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權力、信仰和現代世界的孕育》，李筠 著，岳麓書社，2023年7月

知識生產的重整

而今基本是一個人人都可以上大學的年代了，2020年中國高考的錄取率已經達到90%以上。這意味著參加高考的高中生十有八九都可以上大學，與1977年不到5%的錄取率相比，已經不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基本上快要變成人人有份了。即便沒有上過大學，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上大學在沒上過大學的人眼里也不是什么稀罕的履歷了。在大學之外，還有很多渠道可以學習知識和證明自己。大學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變得稀松平常。

不過，如果認為大學只是一種教育機構，本質上和小學、中學、藍翔技校、新東方屬于同一種類型，那僅僅看到了表面。大學比絕大多數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它對于一個社會的極端重要性，從它在中世紀誕生的時候就已經埋下了，到現在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變。它到底哪兒重要呢？“必須強調，大學這一機制實際上是中世紀的發明”，大學是一個社會最基礎的當然也就是最重要的知識生產機制。我們就從源頭分三步來解析大學這種知識生產機制：第一，買賣；第二，權力；第三，使命。

買賣

大學是一種知識生產機制，也就是說，比起小學、中學、藍翔技校和新東方，大學雖然也傳授知識，但更重要的是，它負責生產和制造知識。用現在的話來說，大學老師的基本任務是教學和科研，科研就是生產和制造知識。那藍翔技校就不創造知識嗎？開挖掘機的知識也是知識啊，藍翔技校把工人師傅的高超技藝變成了可以分解和重復的訓練規程。確實如此。但是，大學創造出來的知識更加抽象、覆蓋面更廣、涉及的問題更深。這里還不完全是技術和知識的差別，也不是知識存在貴賤高低之分，而是背后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差別。拿開挖掘機來說，工人師傅可能做到神乎其技，就像古代名將射箭可以百步穿楊，但怎么認識、理解、復制這些神乎其技呢？很可能他并不能想清楚，也不一定能講清楚。負責教學研發的老師要把技術變得可教，就得把動作拆分，每一部分都給出要領，變成可理解、可執行的操作規程。就像我們軍訓的時候訓練踢正步一樣，一步正步要拆分成好幾個動作，每個動作都有標準。每一個步驟都練得符合高標準、嚴要求，組合起來就像模像樣了。

研發拆分方案就有點大學科研的味道了：知識，在能干不能說的工人師傅那里只是礦石；在高級的老師那里，則被提煉成黃金，變成了金磚的模樣，它通常就是行業內的標準教科書或者教學大綱；在一般的老師那里，它才成了教科書、習題和教條，他們照貓畫虎，從金磚上切一點下來交給學生，自己加以變通和發揮，成了金幣、銀幣、銅幣，知識就流通起來了。不過，大學里最高級的老師就像愛因斯坦或者羅爾斯，他們研究的對象不是生產生活中具體的技術，而是“宇宙是什么樣的”或者“正義是什么樣的”這樣的大問題。

把世界拆分成若干環節的辦法叫分析。分析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為我們都接受了機械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們是現代哲學家笛卡爾發明的。在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之下，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鐘表。世界上的所有物品或者事情，都像鐘表，把它們拆開，各個齒輪搞清楚，再組裝起來，嚴絲合縫，我們就掌握它們了。[2]古人不相信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古人的世界里，射箭也好，騎馬也好，燒制陶器也好，演奏樂器也好，世上的一切技藝都是通神的、通靈的。給師傅當學徒，叫修煉，不叫學習。因為不僅要學師傅的動作，更要學他的人品，后者才是通神、通靈的渠道。掌握知識必須走心，走腦是遠遠不夠的。

大學就是要高屋建瓴地把所有知識變成走腦的事情，人的理性可以認識和駕馭世界，所有的神乎其技都是可以用講道理的方式傳授的，包括“宇宙是什么樣的”和“正義是什么樣的”。大學用理性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整理和制造知識，不像師傅帶徒弟那樣充滿了高度人格化和神秘主義的色彩。要實現這種理性化的知識生產和傳授，在中世紀這個充滿了神秘思維的時代其實有點蹊蹺，有點歪打正著卻又是命中注定：大學一開始是一個買賣知識的地方，買賣的對象是法學的知識，第一個大學就是以法學院聞名的博洛尼亞大學。

教授掌握法學知識，學生想買，學會了之后不僅可以當律師，而且可以成為教皇、皇帝、國王、公爵、伯爵的謀士和官僚。在中世紀學法律和現在一樣，是掙錢和當官的好門路。不像做面包或者打鐵器的小生意，把滿腹經綸的法學知識“貨與帝王家”是大買賣。在法學知識這種獨特的商品面前，賣家不能要求買家跟自己有太多的人格依附或者神秘關系。學生買了，學會了，是要拿出去用的，不會留在教授身邊服侍一輩子。也就是說，買賣關系打破了師傅把徒弟當傳人這種傳統的知識傳承關系。買賣不能神秘，不能人格化，被賣的知識必須講得明白，必須拿出去可以通用。法學知識恰好非常容易滿足這種知識理性化、客觀化的買賣要求，因為它本身就必須是理性化、客觀化的知識。

結果有點蹊蹺又在情理之中：第一個買賣法學知識的成熟市場成了世界上第一所大學博洛尼亞大學。它一開始就是個法學院。據它自己說，它成立于1088年。博洛尼亞最著名的知識買賣發生在著名法學家伊爾內留斯和他的學生們之間。博洛尼亞地處意大利北部的交通要道，各方來此交易非常方便，于是伊爾內留斯在此講學，買家云集。后來，這些買家要么把法學知識貨與帝王家，成了布衣將相；要么開了分店賣給別人，成了著名法學教授。總之，博洛尼亞這個買賣法學知識的好市場名震四方，自然也就非常興旺。市場興旺了，怎么管理這個大問題就來了。博洛尼亞的法學知識交易所是典型的買方市場，學校是由學生組織起來的，學生會定規矩，而且有權決定聘請什么樣的教授，總之，學生治校。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南部的大學后來基本上都采用了博洛尼亞模式。法蘭西中北部、德意志不一樣，那里的大學反過來了，教授治校，教授團管理學校事務，定學校的規矩，尤其是決定誰可以當教授，教授占據了主動地位。中世紀大學的實質就是知識市場里的學生行會或者教授行會。

知識市場無論由學生行會主導還是由教授行會主導，都必須通過一個門檻才能成為大學，而這個門檻在中世紀就是特許狀。特許狀承認了大學的獨立法人地位，有了它，大學可以有自己的章程、土地、財產等等，就不會因為人員的變動輕易地散伙，還能夠得到人身和財產的保護，成為一個永續性組織。更重要的是，特許狀可以抵抗政治勢力對大學的干預，捍衛自己的立身之本——學術自由。從買賣的角度來看，學術自由就是知識領域的買賣自由。但是，所有的統治者對知識這種特殊商品都不放心，因為它涉及人心是怎么想的，那特許狀怎么可能出現呢？我們就得繼續往前看第二步，權力。

權力

任何一種知識生產機制都涉及權力，因為知識就是權力。在普通商品生產的機制當中，老板有權決定做什么東西、賣多少錢，工人沒有這種權力。知識生產機制當中的權力更加隱秘，因為它涉及各方政治勢力對人心的爭奪。教皇、皇帝、國王、城市、大學都在這塊戰場上為自己的權力而斗爭。

大學能夠穩定地生產知識，是各方權力博弈達成某種平衡的結果。我們來看看各方勢力在知識生產領域中的表現。先看皇帝或者國王。如果皇帝（國王）給一個大學發了特許狀，承認它的法人地位和學術自由，但這個大學賣的都是反對皇帝（國王）的知識，皇帝（國王）不是給自己找麻煩嗎？所以，大一統的王朝不可能有大學，只會有國子監，讀書人不是去那里買知識，而是去接受內容完全確定的培訓，成為權力系統需要的接班人。大學和這種教育機構內在的邏輯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世紀恰好是一個政治勢力極其多元化的時代，皇帝、教皇、國王給大學發特許狀都是為了一方面替自己培養人才，一方面去攻擊對方，這在教俗雙方的激烈對抗當中非常明顯。我們前面專門談過教皇的優勢，教權和俗權之間激烈的政治斗爭中，皇帝之所以跑去給教皇下跪認錯，很根本一個原因就是皇帝講不出多少道理，道理被教皇講完了。知識幾乎全部被教會壟斷，皇帝們連自己坐上皇位的故事都得靠教會來編，吵起架來他們根本就不是教皇的對手。打起架來呢？教皇也善于在各路諸侯之間合縱連橫。這樣一來，皇帝軟硬兩方面的實力都斗不過教皇。為了把政治上講道理這個弱項趕緊補起來，皇帝們迫切需要對自己有利的知識生產機制。

也就是說，從大學的起源來看，它的基本條件和存活環境是政治的多元化，它是在教皇和皇帝斗法的夾縫中成長起來的。再進一步，大學其實從誕生伊始就帶有政治武器的味道，它是皇帝壯大自己政治資本的兵工廠。培根后來說了一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一點也沒錯，中世紀的教皇和皇帝們完全會同意，我們甚至可以應中世紀大學的景，把這句名言直接翻譯成“知識就是權力”。

世界上第一所大學博洛尼亞大學到底怎么幫助皇帝們的呢？伊爾內留斯教授的是什么法學？這種法學對皇帝有什么幫助？被幫助的皇帝們明白嗎，投桃報李了嗎？伊爾內留斯講的是羅馬法，他引領了羅馬法復興。所謂羅馬法復興，就是把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制定的《國法大全》拿過來當材料研究，使得法學知識得以系統化地生產，法律因此厚重地重新覆蓋整個西方。這道亮麗的風景我們下一節再細談。

羅馬法里大部分內容是民法，婚姻、家庭、繼承、買賣，這些內容對于市場經濟全面恢復的中世紀大有好處。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羅馬法在當時自然大受歡迎。還有一部分內容，是羅馬公法的規定，就是法律規定公權力怎么設定、怎么行使。這部分內容讓皇帝們喜出望外。羅馬法規定：皇帝的喜好就是法律，皇帝不受法律拘束，等等。中世紀的法學家們得解釋，“皇帝的喜好就是法律”“皇帝不受法律拘束”都是什么意思。他們不會把有利于皇帝的羅馬法格言解釋成皇帝可以無法無天，但無論怎么解釋，皇帝都是贏家。因為在羅馬法的規則當中，皇帝就是絕對的主角，甚至根本就沒有教皇這個角色。如果整個政治共同體按照羅馬法的規定來建設和管理，就是在打造以皇帝為絕對核心的政治權力體系。[5]而且，羅馬法是培養文法之士最好的素材，皇帝和國王手下有了更多的文法之士，強化中央集權、取代封建主義，才是可能的。不然的話，皇帝和國王們用什么人去取代封建領主幫自己管理帝國和王國。從立法、司法和行政所需的讀寫能力、專業能力和政治能力來看，批量培養文法之士進而形成職業官僚隊伍，大學居功至偉，它是帶西方走出中世紀的重要力量。

無論是私法研究襄助市場經濟繁榮，還是公法研究襄助皇權制造和強化權力，皇帝們都會給法學院一個大大的擁抱，這個大大的擁抱就是特許狀。神圣羅馬皇帝紅胡子腓特烈于1155年明確授予博洛尼亞大學師生特權，頒布了《安全居住法》，許諾世界上任何人來上這個大學或者講學，人身安全和遷徙自由都會得到他的保護。誰要是傷害了教授和大學生，就是和皇帝過不去，紅胡子這個話是喊給教皇和各地諸侯聽的。大學、教授和大學生的地位簡直是青云直上。[7]后來各國國王紛紛效仿紅胡子，歐洲著名的大學在13、14世紀迅速發展壯大。長期來看，大學確實幫助皇帝和國王們扭轉了知識上的劣勢。不過短期之內，道路非常曲折。因為強大的教會絕不會坐以待斃。教會用更高級的辦法來管控和塑造大學這個新生的知識生產機制，我們繼續往前看第三步，使命。

學院里的學生

使命

在中世紀早期，知識生產是由教會壟斷的，典型的知識生產機制就是我們前面談過的本篤會修道院。大學的誕生打破了修道院對知識生產的壟斷，中世紀的知識生產機制因此得以全面重整，大學在此重整過程中成為知識生產的主要機制，一直延續至今。教會為什么會允許知識生產這么重要的壟斷被打破呢？客觀上，扼殺新生的大學，教會做不到。教會要熄滅大學誕生的星星之火，一方面要對付熱愛知識的人們，無論是教授還是學生；另一方面，還要對付保護他們的皇帝和國王們。教會沒有絕對的硬實力關閉所有的大學。而且，在主觀上，教會天然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口子，給大學的誕生留出了一絲活路，就是法學知識。法學在西方是極端重要的，它基本上相當于治理術。可是教會恰恰規定本篤會修士一旦取得研修資格，就不允許研究法學。法學成了修道院這種知識生產機制當中的巨大空白。結果，被伊爾內留斯這樣的世俗聰明人抓住了機會。況且，教會自己作為一個巨大的政府，也需要法學。那怎么辦？收編大學。怎么收編？講使命愿景。當然，教會也充當大學的保護人，也授予大學、教授和學生特權，也為大學制定相關制度，比如最早的“教師資格證”就是教皇的發明。

教會的立場很明確，知識生產機制的壟斷被打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它很快就加緊了對大學的控制，其中最典型的是巴黎大學。很多歷史學家認為，擁有《大學大憲章》和系統化機構設置的巴黎大學才是大學真正的鼻祖。這類“爭奪祖先”的事情在中世紀史的相關話題中頻繁出現，實在是太正常了，因為中世紀的任何方面都是異常多元的，想去上游找明確無誤的源頭是極其困難的。從巴黎大學開始，神學院、法學院、文學院、醫學院四大學院的典型建制出現了，神學院當然成為各學院之首，它自然也就是教會對大學實施使命召喚策略的切口。比如，教皇在13世紀初頻繁地向巴黎大學施壓，強迫它嚴格遵守禁書目錄、禁研問題目錄、禁用詞目錄的規定，說是為了維護基督教教義的純潔，實際上是為了禁絕剛回到西方不久的亞里士多德著作。

教會對大學的使命召喚說起來真是很古典，它想讓大學尤其是其中的神學院不要沾染世俗紛擾，為學問而學問。這種論調不僅在基督教當中有本篤會修道院的傳統支持，往前更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傳統支持，他們認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貴的”。[8]也就是說，支持大學成為與社會相對隔絕的象牙塔的，是教會。皇帝和國王們剛好相反，提倡學以致用，提倡大學和社會的緊密聯系，提倡大學要適應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需要。

教會的使命召喚固然有它的政治用意，讓大學成為象牙塔，就減少了它成為皇家兵工廠的機會。在與社會發展互動的意義上，教會的政治企圖對大學來說是抑制它的創新，甚至抑制它的生產。但這種推動力也帶來了很好的非意圖后果：大學是人類生產、保存、傳授知識的圣地的這種定位得到了強化；象牙塔作為大學自身追求純粹的形象被牢固地樹立起來；大學存在的內在邏輯得以完整地呈現出來，獨立的存在因為純粹的學術，學術是它的立身之本。有了這種自我意識和自覺性，大學在當時會抵抗教皇，后來會抵抗國王，維護自己的尊嚴。《權力的游戲》第七季中，“學城”就是一座高聳入云的象牙塔，里面的老教授們只關心學問，不關心政治和戰爭，甚至不關心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胖子塔利終于得償所愿進入學城學習，老教授鄭重其事地告訴他：“我們是世界的記憶。沒有我們，人類不會比狗好多少，只記得上一頓飯，只看得見眼前的事。”不過，中世紀的大學生和現在的一樣現實，哪怕在那個神學為王的年代，“中世紀的神學家一直抱怨大多數學生寧愿從事較有利可圖的法律和醫學職業”。

既有多重外部力量的推動，又有純粹內部自我品性的養成，大學這個為全社會生產知識的機制就穩固下來了。從大學的誕生看它的基因，一方面，它有政治性，但又不可能成為純粹的政治工具，因為知識本身的真理性約束知識的制造者，使他們不能肆意妄為。不然，它生產的全是為統治者辯護的假知識，這個生產機制也就失去公信力和存在的意義了。另一方面，大學有獨立性，但又不可能成為純粹的修煉道場，因為知識本身的公共性迫使知識的制造者必須與社會各界人士交流。不然，它生產的全是只有自己能讀懂的密碼，這個生產機制制造出來的產品在市場上就失去了交換價值。大學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中世紀產物，多元而富有彈性，勇猛卻自我節制，這是它后來能夠適應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因所在。

【本文節選自《中世紀：權力、信仰和現代世界的孕育》，澎湃新聞經授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