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親密：為什么愛越來越難》，[法]伊娃·易洛思著，汪麗譯，湖南人民出版社｜浦睿文化，2023年4月出版，208頁，49.00元

“新中產” 文化的白皮書？

《冷親密》這本書的出版——或者準確地說，這本書的營銷及其所引起的廣泛討論——證實了我的一個猜想：我已經墜入了“新中產”的文化陷阱。

我此處所說的“陷阱”倒不是指某種欺騙與陰謀，而是指一種無法逃脫的包裹之感。4月前后這本書要出版的時候，我還在美國，就看到不少豆瓣友鄰在標注“想讀”，讓我心癢癢。在微信里一搜就發現，早在去年，我就在長期訂閱的《三聯生活周刊》公眾號的封面文章《相親社會學：愛在情感資本主義時代》中看到過對此書的介紹。《新周刊》在2月的時候就把該書列為“2023年最值得期待的社科與思想類書”，與其一道的還有《勞無所依：不穩定、獨立和白領的事業的新世界》《就業冰河：被剝奪穩定工作的年輕一代》《獨身主義》以及《自我決定的孤獨》。此書出版后不久，《新京報·書評周刊》就如約而至，推送了采訪作者伊娃·易洛思的稿件《當情緒、情感成為商品，我們越來越孤獨》。就在我結束寫作這篇書評的當天，《三聯生活周刊》再添新柴，推送了一篇結合電影的評論《愛情真的可以脫離肉體而存在嗎？》。

在這一連串的轟炸之下，我假期回國的第六件事，就是沖到廣州的方所——我能想到的最近的“新中產”書店——以沒有任何折扣的價格，近乎“儀式性”地買下了這本書，為這個新加冕的“新中產”敘述之神，獻上我的祭品。

我可以保證的是，在過去幾年里，我完全沒有所謂的“新中產”意識。我之所以關注這些公眾號、媒體以及友鄰，大多都是因為一些具體的文章或者獨立的事件。究竟是一種什么持續的興趣，讓我不知不覺地走進了這張文化之網？或者說，這屆所謂“新中產”到底共享了什么關懷？

要談新，必先問舊。要注意，如今被廣泛使用的“新中產”一詞，實際略去了“階級”二字。這種命名方式好像暗示著某種與“舊式”社會經濟學方法的決裂：“新中產”想要圈劃的群體并不是那個以收入、職業、家庭背景等經典指標劃分出來的“中產階級”。不可否認的是，在我所關注的文化媒體介入之前，“新中產”仍是一個由經濟科普類媒體主導的詞匯。胡潤研究院、DT財經、吳曉波頻道等都曾發布過有關中國“新中產”的白皮書或報告。在這些報告里，“消費習慣”是一個重要的指標。這是突破冷冰冰的舊“中產階級”的第一步，因為消費習慣本質上反映了一種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

不過，以“消費習慣”來定義文化“新中產”仍是隔靴搔癢，因為目前這屆“新中產”已經帶有某種濃厚的反消費，甚至是反中產的傾向。在我的直覺里，上屆“中產”曾經以“小資”的名號聞名于世，其核心內容無疑是以消費主義為主導的精致生活方式（咖啡、長跑、騎行、瑜伽、慢生活、city walk……）。本屆“新中產”雖然對此有所承襲，但仍舊展現出一些新的特征。比如，本屆“新中產”具有濃厚的社會問題的批判特征，關注的是加班、就業、裁員、社會治理中的不公等問題。與此相關，本屆“新中產”還有著對自身身心狀況高度的警覺，類似精神抑郁、持續孤獨、內卷、不婚不育以及健康體檢等問題是其關注的核心。基于以上兩點，本屆“新中產”還有一種無差別的嘲諷精神，脫口秀等吐槽式娛樂成為剛需，而沙雕綜藝和躺平文化也成為某種反抗“過度積極”的藝術。

這屆“新中產”的標志是一種極強的反思意識。如果一個人僅僅簡單地表達了對中產階級美好生活的向往、期待和希望，那么ta一定會被踢出“新中產”的群聊，而被邀請加入正能量的老年組。一個典型的“新中產”應當是在向往美好的同時保持一種對生活艱難的理性認知，并以正向（批判）或反向（嘲諷）的方式不斷敘述這種不安全感。

2011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歷史-人類學譯叢”所引進的《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就曾風靡一時，一度引發了對“中產階級”的文化定義的諸多探討。不過這本基于1880年至1910年間的瑞士中產階級的文化史，很難讓本屆“新中產”在其中找到共鳴。十多年之后，伊娃·易洛思這本基于現代美國社會而作的《冷親密》被引進。讀者們不但看到了更接近自身生活的案例（心理治療、企業文化建設、女性主義以及約會軟件），又發現了對這些熟悉生活的反思和批判。這完美符合了目前“新中產”精神氣質。無怪乎媒體們一擁而上，把它打造成一部“新中產”的文化白皮書。

《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瑞典]奧維·洛夫格倫、喬納森·弗雷克曼著，趙丙祥、羅楊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268頁，30.00元

“提供情緒價值”的前史

如果拿到實體書，你會發現，其實“冷親密”的正標題并不顯眼，而較為枯燥的原書副標題“制造情感資本主義”（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也被巧妙地略去。更引人注目的，是充斥在封面和封底的那一系列扎心問題：為什么愛越來越難？愛情中應該有算計嗎？理性和情感是對立的嗎？在消費時代如何獲取真愛？書的腰封則向我這般急切的消費者許諾——“揭秘相親、征友、社交網站背后的交友和戀愛邏輯”。

《冷親密》中譯本封底

不過，當我看完全書之后，我很懷疑“新中產”讀者們能否真的找到他們所期待的答案。事實上，這書并不那么好讀，更像是一本嚴肅的社會科學分析，而非一本以“癥狀-方案”為線索的實用手冊。裝幀上所呈現的那種對自身情感狀況的極端關切和自省意識，以及由此所激起的那種強烈的“自助”（self-help）渴望，恰恰是本書所批判的。而且，即便“新中產”的讀者們買了“情感資本主義”的賬，恐怕除了在社交媒體上自嘲一下自己的情感被“商品化”“客體化”“理性化”了之外，仍難以逃脫孤獨和反省所帶來的痛苦，不能為自己的情感生活帶來提升。

不過，易洛思并非沒有暗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這點我們最后再談。與解決方案相比，更吸引我的是她所揭示出來的那些困境。在她看來，所有“新中產”的積極自救努力都事與愿違地走向了它的反面。

讓我們先來看看第一章中的“事與愿違”。傳統社會學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排斥了人的情感，讓人“異化”，彼此隔絕，在情感上變得麻木不仁。然而，易洛思認為，資本主義與私人情感并非對立，相反，它們緊密結合在一起，這就是易洛思所謂的“情感資本主義”。易洛思把故事的起點定在了二十世紀初的美國企業。當時美國企業認為，“如果在工作關系中包含對員工給予關心和關注，那么生產力就會提高”，于是將心理治療大規模引入企業管理。埃爾頓·梅奧的管理學理論就是其中的一個經典例子。在梅奧守則里，“傾聽”和“同理心”是重中之重。梅奧毫不掩飾地說：“傾聽”就是“不要說話”“永不爭論”并“從不給建議”；“同理心”就是“認同他人觀點和感受的能力”。易洛思進一步用性別理論去解釋這個現象。她認為心理治療的職場化模糊了性別的邊界，男性不必總是“強硬”，而女性不必總是“細膩”。相反，在新的標準之下，所有人都必須“控制自己負面情緒，變得友善，通過他人的視角看待自己，并能夠共情他人”。

不過，在我看來，所謂“雙性化”的本質其實是一種權力關系的暫時顛轉：處于強勢地位的管理者成了只能點頭的下屬，而處于弱勢地位的員工則成了滔滔不絕的主導者。這種被心理治療化的“溝通”實際上瓦解了我們日常意義上的“對話”。員工單方面“傾訴”以求解氣，和管理者單方面“傾聽”以求換取效率，二者之間只有冷靜的克制、理解和尊重，而沒有熱烈的掏心掏肺。

我們的“新中產”讀者應該對這種企業和這種現象并不陌生。只需看看目前“新中產”的最高交友擇偶標準——“提供情緒價值”，就可完全理解這個一百多年前的現象。奇怪的是，在《新京報·書評周刊》的采訪里，當記者說出中國交友平臺經常提到的“情緒價值”一詞時，易洛思竟然高呼：

天哪，還有這種說法！剛讀到“能提供情緒價值”時，我覺得好笑。但至少，它非常直白地道出了一個事實，即這是一種交換、一種交易，情緒支持工作是這種交易中的一部分。

我不明白易洛思的驚嘆是真誠的還是禮貌性的。很明顯，她所分析的梅奧守則正是一種“提供情緒價值”的典型范本。著名的心理學科普公眾號“KnowYourself”曾經考證過，今日大行其道的“情緒價值”一詞緣起于美國愛達荷大學商學院杰弗里·貝利（Jeffrey J. Bailey）教授在2011年寫的一篇文章。情緒價值的定義是：企業為客戶提供的消極情緒（成本）和積極情緒（收益）之間的差值。梅奧守則說的無非企業給內部員工提供情緒價值，以換取員工的高效勞動；“新中產”愛情守則說的則是對象給自己提供情緒價值，換取親密關系。

不過，即便提供情緒價值帶著“資本主義”的色彩，又有什么問題？員工獲得了積極情緒和傾訴渠道，而企業獲得了高效勞動力，豈不是兩全其美？

易洛思指出，這個資本主義雙贏邏輯背后存在一個困境：如果“傾聽”和“同理心”成為了一種社會的普遍要求，那么其必然導致每一個人都必須壓抑、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感，這與釋放情感的初心背道而馳。

不得不說，易洛思的眼光非常毒辣。一個具有“同理心”的人首先得是一個具有極強“自省”能力的人，他/她必須很好地覺察并認識自己的情感。比如，一個沒有經歷過高校“內卷”痛苦的資深教授可能很難真正“共情”一個掙扎在學術體制里的博士；但是，這也不意味著一個深刻覺察內卷痛苦的博士有能力為另一個博士“提供情緒價值”。因為“同理心”和經過心理治療洗禮的所謂“溝通”所要求的，是人們“在社會關系中懸置個人情感糾葛”，抑制住帶有價值導向的“建議”，并盡量只使用“中立客觀”的語言去描述并且“理性化”那些豐富的情感。易洛思故而指出：

一方面是帶有強烈主觀性的生活，另一方面是日益客觀化的表達和交流情感的手段，兩者之間形成了新的尖銳的矛盾。（55頁）

按照我的理解，這種理性的“溝通”方式必然是抑制性的。它本應只是對心理治療師的職業要求，但在精神醫學擴大化之后，它變成了一種全社會的社交規范（或者說社交期待）。在現代社會里，每一個人既是敏感而痛苦的患者，又被要求成為理性而客觀的咨詢師。易洛斯用這個矛盾提醒我們：心理治療的擴張進程本身或許也是心理問題普遍化的進程。

伊娃·易洛思

沒有“熱乎勁兒”的美式冷親密vs浪漫的法式“一見鐘情”

如果說梅奧守則代表著心理治療在公共領域的擴張，那么“親密關系指導手冊”的流行則代表了心理治療在私人領域的普遍化。易洛思認為，二十世紀以來“心理治療與女權主義的交織催生了親密關系的理性化的廣泛進程”，“女權主義和心理治療為改變自我提供了大量心理的、生理的和情感的策略”(44頁）。

易洛思舉了兩個有趣的案例：（1）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女性雜志《紅皮書》介紹了一張貝塞爾博士研制的“浪漫吸引力問卷”。當人們不清楚自己與伴侶的匹配度和浪漫關系的程度時，他們可以通過回答六十個問題來獲得一個分數，如果分數在二百二十到三百之間，說明浪漫關系還可以維系；（2）當浪漫關系無法進行下去時，伴侶之間可以做一個非常理性的練習：拿出一張白紙列出自己的浪漫期待和過去的美好時刻，隨后“傾聽”對方的清單并在所列事項上打勾打叉來評估現狀，最后交換清單并互相許諾三個愿望。

毫無疑問，女性主義和心理咨詢結合的目的是讓中產階級女性從傳統的家庭模式中解放出來，在親密關系中獲得主導權。不過，在易洛思看來，這種聯姻的結果是讓計量算計與抽象分析主導了親密關系。用“理性”來維持“親密”無疑是飲鴆止渴。易洛思用了一連串黑話來描述這個過程：這種理性的方法強迫“情感從感受主體中分離出來”，用簡單的數字來“通約”各種復雜的情感，讓情感人“去人格化”成為理性/算計人，剝奪了“親密關系的特殊性”。在我看來，“越吵越親”或“打是親罵是愛”這樣的有些政治不正確的俗語，或許也能解釋她的想法。在某種意義上，“吵”仍舊是兩個具有情感的人之間的親密溝通（盡管非常激烈），而“提供情緒價值”和交換“期待清單”則更像是兩個理性人之間談生意。

由此，我們需要看到易洛思理論背后的預設：親密和理性是兩個相反的原則。理性可以與自由、獨立、平等、效率等價值相輔相成。譬如理性的方法可以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減少家庭關系對工作的影響，削弱親密關系給自由生活帶來的負擔，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兩個沒有爭吵的理性人會更加親密。

我在想，易洛思腦中的親密有點類似我們的“熱乎勁兒”：充滿激情又充滿沖突，浪漫似火但卻不保證未來。情感資本主義的最終目標并不是這種熱乎的親密感，而是把它降低為一種相敬如賓的“冷親密”：沒那么浪漫，但也沒那么礙事兒。

本書的第二章所關注的“療愈性敘事”延續了對心理治療擴張的批判：心理治療讓所有人都意識到自己“有問題”并且需要“自助”，而自我實現的重要部分就是實現心理“健康”。電視脫口秀節目、自傳性書籍以及互聯網等媒介在這場心理學擴張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們鼓勵人們通過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的私人情感問題形成某種“苦難共同體”來獲得“療愈”。簡而言之，在易洛思看來，療愈/自助敘事的擴張也是疾病敘事的擴張、精神痛苦的擴張。易洛思不無諷刺地說道：“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好——這一新領域推廣或銷售的主要商品——人們必須首先承認自己有病，還不夠好。”（90頁）

第三章以陌生人交友軟件作為案例，但其核心觀點仍舊是浪漫關系的理性化。在交友軟件上，人們會預先數據化一些擇偶標準（比如身高、年齡、地區、學歷等等），而系統會根據這些數據來推薦“理想”的伴侶。人們會用“語言”來為自己寫個人資料，這既是一種對自我的客體化審視，又是一種對浪漫關系的理性化努力。語言在易洛思看來是一種反思性的、文本性的以及認知性的知識，它遮蔽了視覺和身體的感覺，把原本應該充滿偶然性的浪漫探索變成了公文處理式的理性活動。

讀者們應該最喜歡第三章的批判，在此我就不去多談了。我想提醒讀者注意的是，易洛思在這章中似乎終于擺脫了某種科學“客觀”的敘事，流露出一些她內心中對理想親密關系的看法。

在易洛思看來，以美國社會為代表的“冷親密”破壞了某種法式的“一見鐘情”（le coup de foudre）。這種法國的“浪漫愛情傳統”具有許多反資本主義的性質：它是一種自發的、直覺的、頓悟的生命體驗，不存在一個預先設定的“理性標準”；它是身體性的、與性吸引力相關的，而不是“無實體的文本”；它沒有功利性的前提，并不以提供“價值”和“交換”作為基礎；它不是一種在資源豐富的市場里進行無限、高度理性且精確的選擇行為，而是一種排他性的激情。

過度反思：對反思的反思

中國的“新中產”讀者們似乎在美式“冷親密”和法式“浪漫”之間掙扎著。一方面，心理治療在當前社會文化中的統治地位已經逐漸形成，易洛思所描繪的情感資本主義的諸多現象已對中國讀者不再陌生：“情緒價值”“傾聽”“同理心”無疑成了都市年輕人的擇偶熱詞；mbti十六人格類型測試、心理表格甚至八字匹配等“理性化”手段也日益豐富。在大眾娛樂中，廣義的心理治療成了不可或缺的元素。從前幾年《愛情保衛戰》《金牌調解》等所謂“情感心理”類節目的爆火，到《非常勿擾》《我們戀愛吧》等戀綜中對心理專家的推崇，再到任何選秀節目中的所謂“說出你的故事”環節對選手的痛苦敘事的誘導，無疑都是心理治療擴張的例子。在更加年輕的新媒體中，普及心理學“自助”知識的公眾號、播客、視頻號無疑是當下“新中產”文化的發動機。

另一方面，正如易洛思所言，治療文化的普及必然伴隨著“心理問題”的普及，人們似乎已經感受到某種“越努力越失敗”的氛圍。媒體對《冷親密》的大力推崇似乎也反映出，這屆中產的自省精神已然進展到對過度理性化的“情感資本主義”的反思階段。

對此，我還想再舉一個近來文化界流行的例子。德國韓裔哲學家韓炳哲的著作近來被大量引進，一時風頭無兩。我私以為，韓炳哲最打動這屆“新中產”的地方，也是他對于一種過度積極的、理性算計的生活狀態的批判。韓炳哲在《愛欲之死》中就曾大量引用易洛思的著作，易洛思對于親密關系中的理性算計的批判實際上幫助韓炳哲確立了自己的說法：愛欲的消失是因為“他者”的消失，他者的消失是因為“自我”王國的擴張，資本主義對他者的物化和商品化，本質上是讓他者“為我所用”。韓炳哲在《倦怠社會》提出的更有名的觀念“功績主體”更是對過度積極的理性化自我的直接批判——“我”對效率的追求欲望之大已經使“我”不滿足于剝削“他者”，而是要進一步剝削“自我”。韓炳哲所提出的類似“深度無聊”、冥想、愛不可征服的他者等方案，在我看來，也與易洛思的“法式浪漫”一脈相承——都是一種反（過度）理性的休息方案。

《愛欲之死》，[德]韓炳哲著，宋娀譯，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2019年3月出版，96頁，32.00元

那么我們要問，面對這樣的文化狀況，這屆“新中產”應當如何自處？是跟著韓老師練習無聊，還是跟著易老師“一見鐘情”，還是干脆徹底擁抱“冷親密”？

我沒法在此處給一個具體的答案。不過我想提醒讀者注意的是，冷親密從來都不是可欲的選項。大部分人都不會主動選擇“冷親密”而放棄“熱乎勁兒”。在社會競爭白熱化和容錯空間被擠壓的狀況下，“新中產”不得不在熱烈的情感欲望和毫無感情的工作中摘取這個折中之物。

我們不妨再回過頭來看看“冷親密”的初心。按照易洛思的說法，冷親密的起源心理治療、女性主義、大眾文化是對鈍化情感的傳統資本主義的一次合力圍剿，其目的恰恰是恢復情感的地位。但是，由于這次圍剿用力過猛、過于理性，它走向了它的反面。故而，《冷親密》的真正教誨或許并不只在批判情感資本主義，而是警醒過度理性。只不過，我擔心的是，在當前社會狀況下，給反躬自省的理性精神加一把火，對心理治療、網絡交友等問題進行二階反思，會造成新一輪的“事與愿違”。在這個時候，我們不妨暫且懸置易洛思的歸因思路，重新將心理問題、情感問題的根源追溯到外在環境的不合理之處，而不是讓個體對本就迫不得已才選擇的理性行為再次進行理性反思。

停止自省，就是一種浪漫的“一見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