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以來，山西介休“13歲男孩被三名未成年逼吃糞便”的視頻在社交媒體傳播，引發各界關注。

視頻中，一個小男孩坐在地上，將屎放進嘴里后發出干嘔。作為畫外音的霸凌者要求小男孩“咽了”。

事件曝光后，據澎湃新聞消息，小男孩受精神刺激，正在接受心理治療。男孩父母在接受霸凌者父母4.5萬元賠償后，達成和解。

然而，網友憤怒難以平息，這些未成年人免于了任何懲罰。人們想知道：校園霸凌該如何界定？現實中霸凌情況究竟如何？整治霸凌者，應該怎么做？

| 校園霸凌訴訟中的受害者，半數為中學生

在垃圾桶里見過被扔掉的教科書，在樓梯拐角遇見被一群人圍住的學生，聽到過同學的惡意嘲諷……這些普通人常見的校園回憶經常被視為“玩笑”和“小矛盾”，但它們都應該被定義為“校園霸凌”。

校園霸凌可以體現為四種形式：身體霸凌、語言霸凌、心理精神霸凌以及網絡霸凌。在本文中，校園欺凌、校園暴力二詞定義基本一致，被統一用語。

除了最高人民檢察院每年對相關案件的統計數據，中國尚無其他機構對校園霸凌進行詳細統計，但通過檢索公開的裁判文書，可以了解中國已進入訴訟程序的校園霸凌事件的具體情況。

我們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檢索到了近十年（截至今年6月）所有可見的166份涉及校園霸凌關鍵詞的裁判文書。人工逐一閱讀篩選后，獲得有效文書106份。

整理后的數據顯示，進入訴訟程序的案件類型基本為民事案件，主要案由為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紛，大多訴求是得到霸凌者、學校及保險公司的賠償。

結果顯示，在我們搜集到的案例中，近一半受害者都為初中生。這與其他國家的情況大致相符。不同于大家認為高齡段才是校園霸凌的重災區，中小學往往情形嚴重。

例如，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2019年的數據，被認定為校園霸凌事件的件數，小學中有48.4545萬件，數量遠多于高中。按年級來看，小學2年級最多，有9.6416萬件，其次3年級有9.1981萬件，1年級有8.7759萬件，4年級有8.2883萬件。

日本文部科學省·2019年《問題行為和拒絕上學調查》

而法院經調查后對事件形式的定性主要為毆打，其次是打鬧、侮辱等。

在這里，毆打指欺凌方有傷害對方的主觀意愿，欺凌方和受害方存在力量上的不對等。要知道，欺凌行為往往有一定的持續性，會不止一次發生。打鬧則是指雙方或多方之間的玩鬧，通常是友好的互動，沒有惡意和傷害的意圖。

而這恰恰是界定的難點。進入訴訟程序案件中的校園霸凌形式一般為身體霸凌。但一些家長和老師認為“打是愛”，將校園暴力行為曲解為“愛和你玩才來打你”。還有人認為“打是玩”，同學間的“打鬧”不必上升到校園霸凌層面。甚至認為“打是該”，認定是受害者性格有問題、行為有錯才該被打。

同時，學生之間對校園霸凌的理解也有差異，有的認為語言上的挑釁等形式不算作校園霸凌，有的甚至意識不到自己在霸凌別人或是被霸凌。

然而，這些來自初中生的所謂的玩鬧和侮辱，遠比人們想象中殘忍。

一份公開文書顯示，某初三學生L（以下均為化名）因向H其要一包零食而發生爭執，并在宿舍打架斗毆。第二天，H伙同宿舍同學找L，叫L賠償，雙方發生沖突，H把L摁在L的床上，雙方互毆，L從席子下面拿出一把水果刀，捅中H身體9處。

另一份案例則記錄了初中生R的連續被欺凌經歷。第一次，他在超市附近被同學L抓頭發，扇了6個耳光，第二次，他在某村籃球場附近被C扇了24個耳光，并拍下視頻向R勒索200元，第三次，在某廣場五樓又被L脫掉上衣并扇耳光。R在屢次受欺凌后，出現情緒低落的癥狀，被醫院診斷為抑郁狀態，經司法鑒定中心鑒定：多次欺凌行為與R抑郁病情的惡化直接相關。

| 霸凌者判決以外傷賠償為主，且霸凌證據難以收集

訴諸法律手段后，多數霸凌者不會得到網友期待的“嚴懲”。

根據我們整理的中國裁判文書網數據，最主要的裁判結果是賠償受害者相關損失，而這類裁判結果的事由往往是毆打致使受害者就醫，即對受害者的身體造成了明顯外傷。并且，賠償的金額通常僅包含就醫期間的醫療費用、交通費、護理費、伙食補助費及營養費。

例如，前文的H被醫院診斷為腹部開放性刀穿刺傷、全身9處刀傷，但H去L宿舍向L索要零食并發生爭執是事故的起因，存有一定的過錯，可以減輕L的責任。L需賠償H醫療費16,056.40元，護理費2,967.13元（41,654元/年÷365天×住院13天×2人=2,967.13元），住院伙食補助費1,300元（住院13天×100元/天=1,300元），營養費260元（住院13天×20元/天=260元），共計20,583.53元。

由于涉及霸凌的大多為14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霸凌者通常依法不予處罰，而責令監護人嚴加管教。同時，訴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例很難得到支持。精神損失費需通過司法鑒定機構鑒定傷情，或鑒定所患心理疾病與暴力事件的相關程度，再進行裁判。這一標準相對嚴苛。

關于獲得精神損害賠償的標準，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張老師告訴我們：“至于如何判斷嚴重程度，立法很難抽象出一般標準，只能結合具體個案由法官自由裁量?！?/p>

他解釋道：“精神賠償的數額一般根據以下因素確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目的、方式、場合等具體情節；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侵權人的獲利情況；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如果精神損害未達到嚴重程度，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得不到支持?！?/p>

在我們所檢索的文書數據中，案件中霸凌者需承擔全部損失賠償的僅有三例，其余均由學校、保險公司及受害者本人共同承擔相應責任部分。

而針對言語霸凌，由于證據難以收集，被駁回訴訟請求的情況更為常見。

除錄音等可以直接證明對方進行了辱罵等霸凌行為外，受害者或目擊證人的口述往往很難作為直接證據。

其中，還包括“孤立”這類隱秘的暴力形式，對被霸凌者同樣具有傷害，但搜集證據十分困難。此外，部分案件是起訴校方追究其管理不當的責任，但大部分學校對校園霸凌聲稱進行過宣傳教育與明令禁止，來免除責任，因此往往無法認定其存在過失。

涉及行政拘留或被判處刑事處罰的案件，主要表現為各種暴力行為，其中包括了搶劫、持刀傷人、斗毆等惡性事件，甚至發生致人重傷或死亡等嚴重后果。然而，由于霸凌者通常為未成年人，即使被判處有期徒刑，刑期也通常為兩年以下，緩期一到兩年執行。

例如，一項案例顯示，初中生X與Y因瑣事發生口角，Y用跳繩打了X，X隨即找同學借了一把刀揚言要捅Y，X用刀捅刺Y左腹部，致Y受傷倒地。經司法鑒定Y為十級傷殘，法院判決X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

| 那些訴訟記錄之外的日常霸凌

法律文書庫的公開檢索數據有限。而從最高檢的數據來看，樂觀的一面是，中國校園霸凌提起公訴的事件總量在逐年減少。

2023年6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2）》。數據顯示，2022年就校園霸凌提起公訴的僅有684人。同比2018年的4590起，大幅減少。

當然，可見的數據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只有被拍照、錄像并被上傳到互聯網的霸凌事件，才受到新聞關注。更龐大的霸凌受害群體依舊隱藏在海平面下，他們的故事，如果沉默，將永遠不被知曉。

我們在豆瓣“校園霸凌事件交流小組”上爬取了364條帖子，從網友自己的描述中整理出了他們所遭受的霸凌方式。在所有霸凌形式中，言語侮辱占比最高，其次是毆打與損壞私人物品，孤立、造謠與起綽號也很常見。

而包括語言侮辱在內的各種形式，難以留下證據，受害情況難以鑒定，它們在司法途徑中的記錄寥寥。

我們在社交平臺上選取了幾條網友自述。他們坦言了童年霸凌經歷對后天性格的影響。正如一位匿名網友所言：“自卑，敏感，缺愛，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更加討厭處理人際關系，小時候也不太懂，長大后憤恨自己的遭遇?！?/p>

他們被困在每一個受到傷害的瞬間。身體受到的傷害或許會痊愈，但會留下傷疤。心靈受到的創傷，甚至難以治愈，得不到親人的理解。

同時，也有證據顯示校園霸凌對霸凌雙方生理與心理健康的影響。根據聯合國對歐洲國家校園霸凌的調查報告，部分施暴者也遭受著“后遺癥”，并不能全無負擔地繼續生活。

治理校園霸凌，已然是一個全球議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在2017年預估，全球各地都存在校園霸凌現象，每年約有2.46億兒童和青少年遭受某種形式的校園霸凌。而治理的重點之一，是關注那些“日常”的霸凌事件，提升它們的可見度。在這一方面，日韓兩國責任重要。

治理校園霸凌，已然是一個全球議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在2017年預估，全球各地都存在校園霸凌現象，每年約有2.46億兒童和青少年遭受某種形式的校園霸凌。而治理的重點之一，是關注那些“日常”的霸凌事件，提升它們的可見度。在這一方面，日韓兩國責任重要。

2022年9月，韓國教育部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校園霸凌事件依然高發，有約5.38萬學生表示“曾遭受過校園暴力”，這一數量創下九年來的新高。日本文部科學省公布的《問題行為和拒絕上學調查》結果顯示，2019年度，全國被認定為校園霸凌的事件比上一年增加68563件，達到612496件。

僅從數值來看，日本的校園霸凌事件量遠高于韓國。而這恰恰源于日本更低的霸凌認定標準。其中，有大量的非肢體接觸事件也能被計入其中，比如罵一句“胖子”，或者被同學在網上說壞話等等。嵌入日常的數據記錄與警告，對校園霸凌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 治理校園霸凌者，還需要法條外的多方行動

界定與懲處不易。那么，如何治理這些未成年的霸凌者？

公眾義憤填膺，但專家提供了更為冷靜的研判。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副主任的史衛忠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中，一味單純的懲罰和打擊，對未成年人的消極作用明顯，并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因此要盡量減少不必要的羈押和刑事處罰對未成年人的不良影響?！?/p>

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某學者也告訴我們，校園霸凌并不一定是犯罪，有些僅涉及治安處罰。目前國內將未成年人失格或越軌的行為分成三類，第一類較為輕微，為不良行為，比如逃學等，第二類是嚴重不良行為，第三類才是犯罪行為。

他同時解釋，這些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校園霸凌者，雖然沒有被直接定罪，但也并不代表不用付出任何代價。

“如果行為已經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但尚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這類情況屬于嚴重不良行為。針對這些未成年人，法院應依法責令其監護人加以管教，必要時由專門學校通過專門矯治教育對其進行教育與思想改造。若未成年人涉嫌犯罪但符合特定情形的，檢察院可能會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并給予一定的考察期，若在考察期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嚴格遵守相關規定的，那么便不會追究其刑事責任?！?/p>

那為什么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寬宥，以及還有程序上的保護呢？他告訴我們，未成年人通常欠缺民事責任能力與刑事責任能力，他們還處于社會化的進程中，犯錯情況無法完全避免，因此，目前的司法體系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態度是以教育感化為主。他強調，未成年人與成年人是有差異的，立法上的設計恰恰是為了保證公平，如果沒有區別、一視同仁，這又是另一種不公平。

當然，部分犯罪的未成年人盡管年齡未到適用刑法的最低年齡，但是他的手段高明、有組織，心智表現可以推定較為成熟，此時應該是教育感化，還是需要追究他的責任？

近年來，國內學者開始探討惡意補足年齡制度的構建可能。惡意補足年齡，即犯罪的未成年人盡管生理年齡尚未達到應該被追究責任的年齡，但其行為經過鑒定表明他的心智已經成熟，根據其主觀惡意可以在判決時兼顧對其的處罰，而不是一味地放縱。當然，置于我國司法體系的本土適用性，還在被學者討論。

歸根結底，極端的“網絡審判”與“復仇行為”不可行。家長、學校與社會，都需要肩負起責任，通過理解、教育與關懷來減少偏見與沖突，通過法律途徑來保護受害者，同時適當給予那些犯錯的孩子重新開始的機會。尤其是對于普通人，當目睹學生暴力事件的發生，站出來的呵止或報警反饋，尤為重要。

已成為中學教育者的李夢，曾經在青春期受到過多次霸凌。如今，面對孩子間的一些潛在危機，她保持留意，也感同身受。

她想，如果當年“大人們”可以站出來大聲呵斥，而不是熟視無睹、視而不見，她遺留在今天的傷害也許會更小。如今，她愿意成為這樣的大人。

“我會站出來，保護他們?！崩顗舯硎?。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作者：翟蕓，張馨，隋雨彤，程一菲，李昕怡

指導老師：趙鹿鳴

本文為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數據可視化》（本科）課程作品

參考資料：

[1]聯合國教科文組織·School Violence and Bullying–Global Status Report·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6970_chi/PDF/246970chi.pdf.multi

[2]新民網·韓國的校園霸凌有多嚴重·https://paper.xinmin.cn/html/xmzk/2023-03-20/58/31434.html

[3]日本政府官網·83%的小學中學存在霸凌現象：連續6年增加，創歷史新高的61萬件

https://www.nippon.com/cn/japan-data/h00855/

[4]假裝在東京·2018年度日本校園暴力霸凌數據及感想·https://zhuanlan.zhihu.com/p/89593800

[5]中國裁判文書網·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029CR4M5A62CH/index.html

[6]李思.校園欺凌概念的法治界定——兼論校園欺凌、校園霸凌、校園暴力的關系[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8(06):67-72.

[7]張穎鴻,李振林.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本土化適用論[J].中國青年研究,2018,No.272(10):41-48.

[8]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2）·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306/t20230601_615967.shtm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