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是一種經典的歷史研究方法。當今全球史的蓬勃開展，使得文明、地區之間的比較研究迎來新的熱潮。比較研究的視野，既可以運用在歷史研究中，也可以用來考察歷史寫作與編纂的異同。以往的比較史學研究，大多以中西史學交流中的史家與史著為研究對象。不過，史學史研究不應僅限于此，而應具有更廣闊和多樣的可能性。無論是材料、問題抑或方法，實有革新之必要，世界各地的歷史書寫中蘊藏著更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有鑒于此，上海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學科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外國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室，于2023年6月27日在上海舉辦了主題為“比較視野下的史學史研究：材料、問題與方法”的圓桌會議。本次會議邀請了從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的資深學者作為主講嘉賓，包括美國羅文大學王晴佳教授、上海師范大學陳恒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吳英研究員、復旦大學吳曉群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旭鵬研究員與北京大學李隆國副教授，并邀請了上海外國語大學楊力、廣西師范大學林漫、中國社會科學院張一博、上海大學屠含章等青年學者作為與談人。上海大學吳浩教授主持此次會議，張勇安教授致歡迎辭。

一、引言

“內外結合、博約相濟”：史學史研究的兩個思路和兩種準備

王晴佳（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杰出教授）

從國際史學發展的潮流來看，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與常規史學研究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海登·懷特、安克斯密特倡導的后現代主義潮流之下，史學理論研究進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研究與常規史學研究之間逐漸產生了疏離。

我想從自己從事史學史研究的體會出發，提出“內外結合、博約相濟”這八個字。

所謂“內外結合”，指的是史學史研究要結合內史與外史。關于內史的路徑，史學史研究的發展歷經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文獻整理。史學史研究意在為歷史學界服務。我們在考察、觀察、分析、提煉史學某一專業或是整體史學界的發展潮流，從而為歷史學界從業者提供一點幫助。該部分的文獻整理主要針對歷史學家著作的版本及其流傳，如“史學要籍介紹”與“史學名著評價”。第二階段，分析史學研究的趨向、特點及其未來發展。該階段與第一階段平行發展，兩者之間有所交叉。從西方史學發展的傳統來說，以下兩個例子可以輔以佐證。一是匈牙利的喬治·古斯塔夫·策而菲（George Gustavus Zerffi）。他在明治初年受日本修史館資助寫作西方史學概況，即《歷史科學》（Science of History），該書基本以要籍、重要人物的介紹為主，其內容貫穿古希臘羅馬直到當代，最后提及德意志史學在1870~1880年代已經趕上了其他歐洲國家，而正是這一契機使得修史館決定邀請路德維希·里斯到訪日本。另一由湯普森（J. W. Thompson）編寫的《歷史著作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也是以歷史學家生平、歷史著作的介紹為主。而古奇的《十九世紀的史學與史家》則進一步詳略得當地分析歷史學家及其著作。上述著作也說明第二階段往趨向分析的角度努力。第三階段，著重總結史學觀念及其發展。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輝格歷史觀》（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于1931年出版。他認為英國的歷史學傳統受到了輝格派的影響，以此貫穿來談英國史學的發展。該著作整理了一些史學及其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此書出版后影響深遠，同時也引起了一些爭議。無獨有偶，格奧爾格·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的《德意志的歷史觀》（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又譯《德國的歷史觀》）采取相似的路徑，將德意志歷史主義的發展、特點及其重要人物分章節討論。因此這本書不是圍繞史家和史著進行探討，不是按照文獻整理介紹的“我注六經”的原則開展，而是“六經注我”。所以說，內在理路的路徑在上世紀70年代取得了很大突破，思想史與史學史的內在關聯與內在理路之間的關系表現得較為突出。

接下來，我開始談“內外結合”的“外”。史學史研究中的外史路徑，表現為用社會學的方法來做史學研究，尤其關注史學的發展與外部歷史的發展融合互動的過程。上世紀70年代社會史蓬勃發展，伊格爾斯出版于1975年的《歐洲史學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能夠印證上述這一特點。而這在伊格爾斯先生、蘇普里婭·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與我本人合著的《全球史學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中則更為明顯，其中第四章的內容即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史學寫作。伺候，我在《臺灣史學史》以及后續的研究中做了進一步的探索，討論史學觀念和思想的變化與社會活動之間的關聯。我認為，歷史教科書是思想觀念下沉的重要渠道，因此通過許多歷史教科書的材料著手探究這一問題。

總之，“內外結合”代表著當前史學研究的新方向，這一方向值得進一步探討。不過，我們不能將歷史學只看作是歷史的造物，二者之間并非完全一致。這并非是質疑內外結合的方法，而是給我們一方天地以進一步探討歷史與歷史學之間的復雜關系。

關于“博約相濟”，我認為，歷史學從業者開展通史或專史研究與其天性、愛好有關。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可以從“約”這一視角出發，以史家為單位來開展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從“博”這一視角出發，在閱讀大量歷史資料后對處于特定時代背景的史學發展加以概括。現有研究中新出現的情感轉向、數字轉向更需要高度概括與理論分析的能力。同時，這兩條路也有相通之處。“博約相濟”是史學史研究重要的知識儲備與必要的學術訓練。比如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的《美國憲法的經濟觀》（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侯格睿（Grant Hardy）的《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施耐德( Laurence A. Schneider)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等著作，都體現了“博約相濟”的寫法。

二、主題發言

史學史研究需要一場革命

陳恒（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教授）

我想從中外工具書中“史學史”詞條收錄的情況談起。有意思的是，外國的百科全書或詞典較少收錄“史學史”詞條，而中國的工具書（如《辭海》）不僅收錄了“歷史”“史學”，還專設“史學史”詞條。舉例而言，《大英百科全書》（第15版）是這么定義“歷史學”的：“歷史學（historiography），是指歷史的寫作，特別是基于對資料來源的批判性審查，從這些資料來源的真實材料中選擇特定的細節，并將這些細節綜合成經得起批判性審查的敘述。歷史學一詞也指歷史寫作的理論和歷史。”《辭海》中則將“史學史”定義為“研究和闡述歷史學本身發展過程和規律的學科。歷史學的重要相關學科。一般包括史學思想、歷史編纂、史學方法及史料運用等內容。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主要任務在于：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和評價古今歷史著作，探索歷史學家的思想源流與派別，并考察歷史知識積累的過程和歷史編纂方法的演變等。該學科的研究大體可分為世界史學史、國別史學史、斷代史學史等。”因此，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史學史研究的內容，打開了我們認知人類智識的一個重要窗口。

但是，我接下來要提一系列問題：史學職業化之后遮蔽了人類知識的哪些領域？為什么歷史研究越來越細碎化？越來越缺少宏大敘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將十九世紀定為史學職業化時期，我們會發現，在該時期前后的史學存在很大的差異。那么，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是什么？任何領域的研究都離不開本體論、方法論、認識論，這三者的變化都使知識形態發生變化，并影響人們的研究方向。我在這里主要談三個方面的感受：時間的重塑、空間的拓展與認識的提升，這三個方面影響著史學研究，決定史學史的內涵。

第一，為什么歷史學家運用的有關時間的概念工具主要借鑒自其他學科，而未能掌握足夠的主動權？比如，古代史研究中“東方化”的概念最早是由考古學家、藝術史家創造，“東方化時代”的概念由政治家創造，“小冰河”概念最早由美國的一位地質學家提出。

第二，關于“區域國別”這一熱詞，我也有疑問。“區域”與“國別”的性質不同，并非對等的概念。如今歐美為代表的區域研究已經進入了最高階段，將整個地球、人類作為整體來考慮，而處于起步階段的我們應該如何做？不能總是處于補課時期、追趕階段吧？

第三，“局促的歷史學與拘謹的歷史學家”。我們常常說，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作為知識史的史學史，作為學術史的史學史，這說明史學史研究遇到了瓶頸，傳統的“史家＋作品”的路徑已經不適合這個時代了。那么，史學史的內涵究竟是什么？史學史的邊界在哪里，究竟有沒有邊界？史學史研究者如何進行突破？

在我看來，我們的歷史學家太拘謹了。比如作為科學史家的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1884-1956），作為藝術史家的歐文·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恩斯特·貢布里希（Ernst Gombrich，1909-2003），作為宗教史家的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1889-1970），作為社會學家的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諾伯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1897-1990），作為城市學家的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作為哲學史家的愛德華·策勒（Eduard Zeller，1814-1908）、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作為文學史家的雷納·韋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作為建筑史家的希格弗萊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1888-1968）……在全世界銷量高達2500萬冊的《時間簡史》作者霍金可以作為歷史學家去理解嗎……他們都是檔案的挖掘者，往昔的解釋者，傳統的創造者，文化的傳播者，難道他們就不是歷史學家嗎？如果不是，他們在各自的專門領域里（最正宗的“史學”）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是專業歷史學家能企及的嗎？如果是，他們為什么被歷史學家所忽略？換一句話說，19世紀以來的史學職業化遮蔽了歷史學的哪些領域？讓歷史學家越來越畫地為牢、固步自封的原因是什么？黑格爾說：“每一種哲學……都屬于它自己的時代……。〔過去的哲學〕并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這句話也適合史學史研究，是我們的研究脫離了現實，脫離了社會嗎？我們如何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與要求？

因此，我們需要反思史學史的內涵、邊界與路徑。傳統勢力猶如鐵幕牢不可破，教科書對歷史學家的定義又過于狹隘，我們如何反思，如何再建構？雖然歷史學家在探索、創新，在不斷拓展研究領域，并由此催生了新文化史、城市史、婦女史、性別史、情感史、物質史等等。但這些領域終究受制于建制化的桎梏，傳統以外的歷史學依然未能被廣泛接納。這一現象的出現有諸多原因，我們如何分析這些原因？如今，語言轉向、性別轉向、生態轉向、城市轉向、區域轉向紛紛出現，其本質在于去民族化、去國家化，我們又該如何去應對呢？對此，我個人認為，我們既要弱化他者中心，同時也要弱化自我中心。如果能夠做到這兩點，我相信中國學術的面貌，包括中國的外國史研究，能夠煥然一新。

沒有歷史理論指導的史學史研究是盲目的

吳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

首先，我想就國內西方史學史研究的現狀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由于新老交替等原因，傳統的研究重鎮未能做大做強，而是在萎縮；而新的希望發展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學校又需要一段時間的積淀。而且，國內的西方史學史研究與中國史學史研究在研究目標上存在差異。中國史學史研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即由本國人書寫自己史學的發展史；西方史學史研究有所不同，它重在發揮借鑒作用，目的在于為國內歷史學的發展提供借鑒，因而相比中國史學史研究，它具有較強的問題意識。自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史學史研究一直受到史學界的廣泛關注，那是因為國內史學界需要了解西方史學的發展和新出現的流派方法，并從中尋找靈感。但經過40年的發展，中國史學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與此同時，西方史學近一二十年以來出現的創新不足的狀況。兩相結合，國內學界對西方史學史研究的關注度在下降，由此導致西方史學史處于一個低谷期，出現了學者流失的情況，梯隊建設堪憂。

其次，每一個學科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后，都需要對該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進行反思。前面王晴佳教授提出我們應該如何與西方史學開展交流對話以發展自身，陳恒教授提出史學史研究的邊界究竟在何處，這些實際上就是對西方史學史學科的發展做出反思。一般認為，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從耿淡如先生在1961年10月發表的《什么是史學史？》（《學術月刊》1961年第10期）一文開始，到現在已經有60余年的發展，那么這60余年的發展取得了什么成就，有哪些經驗和教訓，下一步我們應該如何發展西方史學史學科？我希望此次會議能夠作為一個起點，我們召開系列會議、發表系列文章，來對西方史學史的發展進行回顧和前瞻。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已經開始了這樣的反思研究。比如2012年《史學月刊》第8期發表的幾篇筆談文章，其中一些學者提出了非常深刻、甚至尖銳的觀點。像有學者就指出，中國史學史研究目前進入了量的積累階段，需要有新的理論與方法創新，否則無法實現質的發展。從目前的西方史學史研究看，在問題意識、比較研究、理論思考等方面亟需進一步加強。我們需要對西方史學史的現狀進行反思性研究，從而為新的再出發做好準備。

再次，就中西史學史研究出現困境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是由于史學史的發展同史學理論的發展兩者之間出現了脫節。老一輩的學者朱本源先生曾提出，沒有歷史方法論的史學史是盲目的，沒有史學史的歷史方法論是空洞的。也就是說，“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是聯系緊密的學科，均以歷史學的發展為研究對象，不同之處在于，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別從‘論’與‘史’的角度解讀歷史學的發展。”盡管目前學界對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關系仍存在爭議，但更多的從事史學史研究的學者認識到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之間的緊密聯系。像吳曉群教授倡導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研究，意在要提高史學史的解釋能力，打破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的壁壘。我認為，史學史與史學理論作為歷史學的二級學科，它們是命運共同體，合則兩利，分則兩害。

最后，我想談一點自己關于史學史學科未來發展的構想。我認為，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構建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史學科體系是未來史學史發展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構建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史學科，這是耿淡如先生在他那篇標志著西方史學史誕生的文章中提出的倡議，我覺得這個倡議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在這方面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優秀的成果，像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是學界公認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解釋中國思想發展及其規律的代表性著作。對這些優秀成果做出深入研究，提煉其中的觀點和方法，揚棄其中的不足之處，為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學科提供經驗和借鑒，是未來一個時期史學史研究工作者應該做的工作。

兩種歷史理性與書寫方式：以希羅多德與司馬遷為中心

吳曉群（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首先，我想簡單回應一下王晴佳教授提出的“如何反思史學史研究的新變化”這個問題。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它發展至今該如何進一步往前推進，我對此有一些思考。回顧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復旦大學為例，我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耿淡如先生所開啟的“作為學科史的史學史”研究，這是一個起步階段，也就是王晴佳教授提及的文獻整理和翻譯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張廣智教授所踐行的“作為文化史的史學史”研究，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正處于文化熱時期，張廣智教授提出史學是文化中的文化，注重從整個文化背景上考察史學史。如今正處于一個思想激烈碰撞的時代，為了提升史學史研究的解釋能力與批判功能，我提出“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希望研究者既關注歷史過程的維度還要重點考察歷史過程中所生成的思想的維度，以此來承接21世紀以來的各種思想挑戰，從而為傳統的史學史研究帶來某種突破和創新。

接下來進入我今天想要討論的主題：“兩種歷史理性與書寫方式：以希羅多德與司馬遷為討論中心”。此處所說的歷史理性，是指希羅多德和司馬遷這兩位史家在其歷史著述中，通過對人類過往經驗的考察、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時所表現出來的自覺意識。之所以可以比較兩者的原因，是因為兩人雖不處于同一時代，但分別都被認為是西方史學與中國史學的開創者，而且深刻影響了史學的后續發展，更為關鍵的是，二人的歷史著述也代表了東西方不同的歷史理性和書寫方式，將他們放置于一起進行討論，不僅有助于理解東西方不同的著史傳統和問題意識，也可由此思考其背后不同的思維方式與文明路徑。

我將從材料、方法與問題意識三個方面對兩位史家進行比較。

第一，從材料來說，歷史學家選用和組織材料的方式，一方面反映其思想觀念，另一方面也是在向讀者推薦某種閱讀策略，并展示其歷史思維形成的邏輯路線。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希羅多德采用的絕大多數材料是口述材料，屬于記憶史學。他們使用材料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各自對歷史不同的理解維度。希羅多德是一種以眼見耳聞為主的探究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目擊證人的切身感受。這種方法有助于記載的真實性與一手材料的運用，但是這也導致史家的眼光沒有辦法觸及到更古老的時代和更遙遠的地方，其寫作的內容就主要是當代與當地的歷史。而司馬遷則列出了其使用的80余種文獻，其中還未包括數量龐雜的回憶錄、碑刻等材料，可以說，他的著史方式屬于文獻史學的范疇。則相較于希羅多德，雖然以司馬遷為代表的中國史家也認同，對于歷史事件最好輔以目擊證人的證詞，但相信對于事件的認識并不只是憑事件本身就能夠真正認識到位的，還需要對多種文獻材料進行梳理與考辨。古代東西方史家在材料使用上的不同，代表著各自歷史理性產生依據的差別。

第二，方法層面，我想引入“多重敘事”（multiple narratives）這一概念。“多重敘事”是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在后敘事戲劇中常見的手法，也就是從單一的敘述者轉變為多聲部的敘述。《史記》分本紀、世家、列傳、表、書五個交叉重疊的部分，這種撰史的方式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多重敘事”。因為司馬遷會從不同視角論述同一人物或事件，并承認史家與證據具有局限性，需要通過多重敘事予以解釋。希羅多德在撰史過程中，不僅提及其親身的直接觀察，還大量引用處在不同層級、不同身份、不同種族的人的話語，這同樣也可視為是一種多重敘事。而且，希羅多德還以插話的方式補充并兼及與人物和事件有關的內容，其中也沒有完全按照時間上的先后順序，而是根據與人物、事件相關聯的共性進行排布。

總體來說，二者都試圖以片斷式的敘述、多重的表達以及容許困惑的策略進行敘事。這一方面能激發讀者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是在邀請讀者參與到歷史解釋的過程當中。不過，雖有此形式上的相似，但他們二人背后的問題意識以及由此而來的著力點卻是不同的。概括來說，希羅多德開創的是西方關注共時性世界史的敘事模式，或者也可將其稱之為“普遍史之前史”。司馬遷開啟的則是變中有常、常中有變的中國史學中的通史傳統及其精神。

第三，問題意識與史學關懷。希羅多德探究人類的業績與發生紛爭的原因，其認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其親自觀察和理性判斷，因此開啟了西方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書寫。而司馬遷想要追求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不僅僅是一種個人雄心的表現，也是對歷史理性精神的表達和訴求，同時還意味著他走出了只是追溯往事而求取直接經驗教訓的局限。

最后，我想在此基礎上談談西方普遍史之“前史”與中國通史精神的創立。

學界普遍認為，西方普遍史的始于波利比烏斯的《通史》，而且他所處的時代與司馬遷的時代也更為接近。但我之前說了，從東西方史學的開創性貢獻來看，我依然認為希羅多德與司馬遷之間更具可比性。

希羅多德筆下的《歷史》雖然不能稱之為普遍史，但通常被認為是一部具有世界史意義的作品，其敘事內容廣博、涉獵廣泛。他在廣闊的歷史空間上鋪展他所知且認為值得敘述的整個世界的歷史，但他在時間上未能建立其連續性的時間概念。因此，歷史橫向空間上的聯系與變動，并沒有導致歷史在縱向上的變化。換言之，希羅多德及后續的希臘羅馬史家主要都是以當時人的精神描繪當時人所處的世界。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歷史記載不僅內容豐富，而且是古今相連的。換言之，中國的通史精神是在討論當代事件時不斷地反省歷史，將古今事件聯系在一起，考察其中的變中之常與常中之變。劉家和先生認為，“如果推展而言，這也是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與統一性相互作用的一種在精神上的反應。”

總之，希羅多德與司馬遷作為東西方兩大史學體系的開創者，他們各自不僅奠定了兩種歷史理性的范式，而且反映了各自文明的高度與特征。因此，對兩者及其歷史著述的比較，就不僅是要揭示他們具體的相似性和差異性，更是要通過梳理其不同的歷史理性來透視他們背后的思想與文化路徑，從而加深對于兩個古代文明及其后續發展的理解。

全球史的地方化與民族國家歷史的全球化——比較與反思

張旭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

我想通過全球史發展的個案來討論一下史學史的比較研究問題。全球史從上世紀末到到現在，已經有了二十多年的發展。全球史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最近十多年來是一個階段，之前是一個階段。早期全球史可以稱之為全球史的1.0版本，主要關注歷史發展中的宏大結構和統一敘事。最近十多年來，全球史的發展遇到了瓶頸，但它也作出了一些突破，我們可以將之稱作全球史的2.0版本。在這一階段，全球史主要有兩個明顯的變化。其一是民族國家歷史的全球化（globalizing national history），其二是全球史的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global history）。我想先談一下這兩個變化，然后就全球史（global history）與民族國家歷史（national history）的關系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全球史興起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對民族國家歷史的挑戰，不僅需要超越民族國家歷史的空間界限，還需要打破民族國家歷史的敘事框架。因此，全球史在興起之初就希望將民族國家歷史全球化。

民族國家歷史的全球化最早出現在美國史學界，表現為跨國史研究興起，即將美國歷史放至跨國也就是語境中進行研究。1999年，大衛·泰倫（David Thelen）在《美國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發表文章，倡導以跨國史的視野來看美國國家的歷史，否定美國例外論。其后，托馬斯·本德爾（Thomas Bender）延續了這一研究思路，將美國歷史與歐洲歷史、大西洋歷史聯系在一起進行研究。本德爾在2006年出版的《萬國之邦》（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中，就從跨國史的角度對作為民族國家歷史的美國史進行了解構。此外，伊安·蒂勒爾（Ian Tyrrell）的《跨國民族：1789年以來的全球視野中的美國史》（Transnational Nation: United States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since 1789，2007年出版，2015年再版）也是典型的將民族國家歷史全球化的案例。

當前，民族國家歷史的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史學現象。它一方面強調了民族國家歷史的建構離不開全球性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它也強調了對民族國家歷史的解構。比如，2017年法國歷史學家帕特里克·布瓊（Patrick Boucheron）主編的《法蘭西世界史》（Histoire mondiale de la France）就不再以構筑法國民族認同歷史事件為主為主，而是將法國歷史置于殖民地世界和大西洋世界加以考察，具有極強的解構意味。也在2017年，意大利也出現了一本類似的《意大利世界史》（Storia mondiale dell'Italia）。在這之后，2022年與2023年也出現了將蘇格蘭歷史與德國歷史全球化的著作。當然，這種趨勢也出現在中國史研究領域，比如將中國歷史置于內亞或歐亞大陸的背景中加以研究。葛兆光提倡的“從周邊看中國”，同樣可以視作將中國歷史全球化的例子。

正如我剛才提到的，全球史的發展在近十年來也面臨著諸多困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過于強調統一性力量從中心向外圍的傳播，而忽略了地方差異。第二，對“網絡”（network）的濫用。第三，全球史在某種意義上是英美學界的產物，因而被認為體現了英語世界的學術霸權。所以，其他國家希望能夠書寫不同于英美學界的全球史。為了應對這些困境，全球史近年來也大致出現了三種轉向，分別是從物轉向人、由宏觀轉向微觀、從全球轉向地方。接下來，我將重點談一下全球史的第三個轉向，亦即全球史的地方化。

全球的地方化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借助后殖民理論，對作為一種霸權力量的全球史加以批判。比如，阿根廷裔美國學者瓦爾特·米涅奧羅（Walter D. Mignolo）的《地方歷史與全球設計》（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 Coloniality, Subaltern Knowledges, and Border Thinking，2000）與安德魯·薩托利的（Andrew Sartori）的《全球概念史中的孟加拉》（Bengal in Global Concept History: Culturalism in the Age of Capital，2009）。第二種模式，強調了從本國文化傳統和歷史記憶去撰寫全球史，于沛老師的文章《全球史：民族歷史記憶中的全球史》是這方面的代表。于老師的這篇文章被譯成英文后，得到了不少西方學者的關注和引用。第三種模式在意識形態上較為淡化，強調全球史必須結合地方因素才有意義。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Dominic Sachsenmaier）的著作《在地之人的全球糾葛：朱宗元及其相互沖突的世界》（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 A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2018），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關于19世紀時間體制的全球轉變的論文（“NOTHING IS THE WAY IT SHOULD B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Time Regim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2017）都體現了這種取徑。

最后，我想就全球史和民族國家歷史的關系談一些自己的看法。第一，我認為兩者不是對立的關系，全球史的目的不是要超越民族國家歷史。相反，兩者之間是互相完善的關系。對于全球史來說，接受不同的地方視角能讓全球史體現出多樣性和豐富性。而對于民族國家歷史來說，全球史有助于打破以往的關于民族國家歷史形成的單一敘事，使民族國家的歷史更能適應時代的需求。第二，民族國家的歷史依然強勢，民族國家依然是歷史敘事的主要框架。第三，我認為民族國家歷史需要發生變化。這里，我嘗試提出“復線的民族史”的概念。“復線的民族史”希望能夠聽到在傳統的民族國家宏大敘事中被忽視的族群的聲音，比如處于邊疆的族群、少數族裔，或者可以被稱作“庶民”（subaltern）的群體。“復線的民族史”更能適應全球史語境下對民族或民族國家的理解。

比較單元視角下的西方史學史

李隆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我想從歷史比較單元的視角，來粗淺地梳理一下西方史學史的演進。

我們知道，在歷史研究中，比較是無處不在的。就像我們最為推崇的考據方法，也是比較不同的史料、不同的證據。在做完考證之后，我們需要得出結論，這時候要明古今之變，也就是做縱向的比較。當我們以不同的地域作為參照，那就是做橫向的比較。最終我們得出結論和觀點的時候，我們實際上要創新。這就需要跟同行、跟前輩的研究進行比較。

在西方史學史中，不同的時代似乎有一些主流的比較單元，或者說流行的比較單元。

古典史家比較青睞的比較單元是政體。根據他們的理論有三種政體、六種模式。民主、貴族與王政。其標準依據的是統治者的人數。每個政體依據它是否依法統治又可以分為兩種。依法統治的是民主政體，非法的就是暴民政體。貴族對應寡頭，王政對應僭主。使用的標準是量化標準，盡管如此，古典史家最贊美的制度還是混合政體，三種要素有機地融合在一起。

我這里使用的是一個長中世紀的概念，中古史學延續到18世紀，流行信仰比較。一神與多神、基督與其他一神之間，比較的標準主要為信仰是否虔誠。這是在理論上，實際操作中，史家其實也需要進行量化處理，衡量各種歷史人物對教會的捐獻情況，捐獻多則為虔誠。這一標準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一種理想，在私人財產與公益之間尋求平衡。

18世紀之后是啟蒙運動時期。西方史學逐步走出神圣，從世俗的角度重新看待歷史。在上帝之外，史家重新理解歷史的普遍性。他們找到的就是理性，據此對各種習俗進行比較，旨在發現人類歷史如何從野蠻走向文明。

隨后一個階段是我們大家熟悉的民族國家時期，以工業革命以及現代憲政為顯著特色。

這個時期重大的進步，就是對人類社會有了一整套的概念、術語和分析方法。其中，“階級”是一個流行概念，借助于它史家得以突破帝王將相或者英雄人物對史家思維的限制。不過，這一時期的史學比較不同民族和國家，也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陷，那就是以特定的國家作為模板，形成了非常頑固的中心論，包括我們今天說的“西方中心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史家試圖超越民族國家史學，文明成為比較流行的比較單元。例如，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非常強調精神的力量，認為超人能夠從精神上創造令人奮發的文化和制度。他選擇了二十多個文明，但其實還是把希臘與羅馬文明作為樣板。而且，歸根結底，湯因比的比較是以某種信仰作為底色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專業的比較史學興起。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將社會科學或者其他學科的理論引入到歷史研究之中，檢驗它們能否更好地解釋歷史。通過運用量化分析，比較特定制度的不同類型和結構，比較史學試圖超越民族國家。最熱門的話題包括現代化模式、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的起源等。

最近半個世紀的比較史學，其實很難總結。可能以共同體作為比較的單元比較流行。這個時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資訊革命、網絡時代、日常生活的凸顯，普通人的興起。世界連成一體，使得我們有可能真正地超越制度，來討論實際的生活。特定空間下的共同體內部趨向于自由平等的交流，凝聚一方水土與一方人物的獨特價值。另一方面，通過不同共同體的交往，人類重塑著普世價值，藉此克服歷史上流行的各種各樣的中心主義。

最后要強調兩點。一是，這些不同的比較單元大體在不同歷史時期流行，但它們并不是彼此替代的關系，而更像不同建筑層的疊加，共同構建起宏大的西方史學大廈。另一點是，共同體是非常多元的。小到鄉村、社區，歷史學家需要去做深描，做微觀研究；但它也可以大到全球，也是我們常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當下，歷史學家可以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依據自己的興趣，依據主、客觀的條件去選擇自己研究的對象，但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那就是如何將宏觀與微觀巧妙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但是，我是充滿樂觀的。因為在座的各位學者，你們代表了未來，謝謝大家！

三、青年學者與談

跨文化視野下的中日近代婦女史研究

楊力（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化經濟學院副教授）

我本人從事近代中國與日本的婦女性別史研究。婦女性別史研究從起步開始，它的特征即是以問題為導向，具有跨學科的性質。我今天不做中日之間的平行比較，而是圍繞日本婦女史研究的特質，同時關注日本的中國婦女史研究，希望對我國婦女性別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與借鑒。

基于多年在該領域的研究，我發現日本婦女史研究存在著幾重張力，所謂張力，既包括交流與互動，也存在著矛盾、沖突與對抗。第一重張力是學院派與民間派之間的張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婦女史得到系統發展，女性從法律和制度層面獲得了選舉權等諸多權利，其得以獲得了形式上的解放。而在這一時期，出現了重要的婦女史論著，如馬克思主義史家井上清的著作《日本女性史》是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首部日本婦女的通史著作。在日本戰后二三十年間，涌現出了較多婦女史著作，其中有一個較為鮮明的特質，即大部分研究者是在野的民間研究者。因此，婦女史與正統的所謂主流的歷史學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關系，具體表現為在野學者或民間學者不滿意主流歷史學書寫，認為其打著客觀中立的旗號，不關注婦女與下層民眾。而主流史學界則批評日本的婦女史書寫過于零碎，缺乏理論深度。直到二三十年前，在日本的高校或者研究機構中，如果只是以婦女史為專業難以求職，需要搭配主流的歷史學專業，如婦女史與政治外交史、思想史、經濟史等等。而正是在野的民間婦女史學者持續不斷地積極參與，日本婦女史研究的積累日益深厚，與學院派史學之間不斷融合和碰撞，最終逐步在高等院校、研究機構當中出現了專職婦女性別史學者。1982年東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女性史》婦女史叢書，這也標志著日本婦女史書寫的登堂入室。

第二重張力是不同國別史之間的張力。日本婦女史的書寫一直存在日本本土婦女史、西洋婦女史、中國婦女史研究幾大板塊，并且板塊之間相互影響。其中，日本的中國婦女史研究產生的背景與其尋找現代性道路有密切關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道路成為了日本婦女史研究者希望了解、學習和效仿的對象。因此，日本的中國婦女史研究與日本的西洋婦女史研究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基于本土關懷，研究者持續地致力于尋找中國婦女解放與西方婦女解放的不同之處，希望探索婦女解放的另一種可能性和未來。其中，日本較為知名的中國婦女史研究團體有1977年成立的中國婦女史研究會，并且出版了《中國女性的100年》等著作。中國婦女史研究團體中的成員來自中國女性文學、中國婦女史、社會學等諸多領域，是一個跨學科的團體，并且大多數屬于日本左翼的學者。

第三重張力是不同學科之間的張力。這一張力主要指歷史學、文學與社會學等不同學科之間的張力，以及理論與經驗、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張力。日本婦女史的書寫與西方舶來的女性主義理論、女性主義思潮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關系。本土的婦女史學者以一種警惕的心態看待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思潮，恪守著實證傳統，重視事實的挖掘和呈現，抗拒被理論吞噬。而打破這種緊張關系，同時也受到一定質疑的，是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學者參與到女性史的書寫中來，這一現象發生于上世紀90年代之后。例如社會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是將西方理論和本土經驗有效結合的學者之一。上野在90年代出版了有幾本較為著名的著作。《父權制與資本主義》是將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理論運用于日本本土女性經驗的較為成功的著作，此外，《近代家庭的成立與終結》考察了日本近代核心家庭的形式以及意識形態的形塑和發展。此外，上野千鶴子等人從性別視角研究戰爭性暴力，推動了戰爭史的多元發展。這種將西方理論代入本土婦女史書寫的行為，為日本史學界開創了新的面向。

美國婦女史研究的跨文化視野

林漫（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講師）

我想從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婦女史研究的影響、區域-國別史框架下的婦女史研究、婦女史與全球史的結合三方面來談美國婦女史研究的跨文化視野。

首先，從美國國內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看，很明顯能夠注意到多元文化主義（身份政治）對整個美國社會輿論界和學術界的影響，而這在婦女史中也有所體現。其最重要的標志是1990年論文集《不平等的姐妹》（Unequal Sisters: A Multicultural Reader in U. S. Women's History）的出版。該文集影響十分廣泛，以至于在1994年、2000年與2008年又再版了三次，一共四次。跨越幾十年的不斷再版，當然有變化，但最核心的部分保持不變，那就是為了要展示少數族裔婦女的聲音，體現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理念。那么，多元文化主義的婦女史書寫是如何能夠體現跨文化性的呢？具體而言，美國是典型的移民國家，雖然少數族裔不一定與其母國有直接聯系，但是移民社區依然保持著較為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認同。相較于白人婦女史家，少數族裔出身的婦女史家通來講會對其母國的文化表現出更加濃厚的興趣，而這一點，便可以挖掘出一定的跨文化性。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近些年來在國內學界頗受關注的一種史學方法——跨國史。實際上，“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概念便源自于移民史研究。多元文化主義的婦女史書寫也包含跨國史研究，一部分從事跨國史、移民史研究的婦女史家觀察到“移民的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的現象，從而拓展了美國婦女史研究的視野。

第二，我再簡單談一談區域-國別史框架下的美國婦女史研究，并簡要分析其如何體現跨文化性。二戰以后，美國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開始興起，同時，世界史研究和教學也開始發展起來，因此在區域-國別史的框架之下也慢慢產生了相對應的婦女史研究。在這其中，中國學界相對較為熟悉的，當然還是美國的中國婦女史研究。這是因為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譯叢，把很多經典的美國中國婦女史研究作品介紹到中國來，讓我們熟悉了高彥頤（Dorothy Ko）、曼素恩（Susan L. Man）、賀蕭（Gail Hershatter）、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等人的研究。我們會發現，雖然這些美國學者從事的是中國婦女史研究，但她們的研究視角和問題意識卻與中國本土的婦女史家有明顯差異。舉個例子，關于貞節牌坊的研究。曼素恩對貞潔牌坊的研究結論對中國學界來說，便具有極強的沖擊性。因為在我們的固有認知里，貞節牌坊就是一種封建社會對婦女的壓迫，但是曼素恩在其著作中不太關注壓迫與否的問題，反而是去強調貞潔牌坊所彰顯的一種女性的道德權威，她認為這是獨屬于女性的一種文化權力。這一解釋模式與我國學界自五四以來形成的那一套關于婦女解放的現代化敘事完全不一樣，因此也引發了許多爭議。對此，我認為應該關心的問題并非是孰對孰錯，而是為什么美國的中國婦女史學家會這樣看待這一問題？這是我們需要去拷問的一點，同時也是體現跨文化視野的關鍵所在。我們要考慮到美國婦女史研究本身的情況與特點。在美國本土婦女史研究中，女性的道德權威是一個經典議題。廢奴運動中女性的大量參與，明顯就是女性道德權威與文化權力的體現，因為如果她們沒有樹立起足夠的道德權威，那又如何能夠撼動美國奴隸主的利益呢？所以，通過了解美國本土的婦女史研究，并與美國的中國婦女史研究進行對比，關于貞節牌坊歷史解釋的中西差異問題，也就不難理解了。美國女性在廢奴運動中為自己樹立起來的道德權威一點也不亞于貞節牌坊，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婦女史的某些解釋模式在不同的分支領域中是流動的，從美國本土婦女史流轉到美國的中國婦女史研究領域，從而形成了一種跨文化流轉。當然，這種解釋模式的跨文化流轉是否合適，這又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們不一定要同意她們的解釋，但可以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因為這本身也是跨文化視野與比較史學追求的目標。

第三，婦女史與全球史的結合。婦女史與全球史的結合并非易事，其中最大的困難就在于在“范圍”問題。全球史講求宏大視野，而古往今來女性受到的社交隔離又是比較多的，這在客觀上也決定了婦女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特色——以婦女的社交范圍為限度。我們不能斷言婦女史的研究范圍僅僅局限于家庭史，但是大部分婦女的社交范圍可能不會超過其所生活的社區，這就是全球史與婦女史結合困難的原因。盡管存在困難，但也并非完全不能突破。以英帝國史研究為例，近些年來英帝國史研究的發展出現了瓶頸，但是其依靠婦女史與后殖民主義取得了突破。由于婦女歷來是消費的主力軍，因此英國本土流行的時尚（比如服裝樣式、材質等），就必定會對殖民地的紡織原料生產（如棉花）產生一定的影響。由此可見，英國婦女以她們的時尚品味影響了英帝國的日常運轉。這里我們也可以做一點思維拓展。所謂“帝國”，并不一定要和與政治、軍事、權力相關。帝國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樣的？通過全球史與婦女史的結合，我們可以去進行更多的想象，從而實現思維的突破。

史學史的全球化與地方化

張一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剛才楊老師和林老師都從性別史的角度討論史學發展，而我做的領域近代早期西方的思想史和史學史，正好是女性主義的批判對象。所以我想先簡單談一談性別史，再展開我的討論。

近代早期思想史是女性主義批判的一個對象，因為傳統思想史研究主要關注白人男性知識精英。但近些年來受性別史影響，這樣一個最為傳統的領域也開始關注曾經被忽視的女性，比如像18世紀的瑪麗·阿斯特爾。從當下視角看，她的思想充滿張力。但是如果回到當時的語境，人們會認為她所主張的婦女權益和堅持的保守主義思想完美統一在一起。對于這樣一個人的研究，促使我們重新審視近代思想史中的保守與進步之間的二元對立。在史學史中也有類似的研究，我們之前研究史學專業化主要關注男性史家，近些年也有一些學者關注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比如Bonnie Smith和Angelika Epple都曾關注女性在近代史學轉型中所起的作用。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研究并不單純是對近代思想史、史學史的一種簡單的補充，而是挑戰了傳統的思想史、史學史背后的敘事結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性別史并不單純是個新的研究領域。也是一種研究視角，有助于讓我們去反思這種傳統的思想史、史學史敘事，尤其是它背后的這套意識形態。

我接下來要講的題目是《史學史的全球化和地方化》。對于全球化，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受到全球化影響，史學史里面也呈現出一種全球化的傾向。比如大家都比較熟悉的像伊格爾斯先生和王老師的《全球史學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丹尼爾·沃爾夫（Daniel Wolf）的《全球史學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以及他所主編的《牛津歷史著作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這套書最近也被陳恒老師組織翻譯了過來，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們都嘗試突破西方中心的史學史書寫，把史學史的范圍擴展到了全球，這是全球化的一個表現——范圍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另一點就是關注地區之間的聯系與互動。以我所關注的領域來看，全球近代史學的專業化可謂是19世紀德國史學作為一個研究范式向全球擴散的過程。剛才王老師提到的像策而非、里斯對日本史學的影響便是其中一例。我們傳統研究主要關注西方，而將非西方作為一個受體，并沒有主動性。近些年來，一些學者也開始關注非西方國家在接受這套近代西方史學模式時的主動性，即他們為什么要去吸收這樣一套史學模式？在吸收的過程中是如何有選擇地吸收？這樣一種有選擇的吸收與當時他們本土的史學傳統以及當時具體的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西方史學可能有ABCDE這樣的多重面向，而被接受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個或幾個面向。為什么會只接受這樣的一個面向？這與當時的時代環境史學背景之間的關系是什么？這是近些年來學界比較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我在這里簡單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在近代史學里面，出現了一些概念的爭奪戰。像歷史主義，具有多重的含義，但基本可以劃分為世界觀和方法論兩種。但我們回到中國，可以看到中國學者對歷史主義的理解基本上是一個方法論式的理解。在民國時期，包括在建國后的歷史主義大討論里面，都在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何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其實在民國時期，也有一些學者去引介世界觀的歷史主義。如當時留學德國的張貴永，受梅尼克的影響，把梅尼克的那套歷史主義方式引介了過來。但是他的這套理解在當時中國并不合時宜，在兩種概念的斗爭之中，方法論的歷史主義獲得了勝利。

第二個例子是傅斯年借助德國語文學的傳統塑造了近代科學化的歷史學來對抗那種傳統的經學思維。但是如果我們回到德國的語境來看，德國的語文學傳統有很強的哲學觀念在里面。比如伯克認為闡釋和考證是語文學的理論基礎，而語文學的核心是理解，這與德國唯心論的哲學傳統密切相關。但是在中國，這種科學考證的一面被吸收了過來，而那種唯心論的哲學傳統卻沒有吸收，這背后可能也是與當時的觀念和動機密切相關。所以說，在思考西方史學在中國的或者非西方地區傳播的時候，我們可能更多地也要去關注一下非西方它本身的傳統，以及它當時面對的具體問題，了解他們是如何去有目的地去吸收西方史學。

第二點是史學的地方化。我這里所提到的地方化，更多的是一種地方性的傳統，即一些曾經在傳統史學中存在，但是到19世紀以來，在以民族國家為本位的史學研究范式形成之后被遮蔽的、被邊緣化的史學范疇。比如說像全球史，17世紀就已經有人開始書寫全球史，如霍尼烏斯（Georg Hornius）的《諾亞方舟》（Arca Noae），他提到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是從分散到聚合的過程，包括18世紀德意志地區也有很多學者去思考世界史書寫。還有現在比較熱門的情感史，在傳統的史學書寫中是有一些情感的描寫，但隨著19世紀以來史學專業化、歷史研究這個范圍被窄化了，情感作為一種非理性的因素就被排除到了史學研究之外。近年來情感史的興起，也把這些曾經被近現代史學所遮蔽的東西展現了出來。如何去發掘這些曾經被專業化史學所遮蔽的傳統，從一個更長的時段去考察這些傳統的流變，或許是史學史研究可以去思考的問題。

比較史學中的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

屠含章（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后研究員）

作為一名史學史研究的學徒，我想談一點自己在研習比較史學過程中的困惑與體會。

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是比較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兩種取徑。以往關于這兩種研究取徑的優劣，已有不少學者做出了評價。這兩種研究取徑最初來自于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兩種范式：法國式的影響研究與美國式的平行研究。二者的差異在于：影響研究嘗試在不同作家和作品之間尋求“事實的聯系”，而平行研究則關注不同文學傳統中思想、意象、主題、語言和修辭手法各方面內容的比較，作品之間不一定有實際接觸或相互影響。

由于中國史學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實證主義傳統，在歷史學的評價體系當中，追求事實聯系的影響研究往往受到更高的評價。而平行研究因為缺乏實證，如果初學者功力不深，又去嘗試大跨度的比較研究，容易漏洞百出，受人詬病。比如陳寅恪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談及比較研究方法的優劣。其中，他對平行研究的批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荷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 簡言之，如果在進行平行比較之前沒有建立合理的研究前提，那么此類研究難免流于附會，難以被視為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學術研究。

我個人從傳統的考據學進入史學之門，所以在這兩種研究取向之中偏好影響研究。 但是，當我這樣的初學者從事影響研究的時候，總是遇到一些困難。一重困難是，我們可以隱隱約約地看到一位史家的路數似乎有取法于另一位史家的痕跡。但是，能夠找尋到的史料不足以構建作品與作品之間、史家與史家之間事實上的聯系。于是，研究者空有“大膽假設”，而只能實現部分的“小心求證”。第二重困難是，在證明史學作品之間的影響或聯系之后，止步于實證，無法追求更高的研究立意。

于是，我將目光轉向了平行研究取向的作品以擴展研究思路。我發現，優秀的平行研究作品，盡管并非實證取向，但視野開闊，頗具啟發性意義。特別是在研究立意這點上，平行研究能夠提供許許多多的話題和問題。具體而言，一方面，平行比較的視野能夠使我們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從而展現本土文化的新奇之處；另一方面，它又能使我們陌生的事物熟悉化，從而為理解異域文化提供方便法門。

這里我想舉一個例子，對平行研究的內在價值做一點說明。這個例子剛好前面晴佳老師與曉群老師都談到了，也就是美國學者侯格睿的史記研究。他參照西方小說家威廉·福克納、米蘭·昆德拉以及黑澤明的電影《羅生門》運用的“多重敘事”手法，對《史記》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

他指出，在西方的史學傳統之中，歷史學家會給出單一的敘述以真實地再現過去，并做出評價；與此不同的是，“司馬遷往往提供同一事件的幾個版本”，有的事件的各種版本只是稍有不同，但有的事件的多種版本則存在矛盾。簡言之，“《史記》復制了過去材料中所呈現的一些混亂的、不確定的因素，而不是創造了一個新的、合理化的歷史版本”。在侯格睿看來，“司馬遷是一位故事的收藏家”，他盡可能地維持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并容忍一定數量的矛盾敘述。由此，他呈現的是一個開放的、多樣的而非封閉的過去。 我想，侯格睿將現代小說的寫作手法運用到司馬遷《史記》的分析當中，也許有人會覺得牽強附會，但這不失為一種有趣的讀法。我們常常說，經典常讀常新。侯格睿對《史記》的新解讀，正是在與西方史學作品的比較中產生的。

最后，讓我來總結一下自己的研習心得：比較史學中的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并無高下之分，而是各有側重。當然，我們需要從上個世紀的那種優劣比較的研究中走出來。當代的比較研究旨在促進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而非論戰。比較不是目的，而是通向理解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