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論文申請受挫、發展學術事業希望渺茫、幾乎沒有穩定的收入……沃爾特·本雅明選擇通過寫作和廣播節目增加收入。在六年的時間里，本雅明通過一個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成為了聽眾最為熟悉的“城市之聲”。然而，隨著納粹上臺，這位天才的聲音也逐漸遠去、逐漸靜默……本文作者為彼得·E.戈登（Peter E. Gordon），本月原載于《The Nation》雜志。】

沃爾特·本雅明

沃爾特·本雅明的所有音頻都未能被保存下來。他的聲音曾被形容為優美，甚至是悅耳的，正是那種適合20世紀20年代，在德國傳播的新型媒體廣播的聲音。只要支付無線接收器的費用，聽眾就可以在下午或傍晚聽到本雅明的聲音，通常是在所謂的“青少年時間”（youth hour）。他涉獵的話題廣泛，從柏林郊外的銅器作坊到那不勒斯的魚市。在一次廣播中，他把注意力放在了一家古董書店上，書店里的走道像迷宮一樣，墻上裝飾著魔法森林和城堡的圖畫。其他時候，他會講“真實的狗狗故事”，或者用腦筋急轉彎和謎語讓年輕的聽眾陷入困惑。他還寫過，甚至演過各種各樣的廣播劇，諷刺德國文學史，或進入超現實主義的幻想世界。其中一部廣播劇介紹了一個名為Labu的月球生物，它有著一個莊嚴的頭銜：“月球對地球研究委員會主席”。

如今，本雅明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文化評論家和理論家之一。但他的職業生涯起伏不定，屢遭挫折。1925年，在法蘭克福的哲學系拒絕了他神秘的德國巴洛克戲劇研究，并粉碎了他的學術事業希望后，他發現自己漂泊不定，幾乎沒有穩定的收入。但這次失敗也帶來了自由。他脫離了大學的束縛，可以無拘無束地追求自己的興趣，他將自己的才華投入到寫作中，他的文章涵蓋了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高雅文學到兒童讀物，從攝影到電影。在近六年的時間里，他通過廣播節目增加收入，有些節目針對成人，有些則專門為兒童制作。他為法蘭克福和柏林的廣播電臺制作了許多廣播節目，總共約90個，但只有一段錄音的片段被保存下來。我們無法聽到本雅明的聲音，這實在令人遺憾。

現在，這些廣播的文字記錄已經被Lecia Rosenthal匯編并翻譯成英語，她深刻的引言能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它們的真正意義。人們不禁會好奇，本雅明對自己受到如此多的關注，將做何感想？因為他傾向于將自己的廣播工作視作是“微不足道”的。在與朋友格舒爾姆·肖倫（Gershom Scholem）的通信中，他略帶尷尬地提到了“瑣碎的廣播事務”，并幾乎譴責其中的一切內容都“只有經濟層面上的益處”。如今我們知道本雅明錯了。這些文字記錄不是過眼云煙；它們是本雅明解釋方法的完美樣本，是他在流亡巴黎期間運用的城市符號學風格的實踐。漢娜·阿倫特曾將這位已故的朋友比喻為一名潛水采珠人（pearl diver），稱其有一種潛入資產階級文明廢墟，帶著最稀有寶藏浮出水面的天賦。這些廣播記錄進一步證明了這位天才的職業生涯是多么的短暫。

對于那些覺得本雅明的主要著作如《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或《拱廊計劃》過于沉重或令人生畏的人，這些簡潔明了的手稿方便他們去理解本雅明的思想。盡管涵蓋了大量的主題，但這些文字也具有個人散文的親密性，就像是直接傳入你耳朵的聲音。畢竟，書面記錄在技術上也是一種“無聲”的錄音。當我們仔細閱讀這些記錄時，我們仍然可以聽到文學學者口中的“作者之音”。即使那些并不特別關心本雅明的人，也會將他的廣播故事視為技術傳播史上的珍貴范例，這段歷史從早期的無線新聞，貫穿至當下的數字播客時代。踏進一臺時光機，穿越到一個世紀前：你會聽到沃爾特·本雅明，而不是《美國生活》節目的主持人伊拉·格拉斯（Ira Glass）的聲音。

無線電時代

1923年10月29日晚上8點，德國的聽眾聽到了第一次無線電廣播，它僅僅持續了一個小時，電臺便靜默下來。柏林的“Funk-Stunde”或“廣播小時”很快將其節目擴展到每天近八個小時——節目內容以音樂為主，偶爾會有講座、文學朗讀或劇目。到了1930年，地區廣播公司的電波已經覆蓋了近70%的潛在德國觀眾，但真正能負擔收聽費的聽眾仍然以城市居民為主；農田和森林仍然一片寂靜。

在最初的幾年內，收音機是城市中產階級專屬的奢侈品。要收聽廣播，一個家庭必須購買收音機，并向郵局支付“許可證”以及月費。在大眾的想象中，我們傾向于想象一家人舒適地依偎在一個揚聲器前，就像圍坐在家庭的壁爐旁。但最早的收音機并不是為了提供共同經驗而設計的優雅家具；它們是外觀奇特的裝置，具有暴露的機械部件和個人耳機，將每位聽眾隔離在私人聽覺空間中。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家庭收音機才采用更加家用的形式，配備單個揚聲器，將廣播內容投射到共享的房間中。這就是本雅明首次登臺的時候。

想象一下，1927年3月23日，“沃爾特·本雅明博士”(正如他在法蘭克福電臺公報上所列的那樣)，他那無形的聲音第一次通過電波飄進了德國的千家萬戶。他講述的是年輕的俄羅斯作家，這是一個有啟發性的話題。由于他最近去過蘇聯，因此他可以說對這個話題有些熟悉。他在莫斯科度過了兩個月寒冬，與出生于拉脫維亞的共產主義者阿西婭·拉西斯（Asja Lacis）追求一段無望的戀情，后者活躍在兒童無產階級戲劇中。盡管這次早期節目的完整記錄已經遺失，但那只是本雅明在同一年發表的眾多蘇聯文化報道的樣本之一，所有這些報道都反映出他嚴酷的認識。

人們利用無線電聽廣播

在首次嘗試電臺廣播評論后，本雅明繼續在德國建立自己的事業，同時兼任自由撰稿人和電臺評論員。幾年來，他一面設法維持生活，一面希望自己能有更大的成就。1930年，他向一位朋友承認，他的最終目標是成為“德國文學最重要的批評家”。然而，他的抱負未能實現，他對高級文學作品的大膽嘗試，比如早期對歌德小說《選擇性親緣》的評論，雖然精湛卻很罕見。更典型的是他對短篇評論的練習，包括他專為廣播寫的故事。其中最有趣的是那些將日常生活變得充滿異國情調，或將現代元素與懷舊情感交織在一起的報道。在1929年末或1930年初的一次廣播中，他描述了小時候首次去到柏林市場大廳的經歷，在那里，魚、奶酪、鮮花、生肉和水果的氣味在一個屋頂下相互混合，營造出“朦朧而迷離的香氣”，與“從陰暗的鉛框玻璃窗滲透出的光線” 相映成趣。他也不會忽略最細微的細節：“別忘了總是被污水或洗碗水沖刷的石頭地面，感覺就像冰冷而滑溜的海底?！?/p>

最熟悉的城市之聲

這一描述預示了本雅明關于巴黎拱廊的計劃，那些鐵和玻璃構筑的走廊上布滿了商店，成為在1930年代，令本雅明著迷的焦點。但這些廣播節目幾乎完全來自本雅明移居法國之前的時期，在許多節目中，人們可以聽到這位柏林本地人的熱情，他最喜歡分享關于他最熟悉的城市的故事。他也忍不住向聽眾暗示：“如果我想要好好享受，我會在下午四點到五點之間去林登大街市場大廳散步。也許有一天我會在那里碰到你們中的一人。但我們不會認出彼此。這正是廣播的缺點。”

這真的是一個缺點嗎？有人認為，收音機是本杰明的理想媒介，因為他喜歡隱藏起來。盡管一些讀者聲稱本雅明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但他從來都不是一個激進分子，他最大的快樂并非卷入公開的爭議，而是私下與書籍相伴，埋頭苦讀。在1930年的一檔名為《惡魔柏林》（demon Berlin）的廣播節目中，他告訴聽眾，小時候父母曾禁止他閱讀19世紀德國作家E.T.A.霍夫曼（E.T.A. Hoffmann）的小說，因為后者的故事里充斥著鬼怪、魂魄和“各種怪物”?；舴蚵巧衩氐拇髱?，他同時代的詩人海因里?！ずＤ℉einrich Heine，本雅明的遠親）曾經評論說，“即使是魔鬼也寫不出如此邪惡的東西?！币虼?，本杰明更熱情地、秘密閱讀了霍夫曼的故事。當他獨自坐在家里的餐廳里，閱讀這些故事時，本雅明告訴我們，“所有的恐怖，比如短嘴魚，會在黑暗中逐漸聚集在桌子邊緣。”

印刷的書頁是本雅明的安全之所，他可以像童年時那樣躲進其中。但他也把城市景觀本身變成了一個避難所：他把外部的城市空間設計變為內在；他把城市，主要是柏林和巴黎，作為閱讀的對象。霍夫曼成為了本雅明早期實踐的靈感來源，本雅明告訴他的聽眾，霍夫曼以面相學家的眼光看待柏林，揭示了“這個平淡、冷靜、開明和理性的柏林是多么吸引講故事的人：它的閃光之處不僅在于它中世紀的角落、僻靜的街道和陰暗的房子里，更與每個社會階層的勞動者息息相關?！?/p>

這不僅僅是對霍夫曼的效仿；本雅明也在創造自己的寫作方式。這將成為這位作家的特殊技能：他呈現了現代生活的相貌，并將看到的一切轉化成充滿了希望和危險的夢境。他專門用一檔節目報道了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其震感從摩洛哥延伸至法國的沿海地區。18世紀的里斯本是葡萄牙全球帝國的繁榮中心，擁有超過25萬居民，其中近四分之一喪生。據說遙遠的塞維利亞大教堂塔樓如“風中的蘆葦”般搖擺不已。本雅明只是眾多描寫地震的批評家中的一員；從伏爾泰到康德，歐洲哲學家都曾思考過它的意義。但本雅明的描述能力，幾乎超越了所有前輩，在短暫的20分鐘廣播中，他以無與倫比的精確傳達了事件的恐怖。他賦予地震以重要意義，將其視為地殼永不安寧的跡象，我們腳下的大地正處于“永恒的動蕩”中，自然界的暴力不亞于人類的暴力史。

這個主題在他1932年春季的最后一次廣播中再次出現，那期節目是關于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的報告，這場洪水奪去了幾個州數百人的生命。根據本雅明的說法，從密蘇里到肯塔基再到田納西，洪水淹沒了10萬平方英里的農田。約五十萬居民失去了家園，本雅明為聽眾描繪了三兄弟的絕望，他們試圖拯救自己的牲畜，但被迫爬上屋頂，而洪水則在下方不斷上漲。只有一個兄弟幸存下來，本雅明從這個人的悲慘經歷中引用了一段長長的文字。本雅明以其特有的解讀習慣，將這場災難變成了政治寓言。在向聽眾告別之前，他承諾他還沒有完成對密西西比洪水的描述：“在其他場合，我們將回到它的岸邊，那將會是河流在河床上平靜流淌的時候，但在岸邊幾乎找不到平靜。”他再次說，“我們將發現自己站在密西西比河岸邊，但這次我們面對的是人性的殘酷”，他指的是三K黨。他說，“法律為遏制這些人而建造的‘水壩’，表現得并不比那被洪水擊垮的、用泥石造的大壩更好?！?/p>

逐漸靜默

從這些話語中，人們可以聽到一個知識分子日益絕望的情緒，他認識到無論是歐洲的法西斯主義，還是美國的三K黨，都使得他周圍的文明受到仇恨浪潮的威脅。和那個爬上屋頂的人一樣，本雅明報道了威脅著他的洪水，并希望能夠獲救。但水勢繼續上漲；1933年初，納粹黨將在德國奪取政權，本雅明的廣播生涯就此終結。他受托為柏林廣播電臺創作的最后一份作品，是他創作的一部奇幻劇。這部名為“Lichtenberg: A Cross-Section”的作品是他寫過的最奇怪的事物之一。居住在月球上的生物被委托調查德國啟蒙時代著名物理學家喬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的職業生涯。這些月球生物有著離奇的名字：Labu、Quikko、Sofanti和Peka，它們以月球對地球研究委員會的名義召開會議，使用奇怪的裝置進行研究，每個裝置“比咖啡研磨機更容易使用”。 “光譜電話”可以讓他們聽到和看到地球上發生的一切；將人類的言語翻譯成音樂的“帕拉莫銨（Parlamonium）”；還有可以讓研究人員觀察人類的夢境的“夢幻鏡”。在這些設備的幫助下，月球生物試圖理解為什么人類如此痛苦不堪。他們最終得出一個初步結論，即使人類不快樂，但“也許正是他們的不幸讓他們前進”。為了紀念利希騰貝格先生的科學成就，他們決定以他的名字命名一個隕石坑，這個坑散發出“照亮千年的神奇之光”。

與其他廣播不同，利希騰貝格的劇本從未在廣播中播放過。本杰明最后一次在電臺露面是在1933年1月29日，當時他朗讀了其日后影響最為深遠的書：《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的選段。就在第二天，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萊西亞·羅森塔爾記錄了一個痛苦的事實：為了慶祝勝利，納粹舉行了一場火炬游行，并在整個德國進行了廣播——這是第一次真正在德國全國范圍內通過無線電進行直播。

隨著第三帝國將所有形式的通訊納入國家控制，廣播成為納粹宣傳的另一種媒介，德國人民可以通過它聽到元首的聲音。諷刺的是，正是20世紀20年代無線廣播的大規模擴展幫助納粹加強了對大眾意識的掌控。在美國也是如此，20年代引入的無線技術在30年代成為激起仇恨和陰謀論者，例如考夫林神父（Father Coughlin）和馬丁·路德·托馬斯（Martin Luther Thomas）的首選媒介。毫無疑問，所有形式的大眾傳媒都具有這一雙重性：它們可以加強民主，但也可以破壞民主。這種諷刺性可能是廣播與生俱來的問題，所有的大眾媒體都面臨著這一問題。想象一種不受這些病理影響的媒介，就像試圖想象一種沒有咒罵的語言——那將是一種僅供天使使用的語言。

1957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霍夫曼電子公司生產的霍夫曼收音機。

從一個世紀前的第一次無線廣播到今天的播客，音頻通信經歷著快速蛻變，人們不再通過收音機，而是通過蜂窩技術或無線網絡來訪問播客。這些創新也恢復了一些類似于個性化聆聽的原始體驗：耳塞取代了綁在第一代無線盒子上的笨重耳機，但它們也重新引入了與環境聽覺隔離的體驗。人們想知道，這項新技術對我們共享公共空間的感知會有什么影響，即使每個人都在同一條街上行走，這個空間仍然會被分成數百萬個獨立的聲音環境。當我們不再聽到相同的聲音，我們是否能對居住的地方抱有相同的責任感？風險不僅在于行人聽不到駛入人行橫道的汽車的轟鳴聲；人們能有多少次聽到乞討者討要零錢，或地鐵里街頭藝人的歌聲呢？真正的危險在于，我們可能開始失去對同一個世界的歸屬感。

在本雅明通過無線電進行廣播時，他關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體驗城市空間，但他相信我們可以共同體驗這個空間，他甚至幻想現代技術可以帶來集體行動或革命。然而，新技術打破了這個夢想。它們往往不是讓我們更加團結，而是讓我們彼此更加孤立，而與此同時，廣播信號的絕對數量已經成倍增加，以至于完全可以想象，在擁擠的城市街道上，沒有兩個人會同時聽同一段播客或同一首歌。由于數字革命，企業媒體過去的壟斷地位已經讓位于一個新局面：幾乎任何人都可以開始播客，并分享他們對任何事情的看法。無論這些觀點是否有益，無論他們的陳述是真是假。這種多樣性在民主傳播媒介方面有很大的優勢。但這個優勢也伴隨著一系列的問題：更多的咆哮，更多的陰謀論，更多的仇恨。技術越民粹，“善于雄辯”就越容易被誤解為精英主義。這不僅是政治問題，也是美學問題——畢竟，并不是每個有抱負的播客都具備本雅明的語言天賦。今天的許多播客都是無腳本的、對所有人開放的聊天，幾乎沒有形式和內容。本雅明理解了這些風險，但他仍然堅持認為廣播能帶來所謂的“物質的徹底轉變和重新排列”。今天，這種樂觀可能很難維持，但打開一個新的播客，你可能會發現一顆珍珠。

其中最好的一些播客，仍然與一個世紀前的本雅明廣播存在相似之處。在20世紀90年代，我在巴黎生活時，會在晚上收聽《Domaine Privé》，這是一個每周由不同的名人、藝術家或知識分子主持的廣播節目，他們會選擇一個喜愛的音樂作品，對其意義進行反思。（我仍然記得朱莉婭·克里斯蒂娃談論《魔笛》。）更近的例子包括由Nahlah Ayed主持的加拿大廣播公司Radio One的《Ideas》系列，或由梅爾文·布拉格在BBC Radio Four主持的《In Our Time》節目，以及法國文化廣播每天早晨持續六分鐘的《Le Pourquoi du comment》，其中哲學家弗雷德里克·沃姆斯對哲學主題提供簡短而精彩的評論。除了廣為人知的英語節目，包括《這就是美國人的生活》和《電臺實驗室》等廣播節目都分享了本雅明的好奇精神，以及他通過口述傳達出能引起聽眾興趣的事物的能力。這些播客將我們都重新變成孩子，全神貫注地聽著廣播中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