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社會史研討：近代學術的文本與語境

張群偉、周榮

2023-08-02 11:26

來源：澎湃新聞

2023年7月15日-16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史研究群和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聯合主辦的“近代學術的文本與語境——第二屆學術社會史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湖北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武漢大學、湖南師范大學、安徽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高校及科研機構的5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中國歷史研究院，共同參加了此次會議。

與會學者合影

會議開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羅檢秋研究員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夏春濤研究員和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湖北大學原副校長周積明教授分別致辭。夏春濤指出，學術社會史是一個新的范疇和研究視角，是對以往研究的開拓和創新。學術研究要有現實關懷，要反映社會的演進、思想的前沿。同時，他還指出當前學術界存在研究范圍越來越窄、理論闡述不足以及缺乏長時段、大歷史研究的傾向，呼吁專家學者將中國歷史打通，做長時段的研究，積極關注理論問題、學術前沿問題。周積明圍繞“文本”和“語境”的會議主題進行解讀，認為其中蘊含著需要重新探討的空間和領域。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夏春濤研究員致辭

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湖北大學原副校長周積明教授致辭

會議主題報告由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雷平教授主持，羅檢秋研究員、雷平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張昭軍教授、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徐國利教授分別進行主題發言。羅檢秋以“學術社會史的理論特質與實踐路徑”為題，對學術社會史的緣起、理論特質、研究取徑等學科基本問題進行了探索。他提出，學術社會史實證地、多維度地研究學術與社會之間的互緣、互動，重視學術史的民間脈絡和變易性，將研究重心從學術的思想史、觀念史轉向社會史。研究學術衍生的家族環境，學者的交游、結社，尤其是學者的情感及心態史，仍然是學術社會史的重要實踐路徑。雷平以“‘學術史’研究：從梁啟超再出發”為題，對學術史研究的路徑與重心進行了梳理，揭示了梁啟超學術史研究的典范意義和值得學者鑒戒的教訓。張昭軍以“以學術史為路徑思考中國文化史”為題，圍繞中國傳統“學術”“學術史”的定義分析了中國“學術史”的特質和風格及其對推進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啟示。徐國利以“繼承與發展：侯外廬‘謹守考證辨偽'的內蘊和意義”為題，就侯外廬“謹守考證辨偽”的豐富內涵及對清代考據學的批判性繼承與典范意義作了深入分析。

此次研討會共設置八場分組報告，分別關注學術社會史研究中的重要議題。

主題報告

學術人物與學術傳衍

學術人物是學術傳衍的重要載體，本次研討會從學術人物的思想接受、代際傳承等角度分析學術人物與學術衍變的關系。周積明教授梳理了乾隆時期學者們對《三國志》作者陳壽與乾隆皇帝不一樣的評價，揭示了在皇權專制之下，仍有學者勇敢地發出異樣聲音的面相。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何曉明教授梳理了馮天瑜先生一生對人文精神的追求，認為他不僅在學術研究中積極闡發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更在生活中積極實踐人文精神。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蔡智力副教授以郝敬的學術接受史分析明清學術嬗變，他認為郝敬的學術形象從明末清初學者推崇的經學宗師，轉變為乾嘉以后“以理測經”的妄人，反映了清學從典范初建到典范確立的過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博士后王安琪細致梳理了明清徽州士商的數學知識來源，她認為從進入蒙學階段日用類書的“筭法門”到適應商業活動的珠算、捷算口訣，乃至傳教士傳來的西方歷算之學，都是徽州士商最終的數學知識來源。

第一場報告

近世經學研究

經學一直是學術史研究中的重要內容，此次研討會有數位學者關注清初至近代經學的衍變。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吳仰湘教授梳理了清代以來學界對于許慎《說文序》中所謂“《易》孟氏皆古文也”觀點的回應，認為宋翔鳳《周易考異》一書從經本、經說分別看待漢《易》古文、今文，與漢代經、傳別行的史實相符，揭開了《易》孟氏的今古文謎底。羅檢秋研究員關注清末民初學者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一書，認為該書文字考釋多有成就，有裨于糾正晚清以來公羊家肆意將學術政治化、工具化的偏頗。山西師范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王惠榮教授詳細梳理了百年來海內外學者關于清代今文經學復興原因的論述，并進一步指出未來研究有待開掘的方向。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后秦行國圍繞章太炎和劉師培對六經問題的兩種解讀展開討論，認為章、劉兩人雖然分別從史學和文學的不同視角來理解六經，但都是以保持本民族文化自主性為根本的現實關懷。

第二場報告

清代理學與漢學

清代理學與漢學同樣是學術史研究的重要領域，本次研討會在此方面也多有探討。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戚學民教授認為清史《儒林傳》第五次稿新輯和增輯的傳記使清代理學人士譜系得到擴展，糾正了從阮元開始的清史《儒林傳》對理學人士的低調記載，對理學史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晨怡教授關注桐城古文運動與清代理學傳承及復興的關系，認為桐城古文運動延續了唐宋古文運動以儒學更新為旨歸的本質特征，在清代理學傳承和復興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博士后黃湛對清學史的漢學主線敘事模式進行反思，考察了清代理學由尊德性到道問學、后期又回歸尊德性的發展理路。她梳理了清初理學視域下的“回歸原典”運動到漢宋之爭中宋學派義理之學背后的文章學主張，并論述了嘉道之際四科之分及心性之學的復張，對“晚清理學復興”研究方式提出反思。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劉繼元從程瑤田“《喪服》無逸文”這一觀點入手，認為程瑤田的喪服學有確切的主線，各義例間邏輯嚴謹，背后體現的是他試圖接續清初傳統，將喪服整合進理學體系，在義理闡釋、文獻傳統與社會風俗上達到統一。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曾僑將程瑤田學術聲望的轉變融入到乾嘉道時期學風嬗變的社會環境下考察。他發現在乾嘉之際，程瑤田的學術聲望經歷了一個從“通儒”到漢學“專家”的轉變過程，這種轉變也預示著清代學術在“乾嘉道”代際遞嬗過程中，士人的生存狀態所引發學術心態上的轉變。

第三場報告

學術概念與語境

學術概念是一時代學術思想變遷的表征，但學術概念要放置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闡釋才有意義，此次研討會有數位學者關注概念和話語的傳播與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賈小葉研究員考察了梁啟超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年從“瓜分”論到“帝國主義”論的轉變，她認為梁啟超面對帝國主義侵略所做的理論探索，既有受到歐美、日本帝國主義論影響的一面，也體現了他自身的思考和貢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王燕通過考察“勞動”譯介的四個階段，追溯了西方政治經濟學中“labour”概念在近現代中國的過渡，探討了傳統“婦功”如何在外來的政治經濟學詞匯面前解體，新的概念又如何重塑現代婦女對于政治經濟的關聯。天津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張笑龍副教授通過探討清代幾位學者對秦漢之際歷史發展趨勢的解釋范式，他認為這些解釋范式一方面能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中國傳統史學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可以對秦漢之際歷史發展趨勢的研究多一種探討的維度。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周榮梳理和分析了“洋人的朝廷”話語在近代中國的生成、傳播情況后，認為“洋人的朝廷”話語是一百多年前反滿革命宣傳的產物，并沒有經過提出者的嚴格考證。因此，提倡謹慎使用，甚至放棄使用“洋人的朝廷”話語來指稱晚清政府，以便推動學術研究的健康發展。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韓啟云從作為“事件”“經歷”和“故事”的三個維度出發，考察分析了“火燒趙家樓”的發生、發展及傳播歷程，指出在“五四”歷史敘事中存在著從“火燒趙家樓”到“趙家樓的火”的話語接受，這一從具象事件到意象符號的生成過程，根植在整個近代歷史發展過程中。

第四場報告

學術派別與學術家族

學術派別與學術家族是學術傳衍的另一重要載體，與會學者就如何闡釋學術與社會變遷背后的派別與家族因素進行了深入探討。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姚彬彬副教授從“儒道同源”和“以《易》解經”兩個視角論述了清代太谷學派對近代中國哲學理論的具體影響，透視出近代以來民間儒學與主流學術界的互動。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徐道彬教授和許璐的論文分析了徽州“三洪”對乾嘉漢學的守成與開拓?！叭椤睘椤昂霌P戴學第一人”的洪榜及其兄洪樸和其弟洪梧。“三洪”的生平與學行，展示了弘揚“戴學”與推動乾嘉漢學發展的歷史功績，對彰顯“皖派”學風及其通經致用思想，具有重要的實證價值和啟示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豪考察了常州學派成因中的地域文化因素，他認為清代常州士人將重視“道義”“忠義”“名節”的東林遺風轉換為一種積極投身功名、參與政治的態度，同時延續、發揚了地域學術中經學與經世并重的學風，正是這些方面奠定了常州學派學術風格的獨特底色。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李沛姍探析了清代常州學派譜系從清中葉到新中國成立后構建的歷史進程，并以宋翔鳳為個案，對其學術定位和師承淵源進行重新考量。她認為厘清常州學、今文學和公羊學的關系，不僅有助于認識常州學術的豐富內涵，而且可以解決常州譜系構建中將思想和學術、義理和方法混為一談的弊病。

第五場報告

民國學術之衍變

民國時期是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化的關鍵階段，近年來民國學術史研究發展迅速、成果豐碩。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暨學報編輯部馬建強副編審重點考察了“古史辨運動”產生影響的社會層面因素，他認為顧頡剛通過持續長達十年之久“古史辨偽”相關主題圖書、叢刊的出版活動，固定了古史討論的學術成果、擴散了古史辨運動的學術價值與學術影響，成為現代中國學術史上一個標志性事件。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王天根教授關注歐戰語境下嚴復與章士釗等人關于社會契約論的論辯。他認為嚴復與章士釗等人在報刊雜志論證中國政治變革的合法性、正當性屬于兩種路徑，而指向卻是在革命或改良輿論抉擇中持調適主義。這些共識在政論性的報刊上多有呈現與展示，背后有著國家重建中改良或革命的陣營分歧。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趙利棟副研究員通過分析范文瀾對《中國近代史》一書歷次版本中關于《太平天國》章節的修改和增補，從中得出范文瀾在不同階段中對太平天國史和農民起義運動本質屬性的不同認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韋昊昱運用藝術社會學方法，圍繞中國現代藝術史學與藝術考古學奠基人滕固在1934年12月與1936年11月，兩次代表國民政府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對河南洛陽龍門石窟所進行的田野考察與專題研究展開討論。這一考察體現出中國藝術界趨新學者由古代文人精英階層文化審美趣味，下移到近代“地方社會”基層田野視角的范式轉型，背后凸顯出中國新派藝術學者身處20世紀上半葉世界漢學語境中強烈的學術爭勝心態與文化憂患意識，展現出一代前賢力圖通過現代藝術考古研究，復興民族文化精神的治學理想與努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張群偉從“墨學與民族精神重振”“墨學與革命精神”“墨學與勤儉精神”“‘非攻’與抗戰精神”四個方面分析了抗戰時期墨學與民族精神的塑造，展現了墨家思想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作用。

第六場報告

社會史視野及反思

從社會史視野來考察近代學術的生成與衍變是學術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次研討會對此議題也有較多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唐仕春研究員從研究團隊的組織化、學科方向的格局改變、研究視角的新實踐等角度梳理了新世紀以來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新進展。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張秀玉研究員從社會關系的視角重新考察了晚清傳記文的書寫，她認為晚清的傳記文傳主與權力密切相關，多數傳主具有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這種密切關系使得“傳其賢否”的目標更加被強化，傳主忠烈、孝義、勤儉、慈愛、貞節等特征成為書寫套路，故真實性堪憂。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曹志敏副教授從日常生活史的視角分析了清代詩歌史料的特點和價值。清詩是記錄清人日常生活與情感世界的重要文本，為史家利用清詩史料深化日常生活史研究提供了諸多便利。但作為文學作品的詩歌存在夸張想象的成分，清詩入史必須剔除其中虛構失實的因素，多種史料相互參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康關注量化歷史研究中的生命維度，她認為量化歷史研究以大規模的量化數據庫為基礎，借用社會科學理論方法，在對抗碎片化，長時段、大問題方面優勢明顯。然而，量化歷史研究應對普通人的生活經驗多加關注，并結合微觀視角，兼采歷史敘事功能和量化分析的優長，形成有“生命”維度的綜合性歷史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劉東昇認為清帝在對旗人戲事的治理過程中，始終秉持著教養合一的觀念，既重教化，又重生計，其相關禁令常與整頓旗務緊密結合。但是，在因應具體治理的過程中，旗人戲禁目的由教化、生計兼顧逐漸偏向為緩解八旗生計，八旗教化與滿洲特性也在此過程中走向衰退。

第七場報告

近代學術人物研究

近代學術人物的思想與成就是學術史研究的另一重心，怎樣將學術人物放在國家與社會等多層脈絡中考察是本次研討會的重要議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彭春凌教授在近代思想全球流衍的視野下重新考察了章太炎與五四一代，她認為從近代思想全球流衍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來看，章太炎與五四一代之間還有隱而不彰的深層次關聯——他們都被人類思想近代化的命題所俘獲，比如斯賓塞的進化思想，以此我們可以重新思考中國20世紀新文化的淵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朱曦林考察了徐世昌《清儒學案》編纂的過程及背后的問題，他認為除了主持者、編纂者的思想因素、學術見解及編纂后期的倉促成書外，清代學術繁雜的譜系及“學案體”本身的局限，都是造成定本《學案》諸多問題的重要原因。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助理教授劉會文考察了孟森研治舊學的根柢、范圍與特點，他認為孟氏早歲的讀書治學，不拘門戶之見，能采納諸家之長，善于調和、綜合與會通，而不擅長創造和開新，亦不愿墨守成說。澄清這些問題，對于詮釋孟森此后人生道路的選擇，具有重要意義。北京林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徐鳳老師考察了李大釗傳統文化思想的嬗變，她認為李大釗由傳統向現代知識分子轉變過程中，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重新審視，主張傳統文化應該進行合理揚棄和創造性詮釋。這體現了中國近代傳統文化思想不是單線消散，而是在傳統學術和近代西學交復中不斷繼承與更新的特點。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博士后甄皓涵以新見檔案與佚文重新考訂余嘉錫1930年前的史料和生平，他認為余嘉錫從籍籍無名到聲名鵲起，是個人學術路徑與外部學術環境相得益彰之結果，為現代學術體制如何涵括吸納“舊學人”提供了范本。

第八場報告

在隨后的圓桌會議中，周積明教授、何曉明教授、吳仰湘教授、徐國利教授、張昭軍教授、戚學民教授作為引言人，圍繞學術社會史的概念、理論與研究路徑進行了深入討論。

周積明認為學術社會史概念的提出，打破了學術史與社會史之間的壁壘，開創了新的研究空間，但還應對學術社會史的概念進行深入的討論，辨明什么是學術社會史，并著力探索學術社會史的研究對象、結構與方法。學術社會史應探索學術衍生、發展與傳播的過程，在社會網絡與社會脈絡中詮釋學術與社會的互動。何曉明認為歷史研究要彰顯學術的社會性，體現學術的社會存在、社會價值、社會影響與社會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學術社會史是一個創新性的概念，其具體研究方法可以反復摸索，不斷嘗試。吳仰湘認為目前學科之間的壁壘現象較為突出，而學術社會史著重強調跨領域的學術探索，探索交叉學科研究的可能。他認為著名社會學和人類學家李安宅的名著《<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向我們展示了如何將經學的問題放在社會史的視角下拓展與考察，值得我們借鑒和重視。徐國利認為，學術社會史理論和方法的探討非常重要，有益于引導青年學者從事學術社會史研究；要從學科發展角度，厘清學術社會史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并建議組織學術社會史理論方法研究的筆談文章，以擴大學術影響。張昭軍提出學術社會史的研究可從兩方面展開，一是以社會史為本，用學術史的路徑進行研究。比如要重視文本的田野考察，追索文本的生成過程。二是以“學者社會”為研究對象，推進相關研究。戚學民認為傳統學術史研究多重視精英思想，缺乏探討精英思想向底層的延伸和世俗化的過程。學術社會史是對傳統學術史研究的反思，體現了學術的下行和邊界的擴展。學術社會史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形成一個標志性和辨識度高的學術團體以及學術園地，有助于團結中國學術界的話語力量，發掘中國人的學術文化精神，傳承中國人的精神脊梁和價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