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布拉格之春”40周年，約瑟夫·寇德卡挑選舊作，出版了一本關(guān)于此事的攝影書，在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發(fā)行有不同版本。最早由Thomas& Thudson出了英國版，然后光圈基金會（Aperture Foundation）出了美國版，書名與英國版相同，均為“Invasion Prague 68”，裝幀大同小異，封面分上中下三行，沒有照片，只有字母和數(shù)字。英國版封面中心為68兩個超大數(shù)字，占據(jù)三分之二以上面積，天頭和地腳各壓兩個英文單詞（Invasion Prague/Josef Koudelka），左邊單詞（Invasion/Josef）黑字，右邊單詞（Prague/Koudelka）白字。美國版封面也分上中下三行，數(shù)字68仍然占據(jù)版心，但不鋪地，只與第一行為黑體大字Invasion略有相接，Prague一詞為白字，字形較小，疊放在8字一角，封面下沿作者署名Josef Koudelka字形較小，只占據(jù)封面右下角落。第二年我在布拉格書店中看到此書的捷克文版本（出版商Torst是一家捷克本地出版社），發(fā)現(xiàn)書名少了一個詞，變成了Invaze 68，封面下沿為一行黑體小字：

anonymini cesky fotograf Josef Koudelka

這行文字譯成英文，即為anonymous Czech photographer Josef Koudelka（無名捷克攝影師約瑟夫·寇德卡）。改動雖小，似乎別有懷抱。

“Invasion Prague 68”美國版

旅途中買過的書，這是最重的一本，全書開本24厘米*32厘米（長*寬），將近300頁，淡灰色粗糙卡紙封面，內(nèi)頁以用重磅銅版紙印刷，成年男子單手可以拿起來，但絕不能久持。

書中圖片版式只有三種。少數(shù)豎幅照片均獨占一頁；橫幅照片或一頁兩幅，或一頁八幅，但多數(shù)是兩頁一幅。逢這種跨版頁面，一張照片實際大小也即48厘米*32厘米（長*寬），以頁面與讀者雙眼常見距離而言，照片上的人物可謂撲面而來。這大概就是常言所說的“沖擊力”。

攝影書一味求大是沒有必要的。重量并不能讓照片顯得更重要，徒然犧牲了便攜性。大多數(shù)照片，其實更適合小開本圖書。只要裝訂和印刷方式恰當，文庫本、口袋本之類的尺寸，可能是最適合攝影書的開本。這種尺寸的攝影書像小型相機一樣，可以隨身攜帶，不引人注目。翻看大尺寸的攝影書，就像用大畫幅座機拍照，儀式感成了閱讀的一部分。但不是所有照片都適合如此儀式化的閱讀方式。

寇德卡書中的照片。

當然，寇德卡這本書是例外。關(guān)于這本書，以及攝影在一個特定時刻所扮演的角色，我曾寫過一篇短文，題為《坦克開走了》：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留給讀者的第一個畫面是托馬斯醫(yī)生的背影。他站在公寓陽臺的窗戶后面，目光越過院子，落在對面的一堵墻上，心里思考著和特麗莎的關(guān)系（也許還有某些更抽象的原則）。這個畫面是我所知的最好的小說開頭之一。對長篇小說而言，最初幾頁紙決定全部故事將以什么樣的節(jié)奏進行下去。就像John Bonham的鼓聲之于Jim Page的吉他，托馬斯醫(yī)生的背影，還有他面對的那堵墻，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出發(fā)點，為這本書提供了基調(diào)和框架。

書后來被改編成電影，丹尼爾·戴·劉易斯出演托馬斯醫(yī)生，他的背影總讓我覺得和托馬斯醫(yī)生的背影有所不同。也許是他太瘦小了。托馬斯和特麗莎在一起后，某次和薩賓娜調(diào)情，薩賓娜偷偷把醫(yī)生的襪子藏了起來。托馬斯只能穿著薩賓娜的襪子回家。丹尼爾·戴·劉易斯是個好演員，但外科醫(yī)生的腿似乎不應(yīng)當那樣瘦，那樣蒼白。當然這一點并不重要。在小說里，薩賓娜藏起托馬斯的襪子，是報復他急著回到特麗莎身邊，但電影無法交代這么復雜的因果，倒是極力渲染了特麗莎和薩賓娜后來互相拍照的一幕。這件事發(fā)生在他們流亡瑞士之后，揭示了托馬斯、薩賓哪和特麗莎之間的三角關(guān)系。正是在薩賓娜的照顧下，特麗莎當年才能進入布拉格的報社，一邊在暗房里工作，一邊學習攝影。

1968年8月21日凌晨，捷共總書記杜布切克被蘇軍逮捕，隨后擄往莫斯科。那天早上，特麗莎和托馬斯大吵一架，帶著狗離家出走，卻被出現(xiàn)在布拉格街頭的蘇軍坦克所震驚。特麗莎回到家里，取出相機（電影里是一臺東德產(chǎn)PREKTICA LTL單反相機。據(jù)相機網(wǎng)站提供的資料，這臺相機從1970年12月才開始生產(chǎn)，到1975年11月停產(chǎn)。也就是說，1968年身在布拉格的特麗莎不可能用這款相機拍照）和膠卷，開始拍照。昆德拉洋洋灑灑地寫道：

以往沙俄帝國的一切罪行都被他們謹慎地掩蓋著：一百萬立陶宛人的流放，成千上萬波蘭人的被殺害，以及對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韃靼人的鎮(zhèn)壓……這些留在我們的記憶之中，卻沒有留下任何照片資料。遲早這一切將被宣布為捏造的事實。可1968年的入侵捷克可不一樣，全世界的檔案庫中都留下了關(guān)于這一事件的照片和電影片。

捷克的攝影專家與攝影記者們都真正認識到，只有他們是最好完成這一工作的人了：為久遠的未來保存暴力的嘴臉。連續(xù)幾天了，特麗莎在形勢有所緩解的大街上轉(zhuǎn)，攝下侵略軍的士兵和軍官。侵略者們不知道怎么辦。他們用心地聽取過上司的指示，怎么對付向他們開火和扔石頭的情況，卻沒有接到過怎樣對待這些攝影鏡頭的命令。

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約一半還沒沖洗的膠卷送給那些外國新聞記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報紙：坦克；示威的拳頭；毀壞的房屋；血染的紅白藍三色捷克國旗高速包圍著入侵坦克；少女們穿著短得難以置信的裙子，任意與馬路上的行人接吻，來挑逗面前那些可憐的性饑渴的入侵士兵。正如我所說的，入侵并不僅僅是一場悲劇，還是一種仇恨的狂歡，充滿著奇怪的歡欣痛快。

這大概是對攝影的歷史功能所做的最樂觀的描述。在布拉格事件里“拍了一卷又一卷”的攝影師，哪怕是那些最大膽的攝影師，像約瑟夫·寇德卡，也很快感到后怕。寇德卡曾是航空工程師，對造飛機相當癡迷，后來轉(zhuǎn)做攝影，在劇團里以拍劇照為生。寇德卡的工作方式很奇特，拍照的時候總在舞臺上轉(zhuǎn)來轉(zhuǎn)去。他似乎有一種天賦，一種自我隱形的心理機制。蘇軍入侵后，女友打電話給他，他像特麗莎一樣，帶著相機和膠卷走出家門。接下來的故事和昆德拉寫的沒有什么兩樣。拍照時寇德卡離坦克非常近（他用的是25mm的廣角鏡頭），槍響后也不懂得退縮。不知道為什么，蘇軍的狙擊手錯過了這個龐大的目標。

寇德卡沖洗出來的照片，一部分被美國攝影師帶回紐約，交給了瑪格南圖片社。瑪格南后來幫他把其余底片弄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對這些底片的命運，寇德卡本來一無所知。布拉格事變一年后，劇團到倫敦演出，同事們在酒店外圍在一起，傳看一份《星期日泰晤士報》，上面登了寇德卡的照片，署名P.P（Prague Photographer的縮寫）。蘇軍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領(lǐng)已經(jīng)合法化。當局無疑會清查拍照的人，寇德卡覺得，他們找到自己不是什么難事。他沒有回捷克斯洛伐克，從此選擇了流亡。

自我放逐的生涯太長了。Exile（《流放》）這本書中已經(jīng)暗示了那種難言的況味。布拉格事件中最著名、流傳最廣的照片上，并沒有寇德卡冒著生命危險拍下的坦克，而是一條空空蕩蕩的街道，坦克已經(jīng)開走了，街心留下兩道履帶的痕跡。照片的前景是一只胳膊，一只帶著手表的胳膊。這是寇德卡自己的胳膊，又瘦又長，捏著拳頭，突兀地出現(xiàn)在畫面當中。

這只胳膊表達了寇德卡記取此時此刻的決心。就像這幅照片上布拉格空空蕩蕩的街道和坦克履帶痕跡，他的決心是以一種極其個人的方式表達出來的。新聞攝影師常常想把自己隱藏起來，唯獨寇德卡把街道看作劇場。他穿行在坦克之間拍照，就像在舞臺上給演員拍劇照。他不在乎別人的感受，似乎也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他完全沒有不自在，那種常人置身重大歷史時刻難免的戰(zhàn)栗和抽離。

寇德卡書中的照片。

在布拉格旅行是愉快的，隨時暢飲種類多樣的啤酒，歇腳的咖啡廳到處可見，晚餐豐盛美味，酒店價格也不貴。20世紀來的旅人，總難免格外留心與卡夫卡、布拉格之春和天鵝絨革命相關(guān)的遺跡。但歷史就如此書中最后一張照片所示——一位胖大婦人拎著一桶灰漿，正用刷子刷去布拉格人刷在墻上的反蘇標語。歷史已經(jīng)被層層覆蓋了起來。

Invaze 68

Torst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