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書是新西蘭年輕學者斯科特·漢密爾頓的專著，以英國戰后著名的左派學者E.P.湯普森的生平和學術經歷為切入點，介紹了他的主要著作，他對于英國工人階級的經典研究，也闡述了他學術思想形成的背景，以及對于現代世界的意義。同時，在書中作者由此學術個案為發端，梳理了左翼思想與戰后英國的理論。詳細梳理了以湯普森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在后來與以佩里·安德森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之間的合作與決裂，對以湯普森為代表的英國左翼知識分子在戰后英國乃至世界政治和學術界的發展和舉足輕重的地位。

E.P. 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是一個充滿熱情、學識淵博的人。他的學術研究涵蓋范圍非常廣泛。他寫糧食暴動和研究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手稿一樣游刃有余，對蘇聯的著迷程度絲毫不亞于對華茲華斯（Wordsworth）。湯普森因其研究18 、19世紀英國的著作而聞名于世；而在生涯晚期，他又嫻熟地深入研究了巴爾干地區和印度的20世紀歷史。至少到1960年代為止，湯普森一直認為自己主要是一個詩人，他的文學遺產包括了大量詩歌，一些短篇故事，以及一篇科幻小說。

湯普森既是一位學者，又是一位實干家。無論身處象牙塔內還是象牙塔外，他都充滿自信。湯普森的政治生涯開始于1930年代后期，當時他由于為英國共產黨做宣傳，幾乎被所在的衛理公會寄宿學校開除。他在“二戰”期間率領一隊坦克登上亞平寧半島，也將英共反納粹的修辭轉變成了真實的行動。1956年脫離英共之后，湯普森成了第一代新左派中的公眾人物。新左派運動是一場短暫而充滿活力的運動，它對冷戰雙方的正統政治觀念都提出了質疑。1980 年代早期，湯普森又作為在英國復興的反核運動中最雄辯的領導者而為年輕一代所熟知。湯普森的行動總是包含寫作、演講和抗議。

學者們常常傾向于用一種“篩選”的方式來研究湯普森——選取他事業中的某一方面加以討論，而不涉及其他方面。湯普森本人不會欣賞用這種方式來看待他的一生和事業。他認為他全部的活動和寫作是有機相連的，并且不止一次地拒絕“專攻”其中任一領域。在1950年代早期，湯普森拒絕深陷黨政活動的日常業務，轉而一頭扎進對威廉·莫里斯和19世紀的研究。1970年代初，湯普森為了拒絕終身教職的誘惑不惜從華威大學辭職。盡管缺少鼓勵，有時甚至是受到勸阻，湯普森一生都在堅持著自己的文學事業，始終把自己視作一個詩人。

當我閱讀湯普森的著作時，我不斷地強烈感受到他的關切所在與我們自身時代的關聯。當我讀到湯普森譴責右翼“現代化理論”在1960 年代和1970 年代對第三世界造成的影響時，我想到了當今的反對全球化運動對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類團體背后的意識形態的控訴。當我讀到湯普森對1970 年代英國政府的陪審團制度的抨擊時，我便知道，在“反恐戰爭”的時代，他會如何看待發生在英國土地上的削減公民自由的現象。當我思考湯普森的大量反對美蘇在冷戰期間在歐洲部署核武器的文章時，我想起美國和俄羅斯的新一代領導人正忙于在東歐和中亞進行軍備競賽。像奧登和華茲華斯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對左翼的幻想破滅后便成為了權力和特權的代言人，但湯普森仍然會兼具同情心和批判性地去對待他們。聯系到當下的“回歸派馬克思主義者”（‘recovering Marxists’），如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大衛·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和諾曼·吉拉斯（Norman Geras）等人，對帝國主義在中東的軍事冒險行動的支持，便可知湯普森的這一態度在今天依然會意義深遠。湯普森對庸俗主義興起的再三憂慮，以及認為詩歌對人類進步的重要意義可與經濟等同的信念，在一個文學和藝術被市場和大眾媒介當作商品（而非思想與論爭之機緣）而獲得繁榮和被消費的時代，更是顯得前所未有地關乎宏旨。

使得湯普森在今天依然有意義的不僅僅是他的關切。年輕時的湯普森為抗議斯大林主義的暴行而離開了相對安逸的英國共產黨。面對遠離絕大多數激進工人，缺乏確定的政黨路線指導的情形，湯普森只能將各式各樣的、常常支離破碎的資源整合成一種新的、切實可行的左翼政治。威廉·布萊克的詩歌、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社會學、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烏托邦、東歐異議者轉瞬即逝的文字，以及早期英國工人運動中的英雄們，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例子。湯普森轉向這些資源來努力尋找一種能夠實現其價值觀的政治，這種價值觀是他年輕時從身為激進自由派的父親和身為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哥哥那里學到的。

在我看來，21世紀的每一位社會主義者都面臨著年輕的E.P. 湯普森在1956年主動選擇的那種困境。1989年到1991年之間蘇聯及其附庸國的垮臺，以及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向被稱作“第三條道路”的新自由主義的退卻，都意味著舊式的左翼正統資源已經消失殆盡。對于在普京和布萊爾的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而言，宣揚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甚至宣稱通過社會民主主義必定可以改善資本主義最為糟糕的特征，聽上去都十分荒謬。過去那種認為社會主義能夠極大地增加這個星球的工業產量從而拯救人類的傳統信念，在新的一代人眼中更像是一種時代的錯誤。他們感受到的危機來自全球變暖、過度砍伐以及其他工業主義的副作用。和湯普森一樣，今天的社會主義者們被迫在形形色色的領域探尋新的方案來替代斯大林主義和舊式社會民主主義的教條。

在2005年赴英研究時，我深入研究了湯普森的老同志約翰·薩維爾的許多文章，并且發現了大量未公開發表的相關文本。 但我是在新西蘭寫下這本書的，因此這本書毫無疑問受到了南太平洋的歷史與文化的影響，這里遠離現代世界的政治與經濟權力中心。南太平洋對我而言是書寫E.P. 湯普森的好地方，因為它使我對湯普森所擁有并擁護的那種傳統的復雜性保持一種批判性的警惕。在奧特亞羅瓦，以及其他南太平洋的社會中——例如湯加——知識分子面臨的挑戰是調和歐洲的觀念與古老的、錯綜復雜的本土知識分子傳統。很多理念和實踐在歐洲已經存在了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在那里它們仿佛是“自然的”、毋庸置疑的，但在這里，它們必須作出調整，并證明自身的合理性。

我們同樣可以認為，許多南太平洋社會的社會學研究可以與湯普森最重要的關注點之一直接相聯系。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的序言中提到，對于“世界大部分地區”而言，工業化以及與之相伴的災難與變革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而不是一種歷史記憶。湯普森是在1963年寫下這些話的，但他的觀察仍然適用于今天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這其中也包括南太平洋的許多地區，在這里一種以土地集體所有和集體勞動為基礎的波利尼西亞生產模式（Polynesian mode of production）正與舶來的資本主義不穩定地共存著。

湯普森自己總會被邊緣地帶及其人民所吸引。他在倫敦、紐約這樣的大都市和權力中心會覺得不自在，因而選擇生活在哈里法克斯、伍斯特、匹茲堡這種單調乏味的省級城市。身處現代世界危險邊緣的民眾，如19世紀早期西賴丁地區工廠里的工人們，或1970年代被英迪拉·甘地政府冷酷的技術官僚們侵占土地的印度農民們，他們的遭遇總是吸引著作為學者的湯普森。

激發湯普森對邊緣民眾和社會的興趣的遠不僅僅是同情。就像馬克思在最后十年中那樣，湯普森同樣相信，正是在資本主義的邊緣，才有可能發現某種針對這一體系的最強有力的替代物。因此，他一定不會感到奇怪，21 世紀第一波大規模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出現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這類“半發達”南美國家。而若想避免重蹈20世紀的覆轍，21世紀的社會主義者需要從E.P. 湯普森這里學習很多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