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蕾

首先感謝上海大學歷史系徐有威教授提供機會，讓我能夠對過往針對四川錦江油泵油嘴廠的三線建設研究做簡單的梳理與回顧。對于三線建設，對于錦江油泵油嘴廠，我有太多的話要講。我從未想過那些童年時代就已結下的隱秘聯系會在多年之后對我產生如此之深的影響，也從未想過三線會給我帶來如此之大的歸屬感、讓我在某個脆弱的時刻與三線人達成情感上的同頻，更未想過那些破碎的記憶碎片、那些塵封的生活歷程，會在我的筆下生動起來。當我落筆寫下與三線相關的文字，既有對于祖輩和父輩曾經歷的青春歲月的記錄，也有記錄之下對三線人本身深深的懷念。

一、進入三線建設：偶然中的必然

我出生在上海楊浦區，家住軍工路旁。轟鳴的火車、來回的集卡、凹凸不平的路面、飛揚的塵沙，這是我童年關于工廠、對于單位制最直觀的印象。奶奶的子女很多，基本都是工人出身，足跡遍布上海第五鋼鐵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工廠。但記憶中，大姑媽總是不一樣的。

比起父親朝九晚五的工作，大姑媽總是格外辛苦，我曾無數次聽見她和奶奶說要早上四點出門才能趕上早班，夜晚十一點多才能回家。幼兒園我因病在長海醫院住院時，大姑媽也在馬路對面的東方肝膽醫院開刀。我在醫院住了整整半年，而她在手術后一個星期就出院繼續工作。她似乎在四川待過很長一段時間，會一口流利的成都話，多年之后我的重慶室友都驚嘆“這樣地道的四川話，我都不會講”。在我學會使用互聯網后，大姑媽便總讓我幫忙打開“陸仲暉吧”和“錦江廠人吧”，幫她瀏覽帖子、查閱信息。我從此有了對錦江油泵油嘴廠有了一個模糊的印象，它是大姑媽工作了幾十年的地方，它在四川成都。

1980年代位于四川彭縣丹景山的錦江油泵油嘴廠（圖源：錦江油泵油嘴廠退管站）

這便是三線建設在我年少時期留下的痕跡，這些細碎的、模糊的記憶在很長時間都被我所忽略。我并不清楚“三線”的概念是什么，我甚至一度將它完全等同于知青的“上山下鄉”，我也不知道它對我意味著什么。

真正認識三線建設，從而產生對三線建設的興趣，大約是在2021年。2021年4月，我以疫情之下基層公務員的心理契約研究為選題，成功拿下了國創項目的立項，有關保研升學的壓力驟降。伴隨獎項而來的不是輕松，而是迷茫與恐懼?；谛睦砥跫s模型的定量研究的確有趣，跑出理想的數據模型也的確有成就感，但我卻時刻感受到內心的質問：你真的喜歡這個選題嗎？你真的能夠將它作為你未來幾年甚至十幾年的研究興趣，并且一直懷著熱情去研究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頗具偶然性的是，我那學期所選的黨史課程因人數不足而未成功開課，我陰差陽錯地選了當時還在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的劉亞娟老師所開設的《新中國歷史鏡像》作為選修課。在第一堂課的開始，劉老師對“新中國史”做了簡單的歷史脈絡梳理，并鼓勵我們從自身經歷出發，尋找研究興趣。童年有關大姑媽的記憶突然閃過腦海：她為什么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遠離家鄉，到四川的工廠工作？爺爺曾是上海柴油機廠的職工，他又為什么會去錦江油泵油嘴廠工作？上海柴油機廠和錦江油泵油嘴廠有著怎樣的聯系？

課后，我壯著膽子，將我的困惑告訴了劉老師。劉老師告訴我，這些現象都與中國工業史上的一場重大戰略事件——三線建設有關。和劉老師聊完，我獨自一人走在回寢室的路上，我突然回想起奶奶在世時提及四川生活時的淚水，回想起爸爸、小姑媽因爺爺奶奶不在上海而長期住在二伯家的往事，回想起在四川長大所以格外愛吃辣的哥哥。如果說童年的模糊記憶在我和三線建設之間牽了一條隱形的線，那么在這一刻這條線終于有了清晰的實體。我迫切地想要知道他們曾經怎樣生活，我迫切地想要將他們的經歷記錄下來。

錦江油泵油嘴廠區域衛星圖（圖源：錦江油泵油嘴廠退管站）

雖然自幼生活環境的耳濡目染讓我對三線建設有大概的認知，但真的進入三線建設研究領域，我的知識面仍是狹窄的。因此，從2021年4月到7月，我開始大量搜尋與錦江油泵油嘴廠、與三線建設相關的資料。我意外地發現錦江油泵油嘴廠留存了非常豐富的歷史資料：有三卷幾十萬字的回憶錄《錦江歲月》，有集合了大量歷史照片的《錦江情韻》，更有無數與我住在同一小區、愿意接受我訪談、曾經在錦江油泵油嘴廠工作的老職工。同時，前輩們積累的大量研究與編撰的資料集也給予了我很大幫助。徐有威老師與陳東林老師主編的8卷本《小三線建設研究論叢》、陳夕老師主編的《中國共產黨與三線建設》以及張勇老師的《多維視野中的三線建設親歷者》讓我對三線建設的歷史背景、發展過程以及研究現狀有了粗淺的認識，這些書籍中涉及的文件資料、廠志內容對我這個中國史的初學者來說更是寶庫一樣的存在。

雖然前期的資料搜集讓我對三線建設的概況與研究現狀有了大致的認識，但直到2021年8月，我仍沒有明晰我的問題意識。一方面，錦江油泵油嘴廠作為三線建設史上一個被大量關注的個案，已有大量的問題被發掘并研究，如張勇老師對錦江油泵油嘴廠建廠初期廠址變遷與博弈的研究、陳超老師對工廠內部社會結構的研究。如何在大量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找到新問題，是我面臨的難題。另一方面，雖然我能與大量錦江油泵油嘴廠的老職工建立聯系并對他們進行口述訪談，但我并不知道該如何從這些親歷者對這段歷史的回憶中提煉具有共性的議題。有時因為我與他們過于熟悉，我很容易在訪談中提出一些具有引導性的問題，而無法觸及歷史的本質。我也曾試圖將三線建設企業放在政治學理論的角度思考，希望從過往學習的《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等多門中國政治相關的課程中汲取視角，但我發現我所掌握的知識太少了。我陷入了深深的焦慮。

二、蹣跚起步：建立問題意識

直到2021年8月底的某一天，在劉亞娟老師的牽線介紹下，我順利和上海大學歷史系徐有威老師取得聯系。我時常覺得這是我與三線建設的緣分：曾經的錦江油泵油嘴廠因為搬遷問題苦惱了很久，最終是在調研員劉今復的幫助下，與新都縣政府達成了聯營協議，終于開啟了分廠的建設；而多年之后，我也是在劉老師的幫助下得到了徐老師的指導。徐有威老師當天與我電話暢談許久，為我詳細地說明了三線建設的研究現狀，并鼓勵我先根據當前的資料寫一個簡單的研究綜述，再基于綜述制定田野調查的計劃。徐老師還在電話結束后發送了多本三線建設的英文著作給我，其中柯尚哲老師、陳超老師以及李菊老師的著作，對我問題意識的提煉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在徐老師的幫助下，我也得以初步接觸到倪同正老師。當這位在我記憶中活躍在每個“錦江廠人吧”帖子下的熱心人通過了我的好友申請，我突然對“起步”有了實感的認識?？缭綆资甑臅r間、跨越上海與四川的空間距離，我真正地與錦江油泵油嘴廠、與三線建設建立起了聯結。

在諸多著作中，給我啟發最大的莫過于陳超老師對錦江油泵油嘴廠的個案研究《容忍：一個中國三線企業的群體治理》（Toleration: Group Governance in a Chinese Third Line Enterprise）。陳超老師指出，在錦江油泵油嘴廠工人的日常交往中，由于與外界環境的高度隔離，工人們的身份“標簽”不斷固化，最終形成了趨向于“標簽化的族群”的社會結構。這種結構中，工人們被分為支內職工、返城知青與復員軍人三個“標簽化族群”。一個族群的工人們往往不愿意同另一個族群的同事建立親屬關系或親密朋友關系。陳超老師雖然也提到錦江油泵油嘴廠中的確存在跨越不同族群界限的“強關系”，但這種情況具有偶然性，不足以改變總體上不同族群的孤立。在閱讀這本著作的過程中，我不由得想起身邊不少錦江油泵油嘴廠老工人的狀況：他們基本都是支內職工的子女，并且曾在錦江油泵油嘴廠技校就讀，但婚姻狀況并不符合陳老師的結論，甚至跨越不同族群界限的婚姻關系在他們中發生的比率格外地高。于是，我產生了最初的問題意識：在三個“標簽化族群”之間，是否存在未被發現的、具備普遍性的跨族群交往？這種交往與技校生的社會身份又有多大關聯？

錦江油泵油嘴廠遠景圖（由倪同正老師攝于2007年11月2日）

我將大致的問題意識告訴了倪同正老師，倪老師給予我熱情的回應，并邀請我在國慶假期的末尾到他家中詳談。在這次訪談過程中，倪老師向我詳細介紹了錦江油泵油嘴廠技校的制度結構，并著重講述了他在技校實習車間工作的經歷，讓我對于問題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甚至倪老師在得知我缺少錦江油泵油嘴廠部分原始資料后，還將手中僅余的一本《錦江情韻》轉贈給我。

在倪老師的幫助下，我的問題意識逐漸清晰。錦江油泵油嘴廠的技校生雖未構成一個獨特的“族群”，但因為技校學生的構成非常復雜，包含知青、廠內職工子弟、附近村莊的村民、兄弟廠的工人等多個群體，他們在學習生活中建立了緊密聯系。于是，技校生的社會身份便擁有了雙重性:一方面，由于從背景來源復雜且不加區分的錦江油泵油嘴廠技校畢業，他們與技校同學建立了密切的關系網絡，形成了“技校生”的身份認知；另一方面，他們在進入技校前就與錦江油泵油嘴廠的職工存在社會關系，如父母是該廠職工，因此當他們進入工廠，不可避免地成為了返城知青、復員軍人、支內職工這三個“標簽化族群”中的一員。這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間可能存在著某種張力，最終使得技校生產生了較為獨特的社交關系網絡。

在明晰問題意識的過程中，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的多位老師為我提供了相當多的幫助。劉亞娟老師建議我以此題申請雙創項目作為經費保障，并建議我從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中汲取思考的靈感；田錫全老師建議我進一步了解陳超老師原著中所提及的“族群”觀念，以免概念運用不當；鄭維偉老師提議我從生命歷程理論的角度思考，將工廠、技校的宏觀發展與技校生的個人命運聯系起來。還有張振華老師、楊建黨老師都給予了我很多建議，讓我受益匪淺。

最終，在2021年11月，我基本確定將錦江油泵油嘴廠技校生的身份認同作為研究主題，并擬定《融入與排斥：三線企業技校學生的身份認同研究——以成都錦江油泵油嘴廠為例》為最初的標題，希望以此個案為切入口，與吉登斯的結構理論以及塔吉爾的身份認同理論進行對話。

三、進入田野：問題的轉變

2021年12月，在倪同正老師的介紹幫助下，我正式開啟了田野調查。最初的田野調查地點主要在上海，訪談對象基本都是曾經在錦江油泵油嘴廠技校中擔任重要職位的工人。在進行訪談的過程中，我很快發現最初的研究計劃實行存在諸多困難，并且問題直指我所使用的身份認同概念：身份認同該如何界定和測量？我該如何從訪談中提取與身份認同相關的信息？一旦進行提煉，是不是會導致個體的實際感受被模糊化？慶幸的是，與多位技校老領導的訪談給了我新的方向。

2021年12月26日于上海饒啟良老師家中進行訪談
（從左至右：解默涵、都蕾、饒啟良）

其中，給我啟發最大的莫過于和錦江油泵油嘴廠技校第一任校長呂培堂爺爺的交流。我們從上午一直聊到晚飯時間，在呂爺爺家用完晚飯后，我們又繼續訪談，直至晚上10點才結束。在接近8個小時的訪談中，呂培堂爺爺如數家珍般地講述他在技校工作的經歷。從建校初期的招生軼事、購置教材教具的艱難過程，到實習工廠建立后的多次零件技術工藝的突破，再到學生操作比賽與實習工廠零件訂單的“兩開花”，他都不厭其煩地娓娓道來。

2021年12月29日于上海呂培堂爺爺家中進行訪談
（從左至右：都蕾、呂培堂）

呂爺爺在擔任技校校長的十余年中，最得意的莫過于幫助東方鍋爐廠加工鍋爐汽包所需吊架連接件的往事。小小的錦江油泵油嘴廠技校，不僅在短短十天內完成了所有連接件的加工，并且在技術上得到了很好的反饋。在我印象中，廠辦技校似乎只算是工廠“后方”中的一個小部門，其技術水平大概率是不如工廠的，卻不曾想錦江油泵油嘴廠的技校能迸發出如此蓬勃的生機。直覺告訴我，也許工廠與技校的關系是我破題的關鍵。

《錦江歲月（第二卷）》中留存的東方鍋爐廠向錦江油泵油嘴廠的回函

在訪談結束后，呂培堂爺爺還專門將他保存多年的技校財務支出表轉贈給我，希望能對我的研究有所助益。根據財務支出表，除了錦江油泵油嘴廠本廠為技校提供的資金撥款，技校自身還依靠加工零件獲得了一大筆收入。我不由得對技校與工廠的關系產生了進一步的思考：雖然看似工廠處于支配地位，給予了技校大量的資源保障，但技校本身也有一定財權，具備較強的自主性。工廠與技校的關系是不是也會對技校生的身份認同產生影響呢？

由原錦江油泵油嘴廠技工學校實習車間主任倪同正編制的1983年度技校財務預算表

2022年1月，懷著疑問，我與雙創項目組員一同奔赴四川調研。在倪同正老師和錦江油泵油嘴廠退管站站長陸仲暉的幫助下，我們先在新都區訪談了多名錦江油泵油嘴廠退休職工。其實在訪談開始前，我很擔心自己會不會無法理解成都話，但真的進入訪談，我意外發現地發現與他們的交流格外順暢。

2022年1月9日于四川新都的竹葉青茶館中訪談技校退休職工
（從左至右：都蕾、辜際康、楊本善、王世銘）

在新都的五天可謂收獲滿滿，每位接受訪談的錦江油泵油嘴廠老工人都描述了許多在技校的工作細節。其中有三點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錦江油泵油嘴廠技校雖然是廠辦社會的一部分，但實際已接近一個半經濟獨立的部門，甚至一度出現過股份制等制度，技校在工廠之下，仍客觀存在著“自主權”。第二，幾乎所有技校老師都提及了技校歷史上的“轉折點”——呂培堂校長的調離。他們直言，在呂校長調離后，技校從制度到風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讓他們引以為傲的自主運營能力也隨之消失，技校從一個自給自足的生產部門淪為純粹的錦江油泵油嘴廠職工子弟的教育機構。第三，工廠對技校的態度也存在變化，從一開始的全力支持技?！白灾鳌?，到中期與技校發生多次矛盾沖突，再到最后極力打壓技校的“自主權”。工廠與技校的關系可以說非常復雜，既有作為一個單位整體的相互支持，也有作為兩個獨立部門的相互博弈。在如此復雜的環境下，錦江油泵油嘴廠的技校學生身份認同是不是也會伴隨著工廠與技校關系的變化而改變呢？不同時期的技校學生是不是會產生截然不同的身份認同呢？我覺得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深入探討。

坐落于四川省新都區的錦江油泵油嘴廠生活區，現在部分建筑已被迫改建

新都區的社會調研結束后，我們原計劃到達彭州市后，在陸仲暉站長的幫助下對錦江油泵油嘴廠中的技校生進行訪談。但華師大中北校區新增疫情，雖然我們并未前往該校區，但仍擔心是否會對他們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擾。不少曾經的技校生在錦江油泵油嘴廠倒閉后，另謀出路，即便年關將至，為了子女的生計他們仍在辛苦打工。我不愿意讓潛在風險影響他們工作，因此彭州預定的訪談基本都被取消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新都區的訪談對象基本都是技校的教職員工，如果不能對錦江油泵油嘴廠的技校學生進行深入訪談，那身份認同的研究基本無從下手。

得知了我的焦慮，陸仲暉站長建議我們重訪錦江油泵油嘴廠舊址尋找思路。從彭州市中心到廠區所在的丹景山鎮還有較長的車程，下午有會議安排的陸站長仍堅持帶我們一程，將我們送到錦江油泵油嘴廠。

 2022年1月12日小組成員在陸仲暉站長的帶領下調研四川彭州的錦江油泵油嘴廠舊址。
圖為錦江三村生活區。
（從左至右：解默涵、都蕾、陸仲暉）

剛下車，我的第一反應是“錦江油泵油嘴廠”究竟在哪里。面前是不見盡頭的高速公路，路旁只有幾座陳舊甚至破敗的建筑，周邊的土地被雜草覆蓋。陸站長告訴我，這便是曾經的錦江三村，五·一二大地震后這里被列為危樓，已被陸續拆除。

2007年夏天的錦江一村遠景（拍攝者：倪同正老師）

位于四川彭州丹景山鎮的錦江一村現狀。
圖中建筑為錦江一村的郵電大樓，屬于典型的待拆建筑。在錦江廠，類似的建筑還有很多。
（攝于2022年1月12日）

隨后我們驅車駛入錦江油泵油嘴廠廠區。比起破敗的生活區，錦江油泵油嘴廠廠區的保存較為完整，總泵車間、機修車間似乎依稀還能看見上世紀80年代最紅火時期的輝煌。只是遠方早已拆除的廠牌、被雨水沖刷斑駁的“錦江魂”碑，默默地提醒著，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位于四川彭州丹景山鎮的錦江油泵油嘴廠的總泵車間舊址。
原是一棟三層建筑，第三層在五·一二地震后被拆除。
（攝于2022年1月12日）

位于四川彭州丹景山鎮的錦江油泵油嘴廠機修車間舊址
（攝于2022年1月12日）

最后，我們來到了技校的舊址。因為新高速的建設，技校的主樓、操場、實習工廠都已被拆除推平，我沒有機會親眼見證呂培堂爺爺口中那座“石打壘”的大樓。圍墻之外是新修的高速公路，汽車飛馳而過，滿是現代化的氣息；圍墻之內是斷壁殘垣，植被覆蓋了磚瓦。錦江油泵油嘴廠技校在三十年后，唯一留下的痕跡是一間從前用來存放體育器材的小房子。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似乎還在傾訴曾經的輝煌。

位于四川彭州丹景山鎮的錦江油泵油嘴廠技校舊址
（攝于2022年1月12日）

對錦江油泵油嘴廠舊址的訪問，并未給我以重返歷史現場之感，帶給我的更多是唏噓與遺憾。對一個未曾在錦江油泵油嘴廠生活的人如此，更何況對于曾經的錦江廠人呢？曾經生活工作的家園被歲月所侵蝕，被現代化所覆蓋，其中辛酸，只有他們自己知道。在探訪錦江油泵油嘴廠的過程中，我的問題意識也發生了變化：如果不能對技校生的身份認同進行深入研究，我為何不將研究內容主要聚焦于錦江油泵油嘴廠與其廠辦技校的關系變遷中呢？我想起曾經在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江遠山老師開設的《中國政府與政治》課程中所學到的國家與社會視角，便決定以此為角度觀察廠校關系。

位于四川彭州丹景山鎮的錦江三村舊址。對比錦江一村、錦江二村，錦江三村的樓房保存較為完整。圖為錦江三村二號樓。
（攝于2022年1月12日）

在得知我們還需要錦江油泵油嘴廠檔案文獻作為論文的資料后，陸仲暉站長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幫助。除了工廠編寫于1986年的廠志、退管站內留存的少量檔案復印件，他更將剛剛編撰完成的錦江油泵油嘴廠新版廠志初稿贈予了我們。

完成對錦江油泵油嘴廠老職工的訪談后，我們馬不停蹄地回到成都進行檔案的檢索。然而我們忽略了三線建設軍工涉密的性質、大量檔案還未解密的情況，在四川省檔案館、成都市檔案館的查檔都收獲不大，只找到了一些較為寬泛的資料。錦江油泵油嘴廠留存的檔案在幾年前也進行了轉移，雖然倪同正老師、陸仲暉站長向我們提供了當時轉移檔案負責人的聯系方式，但我們最終仍未能找到錦江油泵油嘴廠的檔案。

在搜尋檔案的過程中屢屢碰壁是令人焦慮的，但慶幸的是不少老師都給予了我們很多幫助。在得知我們檔案搜集有困難，徐有威老師與劉亞娟老師都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幫助：那天給徐老師發消息時已經是晚上九點，但徐老師在收到消息后第一時間給予了我們回復，并直接給我們打來電話，在查檔方面給給了不少有針對性且實用的建議。劉亞娟老師也幫我們詢問了民間文獻中心，看是否能從民間留存的資料中尋找突破?；氐缴虾５弥覀兝щy的倪老師，更是建議我們將錦江油泵油嘴廠技校與上海柴油機廠技校聯系起來。由于上海柴油機廠是錦江油泵油嘴廠的援建廠，且錦江油泵油嘴廠技校的不少職工都有在上海柴油機廠學習或工作的經歷，兩個技校的制度存在延續性。上海柴油技校的材料應該能從上海市檔案館中找到，可以作為錦江油泵油嘴廠技校的參照。

四、深入研究廠校關系

實地考察順利結束，但我知道這只是研究的開始?；氐缴虾：?，我前往上海市檔案館進行查檔。雖然在查檔前，我已從文獻中對檔案館中的檔案號進行了前期調研，但真的進入到檔案館，面對浩如煙海的材料，仍不知從何下手。有時候在檔案館看了一天的檔案，都未能找到幾篇相關的。檔案館的預約限制、打印的頁數限制，更是讓我的檔案搜集難上加難。

慶幸的是，我搜集到一篇上海柴油機廠技校的《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情況調查表》，其中對于技校的制度架構、歷史變遷有詳細的描述，只是字跡十分潦草模糊、難以辨認。在打印下這份材料后，我又與呂培堂爺爺、倪同正老師進行了幾次訪談，通過口述史和文字材料的相互比對、印證，我終于將這則材料的所有內容辨認完畢。我終于能夠深入錦江油泵油嘴廠的制度架構。

正當我計劃按照現有收獲進一步搜集材料時，疫情再次打亂了我的計劃。2022年3月初，我被封控在學校，在短暫的開放后我回到家中，卻不料第二天小區也被封控，一直到6月底才正式解封。學年論文的期限將至，我只得利用手中的材料開始寫作。

前期整理檔案的過程還算順利，但進入到寫作，我切身感受到了何為“坐冷板凳”。有時一天下來都寫不了幾百字；有時思路有所突破，但卻找不到需要引用的材料；有時終于文思泉涌，但寫了幾句就被核酸檢測打斷思路。2022年5月，各大高校的保研夏令營的投遞開始，我更是在論文寫作、學校課程作業和保研材料中四處奔波，焦慮的心情經常讓我失眠一整夜，剛剛入睡卻又被早上的核酸廣播叫醒。我曾經一度在寫作過程中陷入迷茫，完全不知道后續該如何繼續寫這篇文章。2022年6月，我在閱讀《近代中國》（Modern China）期刊的2021年第2期時，意外看見了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羅祎楠老師的文章《重新審視毛澤東時代的派系理論——以1959年廬山會議為例》（Re-Examining Theories on Factionalism in the Maoist Period: The Case of the Lushan Conference of 1959），這給予了我很大的啟發。雖然這篇文章討論的問題與我的文章差別很大，但這篇論文的方法讓我有了茅塞頓開之感。在羅祎楠老師文章的影響下，我又閱讀了不少具有歷史人類學與歷史政治學特色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深刻影響了我論文的寫作。

雖然寫作的過程是痛苦的，但身邊人給予了我大量的幫助，終于讓我完成了《自主的限度:三線建設企業與其技工學校權力關系演變研究——以成都錦江油泵油嘴廠為個案（1974—2001）》的寫作。彼時正值夏令營投遞期間，我多番思考后，最終決定將我更感興趣的中國史專業作為投遞方向，并將這篇文章作為入營論文。夏令營投遞的過程是艱難的，我投遞的幾所學校中國史方向都因專業原因拒絕了我。直至2022年7月，我只收到了上海交通大學的入營通知。

交大夏令營只有短短三天，卻給了我不少啟發。在論文展示環節，章毅老師、儲欣予老師、車群老師提出的意見為我后續修改文章有非常大的幫助。印象最深的就是章毅老師的意見：章老師在看見我從國家與社會視角討論廠校關系后，指出計劃經濟時代發展出的社會力量可能出現一些“異化”或“變體”，比如錦江油泵油嘴廠的技校實習工廠存在使用童工、違反企業保密協議的情況。如果能從這個角度進行討論，會讓文章更加深入。在章老師的啟發下，我在文章末尾對技校的“自主”行徑進行了討論，最后將其定義為“以一種舊的政治組織形式與新的經濟經營方式并存的方式，無可奈何地釋放社會能量”的自主性。

2022年9月，我意外發現云南大學正在進行“西南地區三線建設”主題的文章征集。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我進行了投稿，不料在論壇上得到了云南大學不少老師的表揚，有幸獲得了二等獎。其后我又在這些老師的意見上對文章進行修改。不過如今回頭看來，雖然這篇文章的問題意識已較為清晰，但缺乏檔案的基礎，總讓我覺得這篇文章比起歷史學論文，更像一篇政治學或社會學的論文。正是經歷過搜尋檔案的艱難，我才愈發認識到徐有威老師能在三線領域取得如此成績，究竟是付出了多大的心力。想起未來碩士時期的導師張佩國老師“強調史料學的功夫，也要強調理論的功夫”的教誨，我認為我在三線建設研究的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22年11月，在完成技校的論文后，我又將興趣指向三線調整時期的錦江油泵油嘴廠，并將這一歷史時期作為我畢業論文的主題。期間，政治學系的多位老師都給予了我很多幫助。鄭維偉老師對我的文章結構提出了不少很有價值的建議，并讓我意識到了政策文件與實際運作存在張力，讓我的文章深度更近一層。田錫全老師多次指導我閱讀檔案，讓我對檔案的理解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有意識地建構起不同文本間的聯系。張振華老師在理論層面給了我很多啟發，讓我意識到在研究中除了關注個案的獨特性，還需要將個案放在宏觀的群體中理解，才能做到“既見樹木，又見森林”。師義帆老師建議我將錦江油泵油嘴廠與北京東風電視機廠的改革個案建立聯系，從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中理解三線調整的企業改革。此外，徐有威老師也一直跟進我的畢業論文進程，補充了不少我忽略的背景知識，得以讓我的這篇文章更好。

在修改畢業論文的過程中，錦江油泵油嘴廠的多位老師也提供了相當多的幫助。倪同正老師替我聯系了多位直接參與錦江油泵油嘴廠搬遷改革的老職工；陸仲暉站長得知我因家庭變故無法前往四川調研后，多次致電，希望能讓我更好地了解實際情況；而呂培堂爺爺對我的問題進行了耐心的解答，即便復述分廠的那段經歷對他來說是再一次揭開傷疤的過程。

五、結語

2023年6月，我完成了我的畢業論文《自主、自專擅權與自力更生：三線建設調整中工廠搬遷的個案研究》。在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的四年學習告一段落，未來我即將進入中國史深造。在畢業前夕，身邊有同學問我，大三線研究缺乏檔案支撐，經常被認為不夠傳統歷史學，你研究生時期還是要繼續研究三線嗎？

畢業論文封面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三線研究對我不僅僅是研究，更是一場記錄與紀念的旅程。那些遇見的錦江油泵油嘴廠職工，與我其實并不熟悉。我與他們的聯系是一座已經死亡的老廠，他們對我的印象也僅僅只是食堂都師傅的小孫女（更或者，只是一位對錦江油泵油嘴廠有興趣的三線子弟），但在訪談的過程中，他們依然對我知無不言，有些工人甚至在見我的第一面就將自己的日記贈送給我。他們看著我，總會提起我的爺爺與奶奶，回想起爺爺為了滿足他們的思鄉之情做的各地特色面點，回想起到上海出差時奶奶在上海柴油機廠招待所的熱情款待。他們用言語記錄自己曾經的三線歲月，也用言語紀念那些已經逝去的人們。而我所能做的，也是記錄與紀念。

文章接近尾聲，我想在此對每一位曾經在三線研究上幫助過的人們道一聲真摯的感謝。我要感謝為我文章修改提出真誠建議的上海交通大學張佩國老師、上海大學徐有威老師、華東師范大學鄭維偉老師、華東師范大學田錫全老師、華東師范大學張振華老師、華東師范大學黃波粼老師、華東師范大學劉亞娟老師、上海交通大學章毅老師以及華東師范大學師義帆老師；也要感謝素未謀面，但對我文章造成巨大影響的四川大學李德英老師、四川外國語學院張勇老師、北京大學羅祎楠老師、上海交通大學陳超老師、華東師范大學劉彥文老師、四川大學粟薪樾老師以及長春理工大學崔龍浩老師。我更要感謝每一位接受過我訪談的錦江廠人，重談錦江油泵油嘴廠的生活對他們來說無異于“二次傷害”，但他們依然無私地將個人經歷向我全盤托出，只因為我對三線建設感興趣。感謝解默涵同學、張雪菲同學、蔡夢仟同學、文珩入同學在我論文寫作期間對我的幫助。

最后，我想感謝一下我的剛剛不幸離我而去的父親。在為畢業論文資料奔波的幾個月，是父親病情急劇惡化的幾個月，他時常因為腫瘤而嘔吐，甚至一度吐血。但即便如此，消瘦到皮包骨頭的他仍在我面前故作堅強，希望不給我帶來心理負擔。在過去的二十年，父親將我獨自撫養長大，他將喪妻的痛苦、險些下崗的迷茫全部埋藏在心底，四處打零工供養我。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思考的仍是如何盡可能為我省下一些錢，為此他放棄了更好的治療。我想，在未來做好三線研究，寫好我的論文，是對他最好的報答。

我總認為論文具備超越生命的厚度。有一天，我也會不在，但我的文字會被保存。也許有一天，一位有緣人會打開我的文章，會看見曾經在這片土地上，有一個廠叫錦江油泵油嘴廠，有一群人叫錦江廠人。這便是我最好的記錄與紀念。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本科生，現已直升至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史專業攻讀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