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聯盟體系成為美國大戰略的“支軸”，不僅確保了美國在全球范圍的軍事力量投射，還為美國增強對相關國家的影響力、施展國際領導力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力支撐。正如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美國在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由一個的確覆蓋全球的同盟和聯盟所組成的精細體系支撐的”。

美蘇冷戰結束后，由于失去蘇聯這樣一個重大的“共同威脅”，美國的聯盟體系出現松動和“漂流”的跡象，美國與盟友之間在安全成本分擔等問題上齟齬不斷，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也加劇了美國聯盟體系內部的摩擦和分歧。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通過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實現了快速崛起，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實力差距不斷縮小。美國對所謂“中國威脅”的認知不斷深化，其聯盟構建的基點也開始逐步向中國偏移。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艾利·韋恩（Ali Wyne）認為，20世紀美國面對日本、納粹德國和蘇聯三大“無處不在的挑戰者”，并在與它們的爭斗中獲勝。冷戰的結束讓美國陷入一種“戰略失向”的困境；中國的崛起實際上“給予美國一個寶貴的機會，使其重回熟悉的取向——對抗無處不在的挑戰者”。

從歷史的長視角看，美國外交戰略的重大調整常會引發美國結盟行動的深刻變化，而這種變化往往受到對手特性的重要影響。對于美國而言，中國被視為不同于蘇聯等過往對手的所謂“特殊挑戰”。中國與美國的大多數盟友和伙伴建立了密切的關系，中國在經貿、軍事和外交等方面擁有綜合性實力，中國還深度融入了既有的國際體系。拜登本人曾在《外交事務》雜志撰文稱，“中國代表了一種特殊的挑戰……中國正在推進長期博弈，包括擴展其全球影響、推廣其政治模式、投入研發主導未來的技術”，“美國確實需要對中國強硬……應對這一挑戰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建立美國盟友和伙伴構成的統一陣線”。

美國在亞太構建“小多邊”聯盟

第一，全面升級美日印澳四邊機制。

拜登政府將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視為推進“印太戰略”的核心平臺，并將其升格為元首和首腦級別的機制，已舉辦多次峰會。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的合作領域不斷拓展，圍繞海上安全、公共衛生安全、關鍵和新興技術、網絡安全、基礎設施等議題設立專門工作組，各方在部長級和司局級層面展開頻繁磋商。

 尤其是，美日印澳四國自詡“海洋民主國家”，大力推動海上安全合作向縱深發展。近年來，四國多次在孟加拉灣、菲律賓海等區域舉行“馬拉巴爾”聯合軍演，派出航空母艦、直升機母艦等大型艦艇參演。四國還推動實施“印太海域感知伙伴關系”（IPMDA）計劃，力圖在東南亞、印度洋和太平洋島國等多個區域提升海上安全情報搜集能力，深化海警和海上執法合作。上述舉措具有針對中國的意味。

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力圖擴大合作對象，進一步織密制衡中國的地區性網絡，一是將韓國、越南作為重點拉攏對象，推動這類“中等強國”對華加大戰略牽制；二是有意吸納作為“五眼聯盟”成員的加拿大、新西蘭；三是重視與東盟之間的互動，拜登政府在2022年2月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中對此加以強調。

另一個四邊機制，即美國、印度、以色列和阿聯酋合作（I2U2）值得關注，它未來或與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形成更加緊密的聯動。2021年10月18日，美國、印度、以色列和阿聯酋召開外長會議，議題包括政治合作、經貿關系以及海上安全等，標志著該機制正式成立。印度觀察家基金會戰略與技術中心研究員卡比爾·塔內賈（Kabir Taneja）稱，西亞四邊機制的出現，表明印美合作的內涵更加豐富，東西兩個四邊機制可以相互加強，從而全面制衡中國的影響力。

第二，加緊充實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

2021年9月，美英澳三國宣布建立三邊安全伙伴關系。這是一個帶有“進攻性”色彩的聯盟機制，也是拜登政府對華實施“一體化威懾”的重要平臺。該機制旨在圍繞對華戰略競爭打造“盟中之盟”，美國力圖使這一“盎格魯-撒克遜聯盟”具有高水平的信任度、協同性和行動力，它被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稱為“最重要的戰略創新”。

為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是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的重要目標，美國試圖借此增強盟友的遠洋作戰能力，建立跨越多島鏈的對華威懾網絡，協助美軍在戰時封鎖主要海上通道。三國在這方面的合作已經取得一定進展，包括美英澳簽署《海軍核動力信息交換協議》、耗資100億澳元在澳東部海岸新建潛艇基地、美澳圍繞核動力潛艇加大聯合演訓。三國已正式確定建造核動力潛艇的具體計劃。

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注重加強在前沿軍事科技和國防工業方面的協作，體現了美國“防務能力外包”的政策態勢。該機制聚焦的前沿軍事科技主要包括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電子戰、網絡戰、人工智能與自主性、量子技術以及海底能力。美英澳三國的軍工復合體也在深化合作，力圖增進防務供應鏈和“防務工業基礎”（Defense Industrial Bases）的一體化程度，共同研發和生產軍事裝備、彈藥等。

值得注意的是，新西蘭、韓國、印度等國希望參與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框架下的相關合作。該機制與其他亞太“小多邊”機制之間的聯動也將增多，包括五國聯防（FPAD）、澳新美同盟（ANZUS）等，澳大利亞在美國亞太盟伴體系中“穿針引線”的作用更為凸顯。

第三，不斷深化美日韓、美日澳等三邊協作。

拜登政府將推動美日韓三邊關系作為“印太戰略”的主要著力點。在拜登政府制定的《印太戰略報告》中，加強美日韓三邊關系是其列出的10項行動計劃之一。

近年來，美日韓多次舉行三邊峰會，并推進外交、國家安全、軍事、情報等部門負責人參加的三邊磋商。拜登政府加大對韓國尹錫悅政府拉攏，力促日韓緩和緊張關系，美日韓三邊軍事演習也在中斷多年后得以重啟，涉及反潛、反導、兩棲作戰等實戰性科目。該機制看似劍指朝鮮“核導威脅”，但其針對中國的一面也越發突出。

未來，美國或通過加大美日韓三邊互動，優先實現三方軍事情報共享，將其在韓國部署的“薩德”系統與在日本部署的海基“宙斯盾”系統、陸基“愛國者”系統加以整合，構建美國主導的區域反導體系。美日韓正規劃在今年8月底于華盛頓舉行三國領導人峰會。

美日澳三邊關系也在實質性增強，美國試圖使其亞太盟伴體系的“北錨”（日本）和“南錨”（澳大利亞）緊密相連。近年來，在美國大力支持下，日本和澳大利亞之間的安全關系顯著強化，兩國首腦發布新的《安全合作聯合宣言》，雙方多次舉行外長和防長參加的“2+2”磋商，并簽署《互惠準入協定》等軍事協議。

2022年10月，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三國防長舉行會議，對中國妄加指責，提出要大幅加強美日澳三邊防務關系。美澳還邀請日本在澳派駐軍事力量，日本還考慮將從美國購置的F-35戰機等先進武器部署在澳大利亞。美日澳在網絡戰、太空安全等領域的協作也在不斷增強。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希借美日澳三邊關系推進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區域的戰略布局，如美日澳聯手提升菲律賓的安全能力、通過美日澳三邊基礎設施伙伴關系在太平洋島國削弱中國影響力。

美國亞太“小多邊”的對華影響

在美國方面持續推進亞太“小多邊”機制的背景下，中國的周邊戰略環境和周邊外交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

其一，美國亞太“小多邊”機制恐削弱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戰略信任，增大中國參與和引導地區事務的政治成本。

美國力圖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對中國進行孤立，給中國貼上地區秩序“破壞者”、地區安全“威脅者”標簽，以“捆綁中俄”的策略抬升亞太地區國家對“中國威脅”的認知。2022年6月，美國防長奧斯汀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上誣稱，“印太國家不應面對政治恫嚇、經濟脅迫或軍事騷擾。中國的動作，是要威脅破壞印太地區的安全、穩定及繁榮。”

美國利用亞太“小多邊”機制塑造和固化盟伴對中國的認知，通過發布聯合聲明等方式，在國際輿論中散布涉及中國的負面論調。借助各類“小多邊”機制，美國將釣魚島、南海、臺海、中印邊界等問題相互纏繞，在亞太地區盟伴中不斷凝聚“對抗中國”的共識，  

應該警惕的是，美國在亞太“小多邊”機制中更加注重應對非法捕撈等“民事安全挑戰”，力圖借助這類“軟安全”議題對中國實施“硬遏制”，增加中國的“聲譽和形象成本”，給中國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推進地區合作制造更多阻力。

隨著美日印澳、美日澳、美日印等“小多邊”機制不斷發展充實，亞太地區一些中小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的壓力或會上升，將對中國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帶來沖擊。

其二，美國亞太“小多邊”機制將加劇地區軍備競賽，增強中國在周邊地區面臨的軍事安全壓力。

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統計，2021年亞洲及大洋洲地區的軍事支出為5869億美元，上漲3.5%，超過歐洲的4180億美元支出和3%的增幅。美日澳等亞太“小多邊”機制以軍事安全合作為重點，亞太地區國家的軍備建設將難以避免地受到其刺激，也會對地區國家管控軍事沖突、防范安全危機升級等帶來新的考驗。

美國在操弄“中國威脅”基礎上，通過美日澳、美日韓等機制，不斷強化美國主導的地區安全合作架構，相關“小多邊”機制的對華戰略指向性更加顯著，進攻性、實戰性趨強。特別是美日韓三邊軍事安全合作的深化，將改變東北亞地區的戰略態勢，對中國國家安全利益構成新的威脅。

美國以“太平洋威懾倡議”等計劃為抓手，將雙邊運作與“小多邊”相互結合，推動盟友提升針對中國的“拒止性威懾”能力，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美國盟伴更加注重強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作戰能力、推進各軍兵種聯合多域作戰、加強戰場態勢感知能力建設等。美日澳、美日韓、美日印等在情報共享、作戰規劃和協同行動方面的合作不斷深化，這有助于美國在亞太地區塑造攻防兼備、靈活韌性的軍力部署態勢，形成盟伴協同的作戰效能，給中國帶來更大軍事壓力。

其三，美國亞太“小多邊”機制對中國在該地區產供鏈、創新鏈中的影響力或會帶來一定程度沖擊。

這類“小多邊”機制是一種復合陣營，美國力圖整合政府和企業、金融機構、研究機構、非政府組織、媒體之間的力量，以“官民”一體方式對中國施壓，尤其是在美國對華經貿和科技競爭方面。

美國利用美日印澳、美日澳、美日韓框架下的經濟安全政策協調機制，并借助“印太經濟框架”（IPEF），拉攏地區國家對華進行“協同脫鉤”，弱化中國在亞太地區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影響力，消解中國與美國盟伴之間的經濟聯系。拜登政府注重與盟伴共同構建“多元、開放和有預測性的”供應鏈，尤其是在芯片、關鍵原材料和礦產、藥品等領域。在美國支持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三國推進實施“供應鏈韌性倡議”，旨在策應美國“友岸外包”策略，減少對華經濟依賴。

美國亞太“小多邊”機制聚焦數字經濟、網絡安全、能源和基礎設施發展等議題，強調要推動“負責任的互聯互通”，支持符合透明、法治、環保等原則的“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美日澳借助所謂商業腐敗、勞工權利、環境污染等問題，在太平洋島國和東南亞國家對“一帶一路”合作進行制衡，強化對華地緣經濟競爭。

在拜登政府希望打造的“民主科技聯盟”中，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等亞太地區國家占據重要地位。美國在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美日澳三邊關系等框架下深化盟伴科技合作，致力于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關鍵技術方面擴大對華領先優勢，通過實施“美日印澳四邊機制人才獎學金”等項目構建盟伴創新生態，擠壓中國與亞太地區國家的科技合作空間。

隨著美國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最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不斷強化對華戰略競爭，其更加注重“拉幫結伙”，對華施壓的陣營性特征越發突出。事實上，自上臺之初，拜登政府便力圖在亞太地區構建“有力的且相互強化的聯盟網絡”，注重借助多樣、靈活的“小多邊”機制，促進美國的條約盟國（即與美國簽署正式盟約的國家）與新的安全伙伴之間力量的深度融合，謀取對華“實力地位”。畢竟，在地緣政治中，沒有比聯盟更劃算的買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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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昊，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