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記得最開始接觸寫作的時候，都在寫哪些類型的文章嗎？

我的寫作最早開始于qq空間，我就在空間里記錄一些自己的生活日常，還有社會上的一些話題。因為當時大學學新聞，也就會對外界所發生的事情好奇一些，但是那時候是一種沒有目的的寫作。

我是在華中科技大學念的新聞，在一個工科學校里讀這個專業，其實會感覺自己很不合時宜，當時我本來想學歷史學，在上大學之前我甚至對新聞是什么都不太懂。后來受新聞系教育了幾年，覺得好像寫新聞也挺不錯，就從那個時候開始確定了職業理想。

你畢業之后就去了《南方周末》工作，你在那里寫的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非虛構稿件是什么?

我記得我寫第一篇是個深度報道，就是云南曲靖那里發生的一個重大工業污染事件，那時候我是南周的見習記者，在那篇稿子之前我從沒寫過2000字以上的文章。

那個事情當時鬧得比較大，全國之內至少有一百家媒體都去（報道）了。所以我就在現場遇到很多媒體的老師，他們帶著我去采訪，我當時呢只是跟著他們，看他們是怎么操作的，但更多的時候自己也會想如果是南周來報道的話，我們的角度應該是什么，南周應該寫到什么樣的深度？

當時曹筠武給我打了個電話，他跟我說，你什么時候可以用一句話講清楚你要寫什么，你就可以開始動筆了。我就總結，這是一個長期污染的企業，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重大污染事件。文章最后寫出來有六七千字，但是沒有發表，也就是說我人生的第一個稿子是被斃掉的。

那個時候你有意識到自己寫的這是一個非虛構的內容嗎?

那個時候是2011年，這就叫深度報道，非虛構概念一下子被人所知應該是在2013、2014年，那時候梁鴻寫了梁莊，拿了非虛構作家的這個頭銜吧，就是在那之后，才有一些以前寫特稿的記者和編輯，他們會覺得“噢原來我寫的是非虛構呀”。

那個時候我想寫一些軟性的文章，比如說山西的這個車牌號的江湖，你要知道，在路上開來任何一輛車，它開頭的字母就代表車里坐著的這個人，他有什么樣的權利，然后交警要學會認，不該攔的你不要攔，就這種軟性的稿子我就覺得特別有意思。

當時還有一個事情，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把他以前雇主一家三口全部砍殺了，他殺人的原因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很困，就是很想睡覺，那個少年后來在法庭上還一直做鬼臉。我當時就是一個剛剛入社會的小青年，看到他這個樣子還是比較震撼的。在法庭上他最后就說了一句話，他說請法官盡快輕判他死刑，他就是不想活了。我當時就感覺到他是一個非常具有文學意義的人，這也是我第一次自己找選題，我就想寫這個人，想弄清楚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為什么他和我們生活中的人不一樣。然后我就到北京來，那時候他還沒有被槍斃，我遇到他母親，了解到他殺人這種情況確實就是因為他很困很困，他很不耐煩，然后就把人殺了。

可以談談你是怎么操作這個少年殺人的選題的嗎？

他….是一個誰也不要的人，他父親在他出生后沒多久就因殺人被判刑了，他母親之后又改嫁了三次，他以前還是五常市初中考試第一名。后來我稿子大概的內容就是還原他殺人的那一天，他這一天是怎么度過的，就很像契訶夫的那篇作品——《困》，他講一個保姆服務的那一家的小孩一直在哭，但是她那天已經很累了，就把那個小孩捂死了，然后她就覺得好開心好解放，捂死小孩之后她就去睡覺了。看完契訶夫的小說之后你再回過頭看這個殺人少年，你會發現時代并沒有變，人們面臨的困境是大抵相同的，這就是契訶夫偉大之處，因為他給出了一種人所面臨的經典的困境。

這類比較處于社會邊緣的題材會引起你強烈的書寫欲望嗎？

我最早看到他那張臉我就有很強的書寫欲望（笑），就是說這個故事如果我不去講，就沒人講了。我以前很關注這種和我命運不一樣的年輕人的題材，但現在的話，怎么說，因為整體社會都不好，但是你會發現有的人，他是就有勇氣奮力去捍衛自己的尊嚴，或是遇到了人生難題的時候，可以迎難而上，嘗試去改變自己的命運，墮入了一個無底深淵的時候，懂得救贖，我不喜歡那種一直朝下的這種，我喜歡遇到一個問題他要積極向上的那種狀態，現在的話我比較關注這樣的（書寫題材）。

你剛才提到了契科夫，平時很喜歡閱讀文學類作品嗎？你的知識結構來自于哪里？

其實我們大部分寫特稿的人都是被那些普利策特稿獎作品影響的，知識結構的話，我覺得在我大學時就形成了，我就經常泡在我們學校圖書館看一些自由主義的書，波克呀，阿克頓勛爵的書，那里有很多關于自由主義的論述，大概是從亞里士多德的那個時代開始，自由是如何實現的一些理論，這套理論就像一個方法論一樣，它會幫助你分清很多這個社會的問題。

我前兩天看到美國非虛構作家特立斯說他采訪的時候從來不用錄音筆，這種工作習慣放在當下是不是無法滿足我們的寫作需求？

我的習慣是把它（錄音）弄出來之后會去看，然后我核心的引用語句，和我的錄音要對得上。這種說從來不用錄音筆其實挺不要臉的，知道嗎？我覺得如果這樣說的話，其實是很不負責任的表態。

那么你采訪的時候有沒有一些個人的習慣，用不用紙質筆記本？

我從來都是用我的本子在記，我盡量使我的字寫的又快又好看，這樣的話在寫文章的時候真的是省了好多功夫，因為有時候你在重新聽你的采訪錄音的時候，你是圈不出重點的，你甚至會不記得當時采訪時，采訪對象跟你說某句話的時候，他給你的那種觸動，而勤看采訪本會加強你的記憶。

我以前做過一個湘潭神女的文章，你可以去查查，講的是一件公共權力勾結的事情。就是湖南省的一個19歲的少女，破格提拔為湘潭發改局的副局長，當時周邊情況我們基本都摸清楚了，就是缺少一個核心采訪人物，這個人物就是對于這個事情的整體的前后情況（提拔少女升官）很熟悉的官員，（他）當時是湘潭市市委常委。我是直接跟那個官員打電話，他沒接，然后我給他發了一封郵件，我就說現在有人質疑這些東西，我們已經初步掌握了一些情況，我希望你就這個事情能具體跟我們聊聊，然后沒過一會兒我給他再打過去他就接了。

其實我給他發的郵件是有帶一些威脅性質的，一般情況我不會（這么去做），但這種情況已經涉及到巨大的公眾利益了，只能用這樣的方式（使他開口說話）。我覺得這樣很不好，因為這個人他也沒有做什么特別特別大的壞事對吧，我干嘛去威脅他呢？但我當時想的是，這個報道是關乎到公共權力的，如果要做，我就必須做的完整一點，南周會要求我們必須找到信息核心，但我還真見過那種已經被封口的人，我就天天跟他發短信打電話，我還真打動了不少人。

你之前說過意象是賦予非虛構作品深度的重要條件，能舉簡單舉幾個例子嗎?

老楊（楊繼斌）寫過一個紅衛兵之墓的文章，寫墓上有一朵自己長出來的小花，他解釋（這朵花）就是跟冰冷的東西對比起來很有生機的東西，這就是一個貫穿全篇的意象。我以前寫過《天亮前死去》，里面有很多意象，最核心的意象現在看來是那條手機線，主人公的那條手機線是支撐著他們一家人打電話求援助的一個續命般的東西。最后主人公就是用這條手機將自己吊死在車上的，這個手機線也就像是一個生死線一樣的東西。

前一陣子我一直在想，為什么戛納獎沒有授予國內的導演，但到了是枝裕和這里就不一樣了，（他的電影）其實沒有大的情節，沒有很強的平臺，東方人就是這樣，靠細節，靠他們的語言，他們生活的一茶一飯，切入的是完全東方的情感，進行一種紋理的寫作，這種東西是很難得。

我一直覺得，非虛構它是一個什么呢？我覺得它是可以出作家的，更還是適用于大眾寫作的一種題材，我經常有一種感覺，就是中國人都想說點什么，但是有寫不成一個完整的作品，因為他們不懂得怎么表達，但又充滿了表達的熱情，這是我們最初做真實故事計劃的核心源頭之一。我們要實現非虛構的價值，不僅是服務于特稿寫作者，還要服務普通大眾，我最怕的是現在每個人都去寫特稿了，然后寫出來的又四不像。

我會經常問自己，有沒有去寫傳記的人呢？傳記文學在美國的非虛構領域里是很大的一塊，一寫就十多萬字的，有的傳記就寫得很棒。我們希望（真實故事計劃）能提供一些示范，就是推動所有人去寫，然后還要提供一種新的價值觀，不僅僅是媒體的價值觀，還要更加豐富一些，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寫作去認識自己的人生，還能夠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

那你是怎么理解非虛構的意義的？

我認為新聞寫作只是非虛構所涵蓋的一個部分而已，我一直也在講這個東西，但就抵不住大家都覺得特稿就是非虛構寫作，不是說這樣不好，但起碼讓所有人認識了（非虛構）這個東西。你會發現中國到現在都沒有很好的那種人物傳記改編成的電影，我們團隊核心做的就是運營這些，我理解這塊的內容，并且也知道怎么能使它（影視化）變得更好。我現在很少去談寫作的原因是因為我已經是一家公司的CEO的身份，（我和公司的）使命是通過商業的途徑，去解決非虛構生產的問題。

我們現在最多每天能收到6000多封來稿，其實大約有一半都是不符合要求，比如說寫爺爺奶奶啊爸媽的都有，但是很難有新意。我們的團隊成員都是專業媒體里過來的老師，編輯的核心任務就是做信息真偽的辨別，還要盡可能地交叉印證信源，如果最后稿件一經征用，我們是要給投稿人稿費的，還要投稿人的身份證和銀行卡，從各個方面印證他文章里的信息符合事實。

那么真故現在有多少個作品已經進入到影視改編環節了呢？ 

將近30個了，有七個項目最快能在年底或者明年初開拍了，《飛越瘋人院》是今年非虛構大賽獲獎的作品，這個故事基本已經簽了，吳秀波也確認將來會出演。

我們其實就相當于是影視公司與創作者之間的一個橋梁，我們在一定的期限里面，會（向作者）要求獨家去控制版權，但只是作者在這一段時間內他將這種權利獨家授予了給我，不再是他自己來運作。我們使用這個權利，為的就是讓這個非虛構作品變得更有價值，然后將利益分享給作者，說明白點，就是版權經濟模式。

那么你覺得非虛構作品影視化過程中最需要克服的困難是什么？

還是沒有一個完全系統化的模式吧，我們就想要建這樣一個系統。我們現在馬上會做一個項目，叫作“真實故事改編”，在未來，我們希望能通過這種方式跟影視行業的從業人員直接建立起聯系。

我可以問一下現在整個公司盈利狀況嗎？

作為一家剛成長起來的公司，我只能說我們現在已經可以自負盈虧了。說實話，影視改編這個環節的周期是很長的，做文化行業本身就不太能賺錢。你會看到國內現在有些雜志做非虛構做特稿做的特別好，但是他們的收入主要都是靠廣告，特稿部門都是燒錢的。我們雖然沒有很強大的資本力量在背后支持，但我們通過一些版權交易也還是可以拿到一些分成的。未來的話，最想實現的還是能夠更好地為寫作者服務，寫作者只管去創作好的作品，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個作品向影視化的目標過渡，能讓寫作者最后變成劇作家。

你認為你的哪篇非虛構作品可以稱為自己的代表作？

我想是《緩慢但終將抵達的那一程》。其實它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非虛構故事，它是講一輛綠皮火車從廣州開到重慶的那36個小時，有點像一個體驗式的紀錄片，我很喜歡那種風格自然的感覺。那一火車都是我的采訪對象，因為你知道K字打頭的這類火車票價都是最便宜的，也代表了這一車廂的人他們的生存階層，那篇文章2012年發在南周上的，到現在看還是很喜歡。

【訪談者簡介】

周秭沫，記者、撰稿人，傳媒專業在讀研究生。

劉蒙之，博士、副教授，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國際非虛構寫作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為“鏡相研究室”獨家作品。“鏡相研究室”優選非虛構寫作研究類稿件，轉載和投稿都請聯系郵箱reflections@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