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九年（1804），貴州玉屏縣（今同仁市玉屏侗族自治縣）的知縣張澍（1781-1847）因病辭官，回到家鄉甘肅武威省親休養。自張澍十四歲離開武威赴西安、京師等地求學，屈指算來，已經過去了十年。此次榮歸故里，親友往來逢迎自不必說，閑暇之時，張澍也少不了同親友四處游覽當地的名勝。

在武威城的北隅有一座禪林，名為清應寺。清應寺殿宇巍峨，廊楹繪絢。其正殿之后有清應寺塔（俗稱“姑洗塔”），傳說是當年阿育王為藏佛骨所建。清應寺塔為六角形，高達十三層，登至塔頂，武威城內外的景致可一覽無余，故而清應寺香火極盛，游人如織。張澍也與親友們來到此地游覽。

正當諸人在寺中觀覽暢談之時，張澍偶然發現，清應寺中有一座碑亭，碑亭四周皆用青磚封砌。張澍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學家，對碑文石刻極為癡迷。“碑亭之中一定有石碑，為何要將石碑封閉起來？”張澍不禁疑惑，便向住持詢問。寺廟的住持也無法說清楚是何人在什么時候，出于什么原因將碑亭砌死，住持解釋說：“恐怕其中是有妖孽禍祟之類的東西……”張澍越聽越覺得蹊蹺，便讓仆人找來工具，將青磚一一撤下。碑亭被打開，不出所料里面是一通石碑。

1910年的武威清應寺，后毀于1927年武威地區的大地震

石碑高有丈余，由于塵封多年，上面的灰土有一寸多厚。張澍讓仆人拂去上面的灰塵，便顯示出上面的文字。看到上面的文字，張澍有些驚訝：

乍視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字體方整，與今楷書無異。額篆書“天佑民安之碑”六字。（張澍《書西夏天祐民安碑后》）

轉到碑陰再看，張澍發現，碑陰所刻則為漢字，碑文記錄了西夏王室崇奉佛教，匯集工匠修繕佛塔之事，碑銘刊刻的時間為“天祐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精通史地知識的張澍知道，“天祐民安”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順（1086-1139）的年號。碑亭中的石碑當為西夏所立，而石碑正面古怪的文字，應該就是西夏文。張澍慨嘆道：“此碑自余發之，乃始見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種奇書矣！”

張澍將自己的所見寫成了《書西夏天祐民安碑后》，收在其《養素堂文集》之中，今人則多將此碑稱為“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由此，業已消失在歷史中的西夏文再次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之中。

西夏王朝及其文字

西夏是黨項人所建立的國家。黨項本為游牧民族，是羌族的一支。在唐代，黨項民族生活在陜西北部、寧夏以及甘肅東部一帶。唐朝末期，黨項首領拓跋思恭（？-886）響應唐僖宗李儇（862-888）的號召，參與平定黃巢之亂。戰亂結束之后，拓跋思恭被授予定難軍節度使，封夏國公，賜李姓，統領夏州、銀州、綏州、宥州、靜州等五州。在五代以及隨后的宋遼對峙中，黨項民族不斷壯大。

自北宋咸平五年（1002），黨項首領李繼遷（963-1004）起兵攻陷北宋所轄的靈州（今寧夏吳忠西北古城鎮），占據西北要路。經過李繼遷、李德明、李元昊三代首領三十余年的征伐，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李元昊（1003-1048）自立為帝，稱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建國號為“大夏”，定都于賀蘭山下的興慶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統領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洪、定、威、龍等十八州。其疆域東據黃河、西至玉門、南臨蕭關、北抵大漠，綿延兩萬余里。由此，開啟了中原王朝（北宋、南宋）、北方草原王朝（遼、金）與西夏王朝三足鼎立的時代。

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賀蘭山腳下的西夏王陵

西夏王朝立國近兩百年，共歷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諒祚、惠宗李秉常、崇宗李乾順、仁宗李仁孝、桓宗李純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頊、獻宗李德旺、末主李睍十帝，最終在寶義元年（1227）為西征的蒙古大軍所滅。

黨項人自稱其民族為“彌藥”（mi-nyag）。“彌藥”一詞來自藏語，是下人、役屬之義。在唐代，黨項民族曾一度被吐蕃征服，故有此一稱法。黨項民族自稱其語言為“彌語”，漢人則稱其語為“番語”或“番言”。

最初黨項民族并無文字，即《新唐書·西域傳》所云：“（黨項）無文字，候草木記歲。”直至西夏建國前后，黨項人才創制了本民族的文字，當時稱為“番書”，即今天我們所謂的“西夏文”。對于西夏文字創制的時間大體有三種說法：

其一，為李德明創制說。李德明（981-1032）是李元昊的父親，為西夏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西夏建國后追謚為光圣皇帝，廟號太宗。《遼史·西夏傳》卷一百十五云：

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嘗觀《太一金鑒訣》《野戰歌》，制番書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

其二，為李元昊創制說。這一說法主要依據是北宋曾鞏（1019-1083）《隆平集·夷狄》卷二十云：

（元昊）通漢文字，幾案間常致律法書。自為蕃書十二卷，文類符篆，建蕃學使番官子弟習之。

其三，為野利仁榮演繹說。野利仁榮（？-1042）是皇后野利氏一族，為西夏建國初年的名臣，深受李元昊信任。《宋史·西夏傳》卷四百八十五云：

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

元人托克托（1314-1356）所編《遼史》,時代晚出，又因倉促而就，錯亂極多，李德明創制之說僅為孤證，故而難以采信。“元昊時期創字之說，史書多次記載，上列幾種文獻除《宋史》與《遼史》同時外，其他都成書較早，與西夏文造字時間較近，自然也就增強了資料的可靠性。”（史金波《西夏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元昊之時，野利仁榮是西夏第一文士，并創辦蕃學，主持翻譯典籍，同時《宋史·西夏傳》中又有“始封制蕃字師野利仁榮為廣惠王”的記錄，所以后世學者一般認為西夏文字出自野利仁榮之手，頒行時間為大慶元年（1036）。

自西夏建國初年至于西夏滅亡，這套文字一直是西夏的官方文字，被廣泛應用于文書行政以及日常生活書寫之中。與此同時，大量的佛經以及儒家經典，都被翻譯為西夏文字，推動了西夏文化的迅速崛起。今天人們得以再次了解西夏王朝，西夏時代留存下來的大量西夏文文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西夏滅亡之后，一部分黨項人投降蒙古，在元朝被稱為“唐兀”或是“唐兀惕”，屬于當時地位較高的色目人。伴隨著元朝軍隊的四處征戰，這些黨項人來到中原內地生活。其所使用的西夏文并沒有隨著西夏的滅亡徹底消失，而是在元帝國境內與漢文、藏文、梵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鶻文等文字并行使用。

一九六二年，考古人員在河北省保定市的韓莊村附近發現了兩座明代石幢，兩座石幢八面皆刻有西夏文字。其內容記錄了當地八十多位黨項族的善男信女，在保定府的興善寺發愿超度之事。石幢刊刻的時間是“大明弘治十五年十月”，即一五〇二年。由此可知，西夏文一直使用到十六世紀，之后才逐漸被歷史黃沙所湮沒，成為無人知曉、無人使用的“死文字”。

國際漢學與西夏文的破譯

雖然乾嘉之時，學者張澍再次發現了西夏文，不過他并沒有對“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上的文字做任何的考證和解讀。對于西夏文真正的破譯，還要從十九世紀的國際漢學研究說起。

北京西北六十公里外的居庸關是中原通往蒙古草原的必經之路。一八六三年，英國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途經于此。當他在居庸關云臺（俗稱“過街塔”）下通過之時，云臺券頂和四壁上雕刻著的精美浮雕以及上面古怪的文字，讓這位來自英國的傳教士記憶深刻。隨后，他將這一發現告知了另一位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

偉烈亞力是一位優秀的漢學家，通曉拉丁文、法文、德文、俄文、漢文、滿文和蒙古文。自一八四六年來華，偉烈亞力一直從事著中西文獻的整理、互譯和出版等工作。當他聽聞云臺雕刻著神秘文字的消息之后，便迅速來到居庸關查看：

居庸關是從北京到張家口崎嶇山路上的一座長城關隘。其墻體從基座到券頂布滿講述中國傳說故事的浮雕。精美的石拱門內，用六種不同文字雕刻著長碑文，著實讓人印象深刻。其中兩方石碑鑲嵌在天井上，使用的是梵文和藏文。另外四方石碑在它們的正下方。

下面的四方石碑中，有兩方是從左向右書寫的。最左邊的一方是八思巴蒙古文，其名稱來自一位叫作八思巴的西藏喇嘛。他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佛教法師，曾受忽必烈的委托，為蒙古語創造了這種文字。在它右側的石碑是回鶻文。

另外兩方石碑從右向左書寫。在最右側的一方是漢文，另一方則是女真文。這方女真文石碑非常有價值。女真文是已經消失的古老文字，存世極少，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只有只言片語的記錄……這些文字尚未被解讀，但是通過其他石碑中的相關內容，我們有可能將其中的一些文字破譯出來。（偉烈亞力《對居庸關碑文的一些看法》，筆者節譯）

居庸關云臺西夏文《陀羅尼經咒》（局部）

一八六四年，偉烈亞力將自己的這一發現，發表在《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報》（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一卷上，題名為《對居庸關碑文的一些看法》（“Remarks on same impressions from a Lapidary Inscription at Keu-yung kwan,on the great wall near Peking”）。偉烈亞力在文中認為，居庸關云臺的碑文中最有價值的是那方“女真文石碑”，但那方石碑上的文字其實是西夏文。由于當時沒有更多資料進行對比，導致了偉烈亞力的誤判。

隨后，偉烈亞力用了幾年的時間對石碑上的文字進行了詳細的解讀。首先他通過研讀梵文、藏文、漢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鶻文等其他五方石碑上的文字，發現其刊刻的都是《陀羅尼經咒》，內容完全一致，因此“女真文”石碑也應該是相同的內容。進而，他通過文字布局尋找“女真文”與其他文字的對應關系，最終成功地解析了其中八十一個字的譯音。

卜士禮

一八七〇年，偉烈亞力將自己的研讀成果發表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學報》（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上，題為《居庸關的古代佛教碑文》（“Translation and Remarks 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 kwan, in North China”）。雖然偉烈亞力并不知道自己成功解讀的這些字其實是西夏文，但他對這些文字讀音的判定大體都是正確的。偉烈亞力的這一成果，正式開啟了國際學術界對西夏文的研究。

真正為西夏文正名的學者，是英國漢學家卜士禮（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一八六八年，卜士禮畢業于英國倫敦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同年，卜士禮應邀來華，擔任英國駐北京大使館的醫師，同時兼任京師同文館的醫學教習。來到中國之后，卜士禮很快掌握了中文，并且對中國的瓷器學、金石學和語言學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他開始大量收購古瓷器、古錢幣和各種碑刻的拓片。

在他所收集到的諸多拓片中，有一件正是當年張澍所發現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拓片，卜士禮憑借自己優秀的金石學和語言學的積淀，對這張拓片上的西夏文字進行了細致考察。一八九五年，他將自己的研究結果發表在《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報》第三十卷上，題為《西夏王朝的文字、錢幣與其奇特的碑文》（“The Hsi Hsia Dynasty of Tangut, Their Money and Peculiar Inscript”）。

“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拓片

在論文中，卜士禮詳細地介紹了西夏的歷史及其文字創制和使用的情況，并指出居庸關碑文上的“女真文”應該是西夏文。隨后，他通過存世的西夏“大安寶錢”、居庸關云臺西夏碑文以及“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等資料的比對，成功地識讀出數十個西夏文字。與此同時，法國漢學家戴維理亞（Jean Gabriel Deveria，1844-1899）等人也都開始了對西夏文進行研究，西夏文成為國學漢學研究的一個新熱點。不過，由于資料有限，當時研究推進的速度非常緩慢，西夏文依舊是無法徹底破譯的“死文字”。

《番漢合時掌中珠》

二十世紀初，英、法、俄、日諸國的考察隊先后來到新疆、甘肅等地進行考古，大量的西夏文獻被發掘出來。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黑水城遺址的發現。

黑水城位于今天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東南，是西夏時期所建立的軍事重鎮。西夏滅亡之后，蒙古人繼續在此經營。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在此設置亦集乃路（“亦集乃”，西夏語“黑水”之意），以鎮守河西走廊通往漠北地區的必經之路。洪武五年（1372），明將馮勝率軍北伐，破黑水城，城池自此被徹底廢棄。不過，城內卻埋藏著大量西夏和元代的文書、繪畫以及許多珍貴文物。

一九〇八年和一九〇九年，俄國考古學家彼得·庫茲米奇·科茲洛夫（1863-1935）曾先后兩次在黑水城遺址進行考古挖掘。在其發掘出的諸多珍貴文物中，僅西夏文獻就多達兩萬四千卷。科茲洛夫將這些珍貴文物帶回俄國之后，放置在圣彼得堡皇家地理學會保存。

當時，俄國漢學家伊鳳閣（1878-1937）正在皇家地理學會從事研究工作。伊鳳閣于一八九七年進入圣彼得堡大學學習漢語和滿語，畢業之后曾先后到中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留學，有著非常優秀的漢學素養。一九○四年，伊鳳閣回國之后，開始擔任圣彼得堡大學漢語講師。由于科茲洛夫并不懂西夏文，所有文獻的放置雜沓錯亂，伊鳳閣受命同其他幾位漢學家一起對這些文獻進行編號整理。在整理的過程中，伊鳳閣先后發現了《音同》《文海》《雜字》等一系列西夏文辭書，其中最為重要的一件就是《番漢合時掌中珠》。

《番漢合時掌中珠》

《番漢合時掌中珠》為刻本，共三十七頁，是一部“漢文—西夏文”雙語詞典。書中所收錄的詞匯按照天地人三才分部，每部又分為上中下三篇。該書完成于“乾祐庚戌二十一年”（1190），作者是一位叫作骨勒茂才的黨項族文士。在該書的序言中，骨勒茂才說：

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通故也。如此則有逆前言。故愚稍學番漢文字，曷敢默而弗言。不避慚怍，準三才，集成番漢語節略一本，言者分辨，語句照然。言音未切，教者能整；語句雖俗，學人易會，號為“合時掌中珠”。（《番漢合時掌中珠·序》）

骨勒茂才寫作的目的，是為當時塾師們的西夏語—漢語雙語教學提供一部基礎教材。《番漢合時掌中珠》全書收錄日月星辰、干支風雨、山河名物、身體發膚等西夏文字共計一千五百零四個。每一個具體的詞條共分為四行，從右往左依次是：漢文注音、西夏文、漢文、西夏文注音。由此，學者們一夜之間便獲得了一千多個常用西夏文字的讀音、字義和字形。

《番漢合時掌中珠》的發現，為西夏文字的破譯以及西夏文獻的解讀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如今日的學者們所評價的那樣：

八十年前，俄國科茲洛夫探險隊在西夏黑水故城遺址（今屬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發現了大量西夏文獻，其中便有《掌中珠》這部唯一有漢字標音釋義的辭典。學術界由此始知千余西夏字的意義和讀音，為進一步釋讀西夏文獻、開展西夏學研究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料。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掌中珠》是一把打開西夏學研究大門的鑰匙。（黃振華等《番漢合時掌中珠·前言》，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一九〇九年，伊鳳閣將《番漢合時掌中珠》的部分照片向世人公開，轟動了整個國際學術界。除了伊鳳閣之外，俄國漢學家龍果夫（1900-1955），法國漢學家沙畹（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日本漢學家石濱純太郎（1888-1968）等人對西夏文字也都抱以極大的熱情，并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論文。

與此同時，中國學者也迎頭趕上。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爆發，羅振玉（1866-1940）舉家東避日本，定居京都。羅振玉與內藤湖南、藤田豐八、狩野直喜等日本學者保持著長期的學術往來，因此經常參與京都的學術活動。一九一二年，伊鳳閣應邀來到日本訪學，羅振玉與伊鳳閣在京都相識。次年，伊鳳閣將部分《番漢合時掌中珠》的照片贈送給羅振玉。

在羅振玉回國之后的一九二二年，伊鳳閣擔任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高級翻譯，由此二人得以再次相見。其間，伊鳳閣又將部分《番漢合時掌中珠》的照片贈送給羅振玉。羅振玉命長子羅福成（1885-1960）將手中照片上的文字一一抄錄出來，并作校勘，于一九二四年在天津貽安堂經籍鋪刊行。此時，中國學者拿到的《番漢合時掌中珠》雖然不是全本，并且有些抄錄的內容還存在著訛誤，但是它卻為中國學者們的西夏文研究提供了最基礎的資料。此后，羅福成、王靜如（1903-1990）等學者都開展了對西夏文的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們也成了中國西夏學研究的第一代學者。

經過隨后中國幾代學者披荊斬棘的開拓和努力，如今已有六千余個西夏文字被辨識出來，大量的西夏文獻也得以被成功解讀。塵封在歷史黃沙之下的西夏王朝，因為其文字的重生而再次復活。

參考文獻：

Alexander Wylie: “Remarks on same impressions from a Lapidary Inscription at Keu-yung kwan, on the great wall near Peki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64；

Alexander Wylie: “Translation and Remarks 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 kwan, 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0；

Stephen Wootton Bushell: “The Hsi Hsia Dynasty of Tangut, Their Money and Peculiar Inscrip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5；

村田治郎編著《居庸關》，京都大學工學部1955-1957年；

西田龍雄《西夏文字》，玉川大學出版所1980年；

史金波《西夏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聶鴻音《打開西夏文字之門》，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

本文首發于《書城》（2023年8月號），澎湃新聞經《書城》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