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來，錢穆研究如火如荼。2020年是著名歷史學家錢穆（1895-1990）逝世三十周年，學界將相關論文匯集為《重訪錢穆》（上、下）一書，于2021年由秀威資訊出版。兩年后的2023年7月，臺灣商務印書館推出《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以下簡稱《重返》）。由于本書試圖吸引普通讀者，就其體例而言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文集，除了個別文章外，大都沒有多少腳注。《重訪錢穆》集結了中國大陸、臺灣地區，以及美國等地60位學者的論文，涉及錢穆研究的方方面面，而《重返》的撰稿人均為在臺灣地區任職的學者，主題相對集中，即解讀錢穆的《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以下簡稱《大綱》）是錢穆在抗戰初期完成、由商務印書館（上海）于1940年初版的一部通史，影響深遠。該書在一些地區曾作為高等院校的歷史教科書，啟迪了一個時代的莘莘學子。實際上，在臺灣地區的中國通史課程上，迄今仍然可見《大綱》的影子。而且，《大綱》在中國大陸和臺灣都頗受歡迎，長期出現在暢銷書榜單上。也就是說，《大綱》在學界和普通讀者之間基本上被奉為一部經典。如今，北京、臺灣和香港的商務印書館都有各自的版本。2022年春天，臺灣商務印書館策劃了有關《大綱》的系列講座，本書大體就是在11位學者12場講座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

《重訪》分兩個部分，其一是“錢穆的思想世界”，由前七篇文章組成，主要著眼于錢穆的學思歷程，側重于整體上把握《大綱》的意蘊；其二是“《國史大綱》的歷史世界”，由后五篇文章組成，基本上是根據斷代和專題來品鑒《大綱》。該書目次如下：

歷史時間是延續的嗎？——錢穆與民國學術（王汎森）

需要一種新的國史——錢穆與《國史大綱》（王健文）

開放性思考的歷史敘事——《國史大綱》與通史精神（閻鴻中）

如何閱讀《國史大綱》——經典·學說·史料（游逸飛）

情的融合？——《國史大綱》與域外思想（孔令偉）

士之自覺——能動性問題與現代中國思想史中的《國史大綱》（徐兆安）

錢穆與余英時（王汎森）

從文獻中抽繹時代精神——《國史大綱》的上古史（高震寰）

大時代的氣運盛衰——《國史大綱》的中古史（傅揚）

立基于社會治理——《國史大綱》中古代至中古的宗教（許凱翔）

以政治為走向的書寫——《國史大綱》的宋元史（鄭丞良）

專制下的經濟與學術——《國史大綱》的明清史（丘文豪）

二

下面，對各章內容稍作介紹。

第一編“錢穆的思想世界”第一篇和最后一篇都是王汎森撰寫的。王氏師從余英時，屬于錢穆的再傳弟子。其實，王氏此前寫過一篇《錢穆與民國學風》（收入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可與本書兩文對照閱讀。《歷史時間是延續的嗎？》（下文簡稱《歷史時間》）一文認為，《大綱》的寫作與民國時期的七個學術思想議題不無關系。該文就從這些議題入手，討論錢穆與民國學術的關系。這七個議題分別是：①在鄉的新知識分子，②1930年代的三種歷史觀（即《大綱》引論中所說的三個派別——傳統派、宣傳派、科學派），③評判歷史的視角（內部抑或外部），④文明與文化的態度，⑤新通史的寫作，⑥歷史時間是連續的還是斷裂的，⑦中國歷史的“本質”。

王健文主要從“國族”的角度探討《大綱》的形成及其意義。為此，作者從近代中國的“新史學”運動談起，強調歷史書寫與國族形塑的關系，進而指出《大綱》如何克服意義危機和技術危機，從而創造出一種“新通史”。作者認為，錢穆“身處地理空間、文化場域、知識分子身份的多重邊緣”，“是一個在潮流中逆風而行的文化保守主義者”（55頁），強調錢穆的邊緣性和反潮流。另外，作者一方面引用余英時的“一生為故國招魂”界定錢穆史學的意義，另一方面強調《大綱》的“未來預言書”性質，這不期然之間與王汎森《歷史時間》一文結尾所述“歷史新天使”的姿勢（身子向前、頭卻往后看）相映成趣（36-37頁）。

如果說王健文著眼于“國史”，那么閻鴻中重點關注“通史”。當然，該文也涉及“國史”。閻文通過梳理近代中國的“通史”和“國史”的脈絡，認為傅斯年、錢穆等人都優先考慮歷史知識的客觀性（98頁）。接著該文列舉了近代流行的中國通史的代表性作品，指出其共同趨向，然后重點考察《大綱》的“國史”觀念。作者認為，《大綱》具有兩個特質，一是肯定傳統史學，一是強調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聯系，“回應了現實中許多關鍵而難解的問題”（106-107頁）。接著，主要通過政體演進和立國形勢等討論錢穆如何處理中國政治的疑難。　　

游逸飛一文，如副標題所示，是從《大綱》的典范地位、該書涵攝的各家學說及其所征引的史料等三個方面，討論錢穆此書的價值。首先，該文以臺北大學和東華大學兩位教師的中國通史課綱為例，證實《大綱》迄今仍有生命力和影響力（131-133頁）。接著指出，“士人政府”是錢穆穩健的史論，“中國式民主”則是激烈的政論（156頁）。作者大致認為《大綱》基本上以士人政府為主線，討論中國政治史的演進。在史料方面，該文指出：《大綱》主要依據正史，但也大量參考了正史以外的文獻（163頁）。

本書所收各文有兩篇在標題上用了問號，其一是上文業已介紹的王汎森的《歷史時間是延續的嗎？》，另一篇即孔令偉的《情的融合？》。不過，前者的問號不是對錢穆的質疑，后者則頗具批判性質。該文以“域外思想”為視角，檢討近代中國史學界的域外觀，接著探察錢穆如何討論中國史上的“域外”，最后強調突破“中國”與“域外”的二元對立，超越國族主義歷史觀，建議從歐亞史、海洋史、全球史等角度探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其中，該文對錢穆劃分的三個派別的認識頗有意思。作者認為，柳詒徵、呂思勉等人屬于傳統/記誦派，錢穆本人大體屬于這一派，大體認為秦統一之前不存在所謂域外的問題；翦伯贊、白壽彝等屬于革新/宣傳派，這一派提倡“自古論”（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即已形成）和“共創論”（中國是眾多民族共同創造的）；科學/考訂派則包括傅斯年、陳寅恪等，主要依據是傅斯年等人提出的“虜學”志在突破乾嘉漢學的傳統，以多語種的比較文獻學方法研究中國歷史。（181-183頁）論文指出，《大綱》對中國和域外的認識是相互對立的，中國是和平、統一的，而域外夷族會造成分裂和暴力。另一方面，《大綱》主張，周邊諸民族與華夏在漫長的歷史中經過“情的融合”，最終形成了現代中國。對此，該文以西漢與匈奴、東漢與羌族、清朝與準噶爾汗國的緊張與暴力為例，對“情的融合”論指出質疑。

徐兆安一文試圖借助“能動性問題”，在現代中國思想史的脈絡中把握《大綱》的意義。該文指出錢穆“以士人為中心的史觀”，牽涉到歷史解釋的種種問題（215頁）。作者特別選取《大綱》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認為這一章與其他章節格格不入（217頁），“士之自覺”與全書其他部分有“關鍵的差異”（219頁）。在作者看來，《大綱》大部分章節采取了經學家與理學家的思考方式，而“士之自覺”反映了作為歷史學家的錢穆的“超歷史”的一面。所謂“超歷史”，是指身在歷史之中，卻不為歷史所限，反過來尋找改變歷史潮流的動力（223頁）。該文將“士之自覺”置于清末民國的時代背景下，以胡適、陳獨秀、傅斯年、孫文主義的“自覺”作為反襯，認為錢穆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悲欣交集的文化復興觀”（242頁）。

王汎森《錢穆與余英時》并不是一個專題研究，而是他根據個人所知加以討論。作者首先指出：胡適、錢穆、楊聯陞三人對余英時影響最大，其中在整體的文化、政治方向上，胡適影響最大；在學問上，錢穆影響最大；在職業生涯上，楊聯陞影響最大（253頁）。該文一方面指出錢穆在學問上對余英時的巨大影響，一方面也考察了兩人在職業選擇（留在美國還是回到新亞）、治學理念上的差異。作者強調錢穆與余英時是兩代人，是兩位取向不完全相同的史學大家，錢穆身上有濃厚的“道學”理想，而余英時是置身于現代學術社群、服從現代學術紀律、追求客觀的現代史家（268頁）。

其后五篇最有價值的地方在于，各位作者根據其專攻領域，通過介紹該領域較新的研究狀況和趨向，與《大綱》的觀點相對照，從而形成某種“對話”。

高震寰專研秦漢史，他在文中指出，《大綱》更側重論述中國這個國家的歷史，而當代學者的通史寫作更偏向中國與域外的聯動發展，強調中國作為世界文明一部分的意義。上古史的探索主要依據考古發掘，毋庸諱言《大綱》在考古方面是相當欠缺的。作者指出，《大綱》上古史部分，在史前時代到殷商一段，由于當時考古材料的限制，比較不足；而西周以后的敘述，迄今仍有參考價值（299頁）。由于新材料大量出土，先秦、秦漢史領域在認識上受到了很大沖擊。比如秦政的內容，在錢穆的時代確實“無可詳說”，而今各種秦簡的陸續公布，給秦史研究提供了各種線索（289頁）。漢代史研究也相當注重簡牘、墓葬、碑刻、器物等材料的利用，而不只是傳世文獻，在方法上也不限于文獻考察，人類學、考古學等幾乎已是秦漢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傅揚考察的是《大綱》里的中古史部分，即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但《大綱》并沒有采用“中古”的概念。該文認為，《大綱》最關心的是各個時代的人對理想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追求（307頁），中古時期也是如此。所以作者著重從君主、士人、庶民三方的互動出發，探究《大綱》中所展現的中古時期的制度及其精神。《大綱》對四項制度格外關注，即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三省制、科舉制。在錢穆看來，這些制度反映了“合理的觀念與理想，即是民族歷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進的原動力”（313頁）。另外，作者注意到，錢穆對魏晉南北朝和隋唐的態度截然相反的——魏晉南北朝是黑暗的，而隋唐是光明的（323頁）。

許凱翔著重討論了《大綱》中古代至中古的宗教，不過這似乎并不是《大綱》特別注重的題目。該文首先從宗教的定義出發，指出錢穆筆下的“宗教”帶有折中性質（341頁），一方面是傳統中國的“教”的意思，即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的思想學說，另一方面又吸納了西方religion的含義。不過，錢穆關注的重點仍是與政治高度相關的宗教，譬如祠神信仰就基本不在其考察范圍之內（342頁）。作者指出，錢穆評價宗教主要是基于政治關懷，大體有兩個標準，一是宗教對“大群體”的關心程度，二是宗教是否經世致用。因此，錢穆對這個長時段內宗教的論述比重有很大的差異。比如，在討論魏晉時期的道教時，側重其與政治相關的部分，對道教內涵的變遷則很少涉及。對于南北朝時期的宗教，則重北朝而輕南朝；進隋唐時期，則重佛教禪宗而輕道教（346頁）。對中古時期傳播深遠的凈土思想也基本未加關注（347頁）。總體來說，錢穆堅持的是儒家本位，追求“經世致用”的理想（346頁）。

鄭丞良通過比較《大綱》中宋元政治史若干議題的見解與當今學界的觀點，以觀察這一領域學術研究的趨向。這些議題都頗為重要，且耳熟能詳。比如，宋代是否“積貧積弱”？宋代宰相制度究竟是不是“相權低落”？元代的行政制度是不是“中央臨制地方”？元代士人“九儒十丐”是否屬實？作者指出，清代學者趙翼《廿二史札記》的觀點可能是《大綱》推出宋代“積貧積弱”說的重要出處（372頁），并認為“積貧積弱”說至少可以從國家財政、百姓負擔兩個角度加以解讀，反映了錢穆對“上下俱足”（國家強盛、民眾富足）的理想社會的期待（375頁）。再則，作者認為宋代“相權低落”說不能等同于“唐宋變革論”的“君主獨裁”（378頁），強調單純從權力分配的角度來說相權低落并不符合史實，而應更細致地討論（380頁）。對于元代的行省制度，則引用李治安、蕭啟慶的研究，認為行省具有中央與地方的雙重性質，“看似分權，實則集權”，與《大綱》的論述基本一致（382-383頁）。“九儒十丐”之說大體反映了南宋亡國的失落心情，但并不是元代社會的實情（384-385頁）。最后，作者認為，制度、儒士、理想社會這三點是錢穆最看重的。

和傅揚一樣，丘文豪也注意到《大綱》的歷史分期問題。《大綱》設置了“元明之部”和“清代之部”，并沒有采用“明清史”的稱謂。作者指出，要討論錢穆的明清史，至少應該將《大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等三本書放在一起考慮。該文強調在通史的視野下考察明清史，因此著重討論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政治是不是專制，二則涉及經濟地理和學術思想。作者認為，錢穆考察中古史的基本原則是，以中國自身的標準去理解中國政治和文化，所以錢氏并不同意將專制視作中國政治的本質與常態（398-399頁）。接著，該文概述了南北經濟重心的轉移和社會學術氛圍的興起與衰弱。

錢穆

三

限于篇幅，評議部分擬著重討論三個問題。

（一）本書議題的設置

總體而言，本書內容相當豐富，對閱讀《大綱》頗有啟迪。在閱讀本書之后，我也將《大綱》重新翻閱一過，一面嘆服其博學宏識，一面也深感其時代的局限。就個人而言，孔令偉從“域外思想”、許凱翔從“宗教”的角度品讀《大綱》，是比較新鮮的兩個議題，帶來很多知識和思想上的刺激。不過，就《大綱》本身而言，至少有三個議題非常值得深入討論，最終未付諸實施。這里面或有各種緣由，但就結果而論，不免讓人稍感遺憾。這三個議題分別是制度史、經濟史和歷史地理。

錢穆曾致信嚴耕望，對《大綱》的取向有所說明：

拙著（指《國史大綱》——引者注）側重上面政治，更重制度方面；下面社會，更重經濟方面；中間注重士人參政，于歷代選舉考試及時代士風，頗亦注意。

可見《大綱》最核心、也最有特色的論斷集中于制度史、經濟史和士人政治方面。其中，據錢穆回憶，他的老師、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曾盛贊《大綱》“論南北經濟”堪稱“千載只眼”。本書有多位學者涉及第三方面，即士人政府論（或君、臣、民三方互動論），對制度史和經濟史則缺少深入的分析和精到的評判。

另外，書中雖間或論及歷史地理，如鄭丞良（359、377頁）、丘文豪（397-398頁），但大都點到為止，似乎談不上精彩的發揮。實際上，錢穆對歷史地理甚有興趣，且做過專門研究，而且《大綱》配有不少手繪地圖，足見其對地理之重視。倘有人從這個角度盤點《大綱》，或許能發現不少有意思的問題。

（二）影響《大綱》的論說及《大綱》的影響

通史寫作必然多方參考、利用前賢時彥的研究成果。錢穆在《大綱》“書成自記”中說：“其時賢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獲，亦不備詳，義取一律，非敢掠美。”余英時為《大綱》重版作序時指出，《大綱》對時賢的成果不僅僅止于“采獲”，而往往有所商榷。余氏特別舉了王國維、陳寅恪、周一良等人的例子。在這個意義上，《大綱》不愧為“現代中國史學鼎盛時代的結晶”。

本書在這方面作了進一步探討。譬如，王汎森《歷史時間》一文指出，《大綱》關于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關系的說法，源自梁思永的“后岡三疊層”（29頁）。閻鴻中則指出，《大綱》援引了傅斯年的觀點，認為西周封建是一種侵略性的武裝殖民和軍事占領（117頁）。此外，游逸飛曾撰文指出《大綱》1995年修訂版關于女真的一段敘述參考了藍文徵發表于1953年的《海上的女真》一文（156-158頁）。

一方面《大綱》汲取了先行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大綱》也啟發了后來的學者對某些問題繼續加以探究。傅揚就舉了幾個例子說明學界有些研究跟錢穆的看法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比如，甘懷真的“二重君主觀”，余英時對漢末南北分裂的考察，嚴耕望對隋朝財富的探討，孫國棟對唐代三省制的研究，等等（317-319頁）。這種例子大概還有不少。我這次在重讀《大綱》時，注意到錢穆對明末遺民生活頗為關注，這使我聯想到王汎森討論遺民的一篇論文（《清初士人的悔罪形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作者最初留意到這個課題，可能是受了《大綱》的啟發。

如游逸飛所說，《大綱》的史源還可以繼續探討。同樣的，對《大綱》的具體影響也值得繼續發掘。

（三）一些細節問題

本書各位作者專攻領域不一，對錢穆的學術思想的認識也有差別，甚至在某些問題上呈現截然相反的判斷。比如，《大綱》引論所述的三個派別非常引人矚目，自該文在報紙上發表后，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迄今仍為學界所重視。在王汎森筆下，錢穆認為自己不屬于記誦派（19頁），而孔令偉明確主張錢穆屬于記誦派（173頁）。王汎森（19頁）、王健文（41、64頁）、閻鴻中（91頁）大體傾向于強調錢穆與胡適、傅斯年等考訂派之間的隔閡與對立，而孔令偉認為錢穆所說的三派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相互有所重合的（183-184頁）。應該說孔氏后面這個意見有一定道理，但他將錢穆歸為記誦派，恐怕并不符合錢氏本意，畢竟《大綱》引論對三派都持批評態度。另外，孔氏將陳寅恪列為考訂派（180頁），這個看法恐怕陳氏、錢氏都不會贊成，畢竟陳寅恪對科學考訂派頗有微詞，對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基本上持批判的態度。順帶一提，孔氏認為，“錢穆對元朝的歷史很熟悉，但對蒙古歷史可能并不那么熟悉”（200頁），恐怕是高估了錢穆對蒙元史的興趣。當然，如果將《大綱》與其他中國通史的元史部分相比較，可以更清楚地把握錢穆對蒙元史的熟悉程度。

另外，書中有幾處筆誤。王汎森在文中提及周一良《論宇文泰的種族》（27頁），其中“宇文泰”應為“宇文周”。實際上，游逸飛、孔令偉也提及周氏此文，篇名倒是正確的。再則，丘文豪一文兩次提及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但兩次說法都不準確，分別誤作“《中國思想論叢》”（410頁）、“《中國思想史論叢》”（413頁）。

四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錢穆《大綱》無愧為一部經典，但這種經典性在相當程度上是學界、教育界、出版界共同造就的。畢竟，《大綱》是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時期、抗日戰爭背景下的產物，其歷史觀是以儒教、大一統、士人為中心的，以今視昔，不免有種種缺陷和毛病。盡管本書各位作者都在努力維護《大綱》的經典性，批評的措辭比較委婉，但通讀下來，《大綱》的時代性愈顯強烈。此外，相比于日本的中國通史寫作，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狀況存在相當大的檢討余地。際此時代劇變，重新書寫中國通史乃勢所必然。汲取《大綱》的營養，而不為其束縛，才可能造就一部新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