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白蕉之狂，緣于一方閑章。那是王偉平老師書寫的一副長聯，左下角鈐了一方元朱文印：“天下第一懶人”。此印眆自白蕉，是白蕉為數不多的躬自操刀之作。王老師私淑白蕉，以未能師事之為一生憾事，故藉此印慕尚先賢。

“懶”是一種難得的境界，灑脫、逍遙、任性、退藏、潛龍勿用、飯疏飲水……都可以蘊含其中。近代陳三立有詩云：“憑欄一片風云氣，來做神州袖手人”，真是懶出了天地蒼茫！明代有副對聯與此氣味相投：“看爾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滬上書家章汝奭生前曾書此為自挽聯。宋代蘇東坡陷“烏臺詩案”拜兩句四六所賜：“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再往前，那就是溫庭筠的“懶起畫蛾眉”了。后來得知，“天下第一懶人”的“懶”或諧音“蘭”，白蕉擅畫蘭，自命天下第一畫蘭之人。據說白蕉早年辦展覽，廣告語自稱當代寫“二王”第一人，還有一些文章將此印誤傳為“天下第一妄人”。不管什么人，敢稱第一，即是狂人。

白蕉“天下第一懶人”印

《七日談》1946年第二十四期刊登《天下第一嬾人白蕉》

復翁畫蘭

我雖不如王老師那樣酷嗜白蕉書法，但對于其詩詞文章，還是懷著一份期待的，因白蕉曾自許“詩第一，書第二，畫第三”，又說過“詩成或在宋元時”。只是白蕉的《濟廬詩詞》，久覓不得，民國期刊上偶見數首，未睹全璧，各大圖書館不見著錄，許是未刊稿吧。因此，當《白蕉文集》今年初甫上架（東方出版中心，2018年1月），便興奮不已，亟亟購入一冊。孰料打開文集，卻感失望。一則此集不收詩詞、小說、劇本、書信等，說是要留待續編；二則文集整理尚顯粗疏，所收文章頗多前后重復，分類不合理，編排也失序（如解放后發表的文章《百家爭鳴中關于提倡書學的問題》等居前，民國時期發表的《云間題畫甲乙集》等反而居后），全不注明發表年月，致使讀者難以清晰了解白蕉思想的發展。

《白蕉文集》，白蕉著，東方出版中心，2018年1月出版，864頁，580.00元

《西北風》1936年第十三期刊登白蕉詩詞

饒是如此，這確是白蕉文章第一次較完整的呈現，是海派書學文獻整理的成果（《文集》字數一百四十萬）。將《文集》大致翻閱一過后，雖未見到那“或在宋元”的詩，然于白蕉之狂，倒也有了些許了解。北宋小晏《阮郎歸》詞有“殷勤理舊狂”之名句，白蕉《題畫稿》亦云：“紫蘭花外盅浮綠，何事殷勤理舊狂。”不為無益事，如何遣有涯生，此番便理一理白蕉的狂吧。

白蕉之狂，首先表現為寫作方式上的擬古與蕭散。白蕉似無意為文，特別鐘情筆記文一體，如《蘭題雜存》《云間書跋甲集》《云間書跋乙集》《云間題畫甲集》《云間題畫乙集》《云間言藝錄》《白室漫記》等，輕松寫來，長短不拘。尤其《四山一研齋隨筆》共有一百八十余條，都五萬余字，內容涉及政壇、文苑、藝林，頗多掌故趣聞，是民國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如其中論民國女性詩詞、新舊詩詞等文字可另輯為《白蕉詩話》），此前于民國報刊上曾刊載部分，此次《文集》是第一次完整收入。自北宋文人書學興起之后，題跋、書信、札記等更為隨意的論書載體被采用，如歐陽修《試筆》、《筆說》、蘇軾《東坡題跋》、黃庭堅《山谷題跋》、米芾《書史》、《海岳名言》等，皆是單篇短章匯集，未嘗系統設計。著述形態與語言風格上的“去修辭化”，平易暢達、蕭散隨意的批評方式，剝去漢唐書論的神秘面紗，彰顯北宋文人書學的“日常化”。在二十世紀新文化運動之后，白蕉仍采用文言筆記的論書方式，是對文人傳統的擬則繼軌，顯示其深厚的擬古情結，立潮流之外；此與其書風取徑頗為一致，規模二王、謹守帖學，卻又并不畢肖古人，“意足不求顏色似”。

白蕉狂語，最主要表現為文人傳統中的風流自賞。《蘭題雜存》云：“左顧右盼，情馳心暢。打破陳規，敢做敢想”，“老來作賊，窺得自然”，“膽大心小，明離暗合，并不手腳忙亂”，“看之甚透，寫之無意，造化瞠目，曰噫曰噫”。窺見造化之秘，自鳴得意，遂不將古人放在眼里。《云間書跋甲集》云：“右軍之書，藏骨包筋，含文抱質。我此書亦依稀此旨，庶幾羊、薄以上乎？”“此書不知視二子（王羲之、陸機）如何？”“余此書假令米老見之，不知當作何語，真恨古人不見我也。”“東坡寫朱竹，八百余年后，云間有白蕉寫朱蘭。”“此作空諸依傍，簡無可簡，真恨古人不見我也。”“月前作草一紙，自跋云：‘羲之鬼來我筆底矣，寧止臥王蒙于紙下耶？’深夜書竟，雀躍三日，蓋深自悅也。然懸之一日而病三出，二日而病五出，三四日后通體不舒服矣！此作雖尚有信筆處。”“余未見拓本（右軍誓墓文），此從《晉書·王羲之傳》錄出。當日下筆，一時得意，竟打長印‘晉唐以后無此作’。今日視之，直欲撕入紙簏。”既大言不慚，動不動臥古人于紙下，轉眼又幡然悔悟，白蕉之狂終不可醫，故又云：“余早歲臨池，夙以之自負。遇得意處，自鈐‘晉唐以后無此作’印，狂態可掬。然迄今亦未敢以此席讓人。”

以上狂語，本散落在筆記各處，閱讀時偶然遭逢，便有會心之樂，仿佛“水含珠而川媚”。因論述之需，將其匯總一起，才顯得過于密集，不免令人生厭。然即便如此，這些狂語未必可與其現實中處世之道劃上等號。白蕉與姚鹓雛、黃賓虹、齊白石等人交往過從，情誼之厚自為世所稱道。因書畫題跋文字具有一種相對獨立的意蘊空間，此一空間允許幽默、調侃、傲物、張揚，乃至不嚴謹、不正經，嬉笑怒罵，玩世不恭。白蕉的題跋狂語延續文人傳統，具有明顯的擬古性，效仿《世說》、東坡、晚明小品等，不排除為文造情的痕跡。陳巨來說白蕉文章“似專學袁中郎一路者”（《安持人物瑣憶》），原是不錯的。

《藝文畫報》1948年第七期刊登《白蕉近展一斑》

白蕉與金學儀結婚照

白蕉狂語，最具價值之處，還是關于近代海上書壇的批評。論及近代海上書壇，吳昌碩、沈曾植、康有為、鄭孝胥等人自是無法繞過，其镕鑒古今、別裁創新之手段，向為學界所肯定褒揚，乃至被視為海派藝術精神至核心的部分。然在白蕉那里，這些書壇的“急先鋒”都具有一種“長槍大戟”的共性。《云間言藝錄》云：

吳俊卿昌碩一生，金石篆刻為上，畫次之，書為下。然其篆刻往往流于草氣，茍且了事，粗率過甚。師之者競尚霸氣為吳派，可嗤之以鼻。

長槍大戟，一種兵氣、火氣、村氣、傖氣、酒肉氣、江湖氣，不可響邇。……藝是靜中事，不靜無藝，不是近名事，近名無功……有力非火氣之謂，夾雜火氣，則不能沉雄而為傖俗……若過于鼓努為力，肆為雄強，則張脈賁興，將如潑婦罵街，成何書道？

顯然白蕉仍在堅守傳統文人書法趣味，以溫潤淡雅為尚，無法接受“亂頭粗服”的藝術，排斥鼓努為力、雄強賁張的時代風格。

近代海派書風變革的原動力，是清末碑學的興起，沈曾植所追求的目標即是“化碑為帖”。白蕉憤慨于當日海上書壇“仍有拾包、康一輩牙慧，以為帖俱是偽而不足學者，既自被欺，更欲欺人”（《云間言藝錄》），進而對“長槍大戟”的始作俑者包世臣、康有為大肆撻伐：“蕓臺之創論，本質屬于考證，議論亦尚持平。至慎伯、長素，則大有賣野人頭，不知所云之慨”，“包慎伯文章議論，遠在書法之上，然其好作玄論，故示神秘，最為可厭……其墨跡，小真書稍可觀，草書用筆，一路翻滾，大是賣膏藥漢表演花拳模樣。康長素本是狂士，好作大言驚俗，其書頗似一根爛繩索”，“安吳之尊碑抑帖，長素之崇魏卑唐，好溺偏固，自辟通規。其末流至于鋸邊蚓糞。……若謂藝事足以觀世變，則二人者固皆亂世之作手。長槍大戟，深紅大綠，粗獷之氣，逼人欲狂”，“包慎伯好為玄論，終身不懂筆法”。

以上對包、康的批評毫不客氣，“賣膏藥漢”“爛繩索”的比喻極盡挖苦之能事。白蕉很善于用比喻的方式評論書壇人物，《云間言藝錄》中對近現代海派書壇四大家一一點將，為白蕉所認可者唯有一沈曾植：

余嘗評近代書家數人，或未免太苛。論云：康有為字如脫節騰蛇，掙扎垂斃。吳昌碩如零亂野藤，密附荒籬。鄭蘇戡字如酒后水手，佻撻無行。昌碩行書學王覺斯，倘及門親炙，亦宜打手心者，沈寐叟書如古衣冠名士，于前人殆近黃道周、倪元璐，而又參鐘、索草法，其拙處可喜，然亦只可有一，不可有二。

此一擬象批評法，緣自梁朝袁昂的《古今書評》，影響后世文藝批評至為深遠，其中一些比況至今仍充滿活力，如言“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等。白蕉筆記中有一則擬象論書的大雜燴：

昔人有狀王、張、顏、米諸家之書者云：右軍似龍，大令似蛟，張旭似蛇，魯公似象，懷素似犀，南宮似虎，東坡似鷹，子昂似蝶，枝山似兔，香山似鶯。誠為妙思雋喻。

白蕉言此語發自“昔人”，但一時尚難考證其源頭，或為白蕉自己整理加工，亦未可知。白蕉的擬象批評雖是沿襲傳統，卻融入了極強的時代特性。論康有為“脫節騰蛇”，沈曾植“衣冠名士”，尚是平平；而論鄭孝胥書，則別出心裁地引入“酒后水手”這一形象，遂使一種具有一千五百余年歷史的擬象傳統，融入了近代東方都市的摩登元素。細思此“水手”應非中國人，更易讓人聯想起上海租界里的美國大兵，于是傳統批評方式又打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委實精彩倍常。

白蕉對此“發明”似頗為自得，他先后至少三次提到“酒后水手”意象。《云間言藝錄》又云：

近人作書，大都甜俗之極，了無韻味。若鄭太夷之生辣醇肆，允為今日書壇珍品。予早歲已甚鄙太夷行書，評為“酒后水手，佻撻無行”。然于其楷分之天資、功力，正復不敢正視。……余嘗謂近代知書，太夷在何子貞上。

《四山一研齋隨筆》最后一條筆記云：

六年前，為人作尺頁，偶評近代書家數人，多貶詞，惟于沈寐叟獨賞之，以為古拙雋雅，跌宕有名士致，然精者亦鮮見。憶其中評鄭蘇戡孝胥字云：“蘇戡如酒后水手，佻撻無行。”昔人謂書者如也，余與蘇戡，可謂獨具只眼。然《海藏樓詩》似尚在散原、石遺之上。余雅不好近世之所謂宋詩派，然就彼所謂，海藏將不以人廢。

以上兩條筆記還透露白蕉對鄭孝胥的欣賞之處，肯定其“天資、功力”，且認為鄭孝胥比何紹基知書，《海藏樓詩》在陳三立、陳衍之上。

白蕉書法

白蕉 《致君匋五月十三日札》，1955年。

白蕉對聯代表作

白蕉扇面

白蕉行書成扇，庚寅，1950年。

白蕉1963年畫蘭，謝稚柳補石。

明清以來書壇為董、趙牢籠，豪杰之士皆欲革帖學之弊。《云間書跋甲集》云：“趙松雪書，天資不足，功力甚深，其秀媚最悅俗眼。”論趙孟頫“天資不足”，似比傅山《霜紅龕集》論趙“學問不正”更能擊中要害。然白蕉并沒有加入近代海派書壇“以碑濟帖”的大潮流，而是秉孤傲之性，游離風氣之外，堅持在帖學內部討生活，越過董、趙，直追二王，欲實現一種“內部超越”。對于碑帖關系，白蕉為初學者所作的《書法十講》說：“碑與帖，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單學帖者，患不大；不學碑者，缺沉著、痛快之致”，“取長補短，原是游藝的精神”，“且學帖必須先學碑”。看似沒有軒輊，且重視習碑，然更為本色的《云間言藝錄》則云：“在歷史上言，帖為碑之進步；在學書上言，碑是帖之根基。未可如安吳、南海一輩，有奴主之見，好奇之談”，“提倡碑學結果，只見別裁偽體，牛鬼蛇神，洵盛極一時矣”。以“進步”視帖學，則白蕉骨子里是鄙薄碑學的。他只是將臨習碑版視為初學打基礎內容，成熟之后便不離帖學，并沒有一種汲取碑派用筆、結體、風格以出入碑帖、熔鑄生新的意識。

白蕉的“以帖濟帖”，比同時代的“以碑濟帖”更具難度，后者以面目取勝，前者則倚賴神采氣韻，毫芒之間，生死存亡。白蕉終究是成功了，其學二王所奉為枕中秘者，在“蕭散”二字。《云間言藝錄》云：

碑沉著端厚，重點畫，氣象宏肆；帖穩秀清潔，觀使轉，氣象蕭散。右軍之所以為書圣，正以其雄強。所以雄強，正以其能沉著宏肆，又蕭散不群也！蕭散二字，最好解釋，正是坦腹東床，別于諸子矜持。

米南宮云：“隨意落筆，皆自然備其古雅。”“隨意”二字，正不易言！昔人謂“謝安捻鼻，便有山澤間儀”。“便有”二字，亦正是自然。逸少坦腹東床，故別于諸子矜持耳。

白蕉確實抓住了袁昂所謂的“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他擺脫了趙、董以來崇尚法度、端端正正學二王的路數，別以一種“不端正”學二王，突破《閣帖》《圣教》之束縛，從二王雜帖采英擷華，故能另辟蹊徑，自成面目。而恰是“不端正”，使白蕉的帖學實踐具有一種不穩定性與情緒化特征，法度謹嚴既已拋棄，則更多需倚賴臨池狀態，仰仗“神怡務閑”“偶然欲書”。天資固佳，功力方面則略遜古人。職是之故，白蕉遺存的書法墨跡，便非件件精品了。

白蕉有一方閑章：“曾經白眼”，《云間題畫甲集》云：“腹中有酒，筆下來湘靈，我眼常白不能青，吁嗟乎素馨”，《四山一研齋隨筆》更有一段妙語：“余嘗語友，我有三苦，無可告訴；一聽俗人批評書畫篆刻諸藝事；一與不相干之生客寒暄，一寒夜三更便急無馬桶。”五十年代又因“中國無一人懂書法”之言論被揪出來打成右派。白蕉果然曲高和寡、知音難覓嗎？其實不然，他的藝術趣味還是趨向平和、保守的，遠不如同時期其他海上書家具有膽識。“藝是靜中事，不靜無藝。”白蕉這種藝術觀念還是比較狹隘的，若奉此為圭臬，那么“解衣盤礴”“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脫帽露頂王公前”諸般境界便被排除在藝術之外了。

晚年白蕉

白蕉之狂的最大意義，也許是為后人梳理、總結近現代海派文化提供一種理性反省的參照。毋庸諱言，長時間屬于貶義詞的海派藝術，原是有一種“豁出去”“撕下臉皮”的質素。十字街頭的海派精神中其實有股“蠻力”，它夾雜著市井氣、殖民氣、落魄氣、銅錢氣、跛腳骨氣（白蕉形容為兵氣、火氣、村氣、傖氣、酒肉氣、江湖氣），雖敢為天下先，敢沖敢撞，卻不免驕橫粗糙、不守分寸。近讀杜月笙七子杜維善回憶孟小冬之文，言其生母姚玉蘭與庶母孟小冬，恰成“京派與海派”之對比，表現為姚能接受滬上堂會清唱，而孟則對此拒絕，自與程硯秋電臺合作《武家坡》后，便發誓再不清唱。原因是清唱不戴髯口，女子發聲用力時唇、頰、眉、眼之表情原形畢現，在孟小冬看來這是不雅觀的。孟小冬之于京劇，白蕉之于書法，頗有相通之處。白蕉的存在，證明近現代都市文明的海派文藝與傳統農耕社會文人式的“游于藝”，并非捍格不通，兩者之間可以融合共存、相續生新。白蕉彰顯了海派文化中從容優裕、孤高散淡的一面。

目前的《白蕉文集》還是不夠全面的，待到續編中的詩詞、小說、書信等皆公之于眾，我們對于白蕉的認知將會更為切近深入。