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賞｜從青銅鼎到雁足燈，古人如何為文物留影？

宗禾

2023-08-09 08:32

來源：澎湃新聞

“與時偕行：金石傳拓技藝”這些天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展覽首次聚焦中華民族非遺技藝——古金石傳拓，通過上博館藏歷代金石拓本與部分實物對照展出，向公眾傳遞墨紙拓痕間的傳拓藝術之美，其中“青銅器海內三寶”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以全形拓本形式齊聚亮相；吳大澂《愙齋集古圖》首次與實物對照展出。

澎湃藝術特刊發展出的部分重點文物介紹與賞析。

展覽現場

司母戊方鼎拓本 20世紀40年代下半葉畫心縱164.0厘米橫129.0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司母戊方鼎（亦稱后母戊方鼎）為商代晚期青銅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陽武官村。這件鼎造型宏偉雄渾，是我國已出土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銅器。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拓本中間為方鼎正面全形，鼎口上方為器內壁鑄銘“司母戊”拓片，右上為題耑“安陽大鼎”，下為題跋，題跋末鈐“中博”印，拓本左下近鼎足處鈐“國立中央博物院藏”印。拓本有拼接痕跡，采用分紙拓法，先將方鼎各部位依次拓出，然后再托裱組合而成，這也是金石器物傳拓中常見的表現手法。

關于此拓本制作的年代，題跋中稱方鼎1946年運來南京，而題跋落款時間為1949年12月14日，因此拓本是在這段時間內制作，這也應當是司母戊方鼎在1939年出土后制作的第一批完整拓本。此外，題跋沒有落款人，據內容與字跡分析，推測為國立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先生所題。

集王羲之書三藏圣教序拓本北宋 (960—1127年) 25開單頁縱24.7厘米橫14.2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原碑由沙門懷仁歷時二十余年從王羲之書法中集字,于唐咸亨三年（672）刻制成行書的碑文。立于長安弘福寺，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本冊系宋內府之物，累經明代晉王府、董其昌，清代魏紹濂、郭尚先、鐵保、孫星衍、周祖培、何紹基、何紹業、何紹京、顧莼、周壽昌等寓目品題。

該冊六行“糾”字末筆大部分完好，十五行“慈”字俱全，廿一行“緣”字左下捺筆完整，廿三行“內出”“出”字尚見下部，筆意不損，應為北宋拓本。王壯弘曾指出此本系淡墨擦拓本。因擦拓法利于突顯細微的用筆細節，不少宋代帖版皆以擦拓制成，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拓‘五字損本’定武蘭亭》及上海圖書館藏《宋拓茶錄》等。而傳世北宋拓《集王圣教序》多為濃墨所拓，淡墨擦拓甚為罕見。故而何紹基跋云：“瀏漓頓挫，蒼莽渾逸，居然有龍跳虎臥之勢。不待考校，望而知為神物。后來拓本大抵如癡凍蠅，失真多矣。”何紹業亦稱“紙墨古淡，神意渾樸”。

竟寧元年雁足燈西漢竟寧元年（前33年）高14.6厘米盤徑12.8 厘米李蔭軒先生邱輝女士捐贈上海博物館藏

整器由燈盤、雁足、不規則形底座組成。雁足腿部關節形象逼真，蹼爪造型有力。燈盤外底刻銘文四十字，從銘文可知此燈制造于竟寧元年（前33），為皇后之宮（中宮）所有，自銘為“雁足燈”，西漢時期雁足燈比較流行，為宮中常用燈具之一。

據《剔燈圖》巴達生道光辛丑年（1841）題跋，此器原由馬曰璐（1695—1775）、巴慰祖（1744—1793）遞藏，后歸程洪溥（字木庵，號音田，徽州人，僑居吳中，青銅器和古籍善本收藏家）收藏。道光十六年（1836）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程氏多次邀請僧人六舟為其千余件青銅器傳拓（見仲威《紙上金石——小品善拓過眼錄（上）》第58頁），久負盛名的《剔燈圖》便誕生于此期間。

六舟拓陳庚繪《剔燈圖》清（1644—1911年）畫心縱87.0厘米橫51.5厘米上海圖書館藏

釋達受（1791—1858），俗姓姚，字六舟，浙江海昌（今海寧）人，17歲為僧。六舟精通詩書畫印，尤擅傳拓，是全形拓技藝的代表人物之一。《剔燈圖》是其最負盛名的作品。

此《剔燈圖》由六舟施拓，陳庚繪畫所成，卷中央為竟寧雁足燈全形拓，一倒一正并置。倒立的燈身上有縮小化的六舟小像，俯身于燈盤底部剔洗銘文。正立燈身上六舟小像站于燈足上作摩挲狀。此圖創造性地將器物全形傳拓和人物繪畫結合在一個場景中，仿佛真人置于其中，惟妙惟肖。《剔燈圖》右端有六舟篆書題耑，左側全形拓下方六舟、巴達生題跋，卷軸右側徐乃昌題跋。

《剔燈圖》中展現出的全形拓技藝令人驚奇。左側倒置的燈盤銘文并非是一個完整的圓形，是由兩個不完整的半圓組成。邊緣處有線描痕跡，此圖在創作之初便已給繪畫處留出位置，在傳拓燈盤銘文時選取對應線圖部分至少分為兩次傳拓，整體墨色銜接勻稱，傳拓有難度。《剔燈圖》除銘文處整體墨色濃淡與以往傳統凸出受墨部位深、凹進墨色淡的傳拓常理有別，整體更突出繪畫明暗關系，當為器外平面上按需拓制而成。由此可見，全形傳拓在當時更多是一種文人意趣，對內容大小是否全真展現并無嚴格要求。在全形拓技藝出現的早期便有如此完整的構思與技藝融合，無怪成為當時一絕。

毛公鼎全形拓清（1644—1911年）畫心縱153.0厘米橫82.0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此件為陳介祺毛公鼎拓本之中期作品，上部毛公鼎銘文為左右兩紙拓出，呈足靴狀。因毛公鼎銘文滿鑄內壁一側，無論傳拓還是托裱皆難度極高，所以毛公鼎銘文拓片出現過四瓣式、上下兩瓣式和左右足靴式等各種嘗試。此拓本為左右足靴式，部分文字出現重疊現象，直至清末民初毛公鼎的銘文傳拓技法日趨成熟完善，此種現象才逐漸消失。

此拓本毛公鼎的器身采用陳介祺代表性的全形分紙拓法，器身各部位分紙、分次拓成，毛公鼎一足在前，足腿根部與器腹部有重疊痕跡。在裝裱時將各部位拓片依據草圖拼為完整的圖形，拓工精湛。

陳介祺（1813—1884），字壽卿，號簠齋，山東濰坊人。清代著名金石學家。精于鑒賞，尤擅墨拓技藝，其手拓銅器、陶、璽、石刻等拓本享有盛名。

吳大澂愙齋集古圖清（1644—1911年）上卷：畫心縱41.5厘米橫1462.0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吳大澂愙齋集古圖清（1644—1911年）下卷：畫心縱41.5厘米橫1696.0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愙齋集古圖》卷以繪畫與墨拓的形式構成，共有兩卷。上卷由任薰繪制，下卷則由胡琴涵寫像，陸恢補景。

展覽現場

愙齋為晚清金石學家吳大澂的齋號，源自其所得西周愙鼎（又名師眉鼎，今藏南京博物院）。吳大澂（1835—1903），字清卿，號恒軒等。江蘇吳縣人。同治七年（1868）進士。官至湖南巡撫。善篆籀，亦能畫，精金石、文字等學，收藏書畫、古銅器甚富。有《愙齋詩文集》《愙齋集古錄》《古籀補》《古玉圖考》《恒軒吉金錄》等。

吳大澂金石收藏甚富，通過任薰等繪制的愙齋景象，可以想見當日之貌，圖中商彝周鼎、秦權唐石雜然并陳，寶光瑩瑩，粲然可觀。卷后所附長卷，匯集了吳氏所藏金石文物的全形拓與銘文拓片，并有吳大澂考釋題記，備覽器形、紋飾及銘文，具有極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愙齋集古圖》中所收青銅拓片中的原件，如鄧伯盨蓋、賢簋蓋、賢簋、陸父甲角等均現藏于上海博物館，原器與拓本可相互對照。

大盂鼎全形拓清（1644—1911年）畫心縱198.0厘米橫90.0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大盂鼎為西周康王時期青銅器，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陜西岐山縣，幾經遞藏，后歸潘祖蔭。1951年，潘家后人潘達于將大克鼎和大盂鼎捐贈國家，1952年入藏上海博物館，成為上海博物館最重要的藏品之一。1959年大盂鼎入展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

拓本上方為大盂鼎銘文，下方為全形拓。大盂鼎銘文根據傳拓時間不同分為關中拓本和京師拓本，早期關中拓本因土銹銘文下半部文字跡漫漶不清，銘文倒數第三列為“王臣十又二白”，這時的拓本稱之為“二白本”。后期京師拓本因銘文經過剔除土銹后下半部銘文比之原來清晰易于辨認，最明顯的特征為“二”多一筆變為“三”，因此也被稱為“三白本”。此件拓本上方和下方器內銘文均為“三白本”。

大盂鼎全形拓器身偏向左側，后足略偏向右側，采用微側俯視視角，微側的視角正好可以在全形拓中同時展現鼎內銘文和鼎耳兩側的內外紋飾，這是此時期鼎類全形拓一個常用構圖，鼎足腿根部分紋飾與器腹底部重疊，當采用全形拓整紙拓法。鼎耳、足等在一整紙上拓制，腹部及素面為后期平面補拓。全形拓尺寸略大于原器。吳大澂釋文，王同愈題記。

趙之謙、程守謙《杞菊延年圖軸》清（1644—1911年）畫心縱97.6厘米橫47.2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吉金供花的圖式盛行于明代的博古圖中，至清代全形拓的出現，一改過去用畫筆描繪青銅器的傳統，通過傳拓使得銅器圖像更為逼真古雅。本作系趙之謙與程守謙合作而成，程守謙制全形拓，趙之謙補花卉。

趙之謙（1829—1884），初字益甫，后改?叔，號冷君、悲庵等，浙江紹興人。咸豐九年（1859）中舉，曾知鄱陽、新奉、南城諸縣。書法以北碑見長，臨古深入骨髓，用筆流暢豐腴。繪畫亦強調生拙的金石之趣。該圖花葉枝干，設色古拙，用筆方圓并用，樸厚古茂，有篆隸意。

程守謙，字六皆，安徽歙縣人。程洪溥子。家富金石收藏，善拓金石彝器。程洪溥與六舟交往甚篤，曾請六舟拓制家中銅鼓齋所藏千種金石器，今傳世六舟所制全形拓中尚可見為程氏所作者，較知名的如浙江省博物館藏《剔燈圖》卷。圖中扦插杞菊的彝器，即由程守謙拓制，旁鈐“六皆手拓彝器”，六舟亦有“六舟手拓彝器”印，從中可見景慕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