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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樹搖香：我與外公鄭天挺先生

黃培

2023-08-09 12:27

2020年9月，我們鄭氏家族成員多人在四舅鄭克晟、五舅鄭克揚的帶領下，來到北京大學校史館參觀“史學大師鄭天挺——鄭天挺先生生平紀念展”。展覽分為“詩書傳家、學以報國”“負笈北大、因緣際會”“教以為生，求真求用”“實心任事、鞠躬盡瘁”四個部分，以圖文與實物相結合，展示史學大師鄭天挺先生愛國愛校、潛心學術、奉獻教育、鞠躬盡瘁的一生。

1938年8月9日鄭天挺生日當天留影

鄭天挺先生（1899年-1981年）是我的外公，字毅生，原名慶甡，祖籍福建長樂人，生于北京。他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畢生從事中國歷史的教育科研工作。他1920年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國文系，1924年從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曾擔任北京大學秘書長、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總務長、南開大學副校長等，在國家內外憂患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發展時期，為北京大學、西南聯大、南開大學和中國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為表達對外公的感謝，北大學生在北大建校50周年時曾贈予他一面“北大舵手”的錦旗，表示對鄭天挺先生的尊重以及對鄭天挺先生在北大幾十年所做貢獻之高度評價。外公深受感動和鼓舞，一直將這面錦旗保留在身邊。他去世后，在1998年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之際，我母親和舅舅們把它捐贈給了北大校史館。

一、大家庭生活

1950年初，外公辭去了擔任18年的北大秘書長職務，專任北大史學系主任及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那時，我們家住在西城區前毛家灣1號的東院和后院，有平房18間，我姐姐黃坤就出生在那里。

由于那里地理位置好，且院落面積較大，經北平地下黨介紹，被剛入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41軍政治部看中（后為林彪住所），就此我們家搬到了老北大的麒麟碑教授宿舍。它位于東城區府學胡同，當年門牌為26號，現門牌為36號，是北京市文物局所在地。

當時，府學胡同26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親叔叔載濤貝勒的房產。該宅院始建于元朝，歷史上曾經有多位達官顯貴居住過，最著名的就是1924年馮玉祥北京政變，把末代皇帝溥儀攆出紫禁城，清皇室同治帝的二位遺孀敬懿、榮惠皇貴妃，在該院度過了她們人生中的最后時光。抗戰勝利以后，皇叔載濤將這套房產賣給了北京大學，經辦人是時任北大代校長傅斯年與秘書長鄭天挺，全部宅院包括多組院落和一個花園。

北大分配給外公居住的是多組院落中最大的一個四合院，內有帶回廊的坐北朝南的正房5間，坐東朝西的東廂房1間。由于小院南面與西面只有回廊而無房屋，整個小院陽光充沛，花草茂盛，兩棵高大的楸樹說明了院落建成的年代。邁上高高的臺階走入正房，堂屋是客廳，堂屋西側是外公的房間，再往西是四舅和五舅的房間。堂屋東側的兩間屋是我家，三舅家的居室在東廂房。

1935年，鄭天挺夫婦在北京大學松公府

在中國傳統的社會生活中家庭有著無比重要的作用。1921年外公與外婆周俽（稚眉，1897-1937年）結婚，他們倆人是“娃娃親”，感情很好。外婆人極賢惠，對外公關懷備至，體貼入微，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條，使外公全身心撲在學業與工作上。他們先后生育了五個孩子：長女鄭雯，次女鄭晏，長子鄭克昌、次子鄭克晟、三子鄭克昜（后改為揚）。外婆在1937年因難產去世，長女在1946年因空難去世。外公一家人搬到府學胡同26號時，次女與長子均已參加工作并已結婚，但是都沒有獨立居住，而是與外公共同生活在一起，這是那個年代中國人普遍的家庭生活方式。

1936年，鄭天挺夫人周稚眉與五個孩子合影

外公的次女鄭晏是我母親，當時在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工作。女婿黃熊即我父親，在北京大學工學院擔任馬大猷院長秘書兼助教。他們有兩個孩子，長女黃坤出生于1949年，次女就是我，出生于1952年。為了照看年幼的孩子，我奶奶特意從廣州來到北京常住，我們小家庭有5口人。

外公的長子鄭克昌，按照鄭氏家族大排行我稱三舅，他在北京市第一商業局工作，三舅媽黃秀菱在第一機械工業部汽車局工作。他們有兩個孩子，長女鄭元出生于1951年，長子鄭光出生于1952年，比我小半歲。他們小家庭有4口人。

外公次子鄭克晟是我四舅，是北大歷史系的學生；外公三子鄭克揚是我五舅，在北京市第三中學念高中。

隨著表姐鄭元、我與表弟鄭光的降生，家里安寧平靜的生活節奏被打亂，四合院里時常傳來嬰兒的啼哭聲與孩子們的吵鬧聲，竹竿上懸掛著色彩斑斕的尿布，外公不但不嫌嘈雜，還在備課之余走出書房，彎下身來逗逗我們或者抱抱我們，享受著天倫之樂。他喜歡這種子孫滿堂的大家庭生活，人丁興旺預示著鄭氏家族后繼有人。

住在府學胡同時期，我們家三世同堂共計12口人，每天生活熱熱鬧鬧，溫馨而和諧，那是我們大家庭生活最幸福美滿的時光。

在我半歲的時候，鄭氏大家庭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52年下半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經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三校的史學系合并，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37年入黨的翦伯贊教授擔任了北大歷史系主任，外公奉調至天津南開大學任職，我父親所在的北京大學工學院并入清華大學。

北大在府學胡同26號院貼出通知，要求所有住戶必須在限期內搬走，該院落將整體移交給北京神學研究所，它是由被撤銷的燕京大學宗教系與北京師范大學宗教系合并成立的新單位。

調令就是命令，具有強制執行的屬性。1952年9月，外公首先辭別家人，離開府學胡同去天津南開大學報到。緊接著，我們全家搬到了清華大學新建的教工宿舍二區；三舅全家不得不匆忙在寬街找了個大雜院落腳，一年多后搬到復興門內一機部汽車局新建的干部宿舍；四舅和五舅均暫時住在學校。短短幾個月，我們這個大家庭被拆得七零八落，成員各奔東西，鄭氏大家庭集聚一堂的日子成為了過去。

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家庭是社會活動的核心，是社會制度的基礎。外公秉承一切以學業為重、絕不能以家事干擾事業的理念，血濃于水的親情與家長職責讓他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家庭生活。如今看去，對外公而言，那段家庭生活時光應該是他人生中難得的一段溫馨歲月。自1937年春外婆突然去世，外公的家庭生活開始發生變化，幾個月后“七七事變”爆發，華北淪陷，外公匆忙辭別5個年幼的孩子，只身去昆明西南聯大任職，他的家庭生活再次發生變化。外公曾在日記中記錄當時的心情：“……九年中所懷念，惟兒輩耳。余詩所謂‘萬里孤征心許國，頻年多夢意憐兒’。”（參見《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1946年7月7日）表達了他對孩子的牽掛與歉疚。抗戰勝利后他回到北京，在經歷了國家內憂外患的坎坷，以及紛紛擾擾的世間情、世間事后，溫暖和睦的大家庭生活使外公倍感慰藉與歡樂，沒想到甜蜜溫馨的家庭生活剛剛度過七年，他又不得不拋家舍業，再次只身去外地任職，重回單身生活。

1947年，鄭天挺與子女游覽盧溝橋合影，左起：次子鄭克晟、次女鄭晏、鄭天挺、三子鄭克揚

在此后的十一年里，平靜的家庭生活對他而言只能是一種向往，一種渴望、一種期盼，對親人的掛念只能通過暫短的家庭團聚得以寬慰。

外公到天津工作以后，每逢節假日都要回北京與家人團聚。最初幾年，由于兒女們的居住地點太小，團聚的方式可謂多種多樣，有時在三舅家租住的大雜院里，有時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有時在北海公園的仿膳飯莊……后來，隨著生活逐漸安定，團聚地點基本固定在位于復興門內的三舅家，那里位置適中，交通便利。有時，外公到北京開會或者講學，不管時間多緊，他都要與兒孫們在飯館吃頓飯，表達自己應盡的家長責任和對家庭成員的思念。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是關愛的味道，是快樂的味道。每次鄭氏家族團聚，父母都要帶上我們這些孩子。20世紀50、60年代，清華園還被稱為近郊區，長年只有31路公交車經過，間隔15分鐘左右，交通非常不方便。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國家缺少汽油，31路公交車改線不走清華西門，我們要步行到中關村或者北大西門才能乘車。去三舅家要換乘3次公交車，每次我都暈車，但仍樂此不疲。因為大家庭團聚就是我們這些孩子的節日，充滿了歡聲笑語，讓人難以忘懷。

月是故鄉明，菜是家鄉美，味蕾上的鄉愁是刻骨銘心的。我父母知道外公成年累月在南開大學食堂用餐，吃不到可口的飯菜，每次去三舅家前，他們都要精心準備幾道具有濃濃家鄉味的菜肴。

外公祖籍福建長樂，他喜歡吃閩南菜，諸如紅糟肉和燕皮丸子。外婆是江蘇泰州人，她在世時經常給外公做揚州菜，如十香菜、淡菜、鰣魚等。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全國物資供應極度饋乏，北京沒有閩南特產賣，父母就托同事從福州買來紅糟料和燕皮，做好成品帶給外公。十香菜是外婆的拿手菜，母親說他們小時候外婆總做這道菜，既有營養又清爽可口。只是做起來很麻煩，需要提前幾天把胡蘿卜絲、黃花菜、竹筍絲、萵筍絲、豆芽、芹菜絲、豆腐絲、木耳絲、香菇絲等擇好、泡好、切好、晾好，最后一起烹炒。不過，只要外公喜歡這道菜，母親就不怕麻煩地做好帶去。那時鰣魚不好買，父親得到海淀菜市場或五道口商場才能買到。

除了家鄉菜，外公最喜歡吃三舅媽做的西餐，像俄式撒拉、炸豬排、奶油炸圈、奶油蘑菇湯等。那時做西餐的西式調料都需要自己配制，撒拉醬和奶油湯的原材料調制很費時間，我們幾個孩子經常充當幫手，我也因此初步了解了做西餐的步驟。吃飯時，外公總是囑咐孩子們多吃，有時邊吃邊稱贊父親蒸魚的火候掌握得好，充滿了濃厚的關愛。

午飯后，外公與父母、舅舅們坐在沙發上天南海北地聊天，其樂融融。外公知識淵博，熟于掌故，聽他講故事，令我們增長許多知識。那時外公每次到北京開會，都能見到許多中國史學界和文化界的名人，外公就給我們講他們之間的故事，由此我也知道了許多社會名人逸事。

在我們這個大家庭里，家庭成員聚會就是聊天，從不玩牌、打麻將，這個規矩是外婆在世時留下的。

母親告訴我，她小時候住在西城區小醬坊胡同23號院時，外公還很年輕，他的幾位發小和同事就住在附近。他們年齡相仿，興趣相同，周末晚上常相約一起玩牌，有時回家很晚，外婆就勸外公：“有時間要多讀書，不要把時間浪費在玩牌上。”可是外公禁不住朋友相邀，還是時常出去玩牌。

一天晚上，時間已經很晚了，外公還沒有回家，外婆就讓看門人去休息。半夜，住在西廂房的母親和大姨被一陣輕輕的敲門聲驚醒，還隱約聽見外公“太太開門”的呼喚聲，倆人就扒著窗戶往外看，原來是外婆不肯給外公開門，他們隔著大門很小聲地對話。此后，外公晚上再也不出去玩牌了。外婆立下的家規，從母親那代傳承到我們這代，家里始終沒有撲克牌和麻將。

二、親情長在

外公是國際知名的明清史專家，又是一生從事歷史教學的教育家。他執教六十多年，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他不但培養出大批的高等學校的歷史教學和科研人才，對中學和小學的歷史教學也非常關心。他對大、中、小學的歷史教學，有過言簡意賅的詮釋。他說：歷史教學應該“小學是個點，初中是個線，高中是個面，大學是立體。”要各有重點，各具特色（參見《鄭天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443頁）。

鑒于外公淵博的歷史知識以及嚴謹的治學精神，1961年教育部組織編寫文科教材時邀請外公任歷史組副組長，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與翦伯贊先生合編）及《史學名著選讀》。為了工作方便，并能與有關作者經常商酌問題，1961年至1963年，外公先后住在廠橋招待所與北京大學外國專家招待所，負責文科教材的審核工作。

廠橋招待所實際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招待所（后為金臺飯店），當時是保密單位，門口不懸掛牌子，門衛盤查很嚴，進去后要走一段很長的小道，才能看到招待所的真面目。它是一座工字型三層樓，每間房屋面積不大，外公住在二樓最靠南那排房，窗外就是北京四中的東門，學校茂密的大楊樹把外面的陽光幾乎完全遮住。比較特殊的裝修是樓道里鋪著地毯，每層樓有一間獨立的電視屋，說明了招待所的檔次。

每周六晚上，我們全家人在清華吃完晚飯后就乘坐公交車趕到平安里看望外公。外公房間較小，頂多能坐四五人，客人多時母親就讓我們到電視屋看電視，不好看的節目也要看到“完”為止。父母與外公有說不完的話，離別時都是外公催促著：“趕快走吧，要不然就趕不上末班車了！”經常是我們剛蹬上公交車，司機就發動汽車開走了。

一年多后，外公搬到了北大外國專家招待所（現為朗潤園北招待所）。它位于北大未名湖北岸，當年專供國內外著名學者、教授、專家到北大講學和學術交流時下榻。那邊的居住環境比廠橋招待所好，房間大了許多，屋里陽光充沛，樓內裝飾較為高雅，外人不能隨便進入，一樓為餐廳和會客廳，二樓、三樓是賓客居住與辦公的地方。外公住在二樓朝陽的一間屋里，其他房間大多數是編寫文科教材的專家和學者住著。記得有一對日本夫婦，看見外公就彎腰鞠躬，引起我們的好奇。

外公住北大后，我們看望他就方便了很多。每周六下午沒課，我和弟弟就從清華西門穿過成府路，由北大朗潤園東門進入北大校園。事先母親囑咐我們不要打擾外公辦公，我和弟弟到招待所與外公打過招呼后，就在校園里閑逛，因此我們對北大校園也比較熟悉。到傍晚，父母下班后騎車來到北大，我們一家人與外公到北大勺園就餐，飯后陪著外公在未名湖畔散步聊天……如今想起，那美好的場景猶在眼前。

外公房間的書柜里擺著許多磚頭一樣厚的書，其中有他1954年自費從上海購買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被歷朝歷代納為正統的史書，故又稱“正史”。包括了司馬遷所著《史記》到清修《明史》的二十四部史書，記載了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明朝崇禎十七年4000多年的歷史，用統一的本紀、列傳的紀傳體編寫，內容豐富，涉及我國古代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天文、地理、科技等各方面，但是傳統的“二十四史”沒有標點、斷句，讀起來有一定的困難。

1963年9月，中華書局將標點“二十四史”的專家集中于北京，外公搬到了翠微路2號院的中華書局西北樓招待所，集中精力標點《明史》，并作《明史拾零》筆記，直至1966年6月（參見《鄭天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540頁）。

《明史》是一部紀傳體明代史，共計332卷，包括本紀24卷，志75卷，列傳220卷，表13卷，是歷代官修史書中纂修時間最長的一部。其標點由南開明清史研究室承擔初點，再由外公全面復核改正，工作量很大。每次我到翠微路看望外公，都看見他趴在辦公桌上，戴著厚厚鏡片的眼鏡，拿著放大鏡在書上尋找著什么……那時他年齡已在65歲至68歲之間，別人在這個年齡段早已退休回家頤養天年，而外公為了他熱愛的明清歷史，還在不知疲倦地工作著。他刻苦鉆研、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外公搬到中華書局后，由于翠微路與清華園距離太遠，我們全家人一起去看望外公的次數減少。不過那時我已經11歲，經常一個人獨自前往，與外公單獨交流的機會多起來。

作為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和教育家，外公總是抓住一切時機向我們傳播中國歷史知識。姐姐是外公孫輩中第一個孩子，除了享受與其他孩子不同的物質待遇，外公更多的是給她傳授歷史知識。姐姐小學五年級時，學校開設了歷史課，外公會根據當時國內外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結合歷史課的內容，將前因后果有機結合起來構成一個完整的歷史畫面，當成故事講給她聽。如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殘忍殺害后，北京大學的師生想辦法保護遺體、掩埋遺體、為烈士捐款的故事……姐姐說她現在還記得。

1964年前后，報紙等輿論平臺開展對太平天國將領李秀成的討論，廣播節目的評書連續播講太平天國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故事。我懵懵懂懂地問外公：李秀成、石達開是好人還是壞人？外公簡要講述了太平天國的故事，讓我記住——評定一個歷史人物必須用唯物史觀，依據當時的歷史背景來進行綜合分析，而不能簡單的用“好”與“壞”來下結論。中華書局在“文革”前出版了一套《中國歷史小叢書》147本，向大眾普及中國歷史知識。外公告訴我，這套叢書的主編是吳晗，大多數作者都是國內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們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費了很多工夫才編成這套書，囑咐我認真閱讀，還送給我家幾本。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清史簡述》，外公贈給家人每人一本，現在它還珍藏在我家的書柜里。外公就是這樣將中國歷史知識化為潤物細無聲的“春雨”，播撒到我們心中。

1963年，教育部任命外公為南開大學副校長。為照顧孤身的外公，四舅鄭克晟和四舅媽付同欽從北京調到南開大學工作。校方在北村給外公分配了一套住房，門牌為北村8號樓2號，分上下兩層，有多個房間，外公的書房和臥室在樓上，四舅一家四口住在樓下。此后每年寒暑假，母親都帶我和弟弟去天津住上一段時間，外公又重新過上了三代同堂的溫馨生活。

記得有一年京津冀發大水，京滬鐵路的兩側路基都是洪水。我們到了天津，母親幫助四舅、四舅媽把外公的書籍整理、打包、裝箱。南開歷史系來了十幾位老師，把裝著書籍的若干大木箱抬到了外公家二層的儲藏室，預防被洪水侵蝕。那里面裝著外公最珍愛的古籍線裝書，其中許多是曾外祖父留給他的。這些寶貴的書籍躲過了天災，卻沒躲過人禍。“文革”期間紅衛兵破四舊，將外公珍愛的書籍、稿件、教學資料、文物、信件、照片等全部查抄，其中書籍或燒毀、或撕毀，損失慘重，讓人痛心（參見《鄭天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540頁）。

三、家教家風

外公出身于書香門第，其父鄭叔忱（1863～1905年），字扆丹，光緒十六年（1890年）進士，清末開明知識分子，曾授翰林院編修。1902年任奉天府丞，后丁憂回京，起復任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教務提調（教務長），在外公7歲時病故。其母陸嘉坤（1869～1906年），字荇洲，出身名門，為著名學人陸仁愷之女，自幼通經史及新學，習琴鼓，熱心教育，著有《芙蓉樓吟藁》多卷，曾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學堂總教習，在外公八歲時因患急性傳染病白喉不治，逝于天津。接著，比外公年長兩歲的姐姐鄭慶珠及年少兩三歲的弟弟鄭慶喆先后去世，家中只剩下他和一位比他小五歲的弟弟鄭慶玨（字少丹，原名志文）。

外公與弟弟成為孤兒后，被寄養在姨父母家中，由表舅梁濟監護，并由表兄張耀曾、張輝曾對他們進行教育（參見《鄭天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529頁）。

梁濟（1858-1918年），字巨川，廣西桂林人，光緒年間舉人，清末官員、學者，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梁漱溟之父。歷官內閣中書、教養局總辦委員、民政部主事、京師高等實業學堂齋務提調，清亡后投水自盡，留下萬字《敬告世人書》。

張耀曾（1885-1938年），字镕西，云南大理人，1903年由京師大學公派留學日本，獲東京帝國大學法學學士。1905年加入同盟會，做過孫中山先生的助手，1911年武昌起義后回國，是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1913年《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主要起草人，1916年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1923年任北京政府法權討論委員會委員長。1931年以后因不愿同蔣介石合作，走上抗日救國之路，辭去官職在上海任律師，1936年曾為沈鈞儒等“七君子”做辯護律師。

梁漱溟（1893—1988年），原名煥鼎，字壽銘，又字漱冥，廣西桂林人，生于北京，是20世紀中國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以思考研究中國問題與人生問題為志業，主要著作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印度哲學概論》《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與《人心與人生》等。

1928年，鄭天挺與張耀曾、梁漱溟等親屬合影，中排：鄭少丹（左二）、張耀曾（左三）、梁漱溟（左四）、鄭天挺（右二）

外公的青少年時期與梁家、張家和陸家密不可分。追溯歷史，同治六年（1867年），梁濟先生時年九歲，他父親梁承光因積勞成疾，病逝在山西離石任上，他母親攜他扶柩返回北京，借住在姑母家。姑母的婆家姓陸，姑父陸仁愷，字澹吾，廣西桂林人，咸豐二年（1852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吏部員外郎、貴州學政、山東運河兵備道。陸家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叫陸嘉年，字祖庚，年長梁濟一歲；小女兒叫陸嘉坤，字荇洲，年少梁濟五歲。梁濟與表姐妹生活于同一庭院中，朝夕相處，情誼深摯。后來，表姐成婚，嫁給了云南大理張家，她就是張耀曾的母親；表妹則嫁到福建長樂鄭家，她就是外公鄭天挺的母親。那時，這種姻親關系形成的人際關系非常重視倫理情誼，且將這種骨肉之情推而及于社會關系和家族關系中，情同一體，相互尊重，彼此關切，相互顧恤，對外公一生影響很大（參見《鄭天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111頁）。

關于梁漱溟、張耀曾與鄭天挺三人的親戚關系，1976年鄭天挺在給張耀曾女兒張麗珠的信中提道：“我的母親和你祖母是同胞姐妹，兩家過從最密……尤其是我八歲已成孤兒，一直住在你們家。”梁漱溟在《憶往談舊錄》中寫到了辛亥革命先驅張耀曾，稱其為“镕舅”。三人的親戚關系見下圖：

若從梁漱溟父親梁家來論，梁漱溟、張耀曾、鄭天挺同輩，屬于表兄弟關系，因為梁濟與陸嘉年、陸嘉坤為表姐妹關系；但若從梁漱溟母親張家來論，則梁漱溟晚張耀曾、鄭天挺一輩，因為梁漱溟外祖父與張耀曾父親是兄弟關系。

外公早失怙恃，由他表兄張輝曾教他與弟弟識字讀書。張輝曾精研程朱理學，律己責人都很嚴格，思想品德對外公影響很大。家里現在還保存了一封1915年張輝曾從英國寫給外公的家信，當年外公16歲。張輝曾寫道：

“……吾弟來信謂西洋政治道德必勝吾中華十倍，甚是。但吾國政治道德之所以不及西洋者，皆因吾國青年不知自強，不知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終日以吃喝玩樂為事。現在國事日非，恐招瓜分之禍，吾輩青年最要自強，先自修而后救人。吾弟年紀正輕，更要努力讀書，不可終日荒嬉。吾弟身體正好，可加意練習，或打球、或賽跑，均有益處。但不可終日打球賽跑，致將功課荒棄，至囑，至囑……”

外公自己成家以后，傳承了他表兄張輝曾的教育理念，在品德教育方面，對兒孫兩代人，都用中國傳統的文化道德標準來要求。

1915年，張輝曾寫給鄭天挺的家信其中一頁

母親告訴我，由于有良好的家教基礎，抗戰時期雖然外公沒在他們身邊，但是他們姐弟五人都嚴格律己，刻苦學習。三個舅舅從小就有教養，懂禮貌，不怕困難。除了三舅鄭克昌因為受日偽保長兒子的欺負打過一次架，五個孩子從沒惹過禍，靠著自己的勤奮，都考上了當時的名牌大學。

新中國成立后，時代不同了，外公對孫輩的要求是：要懂禮貌，言談舉止要文明，道德情操要高尚。他對孫輩們的品德和人格教育非常重視關心，要求我們從小就懂得尊重他人與包容他人，勝不驕敗不餒，樂觀地面對生活。

外公的四個子女共生育了十一個孩子，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四位，還有我弟弟黃圻，三舅鄭克昌家的鄭先和鄭充，四舅鄭克晟家的鄭春和鄭泰，五舅鄭克揚家的鄭犁和鄭牧。

外公在家庭團聚的時經常與我父母、舅舅們談論他這十一個孫輩的教育問題。他說：“教育沒有秘方，你們希望孩子成為什么人，你們自己首先要成為什么人。”外公躬行實踐。20世紀60年代，三舅媽的舅媽（我們稱姥姥）住在三舅家幫助照顧孩子，外公每次去三舅家小住，都要給姥姥帶禮物。他雙手捧著煙卷和茶葉畢恭畢敬地送給姥姥的場景，永遠留在我們后輩的記憶中。

外公幾次在舅舅們面前贊賞我父親的教育方法好，說我父親教育子女從不說教，而是用自己的生活習慣、道德品行、談吐舉止，潛移默化地對我們施以影響，教給我們“為生之道”“為人之道”“為學之道”。這種率先垂范的教育方式，會使孩子終身受益。

外公年輕時參加過“五四”運動，所以他在家庭教育中融入了新文化思想，采取的是美國自由發展的教育理念，對我們和藹可親，我們也喜歡與他聊天，像朋友那樣敞開胸懷。他是教育家，與學生打交道具有豐富的經驗，別看平日我們不在他身邊生活，但是見面聊天短短幾句，他就能了解到你的近況，知道你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抓住你感興趣的話題與你聊天，啟發你、開導你，并表達出他思想上的立意與高度。外公對我們從來不說“好好學習”一類的話。雖然那時考試分數已經成為衡量學生優劣的唯一標準，但外公對于我們的考試成績從不過問，我們幾個孩子也沒有因為考試成績高低受過他的表揚或批評。他認為孩子之間是有差異的，分數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培養孩子應該多樣化，鼓勵我們不斷探索，有所追求。

1965年夏天，我與表弟鄭光參加完小升初考試，一起去中華書局看外公，向他匯報了我們的考試情況。外公非常高興，當即給我倆每人5元錢以示獎勵。我告訴外公，三舅媽對表弟語文考試中作文發揮不好有些擔心。外公轉頭問表弟：“你作文怎么寫的？”表弟復述一遍。外公聽后哈哈笑說：“我認為小光寫的不錯，只要努力學習就應該獎勵！”后來我與表弟都考上理想的中學。70年代末，表弟鄭光想學甲骨文，外公就給四舅同學趙健先生寫信，請他收下這個徒弟。外公還介紹表弟到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訓詁學家陸宗達先生那里學習《說文》，并在送給表弟《金文編》上題字，鼓勵他在自己喜歡的領域發展。

我12歲時與外公有一次對話，現在還記憶猶新。1964年我小學五年級，在歷史課上老師講了“海瑞罷官”的故事，題材取自著名歷史學家吳晗的同名京劇，主要宣傳明代廉吏海瑞剛直不阿，不畏強暴，敢于斗爭的精神。我知道外公與吳晗很熟，就問外公：“您也是歷史學家，何不向吳晗學習，也寫部歷史劇，出出名？”外公聽后哈哈大笑，對我說：“吳晗先生走的是仕途之路，我是專心致志做學問。”那時我還不懂得大千世界的復雜性，不懂得階級斗爭的殘酷性，外公也沒想到這部京劇會在兩年后給吳晗帶來殺身之禍，只是與我談如何做人。外公說：“我認為，做人還是要低調，要踏踏實實，不隨波逐流。”

當時我懵懵懂懂，在經歷了“文革”，了解了外公的人生際遇后，我才理解了外公這句話的含義。在1969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和干校熱潮中，我們這代孫輩有六人上山下鄉插隊落戶，一人去工廠，兩人隨著父母去干校，在農村與工廠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我17歲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開荒種地、脫坯蓋房、牧羊養豬、下水打草、修筑堤壩，什么活兒都干過。我弟弟在江西南昌清華鯉魚洲干校，年僅15歲就被當作壯勞動力使用，與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教授一起拉車，小表弟鄭充7歲在江西一機部干校放牛。

面對艱苦的勞動和貧困的生活，我們沒有氣餒，表現出剛毅堅強的性格，以樂觀豁達的胸懷，將生活中的苦難變為成長的能量，這與外公倡導的家庭教育高度相關。改革開放后，我們這些孫輩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以良好的素質、達觀的心態、持續的努力、不懈的追求，在社會歷史的進程中做出了貢獻，沒有辜負外公的期望。

四、特殊任務

1966年6月，在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明史》的外公，被南開大學責令回校參加運動。回到天津馬上被關了起來，失去人身自由，種種不堪與屈辱：被打倒、被批斗、關牛棚、做檢查、勞其筋骨形式的思想改造……外公無一幸免。在南開大學工作的四舅和四舅媽也被隔離審查，不能與任何人聯系。那三年里渺無音訊，北京的家人不知道南開的家人是死是活，也不敢談論外公，最擔心外公想不開，挺不過去那黑白顛倒的歲月。

1968年初夏，北京批判“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的高潮開始退去。父親給了我一個特殊的任務——去天津打聽外公的消息。我心里惶恐不安，因為在清華園里見了太多的非正常死亡，我不知道此行將獲得什么消息，但是我必須去，這是任務，也是使命。那個年代，知識分子處在社會的底層，按照階級成分劃分屬于臭老九，父母不能隨意外出，他們想了解外公的情況，只能派子女出去打探。

父親囑咐我到天津就是打聽消息，打聽不到，馬上返京，保護好自己。到天津走進南開大門后，我想到外公可能已被“紅衛兵”掃地出門，不住北村8號樓了，特意選擇了一位四五年級的小學生詢問。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對校園內發生的事情基本清楚，且沒有那么高的警惕性，不會懷疑我。

果然童言無忌，他一聽見外公的名字，立刻罵了起來：“這個老不死的家伙，怎么還不死呀！”說完就跑了。聽到這話，我不但不生氣，反而高興起來，這說明外公還活著。接著我又分幾次打聽，終于找到了外公的住處。

此時外公已由原來的兩層樓遷到一間9平米的背陰小屋，房門半開著，我推門進去。屋里很小，光線陰暗，里面只有一個上下鋪的單人木床和一張舊木桌子，家具上散落著報紙，屋中央站著一個人，正在昏暗的燈光下看著報紙。

我仔細一看，正是朝思暮想的外公，眼淚瞬間就流了下來。曾經著裝很講究的外公，此時完全變了樣，穿著破舊的衣服，褲腿上還有塵土，只是氣質未變，仍然保持著文化風骨，要不然真認不出來了。他看見突然闖入的我，高興地說：“不要哭，我這不是挺好的嗎？你馬上回北京告訴爸爸媽媽，不要擔心我。活著總會有希望的。” 話語中透著淡然和堅強。

我懸吊著的心終于放下，格外欽佩外公寧折不彎的心態。停頓片刻，外公又說：“一會兒可能就有造反派來，你不要在這里多停留。”接著從一堆破報紙中翻出5元錢遞給我說：“這錢你拿去買些自己喜歡的東西。”我眼淚再次流出。

我知道清華教師中“反動學術權威”的工資都被停發了，最初每月只給14元生活費，后來提高到三四十元。外公的工資肯定也被停發了，他生活那么困難，還給我零花錢，我怎么能要呢？

一番推搡之后，外公說：“不能破壞我定的規矩。”“文革”前，我們這些孩子去天津看望外公，外公都會給5元零花錢，讓我們買自己喜歡的東西。我拗不過外公，就想用他給的錢做點事。看到外公啃著窩頭就著咸菜的午飯，我對外公說：“一會兒您出去不要鎖門。”

我害怕在學校商店買食品會給外公惹禍，就拿著錢坐車到了天津勸業場，憑著記憶買了一大堆外公喜歡吃的食物。那時5元錢能買許多東西，最后還剩下一些錢，我也不知道買什么好，看見許多顧客都買玻璃瓶裝的水果罐頭，我也買了兩瓶。回到外公家，他已經出去勞動了，我就把一大包食品和剩下的零錢都放在了外公的床上，那點零錢還夠外公吃一頓早餐。

1973年夏天，被下放到天津西郊插隊落戶的四舅全家回到南開大學。1974年，外公分配到了新的住房，與后來成為南開大學校長的騰維藻教授合住在東村12號。這是一座四坡頂西式平房，是抗戰勝利后南開建造的教授住宅，配有起居室、臥室、廚房、廁所、雜物間等，功能齊全。外公搬進去以后，與四舅全家住在走道西側的三間屋里，騰教授一家住在走道東側的兩間屋里，廚房各家一間，廁所公用。合住是20世紀70年代的特色，雖然生活有諸多的不便，但是一家人能夠住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外公十分滿足。

1975年春天，我從內蒙古兵團返回北京等待分配工作，父親又給我一項特殊任務：去天津照顧外公一周，主要是做飯。這對我真是勉為其難，因為我不會做飯，臨時抱佛腳，出發前跟父親學做了幾道菜，到天津后“大顯身手”，受到外公的好評。

1975年，作者黃培與外公鄭天挺在首都體育館西門外

此時，外公已經恢復工作一年多，白天特別忙，除了接待拜訪的客人，就是在書房里讀那些大部頭的書籍，精神狀態非常好。晚飯后他先出去散步，再回到書房寫東西，似乎永遠不知疲倦。外公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在學術研究上具有深厚的功力。他博通中國歷史，尤精明、清兩代，對歷史地理、史料學、校勘學、音韻學等學科，也有深入研究，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貢獻（參見《鄭天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196頁）。外公的博學是通過日積月累不斷學習取得的，即使“文革”期間他受到沖擊與批判，也沒能阻止他對歷史研究的探索。外公告訴我，他被關進牛棚后，無書可讀，但是“天天讀”要念各種報刊，還要學習馬列著作。他非常關注時事新聞中涉及歷史事件的報道，晚上回到牛棚，就思考自己曾經撰寫的文章是否需要補充與修訂。1971年下半年他的“問題”得以逐步解決，他就見縫插針，一有時間就搜集清代邊疆問題及絲綢之路的史料，根據國內外形勢開始有側重地研讀東北邊疆史料，加強對釣魚臺史料的關注……表現出“駿馬自知前程遠，無需揚鞭自奮蹄”的勤奮精神。

為了確保外公一日三餐不重樣，我費了不少腦筋。從北京出發前，母親給我一本手抄本，里面有幾十道菜譜。我知道外公喜歡吃西餐和廣東皮蛋粥，就參照本中的錦囊妙方，學著做了撒拉、炸豬排和皮蛋粥。這是我第一次獨立做西餐，水平不敢自夸，但畢竟是調換了口味，外公評價說味道正宗，并給父母寫信夸獎我任務完成得好。這是我第一次受到外公的書面表揚，心里特別高興。

我做西餐那天，還邀請我的內蒙古兵團戰友王墨利到外公家做客。當時王墨利正在天津師范學院數學系念書，外公非常喜歡與年輕人交談，詢問了王墨利在大學的情況。當外公知道我們十六團駐扎在離中蒙邊境很近的烏拉特中旗，還給我們講述了內蒙古和蒙古國的歷史淵源。王墨利對我說：“在天津電視新聞里，我時常看到你外公的鏡頭，今天見到真人，頓生高山仰止之感。”

五、深情厚誼

外公一生有很多朋友，我講述的這兩個人是外公的莫逆之交，他們的友誼經歷了歲月的考驗。

1968年我去天津看望外公不久，姐姐也去天津看望了外公。外公見到姐姐高興地說：“前幾天張伯駒從北京來看望我了。”這是外公成為“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后，第一位專程從北京來看他的老朋友，對外公是極大的安慰與鼓勵。

張伯駒（1898-1982年）比外公大一歲，是愛國民主人士，收藏鑒賞家、書畫家、詩詞學家、京劇藝術研究家，曾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國家文物局鑒定委員會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將多件珍貴文物無償地捐獻給國家，其中包括中國傳世最古墨跡——西晉陸機《平復帖》卷。1958年張伯駒劃為右派，1966年夏天被批斗、抄家、隔離審查，強迫退職。此后因無工作、無戶口，住在一間10平方米的屋子里，以出賣家產度日。

外公與張伯駒的友誼得從新中國成立前講起。他們相識于20世紀30年代，抗戰勝利后，外公奉民國政府教育部命，回北平接收北大，為了讓在昆明的師生盡快返回北平復校，力爭在北大校區周圍和市內多接管一些日偽房產，外公多方奔走，張伯駒給予很多幫助。

1946年外公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張伯駒也是。外公對字畫有過深入研究，他從不捧人，而是用自己的學識與眼光來評價文物的歷史價值，得到業界的認可。張伯駒在收藏、鑒賞文物過程中遇到問題常與外公探討切磋，每遇到貴重文物需要追根溯源，他就請外公幫忙，在浩瀚的歷史資料中查找根據，把淹沒的歷史挖掘出來。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57年春天，張伯駒送給外公一棵用北京故宮里的“御苗”壓條培育的小樹苗，天津沒有這個品種，外公把它種植在南開大學自己家門前。這種樹開出的花朵素雅清香，傳說宋朝仁宗皇帝非常喜歡，賜名“太平花”。舊時文人墨客時常在故宮為它賦詩作畫，外公與張伯駒都參加過這種活動。沒想到1957年下半年，張伯駒被打成“右派”，奉調到吉林長春工作，從此兩人很少見面。外公只能通過給樹苗澆水上肥，表達對老朋友的掛念。（參見《太平花》，作者辜位廉，天津《今晚報》2019年10月9日）

“文革”期間，張伯駒境遇與外公相同，挨批挨斗，日子過得不太平。在忍辱負重的日子里，張伯駒想到幾位老朋友因為忍受不了屈辱而含恨九泉，一直惦念著外公，不知他是死是活。在獲得人身自由后，他已是一個無戶口、無口糧、無工作的“三無”人員，從一個曾經擁有稀世寶物的闊綽富人變成了生活無著的落魄老頭，靠親戚朋友的接濟勉強過日子。即便如此，他也要去天津看望外公。到火車站，身上只有5元錢，買了張車票，花去2.60元，連返程票錢都不夠，他依然故我，坦然自若前行。

到了南開大學，兩位老朋友相見百感交集，傾訴多年的思念，相約都要“堅強地活著，活著就有希望，活著就能看到明天。”臨別時，外公從報紙堆里找出5元錢，讓張伯駒買回京火車票。此時他倆都是一貧如洗，生活艱難。

1972年初陳毅元帥逝世，張伯駒為陳毅撰寫的一副長達80字的挽聯，對仗工整，用典精當，情感真摯，氣勢沉雄，引起了參加追悼會的毛澤東主席關注。不久，周恩來總理為張伯駒解決了北京戶籍和工作。1976年初周恩來總理逝世，張伯駒撰寫了一副挽聯，深情緬懷周總理。粉碎“四人幫”后，張伯駒再次去天津，特意為外公寫下了改變他命運的兩副挽聯，成為兩人友誼的見證。

1974年春天，外公寫信給母親，讓我去北京大學看望他的老朋友川島先生，當時他們已中斷聯系近十年。

川島（1901-1981年）原名章廷謙、字矛塵，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北京大學教授。他1919年考入北大哲學系，是魯迅的學生，后來成為魯迅的摯友和忘年交。魯迅與許廣平結婚時，只有四位朋友參加，川島是伴郎之一。川島與外公在北大念書時是同學，一起參加了“五四”運動，在北大和西南聯大工作時是同事，倆人志同道合，關系親密。外公奉調天津工作后，回北京探親，只要有時間就去北大探望川島。

我小時候陪同外公去過川島家，我稱川島為章公公。每次到他家，他與夫人都特別高興。章公公跟我說：“你外公可是個好人，他為人正派，剛直不阿，不畏權勢與恐嚇，寧肯自己受屈辱，也不坑害朋友。”并伸出大拇指稱贊外公的人格。章公公告訴我，“文革”開始后，造反派給他扣上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還到南開大學強迫外公作偽證，遭到外公拒絕。章公公說：“人格最可貴之處，就是受苦受難和大起大落的危難時刻，仍然不出賣朋友，我和你外公之間的友誼是牢不可破的。”

閑聊之中，章公公給我講了一個他與外公在沙灘紅樓時期的故事。那時他倆還年輕，都喜歡去東安市場和琉璃廠的舊貨市場淘寶，這也是那個時代很多文人墨客的共同愛好。有一次，他與外公還有兩位朋友在東安市場看到一套古墨，產自清朝初年的徽州，距今300多年。打開外包裝，里面的四塊小墨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緊緊挨在一起。每塊小墨的圖案各異，雕刻精美，令人愛不釋手，但價格不菲。四人仔細研究后，認為是稀世之寶，不可放棄，當即決定買下，四人各保存一塊。章公公說：四塊古墨象征著他們的情誼，團結合作，密不可分。

六、好事連連

1980年，82歲的外公好事連連。3月份，外公到北京參加中國史學會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夏天，外公的《探微集》和《清史簡述》兩書由中華書局出版。不久，外公當選為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天津市特級勞動模范。8月，由外公發起主持、南開大學主辦的首屆國際明清史討論會召開，來自8個國家和地區的明清史學者120余人參會，外公在會上提交的《清代的幕府》一文影響深遠。

也在這一年，外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30年來的政治夙愿。他的入黨申請書是報送中央組織部批準的。在國家內憂外患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發展時期，外公不斷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從一個民主主義者發展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光榮的共產黨員（參見《鄭天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245頁）。

1980年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重要年份——與史簡結婚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我們鄙視大操大辦婚禮的習俗，采用了當時最時髦的結婚方式——旅游結婚，到山東青島、濟南、泰山旅游。返京時路過天津，特意去南開大學看望外公，當時他正為籌備國際明清史討論會忙得不可開交。

1980年，黃培夫婦去北京軍區招待所看望外公鄭天挺

外公聽說我們結婚，特別高興，除表示熱烈祝賀外，還囑咐我說：“你父母婚姻美滿，他們從不吵架，相互謙讓，你要以他們為榜樣。你幾個舅舅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這是鄭家的傳統，你要傳承下去。”外公還說：“史簡是個好孩子，忠厚樸實。‘文革’十年把社會公德和中國傳統的家庭婚姻道德都破壞了，要保持婚姻的穩定，就要找忠厚樸實的人。你與史簡要相親相愛，白頭到老。”他還許諾國際會議結束后，到北京參加我們倆的婚禮家宴。

十幾天后，我父親在位于西城區西絨線胡同的四川飯店舉行了家宴，祝賀我和史簡結婚暨外公82歲壽辰，外公到場祝賀，鄭氏家族有20多人參加，場面非常熱鬧，我感謝外公和家人對我們的祝福。

家宴完畢，鄭家人簇擁著外公往外走。外公看見我公公還沒有出來，就站住說：“請小培的公婆先走，咱們再走。”而我公公腿腳不好，去廁所很長時間也沒出來。家人知道外公下午還有公事待辦，就說：“宴會已經結束，您不要再等了。”外公說：“這是禮節，咱們家要懂得禮貌。”最后把我公公婆婆送出了四川飯店大門后，他才離開。

七、參與外公日記出版

西南聯大時期，外公擔任西南聯大總務長，同時兼任北京大學秘書長、北大文科研究所副主任、歷史系教授。工作與教學再忙，他每天堅持寫日記，將這一時期的時務、校務、教務、人物交游、民生景況，逐一寫到日記中，為社會留下了一筆堪稱“半部聯大校史、一時社會全景”的珍貴記錄（參見：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先生在2018年3月17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與中華書局聯合舉辦的“鄭天挺先生新刊遺著發布會”上的致辭）。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

2018年1月，《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由中華書局出版，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和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選入了中國出版協會“2018年度中國30本好書”，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中版好書2018年度榜”，第十九屆“深圳讀書月“2018年度十大好書”等榜單，2019年獲第九屆中國出版集團出版獎·綜合獎，入選第十四屆“文津圖書獎”社科類推薦圖書。

該書出版后，凡經歷過“文革”的人，都會問我同一個問題：“你外公的日記是如何完整保存下來的？”說起那段心酸歷史，可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鄭天挺的“西南聯大日記”

1966年6月，在北京中華書局承擔《明史》點校工作的外公，被南開大學責令回校參加運動，遭到嚴重迫害，失去人身自由。學校勒令四舅在限定時間內，將外公歷年的日記、手稿等統統上繳到南開歷史系。外公的書籍太多，分布在書房和儲藏室，在“破四舊”中，被紅衛兵多次抄家，外公最喜歡的書籍、稿件、教學資料、文物、信件、照片等全部被查抄，從年輕起收集的各種字畫、扇面、古墨、石頭等蕩然無存，損失慘重。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強調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979年，南開歷史系通知四舅，可以取回外公的日記等材料。在南開歷史系辦公室擱置了12年的日記，逃脫了被紅衛兵撕毀燒毀的厄運，完整地保留下來，物歸原主。

在《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的序中，有一段話以鄭嗣仁的名義所寫：“日記本為自用備忘，并未考慮發表。早在十年前中華書局即建議將此部分日記出版，家屬出于多種考慮，未作同意。”鄭嗣仁是我母親與三個舅舅的筆名，是“鄭四人”的諧音。外公去世以后，關于外公的所有事情，都是母親與舅舅們集體商量決定，我們小字輩即鄭氏第三代人從不插嘴表示意見。

鄭天挺日記（1938年1月1日）

在外公日記出版前，受母親和五舅之托，我和史簡從家屬的角度，認真拜讀了外公1928年至1946年的日記，約130萬字。由于我接受的中文正規教育僅到初一，最開始閱讀外公日記還有些吃力。外公日記是繁體字豎寫，沒有標點符號，加上他是學國文出身，有些用詞是當年的老詞，我根本看不懂。我就一篇一篇地反復閱讀，一遍讀不懂就讀三遍、五遍，再經過一段時間對古文和中國近代歷史知識的惡補，我漸入佳境，做了多頁筆記，遇到問題就請示母親和五舅，終于圓滿完成任務，得到長輩們的肯定。外公日記的出版，是鄭氏家族對外公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