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學科：人文學科的誕生、危機與未來》，[英]喬·莫蘭著，陳后亮、寧藝陽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260頁，58.00元

喬·莫蘭（Joe Moran）在《跨學科》一書的導言部分所說：“‘跨學科’近年來已成為許多不同學術領域的流行語，但很少有人對它進行詳細探討?！?span style="color:#7f8c8d;">（《跨學科：人文學科的誕生、危機與未來》，第3頁，以下引用本書僅標注頁碼）特別是在傳統人文研究趨冷的大背景下，文學跨學科研究近年來卻異軍突起，成為令人趨之若鶩的新熱潮。在不少人看來，跨學科研究本身就是一項勇敢且有價值的前沿探索，而那些仍在舊學科范圍內工作的人則是膽小且落伍的，不能從事跨學科研究有可能會被時代所拋棄。從大學管理者到文學院系的教師，似乎都把跨學科當成人文學術擺脫困境的救世良方，一時之間涌現出數不清的跨學科研究期刊、著作、項目和研究機構。在文科無用論大行其道、傳統人文研究遭遇前所未有的合法性質疑的當下，跨學科究竟能否讓人文學科走出困境、重獲生機？喬·莫蘭的這本《跨學科》將有助于我們更加冷靜地看待這個問題。

實際上，正如莫蘭所指出，文學研究自誕生之日起就是“跨學科”的?！坝⑽南涤?917年在劍橋大學最初成立時，受聘教師們都接受過其他學科的訓練，如古典文學、哲學、歷史學等，而瑞恰慈本人學過精神分析學。正如其學位的最初名稱‘文學、生活與思想’所表明的那樣，劍橋英文系對新方法保持廣泛的開放性?！?span style="color:#7f8c8d;">（29-30頁）由F. R.利維斯所創辦、并在英文學科史上產生深遠影響的著名雜志《細察》從一開始就是一本“跨學科學術研究的典范”，“除了發表傳統文學批評之外，它也刊登有關電影、音樂、廣告和其他流行文化形式的論文和評論”（31頁）。即便在英美新批評最鼎盛的時代，堅持采用“跨學科”的方法來研究文學的情況也廣泛存在。尤其是擅長從政治和經濟角度切入文學的傳統馬克思主義批評，擅長運用歷史和社會材料的實證主義批評，以及擅長心理學闡釋的精神分析批評，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也都曾十分流行。只不過這些跨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比較粗糙，采用了一種簡單化的還原論或決定論的立場，就像諾思羅普·弗萊曾批評的那樣：“（它們）統統都是用一種批評態度來頂替批評本身，它們所主張的，不是從文學內部去為批評尋找一種觀念框架，而都是使批評隸屬到文學以外的形形色色的框架上去?！?span style="color:#7f8c8d;">（[加]諾思羅普·弗萊：《批評的解剖》，陳慧等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8頁）為了進一步強化文學批評的學科屬性，弗萊呼吁應該讓它在方法上變得更加純粹、更加“科學”。他認為，批評家之所以總是借鑒其他學科，主要不是因為它們有幫助，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建立起專屬于自己的方法和概念框架，“由于缺乏系統性的文學批評，便形成了一處力量的真空，而所有的相鄰學科都乘虛而入”（《批評的解剖》，17頁）。

與新批評者相似，弗萊也認為文學學科的合法性基礎不在于它的功能，而是它的方法。“對于關心文學的人說來，需要回答的首要問題不是‘研究文學有什么用處?’而是‘如果研究文學可能的話，下一步該怎么辦？’”（《批評的解剖》，14頁）現存文學批評的危機的根源在于它沒有成為一個科學的知識生產部門。弗萊堅信文學批評家應做的第一件事是閱讀文學作品，而非急著從其他學科搬弄外部材料。他并非要求徹底切斷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他只是反對把不同學科的標準混為一談，用其他事物的言說方式來談論文學?！拔膶W與其他學科的關系當然是重要和必要的，但必須在以后加以考慮?！?span style="color:#7f8c8d;">（Northrop Frye. The Stubborn Structure: Essays on Criticism and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90）他認為未來的文學批評要想獲得和科學一樣受人尊重的學科地位，那就必須像科學一樣去解釋文學。他相信就像自然事物的背后存在著一種永恒的法則一樣，文學也不是僅由作品雜亂堆集而成，其背后也一定存在一種不變的秩序。文學研究也就應該像自然科學一樣，致力于發現這些秩序并把它們歸納為一個統一的知識結構中。然而，正如特里·伊格爾頓所說：“從方法論上說,文學批評是一個‘非學科’?！?span style="color:#7f8c8d;">（[英]伊格爾頓：《二十世紀文學理論》，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99頁）試圖把文學研究的學科基礎建立在任何一種特有的方法上都是不可能的，因為文學研究從來不可能有所謂純粹的或者內部的方法。即便是在新批評的先驅瑞恰慈那里，他也非常喜歡從一個心理學家的角度研究詩歌，以至于蘭瑟姆稱其為“心理學批評家”。弗萊也同樣沒有做到方法上的純粹，他的原型批評理論假設離不開來自神話學、文化人類學以及圣經符號學的啟發。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后，由結構主義發起的語言學轉向對文學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導致整個文學學科的面貌開始出現很多顯著變化。在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調控下的人類學、符號學、精神分析、社會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等學科話語逐漸與文學話語交叉滲透，形成一整套前所未有的跨學科理論話語。但與利維斯時代的那種初級階段的跨學科研究不同，六十年代之后的跨學科研究不再把文學簡單還原為受各種歷史、心理或者社會條件決定的產物，而是充分注意到了文學語言的復雜性。從現在開始，無論在研究對象還是方法上，大多數文學研究者都不再囿于新批評為他們劃定的學科邊界和規則之內，而是廣泛借鑒跨學科話語資源，不管是語言學、心理學、哲學、神話還是社會學的理論資源，皆可為我所用。雖然經典文學還是人們關注的重心，但通俗文學、流行文化、服裝衣飾、體育運動和音樂影視等都可以成為被研究的對象，文學研究逐漸向文化研究過渡。雖然在此之前也早就有人借鑒其他學科的方法、關注文學之外的話題，不過正如愛德華·薩義德所說：“這些關注點、興趣點和個人大多會被分配到哲學和政治學院系，或者單就個人而言，他們中的許多人會完全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而留在學院之外?！?span style="color:#7f8c8d;">（Edward Said,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44. 2 [2020], p. 396）但從現在開始，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內容逐漸成為文學系的老師和學生們的合法工作議程。

然而在很多人看來，文學系也因此變得越來越不像文學系，它過多涉足政治，卻荒蕪了自己的領土。它在貿然侵入其他學科領地的同時，也有失去自己的固有領土的風險。喬納森·卡勒揶揄道：“閱讀?？?、德里達、拉康以及巴特勒的那些人很少有時間閱讀阿什貝利和祖可夫斯基，更不要說狄更斯和薩克雷了?！?span style="color:#7f8c8d;">（[美]喬納森·卡勒：《理論中的文學》，徐亮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4頁）當文學批評家看上去可以評說天下萬物、卻不能就文學本身給出權威解釋的時候，文學學科的合法性基礎就十分不牢固了。再加上受各種社會外部因素導致的人文學科日漸不景氣的局面，很多人開始把文學學科衰落的根源歸咎于其學科屬性的喪失，甚至認為如果文學批評繼續按現在的方式進行下去，它將導致這一學科的毀滅。M.尼克爾森指出：“隨著英文研究演變成文化研究，而它的實際內容似乎可以由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媒體分析師、政治理論家和其他人來完成，那么英文系的合法性似乎越來越受到懷疑?！?span style="color:#7f8c8d;">（Mervyn Nicholson, “Social Function/Social Context of Literature,” ESC: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 26. 3 [2000], p.315）雖然自文學學科被確立開始，反對跨學科研究的聲音就從未停止，但在二十世紀末，這種聲音變得尤為激烈。在這之中，哈佛大學英文系現任教授瑪喬麗·嘉伯（Marjorie Garber）的觀點較有代表性。作為一位始終對理論持保留看法的傳統學者，她和多年前的新批評者一樣，再度提出了文學研究的學科根本屬性問題。她認為，要想恢復文學學科作為一個權威知識生產部門的角色，“最好的方法就是做我們最擅長的事情”（Marjorie Garber, The Use and Abuse of Literature, Pantheon Books, 2011, p. 68），也就是聚焦于文學文本的形式，把詩學意義上的文學閱讀——而非政治歷史維度的內容闡釋——再度作為我們的本業。另一位來自斯坦福大學的保守主義者瑪喬瑞·帕羅夫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在她看來，理論熱的興起導致文學研究者過于偏重作品中的政治內容而“忽略了藝術作品特有的東西”，他們或多或少都帶有還原論的傾向，將文學化簡為某種政治的、歷史的或者社會的癥候。雖然他們看上去具有一種跨學科的闡釋權威，但實際上卻只會在真正的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或者社會學家那里暴露他們的輕浮無知，這導致文學研究的學科信用在美國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越來越低，在研究經費的申請和人文學科職位的競聘等方面落于下風，“人類學和歷史學已經接管了人文領域”，“來自人類學系或法學院的申請比來自英語或音樂學和藝術史等相關領域的申請者更有趣”（Marjorie Perloff, Differentials: Poetry, Poetics, Pedagogy,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4, p. 10,p. 5, p. 13）。與嘉伯一樣，帕羅夫也認為文學研究必須從跨學科的歧路當中撤回來，“精簡我們的學科，分離出不相容的單位”，最好成立一個獨立的當代文化研究系，以承納那些更喜歡研究流行文化而不是經典文學的人。文學學科迫切需要一種更加“差異化”和歸納式的文學研究方法，以便重新強化它特有的學科屬性，“把重點放在文學文本的批判性閱讀上……培養那些主修數學或商業的人所沒有的專業技能”（Marjorie Perloff, “The Decay of a Discipline: Reflections o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oday,” Qui Parle 20. 1 [2011], p. 164, p. 165），如此才能從根本上挽救文學學科。

雖然上述這種反對跨學科的聲音在當下十分普遍，但終究還是未能阻擋跨學科研究的潮流。正如不存在純粹的文學，也不存在純粹的文學研究方法。從不同學科切入文學，表面上看好像是讓文學研究的私家領地成為自由穿越的公共花園，侵犯了它的獨立自治，但實際上卻會讓這里變得更加鮮活生動、意趣盎然。我們雖不可能徹底擺脫學科化對知識生產的制度性約束，但作為學科不斷對自我進行重塑和調整的生成機制的跨學科卻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自語言學轉向以來，每一種新的理論思潮的發生都對舊學科的某一方面進行了反思和質疑，有的是從其他學科借來新的觀念和范疇，有的是學來了新的工具方法，還有的是發現了新的問題域，或者想要產生更大的學科影響，所有這些跨學科的行為都是對文學學科進行重塑的不斷嘗試。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今天的文學學科面貌已經與阿諾德、利維斯的時代有了巨大的不同，它之所以能夠歷久彌新，關鍵在于它總是或主動或被迫地根據時代變化調整自己的樣態。正如莫蘭在結尾部分所暗示的，跨學科雖然未必能夠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真正拯救人文學術，但就像當下非?；钴S的維多利亞研究和文化研究這兩個領域的成功實踐所昭示的，跨學科至少能夠為人文學術注入一些新活力。在當前人文學科被普遍認為處于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局面下，它的未來很可能取決于人們如何應對跨學科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