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至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陸續發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核態勢評估報告》等戰略文件，公開將中國定位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修正主義國家”，指責中國已對全球與地區秩序、美國國家利益與價值觀形成全面挑戰。

與此同時，美國在臺灣、經貿等問題上采取了一系列加劇摩擦的政策，中美關系明顯惡化。在此形勢下，中美關系將走向何方？這不僅直接影響中美兩國，還將對地區形勢乃至全球治理產生深遠影響。

兩種前景

近一年來，中美兩國的專家學者紛紛討論中美貿易戰的可能性和對策，甚至發生軍事沖突乃至制度與意識形態競爭的前景。本文主要探討中美關系近期的兩種發展前景，所謂“近期”是指未來五年左右的時間：

第一種是兩國關系全面緊張、持續惡化，出現某種冷戰的局面。

三種情況可能將中美關系引向此種發展前景。一是雙方不能有效管控摩擦和競爭，兩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社會各個領域的摩擦同時突顯并全面升級，導致兩國關系嚴重惡化。當年美蘇冷戰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全面對抗。

二是一方執意挑戰另一方的核心利益，引發嚴重危機與對抗。隨著危機升級與失控，雙方的對抗與沖突迅速向其他領域擴散。在當前與未來，這方面最大的風險在臺灣問題上。此外，中美經貿分歧無法妥善處理，美國執意挑起全面經貿戰，也可能導致這種前景。

三是因誤判或擦槍走火（事故），雙方爆發軍事沖突或安全對抗，致使兩國關系嚴重惡化。近年來，隨著中美兩國的軍事力量對比，特別是兩國在西太平洋軍力對比的變化，雙方軍力的接觸與摩擦不斷增加，風險越來越大。中美突發軍事危機事件既可能發生在熱點地區和傳統安全領域，如在中國周邊海域，特別是中美兩國艦機在南海的互動；也可能發生在新型安全領域，如在太空與網絡空間領域，太空與網絡空間領域的消極互動對兩國關系帶來的破壞性影響將更難估計。

此外，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的巨大不確定性也很可能在中美關系中造成“黑天鵝事件”。在兩國戰略競爭不斷上升的情況下，這類事件可能大大加劇中美管控分歧與摩擦的困難，導致中美關系嚴重惡化。

20世紀下半葉，持續半個世紀的冷戰是美蘇兩國惡性互動的結果，兩個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盟友在戰后迅速走向敵對，教訓十分深刻。冷戰不僅對美蘇兩國，而且對地區與世界的和平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不幸的是，近年來，美俄關系已經再次陷入準冷戰狀態，雖然其形式與內容與當年的冷戰有較大的不同，并且不再具有全球性，但就核大國的全面對抗這一點來說則幾無二致。

就當前中美兩國的實力而言，如果雙方出現冷戰式的對抗，則很可能具有全球性，它不僅對中美兩國而且將對地區與世界的和平發展帶來極大的不利影響。

第二種前景是雙方競爭和摩擦明顯上升，但兩國關系并未破局，也不會走向全面對抗，雙方仍保持必要的對話與合作，兩國關系呈現相對穩定狀況。

在這種前景下，中美戰略互疑將進一步加劇，美國時時處處防范中國挑戰其世界主導地位和領導權；中國則高度擔心美國對華采取全面遏制政策；兩國在經貿、安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與爭端時起時伏、逐步上升；雙方在多邊國際機制中的競爭繼續發展；兩國人文交流將受到更多的限制。

與此同時，中美雙方仍基本上保持各方面的對話與接觸，尤其是兩國領導人和兩軍的對話，通過談判解決經貿爭端仍是雙方的一項重要努力，兩國的經貿往來仍在進行；由于加強了危機管控，兩國之間沒有發生重大突發事件和軍事安全危機，各主要領域同時發生嚴重對抗的狀況得以避免；雙方在諸如朝核問題、防擴散、地區反恐等擁有共同利益問題上的全球治理合作仍能取得一定進展。

如果中美關系出現這樣的前景，其重要意義在于：雖然兩國關系緊張加劇，但仍得以保持在競合關系的范圍之內；雖然兩國關系的天平已經傾斜，但雙方分歧與合作之間的平衡仍未徹底打破。這一前景遠不理想，但它明顯好于兩國關系全面惡化、陷入冷戰的前景，它還有可能為兩國在摩擦高發期通過磨合逐步找到構建新型關系的途徑準備與積累必要的條件。

在當前中美兩國關系面臨重大變化的形勢下，第二種前景應是兩國努力爭取的一個方向。

影響中美關系的復雜因素

在上述中美關系可能出現的兩種前景中，有一點相類似，即雙方的分歧與摩擦將明顯上升，這是由兩國間已出現的諸多復雜的不利因素所決定的。

第一，由于力量對比發生巨大變化，中美關系進入了一個摩擦高發期。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其他許多變化都是在此基礎上發生的。

近年來，中美兩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軍事力量、國際影響力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中國2017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827122億元，相當于美國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63%左右；2017中國按美元計算的軍費（2280億美元）尚不到美國當年軍費（6950億美元）的三分之一，但若與10年前相比差距亦明顯縮小。

這些變化引起了美國的嚴重關切與焦慮。作為守成大國，美國對新興大國中國的快速發展不適應，認為中國的崛起對其主導地位形成了嚴峻挑戰；與此同時，中國則日益顯現出奮發有為的決心與信心，這進一步引起了美國的擔心。

在此形勢下，中美摩擦呈現加劇趨勢。未來五年，如果國際形勢和中美兩國國內形勢不發生重大變化，雙方力量對比的這一基本發展趨勢將不會改變，雙方的摩擦將進一步上升。

第二，美國對中國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的調整變化反應強烈。

近年來，隨著綜合國力的加強，中國在東海、南海明顯加強了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努力。2016年臺灣地區民進黨領導人蔡英文當選之后，堅持“臺獨”黨綱，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使2008年以來臺海出現的和平發展形勢受到破壞，造成兩岸關系驟然降溫，大陸隨之加強了反臺獨斗爭。

中國還積極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建立與發展新的地區合作機制，推進跨域廣闊的“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美國對此反應強烈，認為中國外交日益強硬，對盟友形成威脅，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形成嚴重挑戰。未來五年，中國的這些政策與努力將會繼續，美國要接受這一變化很不容易，雙方的博弈將更趨激烈。

第三，美國對中國政治、經濟政策的調整變化持深度懷疑態度。

近年來，中國的國內政治有一系列發展變化，包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開展反腐斗爭，深化改革，轉變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加強黨的領導，推進民主法治建設，進行國防與軍隊改革，強軍興軍，等等。美國對中國內政的這些發展變化疑慮重重。在未來五年，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方向不會改變，美國如果堅持要中國走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只會進一步加劇雙方的對立。

第四，美國對華政策出現重大調整。

經過長期辯論，當前美國兩黨、行政部門與國會、各派各界（包括長期主張與中國接觸合作的企業界）在對華消極認知上已基本達成一致，認為自尼克松總統以來歷屆總統的對華政策（支持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以使中國逐步改變發展方向）已經失敗，此種政策未能改變中國，中國卻已成長為美國必須面對的強大戰略競爭對手，美國新出臺的三個戰略報告即是這種共識的體現。

在未來五年，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美國的對華政策可能都趨于強硬，美國政府將采取更多的對華防范、制衡與打壓措施。隨著美國對華政策調整的深化，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將呈繼續上升的態勢。

第五，貿易爭端、臺灣問題已成為兩個可能嚴重惡化中美關系的爆發點。

在奧巴馬執政時期，中美貿易爭端已經出現。強調“美國第一”的特朗普執政后，中美貿易爭端愈加突出。2018年以來，中美圍繞貿易分歧進行了多輪磋商，盡管雙方曾經達成了一些共識，但美國仍然宣布對中國出口美國的5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的關稅。在中國宣布反制措施后，特朗普政府又提出將進一步考慮對中國2000億美元出口美國的產品追加關稅，這使得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兩國經貿關系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嚴重摩擦期。

中美關系中的臺灣問題近期同樣呈現出更加復雜的變化趨勢。2016年，蔡英文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后，臺灣問題在中美關系中重新突顯出來。面對中國開展的反“臺獨”斗爭，美國日益加強了對臺灣當局的庇護。2017年年底以來，特朗普總統先后簽署了美國國會通過的《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和《臺灣旅行法》，前者要求強化美臺之間的防御伙伴關系，除再次提出邀請臺灣參加美國及盟國、盟友的“紅旗軍演”外，還提出應考慮重啟美臺海軍艦艇互訪的可能性及對臺軍售常態化等；后者提出應鼓勵美臺雙方“所有層級官員互訪”。這兩個法案嚴重違背“一中原則”，給未來的中美關系埋下了巨大隱患。

當然，在看到上述不利于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因素的同時，也應看到兩國關系中仍然存在著有助于雙方尋求合作、管控分歧的因素。這些因素雖然在短期內不足以阻止兩國競爭、摩擦上升的趨勢，但卻可能限制雙方競爭、摩擦的發展速度，維持兩國必要的合作，防止兩國關系趨向嚴重惡化乃至失控。

其一，中美關系與當年的美蘇關系存在本質區別。當年的美蘇冷戰是兩種政治制度、兩種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和兩個陣營、兩個軍事集團的全面對抗，在經濟上則表現為兩個市場的完全分隔。雖然代理人戰爭一直源源不斷，但美蘇未發生熱戰。當前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卻是在同一國際體系內發生的，雙方遵守許多共同的國際準則，在許多國際機制中對話合作；雙方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度很高；美國雖然擁有軍事同盟，中國的政策卻是結伴不結盟；雙方的制度與意識形態之爭仍處在較低的狀態；兩國在全球治理、應對非傳統安全方面更有著重大共同利益。

此外，當年美蘇兩國在面臨沖突與戰爭的嚴峻形勢下才逐步建立起軍事安全對話、危機管理機制和安全信任措施，而多年來中美之間早已建立起包括元首直接對話在內的多領域、多層級的對話交流機制，雙方間的危機管控機制也不斷得到加強。這些對話交流對于雙方管控分歧、消除誤解、開展合作，具有重要作用。兩國廣泛開展的人文交流更是美蘇之間所根本沒有的。

其二，到目前為止，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仍是在戰略對沖（Strategic Hedging）政策范圍之內的調整。特朗普政府已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者，明顯增加了對中國的防范、制衡與打壓，但仍然保持著與中國的接觸與合作，尚未且難以對中國采取類似冷戰中對蘇聯采取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即軍事包圍、經濟封鎖、政治顛覆和全球范圍內的制度與意識形態競爭，這對雙邊關系的總體穩定至關重要。

如果美國將中國視為敵人，并決定對華采取遏制政策，必將使中國對美政策也發生根本性調整，中美關系從競爭滑向全面對抗是一種極其危險的前景。

其三，中國的對外政策和對美政策有很強的延續性，中國的戰略文化也與蘇聯和俄羅斯有很大不同。十九大提出的“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長期實行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和“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一脈相承。

在對美政策上，中國一直強調維護中美關系大局，認為中美友好相處，不僅有利于兩國，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面對中美之間的分歧，中國一直采取“斗而不破”的方針。近年來，面對兩國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和雙方戰略互疑上升的形勢，中國領導人又向美國領導人積極倡議“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中國政府還多次重申中國決無意與美國爭霸。中國在解決領土爭端與維護海洋權益的努力中，實行“互諒互讓，堅持對話協商”與“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反對訴諸武力和威脅使用武力。事實上，自1989年中越邊境戰事完全結束，迄今為止中國再未發生任何對外軍事沖突。

總之，中國的基本對外政策和對美政策不會因美國調整對華政策而輕易改變，中國的戰略文化具有持久的影響力，這對維持中美兩國關系的基本穩定具有重大意義。

其四，中美關系中的第三方因素持續降溫。2016年年底以來，東海、南海爭端的形勢明顯趨向緩和；進入2018年后，半島形勢出現了轉機。最近，中日領導人恢復正式接觸，兩國關系在經歷多年嚴重摩擦之后正在重返正常發展軌道；中印關系也繼2017年金磚會議后的改善勢頭持續向前發展。這種形勢如能保持和發展下去，將使中美之間因第三方因素爆發軍事安全危機與軍事沖突的可能性顯著下降，從而有利于兩國關系的穩定。

其五，中國堅決反對打貿易戰，主張通過對話談判解決爭端，同時也準備了有力的反制措施，中國是避免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的重要力量。最近，隨著美國不斷威脅對華增加關稅、激化貿易爭端，美國國內也出現了較強的反對聲音，這種聲音將隨貿易摩擦的加劇而增大。

到目前為止美國對中國輸美商品征稅范圍仍較為有限，所謂大范圍貿易戰仍是恫嚇、威脅多于實際行動。現在就預言中美貿易戰將全面、長期打下去還為時過早，更有可能的將是打打停停，邊打邊談。中美雙方對貿易爭端實現較好管控，避免兩國貿易關系全面破裂仍是可能的。

其六，“一中原則”是中美建交和發展兩國關系的政治基礎，美國如公然挑戰“一中原則”,風險將極其巨大。2017年年底以來，美國接連出臺發展美臺官方關系的法案與措施，中美在臺海爆發危機的風險明顯上升。對于美國的做法，中國已提出強烈抗議。同時也應該看到，美國新出臺法案的涉臺條款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特朗普就職前夕在臺灣問題上的魯莽言行曾在美國國內引起巨大震動，招致朝野眾多批評。一旦美國政府將這些法案中的某些條款變為實際行動,必將導致中美關系全面倒退甚至完全破裂，美國不會甘愿冒如此巨大的戰略風險。

綜合上述各種因素可以看到，在當前和較近的未來，有礙或不利于中美兩國關系發展的因素超過了有助于雙方穩定關系、保持合作的因素。因此，在未來一個時期，中美兩國間的競爭、摩擦進一步上升將難以避免。但是也應看到，如果著眼更長遠的未來，有助于雙方穩定關系、保持合作的因素卻可能更具持久性和決定性。在此形勢下，中美兩國的戰略選擇和政策選擇將對未來中美關系的走向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結語

綜上所述，可做簡要和初步的結論。第一，在今后較長的時期內，不能再認為“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壞也壞不到哪里去”。雖然上述第一句話仍然成立，但第二句話已經過時。在新形勢下，如果中美雙方不能有效管控分歧、減少誤解，兩國關系存在嚴重惡化的可能。這是由兩國實力對比發生巨大變化、兩國制度與意識形態不同（這些是結構性因素），以及兩國在其他許多領域存在利益與政策碰撞所決定的。

第二，如果中美雙方能共同努力，在近期繼續保持必要的對話與合作，管理好兩國明顯上升的戰略競爭與摩擦，防止爆發全面的經貿戰和嚴重的臺海軍事安全危機，中美關系在新形勢下避免走向對抗和保持相對穩定仍是可能的，這種前景符合兩國的長遠與總體利益。

第三，即使中美關系出現階段性惡化，雙方也沒有理由過于悲觀，中美關系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當年美蘇兩國沒有爆發熱戰，在新時代中美兩國更沒有理由走向對抗和沖突。包括中美雙方存在的重大共同利益、中國通過融入而非挑戰現存國際秩序而崛起、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而決不爭霸，以及中美雙方都是核國家等諸多因素都決定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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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題《中美關系發展前景展望》，刊發于2018年第2期的《當代美國評論》（Contemporary American Review）。“澎湃”經授權編發，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