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雞娃母親的告白

2023-07-30 13:18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2021年12月，《咬文嚼字》編輯部發布了年度十大流行語，其中包括“雞娃”。

“雞娃”是家長們為了讓孩子成為同齡人中的佼佼者，給孩子打雞血、安排學習與活動的行為。由于人口數量與社會資源的不對等，“雞娃”現象在以中日韓為首的東亞尤為普遍。

本文選自一位離異母親的“雞娃”自述。在這份坦誠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熟悉的高壓與困境。

2006年6月6日，今天是星期二,我把太郎的球衣、短褲和襪子都在門口擺開。

“快點，快點，快點啦！”

下午3點左右，我在門口迎接太郎，幾乎是扒掉他的校服，幫他穿上運動服。他把書包遞給我，我給了他一個背包，里面裝著足球。由于沒有時間坐下來吃點心，我往他嘴里塞了一塊糖。我和太郎有一個詞專門用來形容這種投食行為——nageire，字面意思是“扔進去”，但實際上是插花藝術中的一個專業術語，指的是用自然隨性的方式插花。我們在公寓地下室的車庫抓起自行車，用20分鐘騎到了足球場。

“你能不能別歪歪扭扭地騎了，”在穿過公園的小路上，我跟在他后面大喊大叫，“你這樣會浪費更多時間。”

和多數日本家庭一樣，我們也成了“上課狂人”。我給太郎報名參加了各種課后補習班，希望他能像其他孩子一樣學會游泳和算術，或許我甚至能意外發現一項屬于自己的天賦。二年級時，他要上六個不同的課后補習班。星期一是珠算課，星期二和星期四有足球課和珠算課，星期三是鋼琴課，星期五是游泳和珠算課，星期六有英語課和柔道課。

在日本，這是相當正統的選擇，80%的小學生會參加課外班，而且這些課程并不便宜。太郎每個月的課外班支出約400美元。這樣高昂的補習費對社會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日本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平均每個家庭只有一兩個孩子，日本婦女經常表示撫養孩子的高昂成本阻礙了她們生育更多的孩子。太郎的大部分同學都沒有兄弟姐妹。2015年，當這些孩子十幾歲的時候，日本的人口出現了自1920年人口普查開始以來的首次官方下降。

“你們家孩子上什么課呀？”這是母親們之間常問的問題。大家都想確保自己沒錯過什么東西，導致孩子落于人后。

跟太郎同一級的大多數孩子都參加了游泳課程，部分原因是為了確保在一年一度的學校錦標賽中有出色表現。每年秋天，在家長們的歡呼聲中，每個年級的四個班都會在各種形式的接力賽中互相競爭。游泳池有25米長，在一年級的比賽中，大部分孩子都能游完全程。雖然大家都很有禮貌地給孩子們加油，但你一定不想在最后落得木村太太那樣的下場——她的兒子拖累了班級隊伍。雖然他游完了全程，但中途停了好幾次，還擦了眼淚。木村太太一遍又一遍地微微低下頭，夸張地皺起眉頭，對周圍的人說：“真是對不起。”其他母親們則報以克制的掌聲。

這些課外班通常被安排在每天放學之后，所以精力不足成了家長會上經常討論的話題。父母們擔心的問題包括自己家孩子常常昏昏沉沉的，或者總是弄混各種各樣的課程所需要的手提袋。由于許多孩子放學后直接從學校去課外班，所以他們早上就必須帶好游泳課或珠算課要用的手提袋，這樣一來，孩子們很容易把袋子落在火車或公交車上，或者把別人的東西認成自己的。

2006年3月14日，今天我去上了珠算課，用算盤上的兩排珠子做了練習。打算盤嘛，你必須要集中精力很快完成。我移動了珠子后，大腦空白，所以忘了自己做到了哪一步。現在我覺得自己可真笨。我上二年級時，日本很少有課外班。所以每次放學回家，我把書包往門口一扔就跑出去玩，一直玩到天黑。我記得在公寓大樓里滑旱冰，躺在公共操場上的秋千上做一下午的白日夢。

而太郎和他的同學們即使有休息時間也玩不痛快。太郎上珠算課時，哪怕是片刻的走神，老師也會大喊：“集中注意力！”有一次，他在一場足球比賽中倚靠在門柱上，漫無目的地望著云朵在天空中飄過，有幾位爸爸（爸爸們會來參加周末的比賽）喊道：那個守門員是怎么回事？我瞬間呆住了。

我沒有想到太郎到底有多疲憊，也沒有想到看到一個孩子全神貫注地沉浸在一分鐘的幻想中是多么美好。而是一直在思索，如果球進了球門，我會多么羞愧。我本應該減輕太郎的負擔，但當時所有的課外班似乎都不可或缺。

太郎喜歡足球，這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可以為一項自己并非高手的運動而興奮不已的時候了。培養團隊精神不是很好嗎？珠算是醫治他加減法計算速度慢的良藥，可以幫助他集中注意力。鋼琴幫助他打開了音樂鑒賞力的大門，英語可以幫助他打開世界。至于游泳，這是學校運動會的必備技能，也是一項生存技能。

太郎的爸爸在太郎開始上學后就和我們斷絕了聯系，我希望柔道能讓這個缺少父愛的男孩熏陶一些武士道精神。

課外班也使我們有機會結交更多校外朋友，其中許多人都是我們的新鄰居，與他那些身處特權階層的同學相比，太郎的交際圈更加多元。當然，我可以繼續令人生厭地為這些不合理安排找借口，但我不能否認的是自己其實只是想趕上其他人。

偶爾太郎會說一些話，讓我猛地清醒過來，面對太郎的課程安排得太滿的現實。“你早點到那里，就能……”一天晚上，我試著想辦法誘惑太郎快點去參加下一個活動。在寒冬的冷空氣中，太郎氣喘吁吁地跟在我身邊跑著，算盤珠子在書包里晃動，因為剛游完泳，頭發還是濕漉漉的。他笑著替我說完了那句話：“……抽出時間出去走走嗎？”

當然，還有學校的課程。太郎二年級的課程包括藝術、日語、數學、體育、綜合學習、音樂和英語。

和所有日本小學一樣，這所私立學校使用的是政府批準的教科書。老師們會用學校自己編寫的、更進階的課件進行補充教學。在大多數課程中，學校教授的概念完全超出了該年級的標準教學方針，并沒有遵循日本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減少必修課程和縮短課時的政策，而且以此為豪。

面對如此嚴苛的學習安排，太郎從一開始就跟不上。在一次家長探訪活動中，我注意到他在課堂上有很多問題都回答不上來，擔心他不像其他孩子那樣能夠迅速吸收新知識。我跟森町老師講了好幾次自己的憂慮，但只得到了他漫不經心的回答，說他會密切關注太郎的情況。我詢問了一位兒子在高年級的母親，想知道針對這種情況，學校是否會提供一些額外輔導。

“啊，這個沒有的，”她說，“私立學校的老師只會迎合高水平學生的需求。”

因為家長們把孩子培養得越來越好，學費也隨之高漲，所以他們不希望學校為了幫助學習困難的學生跟上進度而放慢速度，降低自身的標準。學校希望我，而不是老師，能夠讓太郎跟上大家的步伐。快到二年級結束的時候，我問森町老師，太郎是否應該接受學習障礙測試，以免我在強迫他做一些他確實無法完成的事情。

“太郎幾乎算是沒有學習障礙。”森町老師的回答讓我有點困惑。學習障礙這種問題，一個人要么有，要么沒有，不應該如此模糊，不是嗎？但森町老師的話恰好迎合了我不實際的想法——太郎沒有嚴重的學習障礙，也暫時阻止了我進一步調查太郎的問題。

我幻想著太郎成績突飛猛進，每門功課的分數都比同學高，覺得這些成就能夠凸顯出自己是擅長做母親的。或許，我可能只是想借此補救一下自己一事無成的人生。從記事起，母親就一直鼓勵我要以父親和哥哥為榜樣——他們兩個成績優異，都畢業于哈佛大學。母親這樣說，實際上是在告訴我與他們相比我一無是處。

她會說：“你應該嫁給像你爸爸那樣的人，如果不行，像你哥哥淳那樣的也可以。”從小學到高中，哥哥都是在畢業典禮上致告別辭的優等生代表，而我的成績通常居于中游水平。

“男生總是比女生做得好，這不是件很好的事嗎？”她說，“想一想，要是女生更加聰明一些，這該多糟糕啊。”我猜母親大概是在試著安慰我吧，因為我一直都平庸無奇。我還記得小時候被同學邀請參加生日聚會，這是唯一一件我比淳表現得好的事情。但即使在那時，母親還是為了支持哥哥而曲解了這件事的結果：“你收到了所有人的邀請，淳也沒有因此而沮喪，真是不可思議。”

就這樣，我的人生在哥哥淳的陰影下繼續著。他是個銀行家，在美國和日本都事業有成，婚姻美滿（他娶了一位哈佛畢業生），有兩個成績優異的兒子。而我在孩提時代被強行灌輸的對哥哥和父親的崇拜影響到了我的兩性關系。我的每一任男朋友都會被拿來和父親和哥哥那望而生畏的標準相比較。在我二十八九歲，正值約會的黃金時期，哥哥即將成為一家大型投資銀行的合伙人，而父親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公司的總裁候選人。

他們十分自信地取得了如今的成就，也絲毫不同情那些忐忑不安的競爭對手。諷刺的是，這竟成了我那傲慢無禮的前夫寫的新聞專欄里的一大亮點，當時我們初相識，一起為美國的新聞雜志做報道，采訪在東京進行的昭和天皇的葬禮。

“他比其他人都聰明。”晚餐時分，父親一邊吃飯，一邊聽前夫對日本的貿易戰高談闊論，隨后說道。

母親補充道：“真不知道他看上你哪里了。”其實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如果我之前能問問自己，而不是被他的才華和自信所折服，可能會多點警惕心，在結婚時發現他在另一個城市還有一個女朋友，也就不會因為和一個隱藏了眾多秘密的男人結婚12年而感到心痛了。

“我當初就應該雇一個私家偵探來調查下他。”近30年后，我母親仍然喜歡念叨這些，總讓我想起自己糟糕的判斷力。我希望太郎能幫我提升自己在這個家的地位，把肩上的重負卸下。

太郎剛上小學的那幾年，每天他上完課外班回到家，我們就會展開寫作業的“拉鋸戰”。太郎會躺在床上，拿出一本書來讀。這事聽起來還挺靠譜，我承認喜歡看書是個極好的習慣（不過這是因為我沒有給他買任何電子游戲）。但家庭作業也需要做完才行。太郎從來不記作業安排，所以我會打開他的書包，在皺巴巴的紙堆里翻找作業。如果找不到，我就給其他媽媽或同學打電話。

一旦我知道了作業是什么，就把需要用到的書本放在餐桌上，在旁邊擺一盤小吃，像誘捕饑餓的小動物一樣引誘太郎過來。他會過來吃吃喝喝，但很快會回到沙發上，悠閑地看會兒書，或玩紙牌和彈珠。一般情況下，我會哄著他回到桌邊坐下寫幾分鐘作業。然而用不了多久他就會走神，又坐回沙發上，或者跑回自己的房間。然后我會用各種各樣的“空頭支票”吸引他回來，有時是糖果，有時甚至是現金。我一度做過一個完整的圖表，上面有每天和每周的目標和獎勵。就像育兒書上寫的那樣，在他完成任務后大加表揚。但最終，在床上、沙發上和桌子上來回折騰幾次之后，我就會發脾氣。

“你快寫！”我會吼他，“看看現在幾點了。你能不能像其他小孩一樣乖乖寫作業？”

如果太郎從桌前跑開，我就會追上他，把他拽回椅子上。如果我指出他哪兒寫錯了，或者讓他重復某些知識點作為練習，他就會瞪著我，沖我翻白眼，在房間里亂扔鉛筆和橡皮。

寫作業的意志力大戰常常會僵持數小時，隨著夜幕降臨，代價也會越來越大。如果我要求他收起“精靈寶可夢”卡片，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無視我的命令時，我就會抓起來幾張，威脅說要把它們撕碎或者泡在水池里。他通常還是會拒絕。然后我就沖到廚房的水槽前，打開水龍頭，最后把卡片扔到嘩啦啦的流水下面。很多個深夜，我都拿著曬衣夾把褪色的濕卡片掛在晾衣繩上，然后把它們卷曲的邊角熨平。

但有的東西是無法修復的，比如一個小小的塑料盒子。從我們能夠記得的時候開始，每當我和太郎外出旅行時，我就在里面裝滿糖果，我們管它叫糖果盒。有一次我氣得把腳懸在上面，像往常一樣威脅太郎說：“除非你現在就開始寫作業……”然而太郎不斷地反抗，我一腳下去，使勁踩在多年來在假日里與我們相伴的糖果盒上，把它踩碎了。

還有一天晚上，我一邊大喊大叫，一邊一拳砸在他的書架上。我的小拇指腫得很高，以至于我都擔心自己到時候會戴不進去滑雪手套——那個周末我們計劃和同在學校上學的另外一家人去旅行。我窘迫地向母親坦白這一切，她笑著對我說：“沒關系啦，我也這樣做過。”

我執著于讓太郎寫完全部作業，在小學的那幾年總能取得最終的勝利。雖然我們都筋疲力盡，有時還會留下一堆摔壞的玩具，但作業也都寫完了。到了睡覺時間，一切歸于平靜。太郎依然無條件地愛著我。我仍然是他的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