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日本明治維新是近代亞洲最為成功的“現代化轉型”之一，其中，由眾維新精英領銜的“巖倉使團”居功至偉——短短兩年的西行之旅，細致地考察了西方強國的方方面面，為之后近五十年的維新奠定了基石。然而著名的“巖倉使團”并非日本第一次主動“使歐”，日本了解西方與世界的進程，也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已經啟動。早在400余年前，戰國時代日本即首次派遣歐使團——“天正使團”。

天正遣歐少年使節及隨行神父

從長崎到里斯本：“地極”少年的西行之路

1534年，耶穌會成立于巴黎。耶穌會為傳播天主教而足跡遍布全球，其在東方最早取得進展的地域，就是政治上群雄逐鹿、因而思想上也相對多元的戰國日本。根據學者考察，在“天正使團”派出的1582年，僅耶穌會一個修會便在日擁有15萬信眾，成功的傳教活動更是引得肥前國當主等多位九州大名皈依天主教。一時之間，日本成為當時東亞世界天主教最為繁盛的國度之一。

九州是耶穌會在東方活動最為興盛的區域之一

面對“信仰”欣欣向榮的局勢，九州的基督教大名們逐漸萌生了派遣使節前往歐洲的想法，而這與此時亟需通過“地極的信眾”來昭示自身傳教功績的耶穌會一拍即合。很快，在耶穌會“東印度地區”總負責者范里安（Valignano），以及基督教大名有馬晴信、大友宗麟與大村忠純的支持與籌措下，一支由貴族少年組成的“遣歐使團”迅速組建。他們分別是大友宗麟的親屬伊東祐益，有馬晴信的親屬千千石紀員，大村忠純的親屬原馬丁，以及九州貴族中浦朱利安。由于全體使團成員之中最年長的也不過15歲，因此，他們又被后世稱為“天正遣歐少年使節”。

2014年，由16世紀畫家丁托列托繪制的伊東祐益畫像在意大利被發現

1582年2月20日，攜帶著三位基督教大名的信件與禮物，日本歷史上首次遣歐使團正式從長崎港啟航。除之前提到的正副使四位少年外，使團還包括傳教士梅斯基塔等隨行人員，負責少年們的起居與教育，范里安本人也親隨前往。船隊逆向沿著葡萄牙海洋帝國向東發展的商路一路向西，自長崎而至澳門，到達了耶穌會在印度傳教的重要據點果阿。由于氣候不利，使團在果阿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期間，范里安收到了來自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件，要求他務必留在果阿，指揮東方的傳教事宜，不要隨使團前來，因此，范里安只得指派另一名耶穌會士擔任隨員長，陪同使團完成之后的使歐航程。在一路走走停停的航行之后，使團終于在1584年8月抵達里斯本外海，結束了長達兩年的海上漂泊。

從果阿到長崎，一個個東方據點的建立，勾畫了葡萄牙海洋帝國的發展軌跡。詳參學者顧衛民先生的新著《葡萄牙海洋帝國史》

“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日本少年的歐洲紀行

1584年8月11日晚，使團一行正式登上了歐洲的土地。正如布羅代爾代表作書名所揭示的那樣，此時的南部歐洲，正是屬于哈布斯堡家族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在他的統治下，不僅囊括今天的西葡全境，還包括意大利及尼德蘭諸邦；若算上其在拉美與亞洲的殖民地的話，菲利普二世的統治范圍遍布全球。又因其與羅馬教廷保持著十分緊密的聯系，因此，所謂“基督教世界最強君主”的名號是當之無愧的。“天正使團”少年們的歐洲游歷，便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徐徐展開。

使團的第一站是葡萄牙首府里斯本。在那，他們多次覲見了葡萄牙總督，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在結束葡萄牙的游歷之后，使團于9月進入西班牙境內，并于10月19日到達馬德里，向著世界首個“日不落帝國”君主的王廷進發。不過由于此時馬德里正在舉行全國性的宣誓效忠儀式，因此使團的覲見活動被推延到了11月。

11月14日，覲見儀式如期舉行。在國王華美儀仗隊的接駕下，身著和服的四位少年攜帶著日本大名的信件與精致的漆器禮物，在眾多市民的目光中緩步駛入宮殿。菲利普二世國王親自接見了他們，并對日本大名們的贈禮表示感謝，國王還邀請他們用日語發表演說。之后幾天，使團四人先后拜訪了王室教堂等地，還游歷了新近落成的埃斯科里亞爾宮，并有幸目睹了耶穌受難荊棘等“至高圣物”，足見這位世界性君主對于遙遠東方來客的重視。

耗資無數美洲白銀的“世界第八大奇跡”埃斯科里亞爾宮

拜別菲利普二世，使團繼續啟程，經海路前往帝國的意大利疆域。1585年3月，船隊抵達托斯卡納大公駐地比薩。在宮殿，弗朗西斯大公親自下階迎接，并邀請一行四人參與晚宴。在晚宴上，發生了一件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趣事：宴程過半，大公夫人突然拉起正使主席伊東祐益的袖子，邀他跳舞。在得到隨行神父宗教上的首肯后，伊東接受了大公夫人的邀約；千千石與中浦也參與其中，一時氣氛熱烈，引得一片歡聲笑語。

伊東受邀與大公妃跳舞的逸話，至今仍在舞臺上被演繹

在游歷了托斯卡納后，使團還先后到訪佛羅倫薩等地。由于使團組建的初衷，本身便包含宗教朝圣的考量，因此他們在這些地方均未做過久的停留。在短暫地拜訪了當地貴族并游歷了各處主要圣地之后，少年們馬不停蹄地向著基督教的“圣城”羅馬進發。

親歷教皇更迭時刻：四個少年的羅馬

1585年3月，從長崎出航整整3年之后，使團終于抵達了羅馬。盡管按照原先的計劃，教宗將通過私人會面的形式非正式地接見四位少年，但是時任教宗額我略十三世卻臨時決定，將以莊嚴隆重的公開儀式接見這些遠東來客。

23日，儀式如期舉行。在火槍隊的禮炮轟鳴，與到場貴賓、市民的注視下，身著和服的正使伊東身伴兩名總主教行在隊伍最前，千千石與原馬丁緊隨其后，向著教廷宮廷進發。當來自遙遠地球另一端的信徒出現在門廳時，額我略教宗一時間熱淚盈眶。他邀請伊東與千千石當眾宣讀三名日本大名的信件，并向孩子們詳細詢問了日本的宗教與社會實況。由于儀式短暫，意猶未盡，教宗還于4月3日再度接見使團，并安排他們參觀自己的臥室，足見教宗對于孩子們的喜愛。

使團覲見場面

然而世事難料，就在第二次接見后不久，額我略教宗突發鼻黏膜炎，于4月10日下午與世長辭。為應對此突發狀況，樞機主教團于當月復活節舉行閉門會議，公推樞機主教蒙塔爾多繼任教宗，是為西斯篤五世。

由于舊教宗十分關心傳教事務，給予了使團極高的禮遇，因此額我略的突然去世引發了使團成員們深切擔憂，他們擔心新就任的教皇對于遙遠的東方并不具有興趣。然而事實證明，他們的憂慮實屬多余，在之后舉行的教宗加冕典禮上，使團少年不僅受到了新任教宗的邀請，而且還受邀侍立在教宗身后，為其撐起華蓋，地位甚至居于法國——所謂“天主教會長女”——的眾代表之前。此后一月，新教宗還多次帶領少年們參與各類活動，并授予了他們“羅馬貴族”等榮譽稱號。

記錄使團到訪羅馬的碑銘

就這樣，在獲得新教宗的禮遇以及對日本傳教事業支持的允諾后，使團于6月3日啟程離開羅馬，途徑威尼斯、米蘭等地，重新搭船返回伊比利亞半島。在伊比利亞，使團先后在巴塞羅那與里斯本等地小住，以等待適合航行的天氣。一年之后的1586年4月，歸國的時機終于到來了，搭乘座艦“圣菲利普號”，少年們在闊別故鄉4年之后，重度踏上了漫漫的歸程。

上洛：曲折卻非凡的回鄉之路

由于風高浪急，使團的回鄉之路并不順暢，一路走走停停，直到1587年6月才最終抵達印度。然而就在使團打算完成漫漫長旅的最后一程之時，日本國內的局勢發生了巨變。1587年7月，日本當時實際的最高掌權者豐臣秀吉在完成“九州征伐”之后，突然發布了《伴天連追放令》，首開日本禁教之先河，這為本來肩負宗教使命的“天正使團”能否順利歸國，增添了極大的變數。

“伴天連”（バテレン）即“神父”。該令是日本歷史上首份傳教士驅逐令

由于擔心日本國內的形勢，使團一行有意放慢了節奏，在印度果阿與中國澳門停留多時，以確保歸國的安全。不過，由于耶穌會東印度地區負責者范禮安十分具有能力，加之葡萄牙駐果阿總督也答應全力予以配合，“天正使團”一行不僅于1590年順利獲準歸國，還得到了次年親赴京都、覲見“天下人”豐臣秀吉的機會。

1591年3月，豐臣秀吉于京都“聚樂第”宅邸召見了使團成員。礙于之前頒布的禁教法令，覲見采取了一種更為靈活的方式進行，即讓使團少年們身著葡式衣裝，以歐洲使團、而非本國國民的身份參與覲見。不過在具體的參見過程中，少年們仍舊采用了傳統的日式儀禮，并向豐臣秀吉獻上了豐厚的禮物、稟告了此行的種種見聞。對于少年們的非凡經歷，豐臣秀吉明顯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在覲見儀式之后，豐臣秀吉又數次召見使團，甚至一度盛邀伊東祐益加入他的麾下，為他即將發動的朝鮮遠征（即“壬辰之役”）貢獻力量。不豐臣秀吉的邀請遭到了伊東的婉拒，后者聲稱，如若僅因高官厚祿，便拋棄撫養自己的神父們于不顧，是一種不義的行為。對此，豐臣秀吉頗為欣賞，在最終準許使團返回九州前，詳細地詢問了歐洲與印度的情況。

隨著“上洛覲見”的完成，歷時8年有余的“天正使團”終于完成了它全部的歷史使命，于1591年正式返回九州故土。

西風東漸：“天正使團”的意義與啟示

通過上述對日本首個遣歐使團“天正使團”的歷史回溯，我們可以看到，與傳統的“閉關鎖國”敘事不同，近代早期的日本、尤其是九州地區，對于世界的巨大變動，并非是茫然無知、無動于衷的。相反，它們對于遙遠的西方抱有著極大的興趣，而且這種興趣也并非是一種僅僅集中于最高統治階層的獨有性現象。這為我們理解近200年之后，明治時代的日本緣何能夠迅速轉型，提供了一些線索。

從社會上層看。首先，在16世紀近代早期的歷史場域中，能夠主動派遣一支使團前往歐洲，本身就足以體現當時日本部分政治精英對于外部世界的興趣；而在短短二十年后，以支倉常長為首的使團再度使歐（從路線上看，該使團甚至取道美洲），則是這一興趣的又一次明證。其次，作為此次使歐行動的結果，“天正使團”的少年們從歐洲帶回了大量的繪畫與圖書，這為有機會接觸到這些珍貴材料的社會上層人士們，帶去了一個十分全面且嶄新的世界圖景，為啟發他們進一步探索世界的欲望提供了寶貴的原始推力。據研究，關白豐臣秀吉就對使團少年們進呈的世界地圖集《寰宇全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十分鐘愛，甚至還為此專命畫師繪制成屏風，以供日日欣賞。可以說，盡管地理上處于“地極孤島”，但日本社會上層對于外部世界的好奇，一直是較為強烈的。

日本畫師根據《寰宇全集》繪制的屏風

與社會上層類似，社會中層及普通民眾，尤其是九州地區的普通民眾，也受到了“天正使團”出訪的積極影響。首先，少年們帶回的大量西方畫作受到了普通“南蠻畫”（即西方繪畫）藝術家們的模仿效尤。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使團從歐洲帶回了日本歷史上首臺古騰堡金屬活字印刷機。盡管活字印刷術發明于中國，當時已經傳至日本，但是排印西文作品仍舊十分不便。古騰堡印刷機的帶回，便很好解決了這一問題。嗣后，西方語言學習書、教科書、西方宗教文學作品印刷大盛（即后世所謂的“吉利支丹版”），成就了耶穌會在日本印刷事業的最高潮。經由這些書籍，西方知識逐漸走進了普通九州民眾的世界。來自外部世界知識的傳播，盡管在隨后江戶幕府的禁教政策下得到了抑制，但是卻永遠無法被抹殺，直到兩百年后的明治維新時代，它們再度被喚醒，進而在下層轉變為巨大的革新力量。正如歷史上所有成功的維新一樣，“國家的現代化”與“民眾的現代化”，一直都是相輔相成的。而從“天正使團”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日本民眾對于外部世界知識的興趣，早在明治維新以前，便已然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