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戲曲集成》（全五冊），孫琳輯校，鳳凰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2992頁，1500.00元

近年來，以古典小說名著命名的專題性戲曲集的編撰整理逐漸豐富充盈起來。這種現象自有背景淵源。學界開始逐漸摒棄以小說為中心的思維定式，不再將戲曲視作小說的“題材來源”或“后世影響”，轉而從戲曲藝術本身的傳統經驗來考察，換句話而言，專題性戲曲已經從小說“成書”“影響”研究的附庸轉變為獨立的研究對象。既然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就必須要有收集齊全、整理完善、便于閱讀和研究的基本資料。故而阿英編《紅樓夢戲曲集》，胡勝、趙毓龍校注《西游戲曲集》，胡世厚主編《三國戲曲集成》，傅惜華等編的《水滸戲曲集》，關德棟、車錫倫編《聊齋志異戲曲集》等“集成”類文獻應運而生，學術研究中很多新觀點、新問題相繼被發現，大大推動了小說和戲曲的研究進程。

整理校勘“水滸戲”是一項體量甚大的工程。宋元時期即有相關戲劇出現，尤其是元雜劇中的黑旋風戲更是“脫膊雜劇”中的重要類型，尤為廣大人民所喜愛。明清時期產生的大量傳奇及折子戲，乃至延續當下都不斷有新的水滸題材的劇作或劇種出現。很長一段時間，這些珍貴的劇本都處于零散的狀態，尤其是一部分以抄本形式存在的劇本，如果不加以整理，很可能會逐漸散佚。抗日戰爭時期，鄭振鐸《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影印了七個明代元人雜劇選本，尤其是《脈望館抄校古今雜劇》中匯集了近十種“水滸戲”。自此之后，一代又一代學人沒有停止對“水滸戲”的整理。傅惜華先生的《水滸戲曲集》作為第一部專門整理“水滸戲”的專題性戲曲集，收集元明清三代“水滸戲”二十一種，但鑒于當時的條件，尚有多種重要文獻未曾收錄，如《宣和譜》《翠屏山》及清代大量“折子戲”等，尤其是清代宮廷大戲也是唯一一部演繹整個水滸故事的戲劇作品《忠義璇圖》卻沒有收，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在傅先生工作的基礎上，孫琳輯校的《水滸戲曲集成》，是一部體量宏大的水滸戲曲文獻匯編和研究新作，在水滸戲曲的整理方面具有跨時代的意義。之所以我們認為值得參考借鑒，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廣泛調查，收羅全備。進行古典戲曲文獻的整理，必須先從目錄書籍入手。戲曲小說在中國古代為末道小技，難登大雅之堂，故而綜合性目錄書集里極少提到，唯一一部收錄戲曲的官修類書《永樂大典》里收集了百種雜劇和三十三種戲文，在浩如煙海的古典戲曲文獻中也僅是冰山一角。專科性目錄雖然不少，但多出于整理者一己的興趣愛好或據友人提供的線索著錄，具有不確定、不完備的特點。因而，較傳統的詩文，戲曲文獻整理需要做的工作尤其艱辛，不僅要遍訪目錄，而且要親自赴各地圖書館查閱藏本。編撰《水滸戲曲集成》期間，整理者孫琳多次到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處訪書，查閱到許多罕見善本、孤本，將它們匯集在一起，使得《水滸戲曲集成》成為匯集水滸戲最全、最多、最完備的著作，基本將元明清三代“水滸戲”網羅殆盡，較傅惜華《水滸戲曲集》前進了一大步。全書分為四編：雜劇十八種、傳奇十二種、《忠義璇圖》三個版本、折子戲一百零九出，這樣的數字無疑是編者辛勤走訪與細心查閱的結果。尤其可喜的是清代折子戲部分，同一劇目，有“全串貫”本，有“總本”，也有單出本，音樂形式不同，但唱詞基本相同，念白稍有差異。它們是同一個劇目的不同演出本？還是不同的劇本？怎樣取舍是一個難題。如《戲叔》一劇，整理者同時收入四目：“戲叔全串貫（昆腔）”“戲叔（皮黃）”“戲叔（昆腔）”“別兄（昆腔）”。如果完全按照書面文學的角度看，在文本內容相似的情況下，完全可以通過比勘擇其善者收錄，用別本參校即可。但實際上，昆曲和皮黃分屬不同的腔系，昆曲屬于曲牌體，皮黃屬板腔體，二者有著迥然不同的美學理想和文化擔荷，將同樣的唱詞配合昆曲和皮黃兩種音樂形式要求演唱者必須擁有高深的藝術造詣。將它們同時收錄進來對照閱讀，無疑可將人們引入更為深入、更廣泛的戲劇史的研討之中。

其次，廣列版本，詳見異同。中國古典戲曲自古有“曲無定本”之說。戲曲文本自有其特殊性，與詩文頗為不同。詩文在流傳過程中，雖然在不同時期也有手稿本、傳抄本、定本等差別，但當作者寫定之后，文本本身也就固定了，作者的創作活動就此結束，除非遇到不可抗拒的原因，文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會保持比較穩定的狀態。即使有變化，也只不過是傳抄刊刻過程中出現的錯訛，不至于影響到文本自身。戲曲文本則不同。戲曲本質上屬于綜合性的舞臺藝術，戲劇文本完成之后，戲劇的創作依然處于未結束狀態，劇本仍留有相當程度的空白，尚需演員在舞臺演出時加以補充才能完成。戲劇文本隨著演出活動的進行始終處于一種變動的狀態，每一次演出，都有可能對已經建構的文本產生變更或改動。演出的場所和目的不同，演員的即興發揮或者背誦劇本臺詞的偏差，戲劇場面所做的臨時調整，由演出時間的限制所做出關目臨時的增加或刪減等等，都會成為戲劇文本改動的依據。除此之外，戲曲文本存在方式也極為特殊，性質上有舞臺腳本和案頭閱讀文本的不同，使用上有民間本和宮廷本的差異，傳播上有當代原生態和后世文人加工本的異樣，面貌上有質樸粗糙和優雅整飭的變化，這些因素都能影響到劇本的存在形態，造成傳世文本的變動和差異。

詩文校勘，借助于經史校勘，已經建立了一整套為人們所遵循的行之有效的校勘方法，戲曲校勘又該如何取舍呢？是以傳統詩文經史的校勘方式行事，還是根據戲曲本身的特點靈活處理呢？這是一個頗具有爭議性的問題。前人論曲，大多不免以經史校勘原則律之，典型如嚴敦易《元劇斟疑》，作為一部研究性論著，極為系統地提出了八十六種元雜劇不同版本的相關異文，目的是解決元雜劇的真偽和作品的隸屬問題。作者博引群書，做出推論印證，很有說服力，但其治曲全依經史，忽略了戲曲本身的特點，故考證極為繁瑣蕪雜，頭緒紛紜，多因一句“題目正名”的異同，或一句曲文的差別作出懸揣或臆斷，最終不能自圓其說，而以“存疑”結束。這種由“斟疑”始而終“存疑”的態度并不能解決元雜劇真偽的問題。

元雜劇

與《元劇斟疑》的做法相反，王季思整理《全元戲曲》時就極為強調“曲無定本”，既然戲曲沒有定本，那么就“擇善而從”。擇善，就是選定一個最好的、可讀性最強的、能夠反映雜劇最高成就的版本。底本選擇上，在追求“文字通暢，聲律和諧”可讀性原則下，百種劇目選用《元曲選》本這一“最好的本子”，沒有《元曲選》的六十余種劇目也優先選用形式規范、科白俱全的明代后期版本。這種不辨版本，將明顯經過后人改編的本子視作原本，作為元劇研究的基本資料的做法，也是極易引起質疑的。近二三十年以來，在反思將明人改寫本作為元劇研究的依據之后，國內外學界出現一種認識傾向，言稱我們所認識的元劇并非真正的元劇，而是經過明人的改編本，元劇的研究并無確定文本可用。這種不符合實際的結論的得出當然和劇本不辨源流、不分元明有極大的關系。

底本選擇直接關系到古籍整理工作的質量乃至成敗，底本選不好，后期的校勘工作再精良也是無基大廈。胡世厚《三國戲曲集成》在這方面做的稍好，首先選擇距離創作時間較近的本子為底本，同時又綜合時間因素、版本價值、學術價值等方面進行考量，以保底本的權威性、可靠性。實在難以抉擇，便收錄一劇的不同版本。如《單刀會》，正文收入元刊本，另附明抄本以便參看。但這種兼收的情況比較少，大多出現在元明版本差距比較大的劇本中。實際上，同為明本，民間坊刻本、宮廷演出本等差異也還是相當大的，“僅看一個版本，恐難全面認識和評價某一戲曲”。而且“權威性”“難以抉擇”“可靠性”等語詞主觀性程度都很高，難以全面反映古籍的真實面貌。《水滸戲曲集成》則有幸避免了上述問題，其廣收同一戲曲的不同版本，如《雙獻功》《燕青博魚》《還勞末》《李逵負荊》等，現存的多個明本都作為正文收錄，不再有過多主觀的判斷，取消了“正文”“附錄”主次的差別，因為它們是這些劇目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場合文本的積淀，不存在哪個更權威或更可靠的問題。《水滸戲曲集成》在底本的選擇這一方面為將來的戲曲文獻整理提供了頗值得借鑒的經驗。

再次，校勘精審，訂正得當。明清時期的水滸戲抄本極多，僅有少數經過整理，抄本盡管較好地保存了劇本的原貌，但有時字跡潦草，難以辨識。曲白異文多，錯字、別字、俗字、異體字非常普遍，也常有錯簡缺頁，字跡漫漶不清的問題，都給校勘者帶來極大的考驗。《水滸戲曲集成》在整理時，力求在尊重原貌的基礎上進行，凡底本漫漶、抄寫或印刷不清的字，均以□代替。如可以猜出為某字，也以頁下注的形式進行標注。底本中原有的注釋、音釋、也都照錄保留。校勘時，也都廣參多本，精審考訂，不僅校異同，而且辨是非。底本出現錯字、誤字、誤刪、妄增等處，正文照錄原貌，再以頁下注的形式均加以校正。在這樣嚴謹端正的學術態度下，再加以認真細致的校勘工作，使《水滸戲曲集成》成為一部存真少誤、兼具資料性與可讀性的學術含量極高的戲曲集。

誠然，作為一部大型的戲曲文獻集成著作，這部書也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這里也提出兩個問題與整理者商議：其一，目錄中，在收錄水滸題材的元人雜劇時所注明的“脈望館本”實際上為趙琦美脈望館所藏的雜劇，學界一般稱“脈望館抄校古今雜劇”，這部大型的元明雜劇總集共收元明雜劇刊本、抄本共二百四十一種，其中刊本六十九種，包括《古名家雜劇》四十一種，息機子刊《元人雜劇選》十五種，不知名刊本十三種 ；抄本一百七十二種，包括趙琦美錄內務府本九十五種，趙琦美錄于小谷本三十四種，以及來歷本不明本四十三種。這些劇本雖然均經過了趙琦美“脈望館”收藏，但實際上它們分屬不同的版本體系，劇本性質、刊抄時間差異很大，有元雜劇、有明雜劇，有民間刊刻本、有宮廷演出抄本，僅注“脈望館本”似乎不太合適。當然，在具體劇目之前，整理者指明了是抄本或者刊本，但似乎還應更具體地指明劇本的版本情況。

其二，某些劇目存在重收問題。如第一冊《燕青博魚》一劇，整理者收錄三個版本，分別為內務府本、《元曲選》本和《酹江集》本。經比照，內務府本和《元曲選》本前三折曲辭數量一致，唯有第四折內務府本用了四支曲子，《元曲選》本用了七支曲子。第四折講述正末燕青、燕大越獄而逃，正巧遇到從梁山下來去營救他們的燕二（燕順），內務府本三人見面后，僅有三句簡單的對白：

（燕二云） 哥哥為是么來？

（燕大云） 都為那奸夫奸婦來

（燕二云） 俺同共拿奸夫去來

這樣的處理很顯然過于粗陋，正末和燕大并不知道燕二已在梁山上做了頭領了。按照常理，三人久別不見，自然要說明來此原因、彼此近況、現在要做的事情等。《元曲選》多【喬木查】【甜水令】【折桂令】三曲及插白，不僅彌補了劇情細節上的疏漏，寫出了燕青的英雄豪氣，而且突出了燕二的心細周到，救拔囚牢需要錢財上下打點，燕二出門時隨身攜帶裝金銀的包裹，以備不時之需。同時收入兩個版本無疑是非常必要的，對認識這一劇目的傳播、改動具有重要的意義。《酹江集》與《柳枝集》合稱《古今名劇合選》，編者為明崇禎間孟稱舜。萬歷四十四年，臧懋循《元曲選》出版之后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反響的同時，輿論上也出現了對《元曲選》篡改元劇不滿的強烈呼聲，孟稱舜編選《古今名劇合選》的動機之一就是想要超越《元曲選》，故處處都要顯示與《元曲選》的對比。如臧懋循《元曲選》之前附有朱權《太和正音譜》，他就附鐘嗣成《錄鬼簿》。這個本子最大的特點是評點本，各劇之首有“總評”，在作品具體的描寫處還有大量的評語和圈點，其中一些涉及所收劇目的版本校勘，相關詞匯有“原本”（或言原文）、“吳興（改）本”和“今本”。“吳興（改）本”和“今本”都是指臧懋循《元曲選》本，“原本”則為萬歷前期的民間坊刻選本。不少劇目孟稱舜的確是以《元曲選》本為底本而校以原本，但實際上，他并沒有將所有的雜劇都進行校勘，有近三分之一的元雜劇是沒有做過改動而直接取自《元曲選》本的，《燕青博魚》一劇即是如此。《元曲選》和《酹江集》所收的《燕青博魚》劇，曲白是大致相同，收錄時說明情況即可，沒有必要都收。

不過，這些都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輯校者孫琳這些年一直浸淫于水滸戲曲小說之中，在傳承、弘揚戲曲藝術，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時代背景下，能夠推出這樣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專題性戲曲集，無疑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