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在美國東南地區佛羅里達州一個叫克雷斯特韋尤（Crestview）的小鎮長大。當時我的眼界只局限于居住在小鎮里的家人和鄰居，外面的廣闊世界對我而言，遙遠而抽象。記得在我七年級的時候，班上正籌劃一個派對，一個女孩提議準備些中國幸運簽語餅。這對那個年代的美國農村來說，是一個既異乎尋常又非常陌生的事物。而我當時對中國的全部了解也僅限于這是一個在地球另一端、離我的世界極其遙遠的國度。那么這個鄉巴佬是如何一步步認識并熱愛中國，將他的人生奉獻給中國歷史與思想研究的呢？

田浩

通往中國研究之路

我第一次見到中國人是在我研究生學習的第一年。當時，歐文·海厄特（Irwin Hyatt）教授帶著我們來到亞特蘭大市的一家小中餐館。在此之前，我只是在書里和照片里見過中國人。海厄特教授在佐治亞州埃默里（Emory）大學所開的課程是我第一次學習中國歷史的課程，但我開始關注中國歷史始于之前有關二十世紀歐洲史的一門課。在密西西比州的貝翰（Bel-haven）文學院學習時，我到附近的密爾賽普斯（Millsaps）學院修了一門長達一年的課。那門課的老師是麥克馬倫（McMullen）女士。她在幾十年前和她的歷史學家父親從希特勒控制的奧地利逃離，并最終到達美國。盡管她的課程嚴格專注于歐洲歷史，但是她為我們所列出的研究論文題目之一是“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員在1950年之前對俄國革命的態度”。因為我來自于一個被歸類為“競爭對手”的大學，所以只能坐在一個離講臺最遠的座位上。我也成了最后一個收到研究論文題目選單的學生。幸運的是，因為當時有一個學生沒來上課，我有機會在這個有關中國的論題和另一個題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波蘭經濟政策”的論題之間做出選擇。在無人給我在中國論題方面提供指導的情況下，我漫步在圖書館去閱讀一切我可以找到的有關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現代史的資料。雖然我最終還是完成了這個課題，但我覺得當時美國大學的圖書館里關于中國的書不是很多，既不全面也不系統，進入中國歷史的研究領域其實是很難的。于是我就覺得自己將來可以在中國歷史領域做些研究，做點貢獻。

我在埃默里大學上完四門有關中國及東亞歷史的課程后，轉學到了弗吉尼亞（Virginia）大學。在那里，我師從馬思樂（Maurice Meisner），一位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以及林毓生，一位睿智的儒家史家。他們都從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但都是在哈佛的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指導下完成論文的。在我們第一個學期期中的一堂課上，馬思樂教授突然宣布他已經接受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職位。此后，他幫助我成功進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盡管在弗吉尼亞的時候，我的室友就是一個從臺灣來的中國人，但我是到了哈佛以后才開始結交許多幫助我了解和欣賞中國文化的中國朋友。

在哈佛，我帶著對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強烈興趣開啟了我的研究。然而，當我在第二學期進行有關吉田（Yoshida）給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信件的研究時，我經受了難以獲取近期歷史檔案數據的困難與沮喪。約七年后，我修改了那篇論文，它被《大西洋地區歷史雜志》（Acsdiensis）接收，但是當時的編輯因為政治原因不斷推遲發表的時間。因此，這篇文章后來成為我平生第一次發表的中文文章（1983年發表在《歷史研究》）。《大西洋地區歷史雜志》主編諾里斯·亨德利（Norris Hundley）其實是反對我對杜勒斯的批評的；我說杜勒斯越俎代庖，是因為我發現當時的史料證明，他實際操刀了那封當時日本首相吉田的信，導致他自己的上司美國國務卿約翰·阿切森（Dean Acheson）錯誤認識杜勒斯所處的角色，同時雖然他已經有了這封信修改過的草稿，他卻告訴阿切森他還沒看過這封信，這一切以便于他在有關臺灣的問題上操縱阿切森和杜魯門總統。盡管《歷史研究》的編輯們對其中的一些用語提出了質疑，但是他們對文章所揭示的事實以及我的結論均持更為虛心開明的態度。

我在哈佛研究生院學習的第二年，宋代儒學成為了我研究興趣的中心。這種轉變尤其得益于史華慈教授為我們講授的《朱子語類》這一課程。沒想到我為這門課所寫的論文在修改之后，極大地冒犯了陳榮捷教授。這是因為盡管我從《語類》中摘錄、引用了許多有關“天心”的原文和注釋，陳教授仍然質疑朱熹是否真的曾用過這個概念，所以不肯親自翻檢我注解所引《語類》的材料。在我復印、郵寄給他所有這些原文并和他通信討論之后，他終于承認我的確論證了自己對朱熹運用這個概念的理解。雖然陳教授認為這個概念并沒有意義，但他還是收回了對這篇論文在《哈佛亞洲研究雜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發表的強烈反對意見。由此，我的文章最終得以發表。關于這篇論文的中文版，請見我的《旁觀朱子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因此，從研究生學習之初，我就有一種揭示歷史資料真相的傾向，通過揭示而得來的這些資料顛覆了那些描述歷史事件和闡釋重要歷史人物的主流觀點。

在我研究生學習的那些年里，美國人還幾乎不可能到中國旅行，而我也不過是一個很少有機會旅行的鄉村男孩。我在美國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是1970—1971年間在臺北為期13個月的經歷。在那段時間里，除了竭盡全力地學習語言，我還被中國文化和當地的人們深深打動。這一切對我這個來自美國南部農村的男孩來說，顯得比我原來所預期的更為熟悉，而非陌生或有異國感。在適應波士頓地區的文化風俗時，我曾偶爾遇到困難；然而，通過一些方式我發現，同波士頓相比，中國的環境更加讓我有家的感覺。1976年，我從哈佛大學畢業，并幸運地在當年獲得僅有的兩個教授中國古代歷史的工作之一。之后，我將精力集中于教學與研究發表，期望得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終身教授職位。

當收到哈佛同意出版我的第一本書《功利主義儒家》的接收函時，我申請并獲得了由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資助我于1981年前往中國大陸第一次旅行的研究資金。這次旅行除了觀賞許多歷史文化名勝之外，我的主要目標是和那些通過學術著作給過我教益的學者見面。通過普林斯頓大學劉子健教授的私人關系，我得以見到陳智超先生，一位社會科學院研究宋代的歷史學家，他也是我在北京與其他一些重要學者見面的橋梁。不過，在北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用了更為直接的方法去聯系這些學者。我給鄧廣銘先生和張岱年先生發電報，請求與他們見面。考慮到當時的時間極為有限，我意識到發電報是引起他們注意的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鄧先生很有風度地回應了，于是我和他以及張先生于1981年5月在北大見面。

在中國的所有人當中，鄧先生和我最有淵源，因為他在北大的畢業論文以及較早整理的古籍都與陳亮有關，而這正是我第一本手稿的關注焦點。臨近初次見面討論的末尾，他和張先生都歡迎我再次回到北大做一段時間的研究以繼續我們的討論。回到美國以后，我馬上申請了我的第一次帶薪研究假期和專業研究資金，從而得以回到北京繼續我的研究。到我在北大的第一個學期結束之前，我又向“美國中國學術交流委員會”遞交了延期一年的申請，報告了我的研究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在美國的研究資金局和我所在的大學都同意了我的申請。

我從1982年秋至1984年春在北大。近兩年里，我經常拜訪北大教授，尤其是鄧先生。我們的討論往往從我所準備的有針對性的問題開始。不過我們逐步擴展討論的主題與問題。例如，他對中國歷史在中國的學術研究和傳承的狀態極為關注。經歷了20世紀的混亂，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認為有關中國歷史的知識變得任人涂抹擺布，似乎是被一小部分資深學者手中掌控的長線牽著走。他同時提到80年代是中國重新獲得它的歷史傳統的最后機會。幸運的是，鄧先生被任命為一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成員，評估中國大學的教學課程設置以及設立大學教授的標準。他對許多大學老師缺少中國歷史資料閱讀訓練的現狀非常不滿。因此，他將自己的希望和努力集中在80年代的新一輩研究生身上。

另一個例子是我們討論了一個他已經參與兩次的出版項目，其目標是出版一本宋代文集的篇目索引。這本來是哈佛燕京學社在30年代編輯出版系列的一部分，但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所有相關資料都遺失了。在60年代早期，北大的學者重新啟動了這個項目，但又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破壞。他試圖再次發起這個項目，因為這不僅對研究者非常有價值，也是他為訓練新一代研究者閱讀宋代歷史資料所做出的一種努力。鑒于之前幫助王德毅先生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的支持以編寫宋代人物數據索引的經驗，我毛遂自薦，提出如果鄧先生愿意申請，我也愿意幫助他。我們后來寫了一個給哈佛燕京學社的申請，北大因此收到了第一年的基金。

雖然申請的是連續幾年的哈佛燕京社基金，但是我們不得不每年提交一份報告并再次申請。不幸的是，新的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決定中止資助鄧先生和王先生項目的基金，以使哈佛燕京學社能資助更多的東亞學者來美國大學訪問。對索引的整理再一次被打斷了。幸運的是，張希清教授從北大退休之后，仍然不忘這項大計劃，使這一項目得以完成——《宋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五卷本）在201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在我們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基金的時候，張希清還只是鄧先生的研究生和特別助手，后來他成為歷史系的教授，再后來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這個中心是鄧先生及其他幾個北大教授在80年代早期共同成立的。

子承父業

在北大潛心研究期間，我不但學術上受益非淺，還有幸在80年代早期將我的妻子宓聯卿和兩個孩子帶到北京生活了兩年。如果我的家人沒有跟我一起來，我不可能和北大以及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有如此緊密的聯系。當時我希望我的兒子田亮在北京上小學。某一天，北大外事辦打電話給我，把我叫到了辦公室，告訴我北大的決定。那時，浦嘉珉（James Pusey）正在北大教達爾文主義，他的兒子在北大小學的分校上學。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北大外事辦告訴我，我的兒子作為第一個美國孩子被小學的主校區接受了。不過，出于對我兒子特殊情況的鄭重考慮，外事辦非常謹慎，為此曾討論了一個多星期。

在列出了一長串“黑頭發”孩子的優秀素質和舉止后，外事辦又提出了一系列與之相對的“金頭發”孩子的不良素質和舉止。暫停了一下后，他們宣布我的兒子是“金頭發”。北大是在有條件的基礎上接受我的兒子的，他們要我仔細跟兒子解釋，他“要像黑頭發的孩子那樣”。田亮很快適應了學校，并很順利地被老師所接受，在班上頗受歡迎。總的來說，我個人從未觀察到任何外國孩子或成人能夠適應得這么好，并這么快樂地享受在中國的生活。當我們離開中國的時候，留學辦公室里的黃道林老師告訴田亮歡迎他隨時回來。1990年他16歲的時候，田亮申請作為一名暑期班學生回來上學。起初，我們有一段時間一直沒有收到任何回復，我感到很奇怪。過了差不多兩個月，我們收到黃老師的一封信，被告知田亮已經被錄取，并附有常規的申請材料。直到我讀到申請人必須年滿18歲并且高中畢業時，我才理解遲到的原因。這個夏天對田亮能夠恢復并保持流利的中文口語很關鍵。在90年代后期，他成為伯克利大學的一名研究生，師從吉德煒（David Keightley）學習甲骨文和商代歷史。不過，在吉德煒教授退休后，田亮決定離開研究生院去支持他自己的新家庭。現在，他生活在臺北，為世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在我們剛到中國的時候，我的女兒田梅開始學說話，所以她很快轉換為完全說中文。當時這個生活在勺園的年紀最小的孩子，成為周圍許多居民的小甜心，這中間包括戴維·唐。他那時在北大教英文，并且努力克服他的廣東腔說普通話。他后來成立了上海灘（Shanghai Tang）——一個奢侈品連鎖店，伊麗莎白女王親自授予他爵位。

田梅當時上了北大的幼兒園。多年以后，她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拿到英國文學學士學位，并獲富布賴特獎學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資助于2003年回到北京，在清華學習中文，在北大學習歷史。兩年后，她成功地回到伯克利分校成為中國歷史方面的研究生。在2010—2011年，她在富布賴特—海斯（Fulbright?Hays）博士論文研究獎學金的資助下再次回到北大。其博士論文研究題目是關于1903到1953年間中國幼兒園和學前班的建立情況。2013年，田梅完成了論文。

回想80年代曾經在北大幼兒園度過的一年多時光，我覺得她之所以會對這個題目感興趣可能是受到了這段經歷的啟發。在北京進行博士論文研究期間，她在北大的導師是歷史系的牛大勇教授。有趣的是牛教授曾經在普渡大學做過訪問學者，這也是小梅今年8月獲得預備終身教授職位的大學。她在一個和北大有著緊密聯系的歷史學系獲得了教職，這令她感到特別高興。

我希望以上這些對我人生和家庭進行回顧的代表性片斷能展示我自身的轉變與所接受的教育。隨著這種教育不斷地拓展我的視野，世界似乎變小了，而且變得愈來愈豐富多彩和有趣。最終，我在個性和心靈世界也同時成為了中國人和美國人。

本文摘錄自《文化權力與政治文化——金元時期<中庸>與道統問題》,【美】田浩/【美】蘇費翔 著，肖永明 譯，中華書局2018年6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