝君直悉得佳傳。以視《魏志》之金祎、耿紀；《晉書》之諸葛誕、毌丘儉；《宋書》之袁粲、沈攸之；《唐書》之骨儀、陰世師；或書為叛，或指為逆，大相徑庭，此其善者二也。”（《史糾》卷五）

清初納蘭揆敘也發出了類似感慨：“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王凌、諸葛、毌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隋季之王威、高君雅；皆乃心帝室，殉國忘身，史家皆以逆書之，豈勸忠之義乎？”（《隙光亭雜識》卷一）

身處明清易代之際的李清對為隋守節的人抱有更深的理解。在《節義傳》中陰世師、骨儀等人傳后，他先引《冊府元龜》“唐宗，大業末為朔方郡丞，時梁師都舉兵將據郡，宗抗節不從，遂遇害”，《資治通鑒》敘王威、高君雅反對李淵遇害事，及《讀史質疑》“威、君雅可謂忠于謀國矣。乃昏主在江都，既未聞恤贈，而唐之興，王又其仇，欲求如堯君素疾風勁草之褒不可得，而后世亦無表章之者。可謂死之最不幸矣”。隨后發議論道：“予論曰：夫所謂節義，非必家罹敵國刀鋸而人嬰暴君奸相鼎鑊也。或赴難，或直言，或送往事，居知其必死而死，與決其必死而若祐之以不死，則不死猶死矣。故予于捐生諸臣外，又為樂運、顏之儀，皆不死而死，以附節義后謂節義美名，故推其心以廣其類云爾。”（《南北史合注》卷一六八）

清人纂集箋注五代十國文獻時，載吳王楊隆演大將骨言為“唐骨儀之后也”（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九、周在浚《南唐書注》卷十一）。按：骨儀未入唐，一生為隋之純臣，泉下若知道自己被后人視作唐人，一定會怒發沖冠。這種無意的記載，恰好說明了后人對歷史真實的遲鈍。

并非所有為隋守節的忠臣的命運都是被遺忘。李賢《明一統志》卷七十七載延平府將樂縣縣治有顯惠廟，所祀之神為隋汀州刺史穆肅。穆肅任滿經將樂聞唐受禪，赴水而死，人為立祠。弘治《八閩通志》卷六十載其事更詳：穆肅為江南人，“隋末刺臨汀，政尚清明，秩滿之京，假道將樂金溪，聞唐受隋禪，義不事二姓，遂投水死，邑人義之，斂其尸葬沙磧，立祠祀焉。凡旱澇札瘥，禱之輒應。宋淳祐六年，賜今額，累贈至王爵。國朝洪武六年，詔去封號，題其主曰‘隋汀州刺史穆公之神’，明有司歲春秋致祭”。嘉靖《延平府志》所載略同，后有補充：“歲久傾圮，弘治八年，知縣陳大經重建。”（《祠祀志》卷一）周暉考辨穆肅所任當為晉安郡刺史（按：當為太守），邑人初敬其為死節忠臣，后來民間自發奉之為神，至明代才有政府官員致祭（《長汀文史資料》第12輯）。

《南齊書》卷二十三的“史臣曰”論述道“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隨著“膏腴見重”，事情開始起了變化：兩漢以來，世族形成并崛起，至魏晉南朝，世祿與羽儀為人欽羨，造成“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周一良注意到，“南朝門閥貴族于皇室王朝之嬗替，自來無動于衷者居多，表現封建忠臣氣節者雖非絕無而極少”，“‘保家之念宜切’實為南朝封建地主階級中高門大族為保持其統治地位而樹立之指導思想。故晉宋齊梁易代之際，門閥士族之大臣雖偶有效忠前朝之表現，亦終于不關痛癢而已”（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之《〈南齊書〉札記》）。周氏所論誠為卓識，《隋書·誠節傳》與本文所述諸人中，鮮少大族身影。

《“忠”觀念研究》，王子今著

中國古代“忠”觀念源遠流長、意涵豐富而又經時代變化有著不同內容和表現，對作為一種政治道德的“忠”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王子今在專書中有系統梳理與深入剖析（王子今《“忠”觀念研究——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我們可以看到，被譽為“國士”的豫讓對智伯的忠在當時被贊賞，其實是因為忠于某君某主的觀念并不嚴格。漢武帝時李陵與蘇武的不同選擇，也并未讓李陵背上千古罵名。可能是受周先生的觀點影響，王書對魏晉南北朝“忠”觀念的著墨甚少。不過，如果我們留心觀察，從漢代以來“忠”成為封侯的美謚（參見王書）、作為人名的出現頻率趨高，以及政府的著意表彰（桑東輝《論中國傳統忠德的歷史演變》），到《隋書》《忠節傳》的出現，再到安史之亂時顏杲卿、張巡、許遠的事跡，不難發現官員對朝廷盡忠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到遼宋夏金元時期，這種忠被渲染、塑造成文化的選擇和民族的堅守，則是新的變化。這種意識在明清之際的江南表現非常突出和慘烈。近代以來，隨著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和深化，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時，“忠”超越了政權立場和國內民族的界限，出現了張自忠、馬本齋等眾多英雄。“忠”觀念從“忠君”擴展到了“愛國”，從對一姓一朝升華到了對國族的高度。

隋唐之際這些被遺忘的人物的選擇，正是中國古代“忠”觀念從對君主之忠，轉變為對朝廷之忠的重要一環。隋煬帝在位后期，役作不止，民不聊生，地方叛亂和農民起義不斷，隋之滅亡已是必然之勢。而在這種情形下，王威、高君雅、陰世師、骨儀等人依然選擇為國盡忠，不僅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歷史上留下的也多是不識時務和奸惡的名聲。可是，我們在贊同唐代隋的正當性的同時，仍不妨對這些失敗、失意的“隋唐英雄”表示一定的“了解之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