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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賣的二手書,暴露了你是怎樣的人?
編者按:書店是中國當(dāng)下文創(chuàng)場景最復(fù)雜的空間載體。最簡單的“書+咖啡”模式,已經(jīng)不能解釋并滿足今天人們圍繞看似即將逝去的書本知識傳播方式進(jìn)行的種種革命實驗。
在“三明治”這次的月度專題里,我們將聚焦中國的書店新裂變,以多維度報道一些獨特的書店現(xiàn)象,它們看似毫無關(guān)聯(lián),卻又有跡可循。一切正在被消解、重組和再度構(gòu)造,以我們覺得陌生但有100個理由存在的方式送達(dá)我們的面前。
文 | 郭歌
賣二手書這個事情,大概已經(jīng)存在幾百年了。但最近,事情起了點變化。
在上海安福路的某個空間地下,“純集”辦過幾次復(fù)古市集。在那里,租一個攤位的費用是 50 元。通常,攤主們會帶著古著、首飾來到這里。來自武漢的男孩景宜選擇賣舊書,組織者說,賣書賺不了什么錢,你和另一個賣書的女孩合租一個攤位吧。
呆了兩個小時以后,景宜賣掉了大部分帶來的書,賺了兩百塊,“已經(jīng)覺得可以”。于是他放下書攤,跑去旁邊常去的咖啡館喝了一杯。
景宜說,他不想賣常見的書,而是想把“好書”介紹給別人。另外,他賣了很多臺版或日語書籍,因為“如果是賣簡體書,也賺不了什么錢,還不如送給別人。”
在微信小程序多抓魚上面,你可以滿足自己的一點窺私欲——我曾經(jīng)在一本書的“賣過欄”發(fā)現(xiàn)作家顧湘的名字,如果你在多抓魚上買那本書,你就有幾率買到顧湘的書。追蹤這條訊息,你可以看到她賣過哪些書,甚至共收入多少都寫得清清楚楚。你也可以看到她的多抓魚“書架”上有哪些書——這些書那么是她從多抓魚上買來的,要么是自己特地標(biāo)記上去的。像是豆瓣是“讀過”,多抓魚也可以標(biāo)記藏書。
這些標(biāo)記和線索好像讓一切活起來了,看不見的絲線在我們和書共同存在的空間伸展連接,讓讀書、買書不再成為一個人的事情,而有點像個游戲,或是派對。
You Are What You Sell
你買什么東西,你就是什么樣的人。這一條對于書籍的購買和售賣來說,似乎更恰當(dāng)了。現(xiàn)在變成了,你賣什么樣的書,就代表你是什么樣的人。
至少它提供了這樣一條思考線索,你擁有過這些書,你讀過它們,現(xiàn)在你覺得不需要它們了(它們是可以被放棄的)。這條線索中一定有故事。那么購買你的書的人,從某種意義上是延續(xù)了這條故事線索。
也許我應(yīng)該再更清楚地介紹一下多抓魚:這個去年草創(chuàng)、今年拿到騰訊投資的二手書交易平臺,被刺猬公社介紹說:“「多抓魚」搭微信的車,掙文藝青年的錢,革傳統(tǒng)二手書交易市場的命”。它作為賣書人和買書人之間的通道,包辦了大部分工作:快遞、定價、消毒包裝、發(fā)布信息、收集評論。當(dāng)你收到在多抓魚購買的書時,你會發(fā)現(xiàn)它是用塑料紙重新包裝過的,乍一看像是新書一樣——前主人的痕跡被最大程度地抹去了。這是一種 C2B,再 B2C 的模式。
但是你又可以在一些隱秘的通道找到 ta——打開“買過的書”界面,在每本書的后面都可以看到原主人的微信ID 和頭像,點擊頭像,也可以顯示“ta的書架”和“賣書動態(tài)”,當(dāng)然還有“賣書收入”。我買了一本費蘭特的《離開的,留下的》,發(fā)現(xiàn)它的原主人已經(jīng)在多抓魚上收入 11577.3 元,“排第 89 名”。
因為住出租屋不得不控制藏書量的萬千告訴我,她在多抓魚上面賣過兩次書。當(dāng)你的書最終被多抓魚售出的時候,你可以看到買家是誰,也可以給 ta 發(fā)一封”魚郵“(多抓魚上的信息)。”可是,買了自己不喜歡的書的人,也不太想認(rèn)識 ta 吧。“這個功能萬千一直都沒有使用過,“因為讀書、交換圖書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個人的事情,我不需要它在生活中真實地發(fā)生,書不是我的社交貨幣,我只希望和一個遙遠(yuǎn)的機構(gòu)產(chǎn)生這樣的連接。”
她還去衡山和集看過多抓魚舉辦的“書中生物展”,舊書里夾著的信件、購物單據(jù)、機票車票、情侶照片甚至是紅包,都在這個展上擁有自己的一個位置。通過這個展,人們可以看到,閱讀作為一座可以“隨身攜帶的避難所”(來自多抓魚),里面究竟承接和包含了哪些現(xiàn)實。“我喜歡,或者說習(xí)慣這種書所帶來的遙遠(yuǎn)的連接。”萬千說。
萬千和室友租住在大世界附近的一間出租屋,家里有兩個 Billy 書架,一人一個。“宜家經(jīng)典 Billy沒有玻璃門,對于書來說不是最好的環(huán)境。可是,有玻璃門的書架貴,而且氣質(zhì)不符合出租屋。”萬千告訴我。
萬千在多抓魚上面賣過的書里,有三本是偵探小說,因為“一般來說,你知道了謎底就不會再讀一遍了。”除了偵探小說,還有她買了覺得不太好看的書,以及一本是之前采訪的時候書店送的一本暢銷書——“讀了一下,真垃圾啊,忙不迭地賣了出去”,后來那場采訪無疾而終。
她還賣了一本買來就是二手書的書籍,說:“我是一個對書有占有欲的人,我覺得,我還是喜歡新的、沒有別人痕跡的書,尤其是如果要長久呆在我的書架上,我希望它是我的。那本書其實內(nèi)容還不錯的,我喜歡,但是有別人的字跡了,而且有點丑。”
然而,并不是所有書籍多抓魚都接受。同濟(jì)大學(xué)中文系的教授胡桑就有很多書試圖售出卻被拒絕了,如加洛蒂的《無邊的現(xiàn)實主義》、斯泰因的《雷諾茲夫人》《巴什拉傳》、丹托《藝術(shù)的終結(jié)》、斯托里《如此運動生涯》等。打開豆瓣,還能看見有網(wǎng)友反映說“《盜墓筆記》以及三叔的一些列小說都不收”,《藏地密碼》《我的老千生涯》也被拒絕了。(來源:豆瓣 作者:藍(lán)莓)
甚至于,多抓魚還出過一個“滯銷黑榜”,前五名分別是:唐家三少、唐七公子、辛夷塢、張小嫻和羅振宇,韓寒也入選了前二十。而暢銷書榜則包括了馬爾克斯、卡佛、錢鐘書等。讀者喜好可見一斑。
就算是可以賣出,多抓魚的售價也比傳統(tǒng)二手書平臺要低很多:史詩《熙德之歌》0.8元、多克特羅的《拉格泰姆時代》1.1元、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1.2元、郁白的《悲秋》1.7元……胡桑提供的多抓魚賣書截圖很清晰地顯示,在這里賣舊書絕對不賺錢。但是這不阻擋它仍舊成為了很多年輕人在“清庫存”時最先想到的方法。
媒體人、圖書編輯索馬里曾經(jīng)用一句類似的話解釋出版的意義:在某一個恰當(dāng)?shù)臅r間,讓一本書出現(xiàn)在一個人手上。景宜補充說:“如果晚了,一代人對一些東西的接受可能會遲到好幾年,后果不可估量。”他試圖舉例:“可能你想看一本福柯,但是覺得書太貴了,就這樣耽誤了。”
所以,景宜想通過自己的售賣傳播讓買家接觸到一些新的東西,希望他的書能對買家起到一定幫助。
“我在家附近喝咖啡,看到有日本人在店里看文庫的書,就會想認(rèn)識他,想把自己 30 多本日文書借給他看。”景宜說,“而市集,是一種付費的陌生人交流。”
在復(fù)古市集上,他賣出許多來自臺灣和日本的書籍雜志——69 年的日本雜志《POP EYE》他賣了 50 塊,那是他去日本玩的時候,在奈良的“地球工坊”二手書店用 100 日元買來的;他還賣出了日文版的《文藝春秋》、聯(lián)邦走馬出的《機車手冊2》、從無印良品以 2、3 折價格買到的臺灣雜志和幾本彼得·漢特克、莫里斯·布朗肖和米歇爾·福柯。這些書景宜定價多在 40 - 60,他承認(rèn)這價格有些偏高,因為“這些書賣也可以、不賣也可以。”本身他來參加市集,也是因為覺得好玩,想要跟人有點交流感——他那時候在天山路居住,臨出門前只打開書包裝了十來本書,并不覺得能夠賣出去。
第二次擺攤的時候,景宜改變了策略,因為“好玩的書已經(jīng)賣得差不多了”。他特地從孔夫子網(wǎng)上進(jìn)貨,買了意大利漫畫書、日文版的三島由紀(jì)夫和太宰治還有一些建筑書籍等。第二次市集人不是很多,但是景宜的生意依舊很好。
他還展示了一本臺北唐山書店自己出的書,并很驚奇地發(fā)現(xiàn)真的有人想買,于是就不賺錢、用匯率價賣給了他。對于景宜而言,書可以流通,“不可能所有你買的東西都是你自己的。”
而跟景宜共租一個攤位的女生主要帶的是自己看過的書,賣 10 元以下的價錢,第一次一起賣的時候,他們兩人搭在一起都賣得很好。而到了第二次女孩單獨售賣的時候,就沒有怎么賣出去。
景宜的攤子跟她顯示出截然不同的性質(zhì):酷的書,酷的人。景宜甚至為買家們拍了舉著書的照片,照片里的女孩打著唇釘、系著頭帶,在有層次地披散著的中短發(fā)中又伸出兩條小辮子。她舉著一本日本雜志《POP EYE》,封面是大力水手。
“就算是用書跟古著搭配拍照片,我也覺得這本書對他是有價值的。”
雖然仍舊沿用的是傳統(tǒng)的“市集”形式,我從他說“書要酷一點,比較酷的書好賣”的語氣里明白,有什么重要的東西徹底改變了。
公益圈的程大富在社區(qū)組織二手市集,初衷之一是教會女兒“二手置換”的概念。此外,她喜歡社區(qū)的感覺,期望通過社區(qū)跟周邊的人發(fā)生點聯(lián)系。在市集中,很多媽媽都會售賣孩子的舊玩具,而大富主要賣書,她讓孩子自己定價,“這本三塊那本五塊”,書躺在春天的草坪上。
大富既會賣自己的舊書,也拿出孩子不再看的繪本來賣。一般來說,出得比較多的都是繪本,自己的書很難賣,比如,劉瑜的《送你一顆子彈》就沒有賣出去。但是女兒總是不愿放棄自己的繪本,在大富收拾出的一摞里面一本一本地翻,“這本我以后還會看的”,說著就放了回去。最后,只剩下幾本同意賣出。
“你可以賣自己的書啊,不要賣我的書。”女兒捍衛(wèi)著自己的“財產(chǎn)”。
這些書在市集上定價很低,《人物》雜志出的“看見”系列還是新的,也只賣了三塊錢。大富會讓孩子通過賣書做數(shù)學(xué)題,也希望提高女兒的“財商”,讓她對二手置換有個基本的概念:東西是流通的,二手的東西可以置換出去。
平時,大富自己只要想買的書有二手的就不會買新書,她常常去一些國際學(xué)校里面的二手市集,也曾參加過一個修車社群的書籍交換活動——他們在后備箱里裝上書、玩具和其他東西,開到上海青浦的一個修車店里,在車友間進(jìn)行書籍交換。
但大富最核心的期望還是找到跟她一樣熱愛讀書的家長,她一直想在小區(qū)里搞繪本讀書會,等待著天氣涼下來,夏天肆虐的日光可以漸漸被秋風(fēng)遮擋。
書本身沒什么好迷戀的
對于 1980 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來說,書可能是“終身藏品”,他們很多人鮮少搬家,在一間房子里可以住上幾十年。而對于現(xiàn)在慣于遷徙的年輕人來說,他們不得不接受書的快來快去,輾轉(zhuǎn)流通,書來到他們的家里,不是到了最終歸宿,而只是如寓逆旅。
早在 2005 年,同濟(jì)大學(xué)中文系的教授胡桑就開了一間淘寶店來賣自己的舊書。到了 2008 年奧運會的時候,淘寶不讓個人賣家賣書,就停了。
胡桑仍舊在不斷購買新書,但是家里實在放不下了,要入須得先出。他也曾在微信里開設(shè)微店,但后來發(fā)現(xiàn)買書的大多是熟識的人,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就不繼續(xù)了。他把書送給朋友,帶去地鐵和公園并遺留在那里,甚至把書偷偷藏在圖書館的書架上——“有一次,我把一本中文詩集塞在了圖書館的意大利文學(xué)區(qū)。”他說。
雖然曾經(jīng)在上面賣出不少書,但如今他放棄孔夫子書攤已經(jīng)一兩年了。胡桑告訴我,孔夫子網(wǎng)上識貨的人多,書價更合理,但是“真的太占時間”,除了需要自己填寫資料之外,跟買家的溝通也令人繁忙疲憊。
有一次,一個江西小伙子買了一套他的全唐詩全宋詞的縮印本,收到后非要說是盜版。胡桑懶得糾纏就送給他了,全額退款。他還賣過一本浙江文藝版的《百年孤獨》,也是被對方說是盜版書,本來也就是十幾二十的東西,也是直接退了款。
面對“舊書買賣是否會傷害出版行業(yè)的繁榮”這個問題,萬千沒有一點猶豫:“我不覺得啊,書賣來賣去說明大家愛看書,有這樣的氛圍才能帶動出版業(yè)的發(fā)展。”
這個判定是符合事實的。事實上,類似于萬千這種買來偵探小說又看完賣出的行為,可以說是新時代的“付費圖書館”——在幾十年前,人們會選擇通過圖書館的形式接觸到這些書,進(jìn)行一次性閱讀。
而如今,出版的規(guī)模和速度都大大增長,每一天都有新書問世,圖書館不可能那么及時地進(jìn)到所有新書,提供給讀者他們需要的所有選擇。于是讀者選擇讓圖書在他們自己的手中流轉(zhuǎn)起來。
歸根結(jié)底,這和“知識付費”的思維是一致的:知識可以碎片化、流轉(zhuǎn)、交換。重要的已經(jīng)不是“書籍”這個載體,而是知識本身。胡桑甚至告訴我,很多書一旦有了電子版,他就會買下電子版、出售紙質(zhì)版,他需要“書”以體積最小的形式存在在他身邊。
他講了一個《聊齋》里的故事:有一個書癡愛書如命,家徒四壁,但是舍不得賣書。雖然書中真的有個顏如玉出來陪伴他,仕途也開始展開。然而終究生命中一切都失去了。因為他只理解了書,沒有理解人生。
“德里達(dá)說,只有在沒有能力從力的內(nèi)部去了解力,不懂得去創(chuàng)造時,一個人才開始著迷于已經(jīng)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形式。 我覺得書只是我們創(chuàng)造力的外化,本身沒什么好迷戀的。現(xiàn)在我依然愛書,但并不覺得書是唯一的至高的,對文字也不再崇拜了。”胡桑說。
跟胡桑一樣擁有五、六千冊書籍的劉元旦說:“買書總會給我提供幻覺:我還年輕,我還有的是時間可以讀它們,前面的日子還長呢。可是當(dāng)你有一天發(fā)現(xiàn),你在家里想找一本書你可能要花很久很久也找不到,你把那些書搬來搬去,堆在一起簡直可以把你埋了,你就知道也許你永遠(yuǎn)也讀不完它們了,甚至沒機會讀它們了。它們除了占據(jù)你家的空間讓你走路都沒地方走之外,沒給你帶來任何影響。你就會覺得:真煩啊啊啊啊啊啊。”這是今年年初,他把客廳的書攤開一地時,突然意識到的。
蘇野說:“買書是為了預(yù)約未來。” 對于這些賣書又不停買書的人而言,如果沒有新書,也許就意味著:他們的生命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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