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 我是怎么寫出《臺北人》的

2023-07-24 12:48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 白先勇與自己作品名字的書法作品合影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我要向大家道歉，去年十二月，本來應約到這里來做演講，其后去了北京，當地天氣很冷，而且大概感冒病毒也很厲害，雖然打了感冒針，結果還是受到感染，發高燒，不能來了，真是非常對不起。今天講的題目，是“我的創作經驗”，說說我的寫作生涯，跟在座青年朋友分享一下我走過的一些創作道路，寫作的苦樂。今天我想講講寫作的心路歷程和《臺北人》。我知道這本書在香港有些中學是作為指定讀物的。

當初是怎么寫出這本書來的？我在《驀然回首》一篇里已經提過了，現在想想，有點不太公平，因為我漏了香港這一段，今天要特別提出。我剛去過我在這里念書的地方，九龍塘小學和喇沙書院，勾起了很多回憶，包括當時老師的講課情形，對我都很重要。我們所讀過的書，教過自己的老師，經歷的一切，對我們的一生都很要緊。我在香港是從一九四九到五二年，只有三年，但這段時間對我很重要。

我在《驀然回首》里提到我小時候身體不好，生肺病。那時候肺病是很厲害的病，沒有藥可根治。我生了四年多的病，因為這病會傳染，需要隔離，大概人獨個兒時喜歡幻想，當時我就是這樣，又喜歡看小說、連環圖。到了念書的年齡，好像在桂林、上海、南京等地方都待了幾年，時值戰亂，沒有時間安定下來念書，真正念書是在香港開始的。

九龍塘小學是一所滿有名的學校，校長葉不秋，很嚴格，很注重我們的學業。老師都很認真。當時我念五年級，每個星期要站起來用廣東話背書，這對我來說糟糕極了。用廣東話說一說還可以，要背書就背不出來。老師很好，就讓我用普通話背，到現在印象還滿深刻的。我們每念一篇文章就要背誦，一個挨一個字的背，還要用毛筆默寫，錯一字就扣一分，那時候這都是苦事，現在想想，卻是很對的老法子，背了的書是相當有用的。

我當時很喜歡國文，愛看小說，所以國文成績比較好。老師改作文喜歡打紅圈，表示寫得好，而且還會把它貼堂。我有幾篇作文貼堂，很得意。這種鼓勵很大，覺得國文老師對我很器重，于是我對國文特別下工夫。回憶中，以前的香港很重視中文教育，國文老師注重根基訓練，要默書。其后我到喇沙書院念書，一所有名的英文學校，我今天也去過了，現在的校長是Brother Patrick，當年的校長也叫Brother Patrick，是愛爾蘭人。那時我們讀的書以英文為主，不過中文老師同樣重視背書和默寫。我記得那時候，有位國文老師年紀滿大的，教《琵琶行》時，用廣東話念，特別好聽：“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我聽了很喜歡，把詩背得很熟。《琵琶行》很長，老師也要我們默寫。我在喇沙念了一年半，那時候的國文教育，對我有相當的啟發。

▲ 少年白先勇

我們是一個詩的民族，文學成就以詩最大。詩表現的就是文字的美。假如文字是一種藝術，詩就是文學的貴族，是最美的藝術。詩講究對仗，每一個字要注意它的位置和聲音，什么都要對，要求非常嚴。念詩時，每個字要念得很正確。我覺得同學在中學十五六歲時，觸覺較敏銳，對美開始敏感起來，這包括藝術、音樂和文學。

中學以后，你們可以從事股票買賣，可以從事電腦研究，可以學醫，各樣都可以，但如果你在青少年時候，對文學有相當的愛好，它可能是你一生中最美的追求、回憶。文學或許不能幫助一個國家的工業或商業發展，但文學是有用的，它是一種情感教育。想做一個完整的人，文學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培養你的美感，對人生的看法，對人的認識，它在這方面的貢獻最大，不是別的東西所能替代。音樂比較抽象，而文學卻很實在，它對人生更為接近。

念過《琵琶行》，它對我發生了作用。大家都知道《琵琶行》講的是一個歌女的事，她的滄桑史。我當時可能并不太了解，但它文字的優美和內容，可能啟發了我以后寫同類的歌女生涯的小說，例如《游園驚夢》、《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等。當時國文老師用廣東話念《琵琶行》，對我有很大的感動，影響卻在以后才發現。所以你們中學念的詩歌，可能對你的一生有很大的影響。

后來我到了臺灣，再上中學。建國中學在臺灣也是名校，是最好的學校。在香港，我的英文成績比較好，到臺灣念書，我以插班生資格考試，英文是一百分，數學只有三十分——臺灣學生的數學很厲害——平均起來，我的成績剛好夠被錄取。在那所中學遇到很多好老師。當時有許多老師是從中國大陸去的，他們真的誨人不倦，很了不起，很動人，而生活都比較清苦。他們對我們的教育是完全投入的，而且重視中文的傳統，我獲益很大。

教國文的李雅韻老師，是北京人，在北京接受教育，也是我們的導師。她是一位作家，在報紙、雜志上寫文章。那時候學生很崇拜老師，她當然是我心中很了不起的老師。她除了教我們課文以外，每個星期的幾個小時，還教我們文學源流，從《詩經》開始，一直講下來，到唐詩、宋詞，教我們基本的知識，不很深，卻很重要。她教時，還舉一些有名的例子，讓我對中國古典文學有根本的認識，像李后主的詞。那時我才第一次念李后主的詞，就是那一闋《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現在想起來，因為歷史的原因，當時有一大批老師從大陸到臺灣去，這種歷史背景和感懷，老師的感受必然很深，所以她教李后主、李清照的詞，好像特別有所感觸。

上作文課時，老師看了我的作品，很喜歡，跟我說：“你為什么不寫寫文章，像我一樣去投稿？”得到她的鼓勵，我就寫了一篇散文投雜志去，第一篇就登了，我覺得自己是作家了，當時才十五六歲，很得意，老師說：“你就寫下去吧，寫到二十多歲，你也是個作家了。”她這么說，我也覺得大概就是了。中學時候的老師對我的鼓勵很大，也對我日后的寫作生涯有很積極而重要的作用，他們讓我對寫作充滿信心。我想，有一天我要當上作家。

▲ 白家合影

念高中時，一些國文老師對我也相當偏愛。念高一時，我們是全校最好的一班，功課競爭很厲害，而國文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陳老師給我的國文分數是八十分，很不得了，其他同學最好的不過六十幾分。國文分數特別高，我在高一時，名列前茅。無論要我怎樣背書，都不以為苦，我覺得老師很欣賞我，對國文便也特別重視，視念國文為一種樂趣。現在我們不著重背書，其實不對。背書是老法子，但同學在中學時，記憶力好，背幾篇好的古文、詩詞，對寫作是很有用的。

中國文字很有美感，也重視美感，重視音樂性、節奏感。像宋詞便抑揚頓挫，鏗鏘有聲，如果我們能多背幾篇，掌握文字的美和音樂節奏感，對寫作很有幫助。我們不都要去當作家，可是背誦一些詩詞，了解文字的美，它跟大自然的配合情形，卻很有益處。我剛才說文學是一種美的教育，一種情感教育，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重視科技，用電腦，用文字的機會以后恐怕是愈來愈少。我覺得漢字還是我們民族的根，我們的思想感情跟漢字的聯系很大，是不可忽視的。

在座很多是中學的同學，在這階段，你們會對人生、感情、倫理等產生許多疑問，文學也許不能都給你們找出答案，可是閱讀文學作品像小說后，可能會有所啟發。法國《解放報》問世界上的一些作家，為什么寫作？我被問時，當時用英文脫口而說：我希望把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轉化成文字。

我認為，有很多事情，像痛苦、困境等，一般人可能說不出來，或者說得不好，但作為文學家，比一般人高明的地方，就是用文字把人的內心感受寫出來，而且是寫得好。我們看了文學作品后，往往會產生一種同情，這個很重要。沒有人是完美的，完美只是一種理想。文學作品就是寫人向完美的路途上去掙扎，在掙扎的過程中，失敗的多，成功的少，但至少是往這一方面走。我想文學是寫這一個過程，寫一個掙扎，讓我們看了以后，感到這種困境，產生同情。

我從小就喜歡文學，所以走到創作路上來。中學碰上幾個老師的鼓勵，到了大學又遇到了一個好老師，就是夏濟安先生。他辦了一本雜志，鼓勵創作，要我投稿。我的大一國文老師葉慶炳先生，替《文學雜志》邀稿，后來讓我們寫小說當作文，我就寫了三篇上去，老師看了以后發回，一句評語也沒有。當時我想：老師定是不喜歡我的作品了。后來我去找夏濟安先生，他挑了《金大奶奶》發表到雜志上去。這次對我的鼓勵很大。多年以后，我問葉先生：當時你為什么不鼓勵我寫小說？他說：做作家需要一些挫折，我要給你一點挫折感，今天你不是成為一個作家了嗎？葉老師真的有意思，一個很好的老師，他就是這樣鼓勵我。我很幸運遇到這些老師，他們對我的幫助都很大。

▲ 白先勇與母親，上為白先勇

我也有一些好同學。在臺大念二年級時，我跟一班同學辦了一本叫《現代文學》的雜志。我覺得同學該有自己寫作的雜志，所以提議了。當時我們念大二，能力有限，但是有一股青年的雄心。那時，臺大校長是傅斯年，是“五四”時期的健將，在北大當學生時辦了一本叫《新潮》的雜志，很有名。既然傅校長辦雜志，我們也來辦，也來個“五四”運動。其實，我們不知天高地厚。我們沒有名氣，沒拿稿費，什么都沒有，只管寫。雜志第一期的文章不夠，我就用兩個筆名寫兩篇，一篇叫《玉卿嫂》，另一篇叫《月夢》。同班同學李歐梵，是哈佛大學的名教授，今天正在香港訪問。另外一位很有名的作家，也在香港，叫戴天。我們三人那時常常投稿。班上還有幾個同學：像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嶺南大學教授劉紹銘——他比我高兩班，還有葉維廉教授，我們的學長，替我們寫了一首詩。當時外文系的寫作風氣很盛。除以上的人外，還有余光中先生，是我們的龍頭大哥，也是外文系第一位名作家。那時余先生已經很有名，雜志的第一期，他投了一篇詩。

那時沒有錢辦雜志，我們跑去印刷廠做校對。廠長對我說印數太少，只有一千多本，就放在那里等吧！一等便等了一個下午，沒有把我們的雜志上機印。我對他說：今天你要是不印的話，我就不走。他拿我沒辦法，最后只好印了。我坐在那里邊印邊校對，就這樣把雜志弄出來。那時勁大得很，常要稿，我幾乎每期都寫，我的《臺北人》，除一篇外，都是在《現代文學》刊登的。我現在說說怎樣寫《臺北人》。

《臺北人》里面的人物，大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大都有很沉重的回憶。我當時很年輕，在那個時候寫我現在的心境，好像預言一樣。尤其是《冬夜》那一篇，寫的是一位老教授。現在的我，就是個“冬夜”。我寫《冬夜》時，大約三十歲，這樣一篇一篇寫下來。在寫《臺北人》的過程中，對自己的文化有一種悼念的感受。寫小說時，身在美國，常常反思中國文化。從十九世紀后期開始，中國傳統文化衰落下來，我常思考：原因在哪里。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感受很深。我學的雖然是西洋文學，西方文學當然非常偉大，他們的傳統也了不起，但同時對自己國家的傳統有一種檢討、反省。寫作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自我的發現（self-discovery）。

我小時在香港生活，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長大后學的雖然是西方文學，熱愛西方的一些文化，但骨子里好像有中國文化的根，深生在里面。愈寫愈發現，自己在用字時，感到更要回歸自己的傳統。我從西方文學獲益很多，學了很多技巧和思想。可是，在運用時，由于受到中國古典詩詞的熏陶和感染，以至于古文文字上的應用，使我在筆下有意無意地表露出來。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自我檢視，這包括了對文化的檢討。我們的古文明曾是這樣的輝煌，在二十世紀，如果我們要拉長來看，這個文明的發展可能是一個低點。我那時的心情都反映到作品里去。這個世紀，我們有太多的動亂，文學受到太多的政治干擾，我們走的并非是一條平順的路，所以我寫作時，覺得是一種對自己的檢討。

▲ 白先勇與王國祥

我寫小說是以人物為主的，每一篇都是。我寫的常是人的困境，因為人有限制，所以人生有很多無常感。在這種無常的變動中，人怎樣保持自己的一份尊嚴？在我小說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他們過去的一些輝煌事情、一些感情、能夠保有的一些東西。正如張隆溪教授說的，文學教人同情。我寫人物時，跟他們站在同一根線上。他們的困境，我想我也有。我不是站在一個比人高的位置上去批判人。我想，人的最后裁判，不是由人來做，只有神——一個更高的主宰，才能對人做出最后的判決。我們作家的職責，是要寫出人的困境，人的苦處。文學對我來說，并非說教，也不只是一種藝術。如果文學能夠讓讀者引起共鳴，引起同情，文學家已經達到目的。

本來，人生是很復雜的，要找到唯一的答案，是不大可能的。我寫的那些人物，他們在道德上可能都有錯失，行為方面可能也有缺失，但是我寫這些人時，基本上是處在同一個水平面、同一種處境來了解。因此，寫作，一方面是心理的，另一方面是表現作家的思考，對人生的看法和認識。同學們，你們不一定要成為職業作家，但寫作很有意思，寫自己也好，不寫自己也好，總可以寫一些感想。我想你們會感覺到寫作時，心中有很多意料不到的想法，可能很有啟發作用，我就是這個樣子。我愈是寫，愈對自己的認識和看法更清楚。寫《臺北人》寫了很久，它可以說是我生命中，尤其是那幾年——六五到七一年的重要結晶。六〇年代，中國大陸發生很大的變動，它記述了我那時的看法，它是我生命中的紀念。后來我也寫長篇小說，現在也寫散文，各式各樣的。我寫過一些電影劇本，一個舞臺劇，各方面都嘗試過，每一方面都給我一些經驗。

寫這篇小說非常苦惱，但完稿以后卻非常高興。所以我想，寫作有一點是很重要的，老師夏濟安先生也這樣說過：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寫。我想：一些主題和內容，作家各有不同的想法布置，但怎樣去表現一個故事，卻最重要。我寫《臺北人》，每一篇嘗試運用不同的方法、語調跟角度來寫，看哪一個最好。所以寫《臺北人》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用最好的技巧來寫一篇東西。同學可以試試。一般寫小說很重視開頭，可以從頭說起，從尾說起，或從故事的三分之一說起，效果都不一樣，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寫《臺北人》時，在角度和文字運用方面，感到很大的挑戰。譬如寫《梁父吟》，小說里的人物是革命元老，他們曾參加辛亥革命，他們講的語言跟我們的不同，我要找到合適的、真實的語言資料。他們是我的父執輩，他們聊天的時候，我在一旁聽，聽他們的語調。《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寫一個上海紅舞女。我曾在上海念書，會上海話，寫金大班要懂上海話，不覺得吃力；但金大班是在舞場打滾的舞女，我沒有這種生活經驗，便要努力揣摩她的性格。可見寫不同的人物時，要嘗試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寫《臺北人》過程中，扮作他人是一種寶貴的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