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的烏克蘭從不放過任何藐視對手俄羅斯的機會，對莫斯科最新的一次示威發生在基輔第聶伯河右岸的顯眼位置上——62米高的祖國母親雕像已在那里佇立了42年，她的目光直向東方，右手高舉一柄長達16米的利劍，左手則舉著一面巨大的盾牌。盾牌上蘇聯時期留下的鐮刀錘子國徽尤為顯眼，引發幾番輿論爭議。最終，烏克蘭政府決定斥巨資將其拆除，并換上烏克蘭的三叉戟國徽。

當地時間2022年2月13日，烏克蘭首都基輔的“祖國母親”雕像。視覺中國 資料圖

當地時間2023年8月6日，烏克蘭基輔，工人們在“祖國母親”雕像上手揮烏克蘭國旗，在盾牌上安裝烏克蘭國徽。視覺中國 圖

這不過是烏克蘭國內“去殖民化”運動最近的一次小高潮。一年多以來，烏克蘭中部和東部大量帶有蘇聯或俄羅斯痕跡的地名、路標被更換，很多歷史人物的雕像被推倒。而在西部地區，更名和推倒列寧像的“工程”早在2014年前后已告完工。實際上，“祖國母親”雕像的改動計劃也早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時被提出，2022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則使烏政府最終下定決心執行這一計劃。與此同時，烏克蘭政府還將法定圣誕節的日期由1月7日調整至12月25日，以此告別俄羅斯東正教會使用的儒略歷圣誕節，拉近與歐洲的距離。

當地時間2022年12月24日，烏克蘭基輔，平安夜，人們在索菲亞斯卡廣場的圣誕樹旁拍照和自拍。視覺中國 資料圖

對于如火如荼的“去殖民化”運動，長期研究烏克蘭社會變遷的烏社會學家沃洛迪米爾·伊申格曾在新左翼評論雜志上發表題為《來自烏克蘭的聲音》的文章。他批評了烏克蘭國內和西方的所謂“去（俄）殖民化”運動，稱其僅僅聚焦在符號和認同問題上，卻沒有涉及到烏社會的真正轉型。伊申格認為，自2014年乃至更早一些時候以來，恰恰是對符號和認同問題過度投注精力撕裂了烏克蘭社會。

近來，俄羅斯國內發生了瓦格納“叛亂”等一系列事件，這反映出俄社會平靜表層之下暗流涌動，相關事件受到西方媒體的大量關注。與之相比，烏克蘭戰時社會受到的注意卻明顯少了許多。而且烏國內的動員，包括“去殖民化/去俄化”，往往在媒體報道中被視為自下而上的群眾自發運動，體現出一種具有廣泛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義，這與俄羅斯一方強調民族認同的族群民族主義形成對比。

當地時間2023年6月24日，頓河畔羅斯托夫，“瓦格納”軍事集團的一輛坦克。視覺中國 資料圖

但伊申格對公民民族主義VS族群民族主義的二元敘事提出了質疑。在他看來，烏克蘭的公民動員同樣有著族群民族主義的一面，關于戰時動員的“市民社會”敘事某種程度上掩蓋了相當一部分烏克蘭公民被排斥到烏克蘭國家建構之外的事實。

出于對烏方動員中自發性的強調，曾在俄烏沖突初期引發廣泛討論的極右翼組織問題（如亞速營）已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呈現出“正常化”趨勢。眼下主流美英報刊均將“亞速營”當作常規武裝單位來描述，“亞速營”的幾位資深成員近日還受邀到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參加交流活動，受到校方和福山等美國知名學者的歡迎。

弗朗西斯·福山（左一）與亞速營中士阿爾謝尼·費多休克（左二），后者曾參加馬里烏波爾戰役以及在亞速鋼鐵廠的戰斗，之后被俄軍俘虜超7個月，2022年12月獲釋。 斯坦福大學烏克蘭學生協會 圖

此外，在俄烏沖突走向長期化的背景下，極右翼控制的武裝力量被進一步整合進烏克蘭軍隊之中，其中“亞速營”已正式擴編為兩個旅，并改名為“亞速旅”。從烏軍的指揮架構角度看，烏克蘭政府對它們的控制力度實際上變大了，幾位曾在戰前對總統澤連斯基有所質疑的亞速營指揮官如今也公開發聲支持他，因此有關亞速營武裝“不聽指揮”的猜測漸漸淡去。

不過，在伊申格看來，這些跡象并不能說明極右翼組織已被烏克蘭政府“收編”，從而變得更加“溫和”。相反，現實情況是烏克蘭政府和社會整體向右偏移，一些曾經不可想象、僅僅停留在極右翼小圈子中的理念和政見已經登堂入室，成為烏克蘭政府施政乃至社會主流共識的一部分。

伊申格

伊申格如今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教授東歐研究課程。他的研究興趣包括抗議和社會運動、革命、極左和極右翼政治、民族主義和公民社會。他長期研究烏克蘭社會的轉型和變遷，在對俄羅斯發動對烏軍事行動表示批評的同時，他還將注意力轉向烏克蘭內部。作為一名左翼知識分子，伊申格十分關注烏克蘭社會自2014年烏克蘭親歐盟示威（也被稱為“廣場革命”）以來的民族主義動員。

俄烏沖突爆發已近一年半，烏克蘭社會經歷了怎樣的轉變？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居民如何看待發生的一切？烏克蘭內部的右翼和左翼對戰時社會帶來的沖擊給出了何種回應？烏克蘭又是否應該思考對這場戰爭的非西方視角解讀？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近日對伊申格進行了專訪。

以下為專訪全文（不代表澎湃新聞觀點）：

包容性民族主義的迷思

澎湃新聞：在烏克蘭戰時動員的敘事中，一個常見的主題是烏克蘭社會的去中心化自發抵抗。它將戰時的烏克蘭描繪為一個對不同民族高度包容、去中心化、自發性強的市民社會，正在自下而上地動員起來抵抗外敵。這類敘事的源頭在哪里，是2014年的烏克蘭親歐盟示威嗎？它是否體現了一種與“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截然不同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

伊申格：這是烏克蘭正在生產和推廣的一種典型敘事，相當一部分西方媒體也樂于傳播它。誠然，當國家的生存遭到挑戰時，往往可以看到社會成員不同尋常地自行組織起來，自愿的抵抗行為和互助都很常見。然而，切不可過于天真。烏克蘭的抵抗與政府和武裝部隊高度集中的軍事努力密不可分，西方的武器和資金輸入同樣不可或缺，沒有它們烏軍無法堅持下去。過于突出自下而上的草根動員，并不符合事實。

而且諷刺的是，俄羅斯一方現在也出現了支持戰爭的基層自發動員，這完全挑戰了烏克蘭的“市民社會例外論”。在俄羅斯與烏克蘭接壤的三個州，有高達67%的民眾主動對俄軍提供幫助，這與烏克蘭民眾自愿幫助烏軍的比例是大致相當的。這三個州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支持率也相當高。與烏克蘭有所不同的是，這邊境三州明明承受了戰火，承擔了比俄腹地更高的戰爭成本，卻表現得更加沙文主義；但在烏克蘭，受戰火摧殘最嚴重的地方，民意往往相對而言更傾向于一些妥協。

當地時間2023年8月11日，頓涅茨克地區萊曼，14歲的Fedir在家門口拉手風琴。視覺中國 圖

另外，當你真的觀察烏克蘭社會，特別是草根的市民社會層面，一些未曾預料的事情正在發生。對我來說，這甚至具有諷刺意味，因為烏克蘭的主流敘事再生產了大量關于所謂“后蘇聯人群”（post-soviet people）的刻板印象，將他們描述為沒有主動性的群體。他們只能被動接受政治議程，無力進行互助也毫無互信，因此無法參與到集體行動中去。該歧視性敘事已變得如此“主流”，近乎一種以殖民主義看待所謂“后蘇聯人群”的方式。

因此，烏克蘭的“公民民族主義”確有其黑暗的一面：它可以是包容的，同時卻對一些特定的社會群體具有明顯的排他性。它將一些烏克蘭人和一些不同于“主流”的敘事排除在外。早在2014年的烏克蘭親歐盟示威中就有此端倪，那時很多人自發來到廣場上參與“革命”，他們充滿激情，同時卻將自己當成了烏克蘭唯一的人民，盡管實際上他們只能代表社會的一部分。宣揚自己就是烏克蘭人民，不可避免地會把另一部分數量眾多的烏克蘭人排除出去，而他們未必支持烏克蘭親歐盟示威。即便到了后期暴力沖突升級后，只有40%左右的烏克蘭人明確表達支持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這甚至都不是絕對多數。此外，烏克蘭不同地區對此的態度也是分裂的。

當地時間2014年1月23日，烏克蘭基輔，反政府示威集會持續，烏克蘭反對派領導人維塔利·克利欽科（Vitali Klitschko）向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發出最后通牒。視覺中國 資料圖

社會科學家們在示威結束后不久也再次進行了調研，被問及“現在你是否支持烏克蘭親歐盟示威”時，仍然只有約4成的受訪對象表示支持。這些在2014年進行的民意調查甚至都不包括克里米亞和自行宣布脫離烏克蘭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DPR）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PR），在那些地方人們更加反對烏克蘭親歐盟示威。

當地時間2014年4月27日，烏克蘭盧甘斯克，聯邦化支持者在當地安全大樓外集會。親俄示威者要求建立共和國。視覺中國 資料圖

到了俄烏沖突中，烏克蘭“公民民族主義”的排他性首先體現在對俄羅斯民眾的排斥。俄羅斯公民被指責應為戰爭和俄軍的所作所為負責，個人也承擔了集體的罪責。不僅如此，這種基于仇俄情緒的排他傾向也針對有不同程度俄羅斯族背景的烏克蘭公民，后來甚至連出于各種原因不能加入烏軍的人也遭到敵視。

我們還看到了所謂的“去殖民化”和“去俄化”，它們本質上意味著在烏克蘭公共空間中清除任何俄羅斯文化的元素，并徹底停止俄語教育。鑒于相當數量的烏克蘭社會成員依然在私人領域將俄語和俄羅斯文化當成自己童年和認同的一部分，很難說烏克蘭推行的政策是包容的。

烏克蘭關于“去殖民化”的討論集中關注符號、認同和文化，卻從來不涉及國家機構、制度和經濟架構。假如我們回想一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反殖民運動，恰恰是國家制度、經濟和社會結構這些議題才是重中之重。反殖民是為了什么？是為了建設一個獨立于西方帝國主義的強大國家，它可以依賴自己的經濟實力，實施進口替代等策略，降低對西方的依賴，同時關注內部的社會分配問題。這些都是事關獨立的物質基礎，被視為去殖民進程中最緊迫的事項。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恐怕難以被稱為去殖民化。

當地時間2022年9月18日，烏克蘭基輔，顧客走下基輔Siayvo書店的樓梯，那里正在收集俄語書籍，準備回收利用。視覺中國 資料圖

澎湃新聞：外界始終十分關注俄控頓巴斯地區的居民，很好奇他們如何看待去年2月以來的一系列劇變。有關烏東問題的爭議也很大。在各種戰爭敘事之外，學界是否有在當地進行學術化的民意和社會調查的嚴肅嘗試？你在2014年至2015年間曾在烏東地區做了大量的田野調查，你和當時的那些調查對象還有繼續聯系嗎？

伊申格：那些訪談和調查是在多年以前做的，很遺憾沒能一直追蹤訪談對象到今日的情況。他們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已經不在烏克蘭了。但關于你的問題，我們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了解烏克蘭社會各群體在今日的所思所想呢？

典型的辦法是依靠民意調查，但戰爭期間它的可靠性降低了，代表性成為大問題。首先，根據聯合國的數據，數以百萬計的烏克蘭人離開了國家，成了難民。那民調就很難考慮到他們的想法。這些難民并非隨機或均勻地來自社會的不同群體。

一個例子就是女性。離家而去的烏克蘭難民大多都是女性，在統計學意義上男女對一些政治議題的觀點是顯著不同的，女性往往比男性的軍事化傾向更低。所以假如剝離了大量女性，民調集中在留守烏克蘭的男性公民身上的話，就會放大社會的軍事抵抗決心，以及拒絕與敵人“妥協”的傾向。

當地時間2022年2月27日，烏克蘭-斯洛伐克邊境地區，當地烏克蘭民眾前往斯洛伐克。視覺中國 資料圖

東部和南部俄語人口明顯更多，這也是個重要問題。當然，俄語人口不等于俄羅斯族人口，很多烏克蘭族人也以俄語為母語。將沖突歸于民族分野是過于簡單化的做法，忽略了很多因素。但澄清這點以后，仍然可以看到，戰爭導致的跨國或內部難民大都來自東部和南部地區，烏國內民調很難接觸他們。這就使得中西部的人口在民調中代表性過高。2014年以后，很多民調不再調查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的居民，但這里的人往往對戰爭有著不同的看法。如今研究者也試圖聯系俄羅斯控制下的扎波羅熱州、赫爾松州部分地區等地的居民，但這要么會遭遇技術難題，要么會擔憂那里的人是否能暢所欲言。

戰爭期間，就算是烏克蘭政府控制區的民調也會遇到很多困難。全社會都處在“愛國動員”中，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不大敢于表露內心。這個現象被社會學家稱為“沉默的螺旋”。所有人都預期到社會“主流”的觀點是這樣的，那么即便是數量客觀的少數派也會自行選擇沉默。所以在有些民調中出現80%到90%的支持率也不足為奇。

顯然目前烏社會的主流觀念仍然是愛國和抵抗，問題是它到底強化到了什么程度。60%和90%都是多數比例，但它們的意味是不同的。現在的（民調）做法可能會遺忘一個數量相當大的少數群體。在今日烏克蘭，他們看待很多問題都有不同方式。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18日，烏克蘭赫爾松地區，當地大量民眾等待領取救濟糧。視覺中國 資料圖

另一個問題是，在民調中你總是會問簡單的選擇題。而當你真的想要做深度調查時，馬上會碰到各種復雜的敘事。可能很多人都會說自己眼下支持澤連斯基，但他們支持的動機、方式和程度可能大大不同。比如我們現在就在做此類調查，有很多人說自己支持他，因為作為一個承擔責任的人，他沒有立刻投降，所以他是一個強大的人。但這些人馬上又會說，所有的政客都很壞，都一樣，所以澤連斯基作為政客也不必然比同行更好。有趣的是，這些烏克蘭人的說法和當年蘇聯時代的烏克蘭人如出一轍，他們重現了蘇聯公民對政客的深深不信任。戰爭可能會改變這個傳統，也可能不會，而我們現在沒有關于此的可靠數據。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14日，烏克蘭赫爾松市，一名工人撕掉一塊寫著“俄羅斯永遠在這里”的廣告牌。烏克蘭軍隊接管赫爾松市。視覺中國 資料圖

澎湃新聞：如果我們承認頓巴斯這些俄語人口的自主性，那么俄方的敘事，比如“俄羅斯世界”，對他們來說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延宕的戰火給他們的心態帶來了什么變化？

伊申格：正如我上面談到的，外界對“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內部的情況了解不多，相關的學術研究很少，僅有的調查往往存在一些問題，因此對其可靠性要保持謹慎。不過，總的還是可以說，他們更多地看見自己的未來和俄羅斯在一起。而同時，他們很清楚自己被夾在中間的現實。他們與烏克蘭劃清了界限，卻陷入到了某種不獲任何承認的傀儡國家狀態。這兩個“共和國”只存在了8年多，經濟、政治和軍事各方面都高度依賴俄羅斯，他們看不到任何光明的未來。

從烏克蘭政府的立場出發，他們是“合作者”和“叛徒”。根據烏克蘭的一項立法，頓巴斯和克里米亞的很大一部分人口都應作為“合作者”而遭到制裁。

當地時間2014年5月12日，烏克蘭盧甘斯克，當地民眾慶祝“獨立”。頓涅茨克州和盧甘斯克州宣布，根據全民公決結果宣布脫離烏克蘭成為“主權國家”，當地民眾進行慶祝。視覺中國 資料圖

對于俄羅斯，他們則是“俄羅斯公民”。俄羅斯本土的人視他們為同胞。但“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生活水平與相鄰的俄羅斯地區相差很大。只要上一上社交平臺，就可以發現兩邊的物價水平差距。在“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所有東西都比頓河畔的羅斯托夫更貴。更不用說“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還要日常面臨炮火轟擊。與此同時，俄軍也動用火炮頻繁攻擊其他烏克蘭政府控制下的城市。

如今學者也很關心這些人是怎樣想的。他們正處于絕望的境地，動員起來參與俄羅斯的軍事行動，而這甚至發生在去年2月以前。直接參與作戰很難說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的想法，與此同時，烏克蘭政府卻把他們統統當成“叛徒”和“合作者”。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